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看到陕北革命的史料、书刊、图片及遗址，我都会眼睛一亮，涉猎其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认识的转化，陕北革命的历史影响和文化辐射，并没有结束，而是日益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时至今日，若有人提起陕北革命的人和事，党内外、学术界人士都会产生浓厚的兴趣，比如，陕北错误肃反问题，高岗问题等等。
　　近日，我花了半个月时间，仔细读完了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一书。全书约32万字，内容是陕北早期革命活动家赵通儒同志，根据自己的革命生涯，于1958年写成的。
　　慧眼识真珠！2007年，魏建国同志在档案馆查閱资料时，意外发现了久已心仪的赵通儒书稿。作为一名党史资料的整理者和研究者，魏建国喜出望外，乐在其中，也苦在其中。从发现至出版，魏建国一边工作，一边梳理，历经11个春秋，终于使沉睡了六十年的书稿见到了阳光！
　　历史是严肃的，也是需要还原的。虽说赵通儒记录的“陕北党组织七次重要会议情况”和“陕北各县早期党的活动情况”以及两篇“总论”为独家之言，缺乏应有的考察和论证，有些专家和学者可能认为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却不失为陕北党史重要和难得的资料。这样的资料求之难得，面世大快人心！
　　当我读完这本厚重而丰富多彩的陕北党史著作后，心潮澎拜，思绪万千，深切感受到这是对已经逝去的那个时代的呈现与说明。
　　从赵通儒前辈说起
　　子曰：“芝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赵通儒老前辈是矣！
　　出生于1910年的赵通儒，系陕西安定（今子长）县人。1924年，14岁的赵通儒就在绥德四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陕北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从此，他一生革命，斗志不减，即使到了生命的晚期，被取消一切待遇，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孤独，寂寞，依是矢志不移，对党信任与热爱，体现的是一位共产党员的形象。他为我们记录的这份党史资料，熠熠生辉，弥足珍贵！
　　在陕北的热土上，赵通儒也和其他优秀共产党员一样，一头扎到党的事业中，把自己的命运和党、国家、人民紧紧联在一起，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将红色的革命种子洒遍陕北23个县，为中国革命在黄土高原上开辟了坚实有力的巩固阵地。
　　1930年，出于革命的需要，赵通儒赴北平入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学院就读，接通了陕北特委与中共北方局的关系。在此期间，他把许多陕北籍的青年学生推向全国，参加各地的革命斗争，同时不断为陕北输送干部，策动青年学生发起“卧轨”“请愿抗日”运动。
　　1935年初，赵通儒以中共北方局特派员身份回到陕北。之后，他根据党的事业需要，在党内担任不同的重要职务：在陕北开辟了经济战线的工作，以解决根据地和北方局的困难;以明确的思想保护延长石油厂未受到破坏;组建西北军委警卫团，围困解放了瓦窑堡，为党中央毛主席进驻瓦窑堡提供了前提条件，做好了后勤保障工作;根据时事变化，开展统一战线和少数民族工作，为中央红军的东征、西征解除了后顾之忧;1946年在榆林被捕入狱，狱中三年，忠贞不屈，身心备受摧残，落下病魔，终生未愈。其后，由于种种原因，赵通儒被发配回原籍，历尽人生艰辛，过早地、凄凉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毋庸置疑，赵通儒是陕北早期最重要的革命家之一，永远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敬仰、追随。让人遗憾的是，赵通儒没有成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相反，在他后期的生活中是难以名状的各种冷遇。1964年10月，地方组织决定禁止他写“党史”“烈士传”“讲革命斗争史”，并由地方公安严格管制。如果说赵通儒的革命生涯能够走到最后，有关陕北早期革命的地位、作用，其文字可能是另一种描述。
