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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服务体系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发挥着重大作用，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高频关键词。本文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以2014—2019年中国知网刊载的有关公共服务体系的1598篇CSSCI文献为样本，从核心作者、研究机构、高被引文献以及关键词最小树聚类图等方面绘制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知识图谱，对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热点领域进行归纳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其研究不足与前沿趋势，以期为未来公共服务体系的深层次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公共服务体系;知识图谱;热点领域;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4-0065-10
公共服务对于保障以及改善民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共服务的供给被认为是政府的基本职能，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被看作是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选择。可就目前情况来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伴随而来的是社会大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越来越明显;地区、城乡以及群体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公共服务”一直是我国公共政策中的高频关键词，面对新形势，国家有关公共服务体系的顶层设计也在逐渐走向深入。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
公共政策是我国学术研究的重要驱动力，在此背景下，近些年我国学者对公共服务体系开展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富成果，因此，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借鉴姜晓萍、苏楠[1]等学者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CiteSpace软件，以2014—2019年中国知网刊载的有关公共服务体系的1598篇CSSCI文献为样本，绘制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知识图谱，并对研究的热点领域进行归纳，以期为未来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深层次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工具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工具
本文选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利用CiteSpace软件自带的关键词分析以及最小树聚类等功能，可视化再现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热点主题。同时，选用Excel作为辅助工具，对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核心作者、研究机构、高被引文献等做整体分析。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文献研究数据来源。具体操作时间为2020年5月29日。具体检索过程是：把“公共服务体系”或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为检索主题;以2014—2019年为检索年限;期刊来源选择CSSCI;将检索条件设置为精确，共得到以“公共服务体系”或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主题的相关文献共计1628篇。为保证研究数据的准确性，本文进行了数据筛选，将新闻、会议通知、书评、短讯等非研究性文献以及与“公共服务体系”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主题不符合的文献进行了剔除。最终，共筛选出1598篇有效文献。
二、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
研究状况整体分析
（一）核心作者
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对2014—2019年间以“公共服务体系”或者“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主题的作者发文量进行统计，对发文量≥5篇的作者进行了排列（见表1）。从表1可见，发文量在5篇及以上的学者共有10人，分别是南开大学的柯平教授以及郑建明教授、苏州大学的王家宏教授、兰州大学的李少惠教授、四川大学的姜晓萍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吴理才教授等。
（二）研究机构
首先，从研究机构发文量上看（见表2），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2014—2019年间发表与公共服务体系主题相关的文献最多，共计21篇;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位列第二，发表相关文献共计18篇;苏州大学体育学院和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发文量均为17篇;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发文量都在10篇以上。其次，从研究机构的地域分布上来看，在排名前20所的研究机构中，有12所研究机构所处地域位于南方，發文量达到141篇，占发文总量的63%。另外，有8所研究机构位于北方，发文量共82篇，占发文总量的37%。不难看出，南方尤其以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等为代表已经成为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核心力量;北方在研究我国公共服务体系中则更多以北京市、天津市作为代表。北京市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掌握着最新的政策信息;上海市、天津市、江苏省、广东省等都是全国经济发达地区。这说明经济基础与政策信息是推动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重要因素。最后，从研究机构的性质上来看，各大高校院系仍然是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主要力量，占发文机构的85%;研究院、研究型公共图书馆次之，占比为15%。
（三）高被引文献
表3是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排名前20位的高被引文献，可以看出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综合性和复杂性，研究涉及行政学、政治学、信息科学、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行政学与国家行政管理、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社会学与统计学、行政法与地方法制等领域。此外，通过高被引文献，我们还可以看出，近年我国关于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热点颇多，主要囊括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互联网+”等大背景下政府创新服务与管理模式，公共文化服务、公共体育服务等具体子模块，公共图书馆，均等化等方面。 三、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
研究的知识图谱
关键词是一篇文章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一般情况下揭示了文章的核心观点。使用CiteSpace对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有助于帮助我们把握研究热点。如表4所示，根据频次的高低，本文列举了排在前45位的高频关键词。此外，通过比较中心度和关键词的频次情况，列举了公共服务体系研究影响力较大的排在前10位的关键节点，它们依次是，绩效评估（0.76，16）、政府购买（0.75，49）、社会组织（0.75，28）、社会治理（0.69，23）、图书馆服务（0.68，15）、新型城镇化（0.47，35）、全民健身（0.45，29）、城乡一体化（0.35，22）、均等化（0.22，71）、公共服务（0.18，215）。透过图1知识图谱，也可以看出，这些影响力较大的关键节点基本上与2014—2019年我國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热点重合。
