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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士兵的入伍和复员经历，不经意间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变迁
在退伍之前，崔新国又专程去看了一次二舅。
二舅并不是亲舅舅，因为和母亲同姓，崔新国一直这样叫，这一称呼比一般的“叔叔”显得要亲。两年之前，正是在二舅的帮忙下，崔新国才得以顺利入伍。
当时，崔新国初中毕业闲置在家已经两年多。18岁那年，听说街道有招兵的指标，父亲就赶紧给他报了名。但是，崔新国的视力颇成问题，就一直悬着。二舅是街道办事处的主任，在父亲带着崔新国去见了他之后，由他出面，摆了一桌酒席，请了武装部和前来招兵的部队“首长”。两个月后崔新国顺利地入伍了。
两年之后，服役到期的义务兵崔新国在退伍之际首先想到的就是二舅。在鄂西北的这个小县城里，二舅是—个颇有些影响的人物。在这个基本都是熟人的社会里，二舅是个“太平洋的警察”，无论红白喜事、家长里短，大家都爱请二舅帮忙张罗，而且只要他一出面，各方面的关系都能摆平。大家有些解决不了的困难，也往往要请二舅这个街道办事处主任出面帮忙疏通各种关系。
崔新国想到要找二舅的更主要原因在于父亲的意见：你们都当过兵，话好说一些。
二舅1979年入伍，后改为志愿兵，1992年复员，被安排在街道工作，几十年--过去就成了街道办事处主任。虽然官儿不大，但是关系广，他当年的—个战友，现在已经是市人事局军转办主任。“那是掌权的，”崔新国的父亲非常明白这一点，而且他也明白，将来想要在县城谋得- 职位，都得过二舅这一关。
复员归来
父亲当初力主送崔新国去当兵，是希望他去经受一下磨练的。崔新国并不像他那些同样初中毕业的同学，成天无所事事，在县城四处惹是生非。但是，父亲仍然觉得独子的他娇生惯养，“那时觉得可能只有军队能把他给磨一下”。
这种磨练的效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作为230万军人中最基层的一个普通士兵，崔新国很快就具有了一个军人的外在特征。不惟显眼的小平头，更主要的是膀阔腰圆。而在两年前，他单薄得“一阵风就能吹倒”。8月16日，就是在退伍半年之后，他告诉本刊记者，“我现在还能够很轻易地跑五公里”。
前去当兵，除了身体的历练，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虑。在和本刊记者聊天时，他母亲就半开玩笑地说，“将来找媳妇儿也容易些”。而更主要的考虑，还是关于崔新国的前途的。
就是在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小县城，初中毕业生的学历都还是显得太低。崔新国的父亲是当地一个医院的副院长，母亲在一个商店上班，家庭条件在县城还属于不错的。但是，父母亲都很为崔新国担心，“那时候，出去打工他年纪太小，去厂里干活他又受不了那个苦，只有当兵可能是条出路。”
按照《兵役法》第56条第(二)款：家居城镇的义务兵退出现役后，由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安排工作。
对于一心求稳的父母来说，能够给崔新国在县城的机关或事业单位找到一个铁饭碗是最佳的选择。更何况他们觉得还有些关系可用。
所以，在崔新国即将退伍之前的11月，父母就要崔新国回家来，一方面可以在家里过一个年，另外—个就是好便利找工作。在崔新国去找二舅之前，父亲特意买了两瓶比较高档的酒。
崔新国的到来，令二舅很开心。他留崔新国的父亲和崔新国吃午饭。酒酣耳热，便向崔新国说起很多军旅往事。
二舅是从农村应征入伍的。入伍通知书收到的当天，大队里就组织人过来，给他戴上大红花，家里为此还请了几天客，亲朋好友纷纷前来道贺。
从县城的武装部到车站，当时是锣鼓喧天，人们排着一里多的长队，狭路相迎。二舅和他的很多战友们，都热泪盈眶。而退伍时，是由部队的车直接送到了工作报到的地方。
这和现在有很大区别。不惟入伍时没有往昔的隆重，退伍时找工作更是成为一件颇为费力的事情。此外，从部队回来时，双方的收入差距也拉大了，不过含金量不可同日而语。二舅当年在部队时，每个月拿6块钱，剩下来寄回家够一家人的开销；而崔新国—个月拿近千元的津贴，转业时还拿到几千元的退伍费，回家后这些钱却干不了什么。
“现在和那个时候不一样了，当兵的不再那么受重视了。”二舅说。父亲在一边趁机接过话头，“是啊，现在当兵的回来也比那个时候难了，新国的事情到时候还得二舅多帮忙操心。”
二舅似乎愣了一下，随即表示，“到时候再说，先等等。”
虽然没有明确的答复，父亲还是很高兴。回去经过磷肥厂的时候，他指着看门的老头告诉崔新国，“他也当过兵。”
崔新国倒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老头他倒认识，从小他就喊“于爷爷”。父亲告诉他，于是早年从军队复员转业的老军人，和二舅差不多同时，不同的是，他进了县里的一家国有企业。2003年时，企业破产了，他年纪已大，就被一一次性买断工龄，得了一万多元。
