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浙派篆刻家丁仁、王禔、吴隐、叶铭等人发起，提出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于孤山南麓结社。因地邻西泠桥畔，遂取名“西泠印社”，正所谓“人以印集、社以地名”。
　　西泠印社先后由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等名家担任社长。百年间，声望日隆，且云起而景从，诸多精擅篆刻、书画、鉴赏和考古的专家纷纷入社，李叔同、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丰子恺……以及河井仙郎、长尾甲、河井荃庐、小林斗庵、金膺显等日韩各国金石书画大家和而应之，名家荟萃。今年，已空缺多年的社长一职又由德高望重的饶宗颐先生担任，实为幸事。
　　西泠印社立社之初，虽尚未有“西泠印社出版社”之名，却一直伴随着出版活动，成为中国最早期从事出版活动的团体之一。尤其是对印谱、碑帖与印学研究著作的大量搜辑、考订、出版，如《吴让之印存》、《西泠八家印选》等出版物，对篆刻艺术的传承、普及和推扬，功不可没。
　　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泠印社逐渐沉寂，曾经引领风骚几十年的百年名社，忽然淡出人们视野。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彼时的西泠印社下属的几个实体公司，仅一家印泥公司勉强维持着生计，其余都入不敷出，西泠印社仅靠一点租金维系经营。最为困顿之时，甚至需要通过向银行借贷发放员工工资。九十年代甚至出现了“小林斗庵退社事件”。就连“全贮湖山在目中”的四照阁也因为年久失修，部分结构被白蚁蛀蚀，此番岌岌可危之状，成为西泠印社的一个缩影。西泠桥畔的“天下第一社”仅成为游客凭吊先贤遗迹的旧址，而西泠印社出版社的境况更是可想而知。
　　1978年正式成立的西泠印社出版社，由原先的西泠印社编辑部发展而来，规模一直不大，始终是七八个人，但也保持着稳定的收益，其刊印的挂历、年画一直名声在外。西泠印社出版社社长江吟回忆说，“那时候做挂历，几天内就有几百万的收益。”后来图书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出版社体制僵化，不能适应市场竞争，效益越来越差。2000年，因选题未报批便提前出版等原因，被国家新闻出版社总署勒令停业顿整。旧体制之下，西泠印社和出版社的困顿和停滞，直到2002～2003年才得以转变。
　　
　　百废待兴，擦亮招牌
　　2002年，西泠印社出版社公开招聘总编辑一职，39岁的江吟通过竞聘而被选中，接受任命担任出版社社长至今。当年，应聘者多为出版业内人士，而此前并非出版人的江吟脱颖而出，其中有些原由。
　　江吟16岁考上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研习古典文学和书法，其书法师从朱关田、骆恒光二位良师，获益匪浅。毕业后，回到故里松阳，担任浙江松阳师范学校的《文选》和《书法》两门课程的教师。在之后近二十年的教育生涯中，尽其所能地推广书法教学，主编了中国第一部探讨中师书法教学规律及方法的《中师书法教程》，又参与编写浙江省和全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写字》课本。由于在中等师范教材建设中的贡献，1995年获得“曾宪梓教育奖”，1997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被浙江省政府授予“特级教师”称号。与此同时，江吟自2005年便担任浙江松阳师范学校副校长，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
　　在书画方面的专业素养，且同时具备行政管理经验和才能——兼具的两者能力使得原本应聘总编辑一职的江吟，直接担任了社长，具体管理出版的事务。尤其是管理方面的能力，或许是当时西泠印社选拔、权衡的重要标准。对于当时刚刚挣脱旧体制的西泠印社出版社来说，通过“新形象、新思路”打开新局面，是至关重要的。
　　江吟说，当时的西泠印社“停了一年多时间，作为一个行政机构，突然面临市场经济，那段时间没有适应这个过程。”分析当时出版社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问题、经营问题和人才问题”。
　　于是，江吟执掌西泠印社出版社之后的首要举措，便是推动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将西泠印社出版社作为独立法人单位进行运作。原先出版社由杭州市文化局下属的西泠印社办公室领导，2005年5月，出版社成为新组建的西泠印社社委会下属的实行企业化管理的独立事业法人，具有独立的财务权、人事权，责权明确，并且开始实行绩效考核，解决出版社的体制和管理上的问题。
　　同时，江吟广揽人才。“我刚来的时候，由于当时停业整顿，专业人才都流失了。出版社是需要高尖端文化人才的地方，只有少数本科生，没有高级职称的编辑，现在博硕士、高级职称的编辑很多，不断地通过公开招聘来引进新鲜血液。出版的东西是头脑经济，文化主要是靠人才。”
　　“以前，人家开玩笑说我们是‘捧着金饭碗要饭’，我来了之后要擦亮这个品牌：一是要坚守金石书画的专业，用高品位的图书做品牌；另外是用技法类的图书去抢占市场，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原则去做书。”
　　
　　改制之后的风生水起