图1是基于关键词共现的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最小树聚类图谱，全景再现了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全貌。图谱中共有350个节点，206条连线，图谱密度为0.0034。由于图谱中关键词的词频差别比较大且有大量关键词存在重叠的现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调整。图中节点的大小与关键词的词频成正相关，即关键词词频越高，其在图中的节点就越大。通过图中节点，可以直观地看出关键词词频较高的有公共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新型城镇化等。图中不同颜色的线条，代表了不同的年份。通过线条颜色，可以看出最新研究热点词有大数据、公共数字文化、智慧社区等。综上，可以发现该图谱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板块内容：第一部分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主要包括社会治理、供给侧改革、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等关键词。第二部分是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主要包括均等化、新型城镇化、农村、流动人口等关键词。第三部分是公共服务评估机制研究，主要包括指标体系、绩效评估、满意度等关键词。第四部分是公共服务体系子模块分类构建研究，主要包括全民健身、公共文化服务、公共体育服务等关键词。第五部分是公共服务与大数据融合研究，主要包括大数据、公共数字文化、智慧社区等关键词。
四、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
研究的热点主题
公共服务体系自从被学术界关注以来，关于公共服务体系的概念、内容、价值追求等基本方面已经取得了突出的进展，研究成果已经比较成熟。通过高频关键词表和最小树聚类图谱，可以较清晰地看出，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领域研究的热点仍然分散、众多且变化速度快，公共图书馆等若干集成性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智慧服务、数字服务等新兴热点也不断涌现。本文基于对知识图谱和关键词的分析，对聚类进行整合，可将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热点主题归纳概括为以下三大部分。
（一）公共服务体系机制创新研究
1.公共服务与供给机制。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主要是为了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从而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为满意的公共服务产品。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在本质上是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公共性与市场性的关系。目前，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扩大，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表现得越来越明显。[2]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推动了学术界对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方面的研究。高海虹指出，当下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应注意调整自身定位，要由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者，转变为公共服务相关政策的制定者、决策者以及监督者。政府应通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来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从而为公共服务培育新的供给主体。[3]首先，关于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国内学者对其基本达成了共识，即多元主体供给模式。吴理才等指出，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私营企业、公民个人等社会力量都是公共服务的参与主体。[4]马雪松指出，在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层面，要发挥政府主导、社会和市场协同、公民积极参与的作用，从而实现公共服务多元主体之间优势互补的局面。[5]其次，关于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方式和模式，马艳霞指出，社会力量可以通过实体兴办、活动赞助以及项目资助等具体方式来参与其中。[6]司马双龙、吕承文从类型学角度出发，对公共服务的多元主体供给模式进行研究，提出多元主体之间实际上存在水平分离和垂直分离两种模式。[7]此外，关于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困境及完善路径，梁立新指出，形成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共建格局还存在多重困境，诸如公众参与渠道不畅通，参与意识比较淡薄、市场主体之间缺乏竞争机制、非营利组织发展存在制度障碍等。[8]陈庚、崔宛指出，应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政策、树立多元治理的理念、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等方式，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9]最后，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面，它作为一种较新颖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其研究成果在近些年已成体系，姜晓萍、陈朝兵等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内涵、边界、困境、改革路径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10]
2.公共服务与城乡统筹。我国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努力建设国家新型城镇化。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问题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此，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就是要解决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问题，尤其要着眼于农村公共服务问题。韩增林等从对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定量测度出发，通过建构教育、文化、信息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这6方面的服务指标体系，以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为对象，综合评测了各个省份城乡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研究发现我国各省份城乡之间公共服务水平差异显著。[11]对于我国城乡公共服务非均衡的原因，吴根平指出，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且农村公共产品主要依靠农民自身而非公共财政供给，直接造成了城乡之间差距，城市居民享受的诸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与保障、公共文化建设、公共体育建设等公共服务水平要远远高于农村居民。[12]还有一些学者针对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张华、张桂文在比较英国、瑞典、美国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基础上总结出经验，认为城乡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具有动态性和阶段性特征，农村现代化、公共财政均衡化、各级政府职责分工明确对于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作用。[13]颜德如、岳强指出，改造户籍制度、向农村地区倾斜财政支出、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供给等方式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14]张晖指出，应通过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加快信息化建设等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要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机制，尤其增加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逐渐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15] 3.公共服务与评估机制。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建设，公共服务体系这一完整性、系统性制度安排中的绩效评价机制逐渐得到更多关注。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是以提高公众满意度以及服务质量为最终目的的一种评估机制。2012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就把“群众比较满意”作为一个重要目标，指出要健全绩效评价制度，不断提高社会满意度。目前，可将学术界有关这部分的研究成果分为三大类。一是关于公共服务绩效考核主体的研究。崔英楠、王柏荣指出，政府在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时，绩效考核主体过于单一，政府在其中仍占据主导地位，认为应将第三方机构以及公众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主体中。[16]宁靓、赵立波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论证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受政治、环境、公众个人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由此提出实现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主体地位的建议。