早些年，崔新国还曾见他蹬着三轮儿给别人送货，“那个时候生活也艰辛得很。”父亲说。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作为企业的军转干部，他还是得到一些退休金，每个月能够有1450元。
在这个县城里，这钱养老是够了的。
北京之行
春节时，崔新国给一个战友拜年，战友顺便问他工作的情况。在崔答复尚无着落后，战友说北京一个企业正在招退伍军人，他刚进去不久，如果崔新国有兴趣，他可以帮忙问问。
居委会一直没有工作的消息，开年了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而崔新国也一直想到北京去看看，于是就坐上火车到了北京。战友那个时候正在北京市海淀区一个叫上地的地方住，条件也并不太好，还是四个人住的架子床，崔新国就跟着挤了一个铺。
第二天，战友就告诉崔新国，公司要他去面试。
这是一个自主择业的军人开办才三年的企业。
从2001年起，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开始推行计划分配与自主择业相结合的安置政策。政策规定，担任团级或者营级职务且军龄满20年的转业干部，可以选择自主择业安置方式，按月领取退役金。政府不再指令性安排工作和职务，而是创造条件协助就业。
根据相关政策，崔新国去面试的这个公司，在过去的三年，一直享受免税待遇。
这是一个搬运公司，总经理原来是一个副团长，转业时可以选择计划安置，也可以选择自主择业，这个副团长拿到了一笔钱，就自主择业开了这家公司。
当天，谈到具体的薪水崔新国并不太满意，而且也并不太看好这家公司，双方似乎都没有进一步接触的意思。
回归县城
到北京的第五天，崔新国接到了家里的电话，二舅要他赶紧回去上班。他被安排在了城管大队。
刚从部队回家时，崔新国一时还有些不习惯，五点半就早起的习惯还保持了两个多星期。醒了发现没什么事就又睡过去。
家里没什么事情干，他于是就去找幼时年轻的伙伴喝酒，他也向大家吹嘘部队的生活，“喝啤酒都用脸盆”。也给大家讲一个胖新兵刚开始五公里的拉练跑不下来，几个老兵用绳子绑了他在前面拉着他跑的故事。
随着这些故事的逐渐远去，他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而工作，曾有一段时间让他颇不适应。“我那时还是太直。”他说。跟着大家执勤时，“有时掀别人的摊子还是下不了手。”一起出勤的同事，大家松松垮垮的，唯有他一直笔挺着腰。“毕竟还是刚当兵回来的。”领导这样笑他。不过，过了两个月，就没人再把他当作刚回来的军人了。
“我已经成功转业。”他说。
在退伍之前，崔新国又专程去看了一次二舅。
二舅并不是亲舅舅，因为和母亲同姓，崔新国一直这样叫，这一称呼比一般的“叔叔”显得要亲。两年之前，正是在二舅的帮忙下，崔新国才得以顺利入伍。
当时，崔新国初中毕业闲置在家已经两年多。18岁那年，听说街道有招兵的指标，父亲就赶紧给他报了名。但是，崔新国的视力颇成问题，就一直悬着。二舅是街道办事处的主任，在父亲带着崔新国去见了他之后，由他出面，摆了一桌酒席，请了武装部和前来招兵的部队“首长”。两个月后崔新国顺利地入伍了。
两年之后，服役到期的义务兵崔新国在退伍之际首先想到的就是二舅。在鄂西北的这个小县城里，二舅是—个颇有些影响的人物。在这个基本都是熟人的社会里，二舅是个“太平洋的警察”，无论红白喜事、家长里短，大家都爱请二舅帮忙张罗，而且只要他一出面，各方面的关系都能摆平。大家有些解决不了的困难，也往往要请二舅这个街道办事处主任出面帮忙疏通各种关系。
崔新国想到要找二舅的更主要原因在于父亲的意见：你们都当过兵，话好说一些。
二舅1979年入伍，后改为志愿兵，1992年复员，被安排在街道工作，几十年--过去就成了街道办事处主任。虽然官儿不大，但是关系广，他当年的—个战友，现在已经是市人事局军转办主任。“那是掌权的，”崔新国的父亲非常明白这一点，而且他也明白，将来想要在县城谋得- 职位，都得过二舅这一关。
复员归来
父亲当初力主送崔新国去当兵，是希望他去经受一下磨练的。崔新国并不像他那些同样初中毕业的同学，成天无所事事，在县城四处惹是生非。但是，父亲仍然觉得独子的他娇生惯养，“那时觉得可能只有军队能把他给磨一下”。
这种磨练的效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作为230万军人中最基层的一个普通士兵，崔新国很快就具有了一个军人的外在特征。不惟显眼的小平头，更主要的是膀阔腰圆。而在两年前，他单薄得“一阵风就能吹倒”。8月16日，就是在退伍半年之后，他告诉本刊记者，“我现在还能够很轻易地跑五公里”。
前去当兵，除了身体的历练，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虑。在和本刊记者聊天时，他母亲就半开玩笑地说，“将来找媳妇儿也容易些”。而更主要的考虑，还是关于崔新国的前途的。
