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政府履职之初，国务院各部门有非行政许可审批453项。经过连续三年的多轮清理，到2015年5月，国务院各部门已全面完成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清理工作。尽管当下“非行政许可审批”的概念已成为历史，但不少办事群众却发现，身边的“奇葩证明”并没有彻底消失。
　　“奇葩证明”为何在生活中屡屡出现？舆论普遍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政府部门存在着服务主体与客体的倒挂。一些基层办事人员往往分不清谁是主、谁是客，这种本末倒置的服务观念成为“奇葩证明”赖以生存的土壤之一。
　　有时政观察人士认为，带有历史痕迹的“证明崇拜”现象，是管理理念过时的根本原因，也是一种看似负责却并不有效的“懒政行为”。
　　对此，《法制时报》曾刊文指出，“无证明，不存在”的行政管理手段，目的往往是让服务部门免除信息筛查成本和避免为后续责任承担风险，是以当事人的“多劳”来换取行政部门“永逸”的懒政惰政，根本上是一种行政本位与权力本位意识。
　　除了理念落后，舆论普遍认为，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也是办事群众陷入“为证明跑断腿”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各部门之间数据资源共享不充分、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通，使得办事群众在相关部门之间“跑断腿”“磨破嘴”，甚至有的还需要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之间进行循环证明。
　　由于信息不共享，如今很多部门处于“信息孤岛”状态。一项调查表明，在过去的一年里，百姓办一个手续，有近13%的人跑了10趟以上，而3趟以下就办完的不到1/3。
　　“主要原因是公安、社保、民政等部门尚未建立数据共享平台，社保中心无法掌握参保人的动态信息。”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社会保险局副局长刘建军认为，“假如建立了全国性跨部门的人口信息大数据平台，许多证明就可以取消了。”可见，在信息化时代，各职能部门以开放的姿态建构大数据库进行数据共享，已是现实所需、大势所趋。
　　为群众办事虽说是相关部门必须履行的工作职能，但办理速度的快慢、办理范围的大小，却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因而，“奇葩证明”背后暗藏的某些“灰色利益链”也牵绊了群众办事的脚步。
　　《南方周末》评论认为，因为自由裁量权大且缺乏有力监督，部门领导、经办人就有了很大的腾挪空间。由于有利可图、有空可钻，一些部门和单位的少数工作人员便借机刁难办事群众，吃拿卡要、谋取私利。
　　此前，《人民日报》刊登了许多读者关于办事难的来信——自己去办手续，受到各种刁难也办不下来，强调“规定就是这样的”，可一旦把红包递上去，或找个熟人帮下忙，三下五除二就办下来了。
　　“一些政府办事机构为树立威信，故意在某些环节卡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赵成根认为，“这实际上是权力滥用。”如果“奇葩证明”背后的灰色利益链不消除，部门利益不能得到遏制，简政放权就可能避重就轻、大打折扣。
　　尽管国务院已经出台了诸多简政放权的政策，但专家认为，各部门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一些部门甚至对“证明”背后的权力和利益恋恋不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安树伟举例说：“这就好比一个人原本有很大的權力，现在要求削减权力，那这个人肯定是不乐意的，因为他能获得的利益也会相应减少。”
　　“每个部门都不想削权，会随时盯着其他部门削了多少权。如果你的部门权力削了，而其他部门的权力却在不断扩充，在政府常务会议上，你自然会越来越没有地位。而且，如果哪位领导削掉了含金量较高的审批权，回去和下属也难交代，因为那是一大块利益。”在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克稳看来，这样的阻力和矛盾不仅存在于各管理机关内部，也存在于中央与地方之间。
　　除此之外，一些部门长期以来不作为、滥作为的不正之风，也是对中央简政放权政令执行不力的一个原因；个别机关干部敢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行我素、顶风违纪，恐怕还源于多年的积习与惯性。要想有效解决这种“惯性病”，片面强调自觉提高认识、加强个人素养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必须建立起具体可操作、有针对性的制度，切实形成常态化的监督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