[17]刘大伟、于树贵认为，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价主体应由“政府本位”向“公民本位”转变，努力形成以“公民本位”为主导，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价体系。[18]二是关于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内容的研究。对于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内容，有些学者从投入、分配过程、结果等单个环节进行研究，也有学者主张整体性评估。基于结果来评价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公民满意度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马秀玲、张宾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广东、河南、甘肃中的三县公共服务公民满意度进行研究，发现三地整体上存在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不高、供需不匹配、公共服务配置不均衡等问题。[19]基于整体性评估，谢星全指出，基本公共服务评价评估框架提倡投入、产出、满意度与公共利益、平等主义等价值的整合，公共利益以及平等主义等价值更是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内容。[20]三是关于公共服务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孙怡帆、杜子芳、邢景丽通过建立“投入、便捷、均衡、满意度”4个一级指标体系，设计出适合我国基本公共教育特征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2006—2014年我国省级行政区划单位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进行综合评价。[21]姜文芹通过运用Pearson相关系数和区分度分析的技术优化方法，建立了3大民生类别以及9个具体领域中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22]朱楠、任保平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以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11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为基础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对我国省级行政区划单位的公共服务质量进行评估。[23]
（二）公共服务与子模块构建
公共服务体系涵盖公共教育服务、公共体育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基本社会保险服务、基本劳动就业创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等多个子模块。基于高频关键词和最小树聚类图，在子模块分类构建中，公共文化服务和公共体育服务是2014—2019年热点研究领域。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公共文化服务以及公共体育服务的研究内容集中在供给主体与模式、均衡性、绩效评价等方面，与上述内容多有重复，所以，不再展开论述。此处，将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公共图书馆这一专项研究进行梳理。
公共图书馆服务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1月，文化部印发《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更好更快发展，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2017年7月，文化部印发《“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201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施行。随着一系列政策法律的相继出台，公共图书馆服务已经被学术界广泛关注。目前，学术界有关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研究已发展成一个集成性的专题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数字图书馆建设、公共图书馆评估与立法。
一是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随着我国体制化改革进程不断深入、依法治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公共图书馆管理范式也在发生改变，作为公司治理模式的法人治理结构逐步被引进到公共图书馆管理改革中来。范兴坤概括了当下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建设的现状，指出“淡马锡模式”对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有重大启示作用。[24]张晓桦指出，法人治理作为公共图书馆领域的一种制度创新，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法人治理作为一种“舶来品”，由于尚未实现本土化加上缺乏相配套的关联制度，在实践中具有一定挑战性，认为要从法律制度层面入手，为其改革提供根本依据。[25]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对推动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制度建立以及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根本标志是建立图书馆理事会制度。肖容梅指出，深圳福田区在建立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制度上率先进行了有益探索，对全国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制度的建立具有重大意义。[26]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是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一个必然结果。王培培、吴瑞丽指出，可以将TOT、BOT、特许经营、服务外包等具体的PPP模式应用到公共图书馆服务供给上，选择私营部门合作，进一步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27]刘晓婷、赵胜等指出，政府作为购买主体，可以向企业、社会公益组织等承接主体购买诸如图书馆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服务。[28]
二是数字图书馆建设。21世纪以来，我国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吕玉洁、葛菁认为，在以数据化为典型标志的信息化时代，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要实现与数字化的融合。公共图书馆要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读者需求，为读者提供更具特色的针对性服务，来构建公共图书馆研究平台。此外，公共图书馆要以数字服务终端为导向不断延伸公共图书馆服务，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评价指标。[29]金武刚指出，公共图书馆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渗透性、分众性、扩散性、分层性、营销性、先进性等特征，来实现公共图书馆服务线上与线下的结合。[30]史江蓉提出，在微信、微博、移动客户端等自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应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开通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图书馆官方微博，推出基于使用移动客户端的“手机图书馆”等方式来提供公共图书馆数字化服务，并构建了“微服务体系”公共图书馆模型。[31]游晓丹指出，“互联网+”时代，公共图书馆智慧服務是大势所趋，要通过建立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公共图书馆社交网络智慧服务和以移动APP为代表的公共图书馆移动智能端智慧服务来创新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模式。[32] 三是公共图书馆立法与评估。关于公共图书馆立法方面，自201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正式颁布、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如同雨后春笋。柯平指出，《公共图书馆法》是我国公共图书馆进入法治化阶段的必然产物，为我国公共图书馆体系化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33]金武刚指出，《公共图书馆法》规定了一系列相关制度，并把这些基本制度划分为四大类，认为这些基本制度的构建有利于促进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30]关于公共图书馆评估方面，柯平、宫平构建了公共图书馆服务绩效评估框架以及相关理论模型，并且针对评估体系、评估导向和评估运行等提出了相应建议。[34]邹金汇、柯平对我国公共图书馆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加以创新研究，不断完善公共图书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35]孙成江、李琪通过构建三级评估指标体系对我国31个省级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加以实证研究。[36]
（三）公共服务与大数据
