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污染”还是行政“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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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政府近日宣布:2009年起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市政府称,“禁猪”的首要原因是东莞环境容量日趋窘迫,不堪承受养猪业的污染之重。“禁猪令”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策,并且还会由禁养生猪扩大到禁养家禽等。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东莞以不堪承受污染之重为名禁养生猪,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此举的真实目的是在于应对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工业用地紧张的状况。正如副市长梁国英所言,以发展制造业为主的东莞仅2465平方公里的土地,城市化接近80%,保留大量的养殖基地会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
  农业让位于工业,这是工业化发展的一大趋势。东莞市政府对于“禁猪令”作出的所谓科学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政府是否有权以科学的名义强行消灭一种产业,是否可以通过行政手段禁止农民一种习惯的生活方式。这背后其实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的问题,它的核心在于政府的决策是否真正保证了公平和正义。
  提起东莞,人们自然想到发达的制造业、台资企业聚集地、高度城市化等等,但事实上,东莞依旧保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这其中包括本地农民,也包括大量从广西、湖南等周边省份到东莞“打农”的代耕农。和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饲养牲畜是他们积蓄财产的一种方式。
  固然,农民所创造的价值抵不过工业,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为了追求至上的效率价值,就可以将他们赶走甚至抛弃?如果这种逻辑得到认可,那么政府可以以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所谓“科学”决策名义,牺牲任何少数群体的利益。
  而事实上,城市的治理不仅仅是个科学的问题,因为它涉及民众利益的调整和分配,因此还需要民主的过程。在作出“禁猪令”之前,政府应该通过听证听取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在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尽可能保证个体的利益,不要让少数的弱势产业的从业者成为经济发展的弃儿。
  东莞市政府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考虑到农业是弱势产业,所以禁猪最后期限已经延缓。言外之意,养猪户已经受到优待,应该心满意足。但事实上,政府行政不是对民众的施舍,更不能单方面的“霸王硬上弓”,它应该是个官民互动、互相妥协的产物。遗憾的是,在“禁猪令”的颁布过程中,我们只听到“科学决策”的大道理,却不见政府与民众相互沟通交流的民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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