　　根据书中记载，赵通儒有着坚定正确的政治主张和远见卓识。如，在“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特别紧急扩大会议”一文中，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民党本质的认识，深刻、理性。尤其是讨论工作时，确定“县委机关往乡下搬，工作中心和重心向农民、炭工、盐工、脚户等劳苦人民中扎根、深入”。这与其时在南方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思想岂不是完全一致？由此引发我们思考的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1927年的白色恐怖下继续生存和发展，最终成为党中央毛主席的落脚地，其中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决定性因素。再如，赵通儒与杜衡、杨国栋意见不一，预测到革命的曲折与艰难，主张不要过早暴露革命的潜在力量。在我们今天来看，这是经得起历史检阅的思想。
　　一言以蔽之，赵通儒前辈视野开阔，博学多闻，不仅懂政治、经济、科学，而且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社会文化学者。
　　多元文化的复合呈现
　　陕北23县，赵通儒先生刻写了16县。我们之所以为作者的描述所倾倒，是因为他对清末民初陕北的人文地理、历史背景、风土人情、宗教文化、地方物产等诸多方面无所不及，鞭辟入里，真正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呈现。如：神府三省交界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蒙汉地界纠纷;三边是外国宗教势力的重灾区，对其庚子赔款进行了专门介绍;延川城居民的市侩和小市民气，民间二三代同居的习俗;安塞地广人稀，萧条荒芜，文化教育落后;宜川地近关中，农民相对于北面各县的饭食及“香水梨”;吴堡宋家川渡口的繁华、堕落、黑暗，对吴堡社会结构的解析自然清晰，县太爷吃豆腐的故事，红枣产出与百姓生活的关系;延长石油厂的来龙去脉;米脂文人通过京城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横山的风沙，黑木头川的“蛮婆”“蛮汉”和土磁;延安的洪水和外来人;佳县的尚武风俗，白云山道教庙宇，螅蜊峪;清涧的女织;万里长城及榆林军事建置的研究与介绍;绥德高粱醋的妙用，采银，对绥德的评价（绥德，是陕北的一个简朴勤劳城市，也是简朴勤劳的中心，不似榆林那样腐化，不似延安那样萎靡）;子长的炭、油母页岩、焦炭。如此等等，都做出了生动的描述与介绍，是那个时代陕北社会全方位的展现和说明。
　　书中不乏对陕北民风淳朴，百姓勤劳、勇敢、俭朴的描写，如安定民间宽厚待客的习俗;也不乏对哥老会的描述;还记录下不少民谚、民谣和民间技艺，有的今天已经失传。这些记录，都让人耳目一新，感叹不已。如，“对面山里牛喝水，横山来些倒沙鬼”的民谣;在《安定》一文中，寥寥数语就把民间说书艺人刻画得深刻、完整。如今，其中的一些东西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字记载。 　　书中之记叙，寓革命道理于社会各个方面，自然，真实，顺理成章。书中的相关章节，对回民起义和外来宗教都有不同程度的介绍，称外来的宗教势力俨然中国政府之太上政府。作者以无产阶级革命情怀对各县社会贫富悬殊状况和贫苦百姓生活进行了解析，让人感受到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如此分析，让读者会产生诸多的思考。比如说，陕北人民的革命何以坚强有力？陕北何以能够诞生延安精神？陕北何以能够成为党中央的所在地？中国共产党何以在这块土地上迅速壮大？如此等等。
　　赵通儒前辈的这部著作生动鲜活，思想深遂，独具匠心，韵味悠长，是认识陕北难得的读本，是一部真正的陕北革命史。
　　一幅翔实、恢宏的
　　红色革命生态图
　　过去，我们对于陕北早期革命的了解，多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更多的是在县志中查找。像赵通儒如此完整、翔实、自成体系的党史资料实属前所未有。
　　赵通儒根据亲身革命实践记录的从1928年春至1930年春，中共陕北特委的七次会议，具有多维的研究价值。如，陕北特委的诞生、艰难发展历程，米脂中秋节事件，围绕“造反”“新军阀混战能否利用”“搞不搞武装和如何搞”问题的激烈争论，一脉相承的高杰村会议、耙子山会议、枣树坪会议等，对于现有掌握的早期陕北革命斗争史都是一种补充和说明。