公共服务与大数据融合的研究是学术界关于公共服务研究的最新进展，大数据、公共数字文化、智慧社区等关键词高频出现。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的迅速发展给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也为我国公共服务的创新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催生了公共服务的新形态。大数据技术、数字化技术在推进公共服务精细化、改善非均等化问题、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方式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关于推进公共服务精细化方面，李雪松认为，公共服务精细化的核心目标是以公众为中心，根据公众需求和预期，来满足公众的个性要求，提供精细化服务。这一实际过程离不开大数据资源和技术，大数据是推进公共服务精细化的关键。[37]姜雯昱、曹俊文也指出，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可依托大数据技术，基于公众日常使用的“云平台”以及线下终端的元数据信息，精准挖掘公共服务的相关数据资源，以此来精准预测公众的服务需求，为公众提供精准化服务。[38]容志指出，大数据对于公共服务需求识别的意义在于，不仅能获得社会成员行为状态数据，提高需求辨识的精确度，还能发现个体乃至群体的行为轨迹，预测服务需求，提高决策的预见性。[39]其次，关于改善非均等化问题方面，肖希明和完颜邓邓指出，数字化技术在这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群体之间公共服务享有存在非均等化问题，强调依托数字化技术为视障残疾人开发盲人数字图书馆、依托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为进城务工群体提供购买车票服务等。[40]最后，在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方式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能方面，刘祎、张奇等认为，在大数据技术的指导下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实现供需对接。[41]此外，陶国根指出，政府在大数据视域下存在数据意识淡薄、数据开放不足等问题，对政府公共服务的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42]
五、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评价
通过梳理与分析2014—2019年我国学术界关于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相关文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公共服务体系专项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学术界不再围绕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性问题进行笼统描述，而是更多地将研究重点转向某一具体问题，如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问题、绩效评估问题、均等化问题、公共图书馆建设等，围绕具体问题展开专项研究，逐步推动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朝着深入化方向发展。在专项研究上，仍存在一些不足，学者们往往对某一热点问题或某一热点问题的某个方面着墨颇多，如公共服务均等化，它是指要实现不同地区、群体以及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但目前研究多集中在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京津冀地区、民族地区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以及流动人口、残疾人群体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等还值得被进一步关注。
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来看，公共服务体系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研究视角得到拓展。学者们不再单一地使用规范研究法、定性研究法研究问题，而是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尤其，在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领域，结构模型构建等实证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应用。此外，通过对1598篇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公共服务研究的视角得到拓展，除行政学、政治学视角以外，一部分学者开始从社会学、管理学以及信息技术学等学科视角探讨问题，但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仍然较少。
（二）研究展望
根据上述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进展和不足，结合高频热点词对未来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作出展望，具体如下：
研究内容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全面化。关于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专题研究，在关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基础上，应将研究目光更多地转向地区以及群体之间。目前，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东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一体化合作地区的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突出，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是未来研究突破的重点。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村劳动人口进城务工，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享有问题，即流入地如何保障流入人口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值得被进一步探讨研究。[43]
新兴科学技术与公共服务融合。大数据、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智慧公共服务等都是新兴研究热点，兴起时间集中在2016—2018年。在这个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会为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带来持久的动力。应用大数据技术、数字化技术创新公共服务模式、提高公共服务效能以及为公众提供精细化服务等值得被进一步探讨，这将是未来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趋势。
研究方法多样化和研究视角多元化。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要倡导用数据、用事实研究论证。所以，定量研究以及實证研究仍是未来研究趋势。此外，未来研究应注重从多个学科视角进行探讨，如信息技术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等，加强跨学科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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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Knowledge Map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 Research in China
— based on CSSCI （2014—2019） data of CNKI
MIAO Jun-ling，DU Tian-yu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 066000，China）
Abstract：Public service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which is a high frequency keyword in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China. Using CiteSpace Bibliometrics software，this paper takes 1598 CSSCI literatures about public service system published in CNKI database in 2014-2019 as samples，draws the knowledge map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of core authors，research institutions，highly cited papers and keyword minimum tree clustering map，etc，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hot areas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past six years，and further explores its research deficiencies and forward trend，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 in the future.
