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文人的不懈追求，一旦“货”得成功，便急不可待地要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但一旦“货”得不顺畅或中途受阻，往往会发牢骚讲气话，以发泄自己“怀才不遇”的痛楚与愤懑。颇有意思的是，文人发牢骚的方式有相同之处，那就是将自己的牢骚付诸笔端。意味深长的是，文人们在将自己的牢骚付诸笔端时，又往往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有的直抒胸臆，有的托物言志，有的谈神说鬼……
　　汉武帝刘彻当上皇帝后，便征召天下贤良之士。文士东方朔上书自荐，获得汉武帝的重视，令待诏公车（在指定的官署中等候任命），后被任命为常侍郎、太中大夫等官职，成为汉武帝的近臣。于是，东方朔便自我感觉良好，曾上书言政治得失，陈述农业战争等强国之计，但武帝始终视他为俳优（以玩滑稽戏为职业的艺人），在政治上并不重用他。于是东方朔很生气，写出了他的牢骚之赋《答客难》，直抒胸臆地宣泄他的不平：“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用今天的话说即是：抚慰他就安宁，折腾他就痛苦；尊崇他可以为将领，贬斥他可以为俘虏；提拔他可在青云之上，抑制他则在深泉之下；任用他可为老虎，不用他则为老鼠。虽然做臣子的想尽忠效力，但又怎知道进退得宜呢？
　　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接受了行台侍御史程钜夫的推荐，诏令赋闲在家的文人赵孟頫进京。赵孟頫进京后受到忽必烈的亲自接见，这使他喜不自胜，备受鼓舞，连忙表态，要用平生所学来报答忽必烈的“知遇之恩”。在被忽必烈任命为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后，赵孟頫更是迫切希望自己能有一番作为，于是，他满腔热情地对元朝的弊政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见，不料却遭到蒙古大臣的极力反对，忽必烈则明显地偏袒蒙古人。至此，赵孟頫才如梦方醒，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蒙古人的一个摆设而已。原来，以黩武著称的忽必烈从骨子里瞧不起读书人，但他要摆出一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姿态，以此来笼络人心，而赵孟頫才华横溢，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又是赵宋宗室，所以他自然成为忽必烈的首选。对此，赵孟頫很气愤，专门写了一首牢骚之诗《罪出》，托物言志地道出了他的苦闷：“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
　　大清的乾隆皇帝喜好附庸风雅，常把侍读学士纪晓岚带在身边。学富五车的纪晓岚觉得皇帝对自己好得不得了，就对乾隆巡游无度而劳民伤财之事大胆进谏说：“东南财力已经耗尽，皇上应当设法救济才是。”不料乾隆当场训斥道：“朕看你文学尚优，所以让你领四库全书馆，其实不过是把你当作戏子蓄养，你怎敢妄谈国家大事？”热脸贴到冷屁股上的纪晓岚虽然心里非常不爽，但面对“文字狱制造大师”的乾隆，自然是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甭说发牢骚了。于是乎，纪大才子除了适时地向主子奉献“四万里皇图，伊古以来，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五十年圣寿，自前兹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之类的贺联之外，就是百分之百地遵照乾隆的圣谕，任意“腰斩”、篡改典籍，兢兢业业地编纂乾隆的“形象工程”——《四库全书》。另外，没有发牢骚的纪晓岚偏偏爱上了谈神说鬼，并给后人留下了一本鬼神著作《阅微草堂笔记》。后人说了，原来不敢发牢骚的纪晓岚很“艺术”地把牢骚发到了鬼神身上。
　　无论怎样发牢骚，上述三个文人终其一生，竟然奇迹般地性命无忧，富贵无忧，官位无忧，并得以善终，堪称中国封建社会文人从政的“光辉典范”。但我们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个中的“道道”：东方朔之所以敢于直抒胸臆地发牢骚，且大呼“安知前后”，是因为汉武帝毕竟有容纳文人发牢骚的“雅量”；而忽必烈就没有汉武帝这样的“雅量”了，所以赵孟頫要保住自己的颈上人头，就不敢像东方朔那样直抒胸臆，而只能托物言志，把自己说成是“笼中鸟”；到了纪晓岚所处的时代，别说直抒胸臆，就连托物言志的机会都没有了，否则，一概杀无赦、灭九族，所以纪晓岚既没有直抒胸臆，也没有托物言志，只是战战兢兢地谈神说鬼。
　　可见，文人从直抒胸臆到托物言志，再到谈神说鬼，并不代表文人的日子越过越舒畅了，牢骚越来越少了，脾气越来越没了，反而恰恰说明文人的日子越过越压抑了，发牢骚的“权力”越来越萎缩了，说话的空间越来越逼仄了……当然，这已不仅仅是中国文人的悲哀，更是中国整个社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