　　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在陕北的传播者李子洲的记录非常全面，敬仰与爱戴之情溢于言表：“五四运动，李子洲为北京大学学生会主角之一，参加了爱国运动，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不只是陕北、西北，也是全国最早研习马克思主义的百八十人中之一。他精通德、英、中文;在北京大學哲学系毕业，得学士学位;在报刊发表文章，笔名逸民;书法工魏碑，兼善空心字;批评过中国的诸子百家，西洋的德、法、英、日古代及各哲学流派、社会主义;研读过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德文原著和英文译本，《哲学之贫困》《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反杜林论》诸经典著作原文;善组织群众，集体行动，天姿聪颖，巧于说服。当时，北京的西北在京学生及教界人士，公称领袖。”书中还记录了李子洲的弟弟李登霄和妹妹李登岳也是榆林中学首先发展的党团员。
　　陕北早期的革命无不与杜斌丞先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杜斌丞是一位重量级别的人物。文中对于杜斌丞的描写，也是寓人物于社会背景之中，引用了“能不能，问斌丞”的民谚，把杜斌丞与井岳秀互相为用，井岳秀的奢靡，当时榆林上层官僚的结构，写得立体、形象、一目了然。之前，我们所见到的有关杜斌丞的描写都是开明的、革命的。赵通儒客观地记录了杜斌丞的另一面，让读者感到自然、可信，合乎情理，是一种历史本真的再现与说明。
　　呼震东是陕北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曾为延安第四中学校长，为革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是一位重要人物。赵通儒对于呼震东的性格特征、革命活动、后期表现做出了公正的评价。同时，也看到了赵通儒对呼震东后期放弃革命的不满之情。赵通儒前辈彻底的革命情怀，由此可见！
　　清涧起义是陕北早期革命的重大事件，作者对其进行了翔实记录与解读。在作者看来，石谦被井岳秀诱至榆林刺杀，并非完全冲着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的革命活动，而主要是害怕石谦日益坐大，取而代之，把井岳秀的本性剖析得深刻清晰。这种去伪存真的治史态度，冲破了多少传统的说教。
　　令人惊叹的是，据统计，赵通儒在书中记录了26位鲜为人知的陕北早期女党团员的名字，以及她们的革命事迹与人生轨迹。此前，我们只是零星看到一点，如此众多的集中展现，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根据编者的梳理，全书有名有姓的人物有600多名，其中在陕北活动过的人物有560多名。作者对这些人物的记录详略有别，让读者对于陕北早期革命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感受，也一定会引领诸多研究者深入这一领域。
　　总之，赵通儒前辈侠义勇敢，心系百姓，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既宏大又简约的陕北早期革命生态图。
　　书中的亮点难以尽述，一种难以驾驭、难解其味的感受时时笼罩着笔者，在此只能是一孔之见，简单言之。如若想了解和掌握更多的东西，请君主动深入。
　　启 示
　　读完赵通儒的著作，我想，陕北早期的革命史是否需要重新构建？如何重新评价赵通儒及其书中诸多历史人物及其相关事件？对于这些早已逝去的党史人物本身而言，虽然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而作为党的历史呈现，需要为社会，为后人做出正确的评判。因此，关于赵通儒及其陕北早期革命史上的一些人物与事件，需要重新给予考察、说明、评判。这既是一个原则，同时也是一个立场问题。
　　面对赵通儒同志呈现出的党史资料，我们深切感受到对于陕北早期革命斗争史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书中没有写到的靖边、保安（今志丹）和延安南面的甘泉、鄜县（今富县）、洛川、中部（今黄陵）、宜君等，应该给予补充。我们知道，宁夏大学设有专门研究西夏史的学术机构。作为陕北文化中心的延安大学、榆林学院，有责任，有义务设立专门研究陕北早期革命史的学术机构。
　　毛主席说：“我说陕北有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陕北早期革命斗争史的重要性，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占据的地位显而易见，在党史中应该占据专门的位置，独立的篇章，绝不可含糊其辞，大而化之，更不能可有可无。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