Key Words：public service system;knowledge map;hot areas;research prospects
責任编辑：刘 博
收稿日期： 2020-05-31
基金项目： 本文为燕山大学博士基金项目“信息技术背景下官僚制组织发展趋势研究”（B98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苗俊玲，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杜天悦，管理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
关键词：公共服务体系;知识图谱;热点领域;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4-0065-10
公共服务对于保障以及改善民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共服务的供给被认为是政府的基本职能，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被看作是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选择。可就目前情况来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伴随而来的是社会大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越来越明显;地区、城乡以及群体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公共服务”一直是我国公共政策中的高频关键词，面对新形势，国家有关公共服务体系的顶层设计也在逐渐走向深入。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
公共政策是我国学术研究的重要驱动力，在此背景下，近些年我国学者对公共服务体系开展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富成果，因此，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借鉴姜晓萍、苏楠[1]等学者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CiteSpace软件，以2014—2019年中国知网刊载的有关公共服务体系的1598篇CSSCI文献为样本，绘制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知识图谱，并对研究的热点领域进行归纳，以期为未来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深层次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工具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工具
本文选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利用CiteSpace软件自带的关键词分析以及最小树聚类等功能，可视化再现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热点主题。同时，选用Excel作为辅助工具，对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核心作者、研究机构、高被引文献等做整体分析。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文献研究数据来源。具体操作时间为2020年5月29日。具体检索过程是：把“公共服务体系”或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为检索主题;以2014—2019年为检索年限;期刊来源选择CSSCI;将检索条件设置为精确，共得到以“公共服务体系”或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主题的相关文献共计1628篇。为保证研究数据的准确性，本文进行了数据筛选，将新闻、会议通知、书评、短讯等非研究性文献以及与“公共服务体系”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主题不符合的文献进行了剔除。最终，共筛选出1598篇有效文献。
二、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
研究状况整体分析
（一）核心作者
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对2014—2019年间以“公共服务体系”或者“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主题的作者发文量进行统计，对发文量≥5篇的作者进行了排列（见表1）。从表1可见，发文量在5篇及以上的学者共有10人，分别是南开大学的柯平教授以及郑建明教授、苏州大学的王家宏教授、兰州大学的李少惠教授、四川大学的姜晓萍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吴理才教授等。
（二）研究机构
首先，从研究机构发文量上看（见表2），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2014—2019年间发表与公共服务体系主题相关的文献最多，共计21篇;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位列第二，发表相关文献共计18篇;苏州大学体育学院和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发文量均为17篇;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发文量都在10篇以上。其次，从研究机构的地域分布上来看，在排名前20所的研究机构中，有12所研究机构所处地域位于南方，發文量达到141篇，占发文总量的63%。另外，有8所研究机构位于北方，发文量共82篇，占发文总量的37%。不难看出，南方尤其以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等为代表已经成为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核心力量;北方在研究我国公共服务体系中则更多以北京市、天津市作为代表。北京市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掌握着最新的政策信息;上海市、天津市、江苏省、广东省等都是全国经济发达地区。这说明经济基础与政策信息是推动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重要因素。最后，从研究机构的性质上来看，各大高校院系仍然是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主要力量，占发文机构的85%;研究院、研究型公共图书馆次之，占比为15%。
（三）高被引文献
表3是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排名前20位的高被引文献，可以看出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综合性和复杂性，研究涉及行政学、政治学、信息科学、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行政学与国家行政管理、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社会学与统计学、行政法与地方法制等领域。此外，通过高被引文献，我们还可以看出，近年我国关于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热点颇多，主要囊括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互联网+”等大背景下政府创新服务与管理模式，公共文化服务、公共体育服务等具体子模块，公共图书馆，均等化等方面。 三、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
研究的知识图谱
关键词是一篇文章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一般情况下揭示了文章的核心观点。使用CiteSpace对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有助于帮助我们把握研究热点。如表4所示，根据频次的高低，本文列举了排在前45位的高频关键词。此外，通过比较中心度和关键词的频次情况，列举了公共服务体系研究影响力较大的排在前10位的关键节点，它们依次是，绩效评估（0.76，16）、政府购买（0.75，49）、社会组织（0.75，28）、社会治理（0.69，23）、图书馆服务（0.68，15）、新型城镇化（0.47，35）、全民健身（0.45，29）、城乡一体化（0.35，22）、均等化（0.22，71）、公共服务（0.18，215）。透过图1知识图谱，也可以看出，这些影响力较大的关键节点基本上与2014—2019年我國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热点重合。
图1是基于关键词共现的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最小树聚类图谱，全景再现了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全貌。图谱中共有350个节点，206条连线，图谱密度为0.0034。由于图谱中关键词的词频差别比较大且有大量关键词存在重叠的现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调整。图中节点的大小与关键词的词频成正相关，即关键词词频越高，其在图中的节点就越大。通过图中节点，可以直观地看出关键词词频较高的有公共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新型城镇化等。图中不同颜色的线条，代表了不同的年份。通过线条颜色，可以看出最新研究热点词有大数据、公共数字文化、智慧社区等。综上，可以发现该图谱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板块内容：第一部分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主要包括社会治理、供给侧改革、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等关键词。第二部分是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主要包括均等化、新型城镇化、农村、流动人口等关键词。第三部分是公共服务评估机制研究，主要包括指标体系、绩效评估、满意度等关键词。第四部分是公共服务体系子模块分类构建研究，主要包括全民健身、公共文化服务、公共体育服务等关键词。第五部分是公共服务与大数据融合研究，主要包括大数据、公共数字文化、智慧社区等关键词。
