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对我来说，一直是个充满诱惑的词。在上一本书《誓鸟》中，它终于被作为主题，好好地探讨了一回。2004年东南亚海啸发生的时候，我就生活在南洋，后来曾到过附近那些受难的岛屿，看到海边的工人忙着打捞、搬运尸体。生命就是这样脆弱、短暂。但一定有什么能够长于生命，牢固于生命，那是记忆。
　　应当有一种容器，可以用来盛放记忆。当然不是贝壳，它不过是个有些浪漫气质的道具，与珊瑚、岩石并没有太大区别。其实我早已找到那种容器，只是因为它看不见，摸不到，于是常常令我怀疑起来。这就是小说。
　　在过去一些年里，我一直在躲避这条写作的道路，因为它带给生活和意志的不确定性，实在太多了。可我的记忆力偏又格外地好。原本很平淡的细节，被我牢牢地抓在手中，一遍遍用那颗感情丰富的内心去揉搓，竟也能挤出几滴汁水。而我正是用笔蘸上最初的几颗水滴，写了第一篇小说。
　　记忆是个令人着迷的情人。那些写作的人，一定是被它引诱，深陷爱河的，又因为爱得太深，怕它从身边逃走，才迫不及待地拿起笔，记下来。记下来，就是关起来，把它永久地占为已有。写作的时候，我们难道不是在纵容自己的占有欲吗?
　　但是我们真的能够留住这位生性不羁的情人吗?即便知道是徒劳，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美好的尝试：普鲁斯特用躺在病床上的最后十几年，去还原他少年时那位情人的点点滴滴；杜拉斯在用《情人》一书描摹过那段美貌的记忆之后，过了许多年，当感到那位记忆情人又要远离时，她再次拿起笔，囚禁她的爱人。
　　所以小说只是记忆的一件赝品。这尊依照记忆模样雕刻出的石膏像，与记忆究竟有几分相似呢?它是否真有往昔爱人的怀抱那样温暖呢?所幸的是，它们的气息是相通的，赝品不过是帮你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那个与记忆的真身在一起的时刻。
　　大约是因为记忆和小说，活在两个不同的时空里，它们之间的亲缘常常被忽略。而写作者，是连接它们的惟一桥梁。倘若记忆是情人，那么小说就应该是私生子。
　　是的，小说就像个私生子。在记忆抛弃你之后，小说诞生，在它的起源里，就已经蕴满了疼痛。
　　它是一个秘密，要用孤独来灌溉。
　　你必须忍辱负重，忘却宴乐和荣华，带着这棵小小的胚芽隐居乡下。为了它，你必须远离人群，将热闹的心变得疏冷。它在你的身体里长大，饱食你的营养，耗用你的热量。它也许长到很大，还没有名字——当然，在心里，你也许已经用过成百上千的名字唤它。它慢慢改变着你：它使你无法骄傲起来，在它的面前，你永远是谦卑的；它使你无法彻底地快乐，因着它，你永远带着几分忧愁。你和它之间的情感十分复杂，你爱它又恨它，你一面盼着它快快长大，一面又担心它长大后离开，剩下孤单的你，了无生趣。它越长越像你曾经的记忆，它用记忆的口吻欺负你，用记忆的方式和你对峙。可你却只是更加怜惜它，依恋它——你将世界欠于你的，尽数给它。这是你热爱记忆的方式，它有多强壮，你对记忆的爱就有多深。
　　你在一点点变得沉默，话语权渐渐被私生子争夺，它长得飞快，咄咄逼人。你以为当它长大成人的那一天，就可以苦尽甘来，细数长久以来的委屈和哀痛。然而你却失望地发现，它已经完全是个独立的个体，脱离你存在着，不像你，也不像你的记忆。等到有一天，你看着它，再也不会想起从前的记忆，你就知道，它长大成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