　　毋庸置疑，2003年，成为了西泠印社出版社发展史上的分水岭。一系列的改革使出版社起死回生，短短几年间，风生水起。
　　江吟介绍说，调整后的出版结构主要以三类为主，“一个是技法类图书，比如《素描基础》，中国经典历代碑帖导读、导临。技法类图书虽然码洋不高，但是销量很大，面对全国巨大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第二类是高质量的书，比如大型的书画册，《王羲之全集》、《怀素全集》、《近现代画册北平简谱》……，这类图书质量高，是高码洋的。”高频率、高质量的出版活动，不仅恢复、发展了出版社的形象和实力，并且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效益。此外，西泠印社出版社也打造了《篆刻常用字字典》、《章草大辞典》等工具书。“工具书是属于长销的，不强调时效性，两三年内不会退出市场，比如《篆刻字典》，重印量很大，已被日本一家出版社引进版权。”
　　技法类图书、传统品牌图书、工具书，成为西泠印社出版社三大主要图书，其长销特点十分显著。江吟介绍说，新时期以来出版物的重版率达到百分之七八十，而出版规模相对此前也非同日而语，“目前新出书的品类很多。原来接手的时候，一年大概50种左右，去年已经是近500种图书，拓展了近十倍的图书量。而且从2003年就开始赢利。在同类美术类出版社，效益算是佼佼者。”相比国内其他美术类出版社，“我们是完全做市场的，没有教材教辅。”或许，这对于一家小型出版社是不易之事。
　　“现在全国各地金石书画类的专家，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出书，篆刻类的更是如此。一旦擦亮招牌，西泠印社便显现出其品牌优势，与其他单纯书画艺术出版社相比，历史积淀尤为深厚。”江吟自豪地说。
　　西泠印社出版社的出版物中，《印学史》、《陈洪绶作品集》、《钱君匋论艺》等荣获“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铜奖”；《吴昌硕作品集（续编）》、《陆俨少作品精粹》、《南湖革命纪念馆馆藏墨迹精选》等荣获浙江省树人奖和优秀奖； 2006年，承担国家大型文化工程《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的编辑出版；2007年《中国印章艺术史》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08年，《中国古代石窗》入选第二届国家“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改制以来，图书出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百年名社的风范再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倚赖资源，图产业化发展
　　江吟说“虽然未来图书电子化，但是纸质图书，尤其是书画类，肯定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利用现在的手段，把书做得更加精美，更加具有还原性，更加符合市场，不断挖掘传统的宝库。” 江吟介绍说，西泠印社出版社的碑帖不仅讲求其高清晰的还原性，而且在装帧上也追求精品化。对同一资源进行不断挖掘，全方位开发、出版。“例如单王羲之《兰亭序》，就有笔法类《王羲之兰亭序笔法》、放大临摹类等几种，满足小学生、老年人、专业人士等全方位需求。”
　　不仅如是，出版社外界的环境，尤其是西泠印社集团的产业化发展也为出版社提供了新的契机。
　　2005年的“江南第一槌”，是西泠印社的拍卖公司的首次亮相，春秋两季拍卖会分别取得了1.96亿元和2.52亿元的成交额，创下长江以南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最高纪录。2008年，百年历史的西泠印社正式成立了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意味着西泠印社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轮新的文化体制改革之中，西泠印社初步形成了以艺术品原创、出版、展览、推广和拍卖为主的产业链，巩固了“天下第一名社”的品牌。
　　时至今日，西泠印社已是海内外金石研究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大的文人团体，在国际印学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西泠印社每年以现代意义的社团组织形式从事古典的艺术探索，运作模式也主张艺术的多元性，开展篆刻作品评展、国际篆刻书法作品展，西泠印社印文化博览会等大型国际性综合艺术活动。
　　西泠印社出版社作为西泠印社产业发展中一个重要板块，也正展示着其最为重要的角色形象。江吟說，“我的经营理念，是做一个有特色的小巨人，不求大。就像是航空母舰和小船，航空母舰有它的优势，但是掉头不方便，但是小船可以随机应变。”或许经历磨难的西泠印社出版社面对未来，有着更为切实的规划。
　　西泠印社出版社力图在新的百年，以专业美术类图书为核心的编辑出版业务，延伸拓展相关收藏和教育培训领域，努力形成专、精、特、新的鲜明特色，以精品书打品牌，以技法类图书争市场，抓质量、树品牌、出效益，并积极寻求社会化合作，加快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一体化和产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