四、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
研究的热点主题
公共服务体系自从被学术界关注以来，关于公共服务体系的概念、内容、价值追求等基本方面已经取得了突出的进展，研究成果已经比较成熟。通过高频关键词表和最小树聚类图谱，可以较清晰地看出，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领域研究的热点仍然分散、众多且变化速度快，公共图书馆等若干集成性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智慧服务、数字服务等新兴热点也不断涌现。本文基于对知识图谱和关键词的分析，对聚类进行整合，可将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热点主题归纳概括为以下三大部分。
（一）公共服务体系机制创新研究
1.公共服务与供给机制。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主要是为了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从而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为满意的公共服务产品。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在本质上是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公共性与市场性的关系。目前，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扩大，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表现得越来越明显。[2]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推动了学术界对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方面的研究。高海虹指出，当下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应注意调整自身定位，要由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者，转变为公共服务相关政策的制定者、决策者以及监督者。政府应通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来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从而为公共服务培育新的供给主体。[3]首先，关于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国内学者对其基本达成了共识，即多元主体供给模式。吴理才等指出，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私营企业、公民个人等社会力量都是公共服务的参与主体。[4]马雪松指出，在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层面，要发挥政府主导、社会和市场协同、公民积极参与的作用，从而实现公共服务多元主体之间优势互补的局面。[5]其次，关于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方式和模式，马艳霞指出，社会力量可以通过实体兴办、活动赞助以及项目资助等具体方式来参与其中。[6]司马双龙、吕承文从类型学角度出发，对公共服务的多元主体供给模式进行研究，提出多元主体之间实际上存在水平分离和垂直分离两种模式。[7]此外，关于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困境及完善路径，梁立新指出，形成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共建格局还存在多重困境，诸如公众参与渠道不畅通，参与意识比较淡薄、市场主体之间缺乏竞争机制、非营利组织发展存在制度障碍等。[8]陈庚、崔宛指出，应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政策、树立多元治理的理念、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等方式，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9]最后，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面，它作为一种较新颖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其研究成果在近些年已成体系，姜晓萍、陈朝兵等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内涵、边界、困境、改革路径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10]
2.公共服务与城乡统筹。我国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努力建设国家新型城镇化。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问题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此，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就是要解决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问题，尤其要着眼于农村公共服务问题。韩增林等从对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定量测度出发，通过建构教育、文化、信息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这6方面的服务指标体系，以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为对象，综合评测了各个省份城乡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研究发现我国各省份城乡之间公共服务水平差异显著。[11]对于我国城乡公共服务非均衡的原因，吴根平指出，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且农村公共产品主要依靠农民自身而非公共财政供给，直接造成了城乡之间差距，城市居民享受的诸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与保障、公共文化建设、公共体育建设等公共服务水平要远远高于农村居民。[12]还有一些学者针对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张华、张桂文在比较英国、瑞典、美国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基础上总结出经验，认为城乡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具有动态性和阶段性特征，农村现代化、公共财政均衡化、各级政府职责分工明确对于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作用。[13]颜德如、岳强指出，改造户籍制度、向农村地区倾斜财政支出、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供给等方式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14]张晖指出，应通过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加快信息化建设等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要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机制，尤其增加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逐渐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15] 3.公共服务与评估机制。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建设，公共服务体系这一完整性、系统性制度安排中的绩效评价机制逐渐得到更多关注。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是以提高公众满意度以及服务质量为最终目的的一种评估机制。2012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就把“群众比较满意”作为一个重要目标，指出要健全绩效评价制度，不断提高社会满意度。目前，可将学术界有关这部分的研究成果分为三大类。一是关于公共服务绩效考核主体的研究。崔英楠、王柏荣指出，政府在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时，绩效考核主体过于单一，政府在其中仍占据主导地位，认为应将第三方机构以及公众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主体中。[16]宁靓、赵立波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论证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受政治、环境、公众个人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由此提出实现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主体地位的建议。[17]刘大伟、于树贵认为，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价主体应由“政府本位”向“公民本位”转变，努力形成以“公民本位”为主导，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价体系。[18]二是关于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内容的研究。