就是在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小县城，初中毕业生的学历都还是显得太低。崔新国的父亲是当地一个医院的副院长，母亲在一个商店上班，家庭条件在县城还属于不错的。但是，父母亲都很为崔新国担心，“那时候，出去打工他年纪太小，去厂里干活他又受不了那个苦，只有当兵可能是条出路。”
按照《兵役法》第56条第(二)款：家居城镇的义务兵退出现役后，由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安排工作。
对于一心求稳的父母来说，能够给崔新国在县城的机关或事业单位找到一个铁饭碗是最佳的选择。更何况他们觉得还有些关系可用。
所以，在崔新国即将退伍之前的11月，父母就要崔新国回家来，一方面可以在家里过一个年，另外—个就是好便利找工作。在崔新国去找二舅之前，父亲特意买了两瓶比较高档的酒。
崔新国的到来，令二舅很开心。他留崔新国的父亲和崔新国吃午饭。酒酣耳热，便向崔新国说起很多军旅往事。
二舅是从农村应征入伍的。入伍通知书收到的当天，大队里就组织人过来，给他戴上大红花，家里为此还请了几天客，亲朋好友纷纷前来道贺。
从县城的武装部到车站，当时是锣鼓喧天，人们排着一里多的长队，狭路相迎。二舅和他的很多战友们，都热泪盈眶。而退伍时，是由部队的车直接送到了工作报到的地方。
这和现在有很大区别。不惟入伍时没有往昔的隆重，退伍时找工作更是成为一件颇为费力的事情。此外，从部队回来时，双方的收入差距也拉大了，不过含金量不可同日而语。二舅当年在部队时，每个月拿6块钱，剩下来寄回家够一家人的开销；而崔新国—个月拿近千元的津贴，转业时还拿到几千元的退伍费，回家后这些钱却干不了什么。
“现在和那个时候不一样了，当兵的不再那么受重视了。”二舅说。父亲在一边趁机接过话头，“是啊，现在当兵的回来也比那个时候难了，新国的事情到时候还得二舅多帮忙操心。”
二舅似乎愣了一下，随即表示，“到时候再说，先等等。”
虽然没有明确的答复，父亲还是很高兴。回去经过磷肥厂的时候，他指着看门的老头告诉崔新国，“他也当过兵。”
崔新国倒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老头他倒认识，从小他就喊“于爷爷”。父亲告诉他，于是早年从军队复员转业的老军人，和二舅差不多同时，不同的是，他进了县里的一家国有企业。2003年时，企业破产了，他年纪已大，就被一一次性买断工龄，得了一万多元。
早些年，崔新国还曾见他蹬着三轮儿给别人送货，“那个时候生活也艰辛得很。”父亲说。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作为企业的军转干部，他还是得到一些退休金，每个月能够有1450元。
在这个县城里，这钱养老是够了的。
北京之行
春节时，崔新国给一个战友拜年，战友顺便问他工作的情况。在崔答复尚无着落后，战友说北京一个企业正在招退伍军人，他刚进去不久，如果崔新国有兴趣，他可以帮忙问问。
居委会一直没有工作的消息，开年了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而崔新国也一直想到北京去看看，于是就坐上火车到了北京。战友那个时候正在北京市海淀区一个叫上地的地方住，条件也并不太好，还是四个人住的架子床，崔新国就跟着挤了一个铺。
第二天，战友就告诉崔新国，公司要他去面试。
这是一个自主择业的军人开办才三年的企业。
从2001年起，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开始推行计划分配与自主择业相结合的安置政策。政策规定，担任团级或者营级职务且军龄满20年的转业干部，可以选择自主择业安置方式，按月领取退役金。政府不再指令性安排工作和职务，而是创造条件协助就业。
根据相关政策，崔新国去面试的这个公司，在过去的三年，一直享受免税待遇。
这是一个搬运公司，总经理原来是一个副团长，转业时可以选择计划安置，也可以选择自主择业，这个副团长拿到了一笔钱，就自主择业开了这家公司。
当天，谈到具体的薪水崔新国并不太满意，而且也并不太看好这家公司，双方似乎都没有进一步接触的意思。
回归县城
到北京的第五天，崔新国接到了家里的电话，二舅要他赶紧回去上班。他被安排在了城管大队。
刚从部队回家时，崔新国一时还有些不习惯，五点半就早起的习惯还保持了两个多星期。醒了发现没什么事就又睡过去。
家里没什么事情干，他于是就去找幼时年轻的伙伴喝酒，他也向大家吹嘘部队的生活，“喝啤酒都用脸盆”。也给大家讲一个胖新兵刚开始五公里的拉练跑不下来，几个老兵用绳子绑了他在前面拉着他跑的故事。
随着这些故事的逐渐远去，他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而工作，曾有一段时间让他颇不适应。“我那时还是太直。”他说。跟着大家执勤时，“有时掀别人的摊子还是下不了手。”一起出勤的同事，大家松松垮垮的，唯有他一直笔挺着腰。“毕竟还是刚当兵回来的。”领导这样笑他。不过，过了两个月，就没人再把他当作刚回来的军人了。
“我已经成功转业。”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