对于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内容，有些学者从投入、分配过程、结果等单个环节进行研究，也有学者主张整体性评估。基于结果来评价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公民满意度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马秀玲、张宾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广东、河南、甘肃中的三县公共服务公民满意度进行研究，发现三地整体上存在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不高、供需不匹配、公共服务配置不均衡等问题。[19]基于整体性评估，谢星全指出，基本公共服务评价评估框架提倡投入、产出、满意度与公共利益、平等主义等价值的整合，公共利益以及平等主义等价值更是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内容。[20]三是关于公共服务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孙怡帆、杜子芳、邢景丽通过建立“投入、便捷、均衡、满意度”4个一级指标体系，设计出适合我国基本公共教育特征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2006—2014年我国省级行政区划单位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进行综合评价。[21]姜文芹通过运用Pearson相关系数和区分度分析的技术优化方法，建立了3大民生类别以及9个具体领域中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22]朱楠、任保平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以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11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为基础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对我国省级行政区划单位的公共服务质量进行评估。[23]
（二）公共服务与子模块构建
公共服务体系涵盖公共教育服务、公共体育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基本社会保险服务、基本劳动就业创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等多个子模块。基于高频关键词和最小树聚类图，在子模块分类构建中，公共文化服务和公共体育服务是2014—2019年热点研究领域。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公共文化服务以及公共体育服务的研究内容集中在供给主体与模式、均衡性、绩效评价等方面，与上述内容多有重复，所以，不再展开论述。此处，将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公共图书馆这一专项研究进行梳理。
公共图书馆服务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1月，文化部印发《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更好更快发展，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2017年7月，文化部印发《“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201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施行。随着一系列政策法律的相继出台，公共图书馆服务已经被学术界广泛关注。目前，学术界有关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研究已发展成一个集成性的专题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数字图书馆建设、公共图书馆评估与立法。
一是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随着我国体制化改革进程不断深入、依法治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公共图书馆管理范式也在发生改变，作为公司治理模式的法人治理结构逐步被引进到公共图书馆管理改革中来。范兴坤概括了当下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建设的现状，指出“淡马锡模式”对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有重大启示作用。[24]张晓桦指出，法人治理作为公共图书馆领域的一种制度创新，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法人治理作为一种“舶来品”，由于尚未实现本土化加上缺乏相配套的关联制度，在实践中具有一定挑战性，认为要从法律制度层面入手，为其改革提供根本依据。[25]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对推动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制度建立以及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根本标志是建立图书馆理事会制度。肖容梅指出，深圳福田区在建立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制度上率先进行了有益探索，对全国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制度的建立具有重大意义。[26]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是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一个必然结果。王培培、吴瑞丽指出，可以将TOT、BOT、特许经营、服务外包等具体的PPP模式应用到公共图书馆服务供给上，选择私营部门合作，进一步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27]刘晓婷、赵胜等指出，政府作为购买主体，可以向企业、社会公益组织等承接主体购买诸如图书馆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服务。[28]
二是数字图书馆建设。21世纪以来，我国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吕玉洁、葛菁认为，在以数据化为典型标志的信息化时代，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要实现与数字化的融合。公共图书馆要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读者需求，为读者提供更具特色的针对性服务，来构建公共图书馆研究平台。此外，公共图书馆要以数字服务终端为导向不断延伸公共图书馆服务，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评价指标。[29]金武刚指出，公共图书馆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渗透性、分众性、扩散性、分层性、营销性、先进性等特征，来实现公共图书馆服务线上与线下的结合。[30]史江蓉提出，在微信、微博、移动客户端等自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应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开通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图书馆官方微博，推出基于使用移动客户端的“手机图书馆”等方式来提供公共图书馆数字化服务，并构建了“微服务体系”公共图书馆模型。[31]游晓丹指出，“互联网+”时代，公共图书馆智慧服務是大势所趋，要通过建立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公共图书馆社交网络智慧服务和以移动APP为代表的公共图书馆移动智能端智慧服务来创新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模式。[32] 三是公共图书馆立法与评估。关于公共图书馆立法方面，自201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正式颁布、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如同雨后春笋。柯平指出，《公共图书馆法》是我国公共图书馆进入法治化阶段的必然产物，为我国公共图书馆体系化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33]金武刚指出，《公共图书馆法》规定了一系列相关制度，并把这些基本制度划分为四大类，认为这些基本制度的构建有利于促进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30]关于公共图书馆评估方面，柯平、宫平构建了公共图书馆服务绩效评估框架以及相关理论模型，并且针对评估体系、评估导向和评估运行等提出了相应建议。[34]邹金汇、柯平对我国公共图书馆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加以创新研究，不断完善公共图书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35]孙成江、李琪通过构建三级评估指标体系对我国31个省级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加以实证研究。[36]
（三）公共服务与大数据
公共服务与大数据融合的研究是学术界关于公共服务研究的最新进展，大数据、公共数字文化、智慧社区等关键词高频出现。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的迅速发展给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也为我国公共服务的创新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催生了公共服务的新形态。大数据技术、数字化技术在推进公共服务精细化、改善非均等化问题、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方式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关于推进公共服务精细化方面，李雪松认为，公共服务精细化的核心目标是以公众为中心，根据公众需求和预期，来满足公众的个性要求，提供精细化服务。这一实际过程离不开大数据资源和技术，大数据是推进公共服务精细化的关键。[37]姜雯昱、曹俊文也指出，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可依托大数据技术，基于公众日常使用的“云平台”以及线下终端的元数据信息，精准挖掘公共服务的相关数据资源，以此来精准预测公众的服务需求，为公众提供精准化服务。[38]容志指出，大数据对于公共服务需求识别的意义在于，不仅能获得社会成员行为状态数据，提高需求辨识的精确度，还能发现个体乃至群体的行为轨迹，预测服务需求，提高决策的预见性。[39]其次，关于改善非均等化问题方面，肖希明和完颜邓邓指出，数字化技术在这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群体之间公共服务享有存在非均等化问题，强调依托数字化技术为视障残疾人开发盲人数字图书馆、依托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为进城务工群体提供购买车票服务等。[40]最后，在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方式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能方面，刘祎、张奇等认为，在大数据技术的指导下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实现供需对接。[41]此外，陶国根指出，政府在大数据视域下存在数据意识淡薄、数据开放不足等问题，对政府公共服务的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42]
五、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评价
通过梳理与分析2014—2019年我国学术界关于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相关文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公共服务体系专项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学术界不再围绕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性问题进行笼统描述，而是更多地将研究重点转向某一具体问题，如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问题、绩效评估问题、均等化问题、公共图书馆建设等，围绕具体问题展开专项研究，逐步推动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朝着深入化方向发展。在专项研究上，仍存在一些不足，学者们往往对某一热点问题或某一热点问题的某个方面着墨颇多，如公共服务均等化，它是指要实现不同地区、群体以及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但目前研究多集中在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京津冀地区、民族地区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以及流动人口、残疾人群体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等还值得被进一步关注。
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来看，公共服务体系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研究视角得到拓展。学者们不再单一地使用规范研究法、定性研究法研究问题，而是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尤其，在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领域，结构模型构建等实证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应用。此外，通过对1598篇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公共服务研究的视角得到拓展，除行政学、政治学视角以外，一部分学者开始从社会学、管理学以及信息技术学等学科视角探讨问题，但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仍然较少。
（二）研究展望
根据上述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进展和不足，结合高频热点词对未来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作出展望，具体如下：
研究内容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全面化。关于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专题研究，在关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基础上，应将研究目光更多地转向地区以及群体之间。目前，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东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一体化合作地区的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突出，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是未来研究突破的重点。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村劳动人口进城务工，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享有问题，即流入地如何保障流入人口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值得被进一步探讨研究。[43]
新兴科学技术与公共服务融合。大数据、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智慧公共服务等都是新兴研究热点，兴起时间集中在2016—2018年。在这个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会为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带来持久的动力。应用大数据技术、数字化技术创新公共服务模式、提高公共服务效能以及为公众提供精细化服务等值得被进一步探讨，这将是未来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趋势。
研究方法多样化和研究视角多元化。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要倡导用数据、用事实研究论证。所以，定量研究以及實证研究仍是未来研究趋势。此外，未来研究应注重从多个学科视角进行探讨，如信息技术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等，加强跨学科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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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Knowledge Map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 Research in China
— based on CSSCI （2014—2019） data of CNKI
MIAO Jun-ling，DU Tian-yu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 066000，China）
Abstract：Public service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which is a high frequency keyword in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China. Using CiteSpace Bibliometrics software，this paper takes 1598 CSSCI literatures about public service system published in CNKI database in 2014-2019 as samples，draws the knowledge map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of core authors，research institutions，highly cited papers and keyword minimum tree clustering map，etc，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hot areas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past six years，and further explores its research deficiencies and forward trend，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 in the future.
Key Words：public service system;knowledge map;hot areas;research prospects
責任编辑：刘 博
收稿日期： 2020-05-31
基金项目： 本文为燕山大学博士基金项目“信息技术背景下官僚制组织发展趋势研究”（B98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苗俊玲，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杜天悦，管理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