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近几年，我国公共事件频发不断，此间，互联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网络匿名文化力量的背后折射出当今社会大众的焦虑、抱怨、恐惧、愤怒与不安的社会心理特征。本文首先分析了现代社会的大众心理和社会性格；然后，以“三亚宰客门”事件、“方舟子状告韩寒作品造假”以及2011年的“日本核泄漏引发抢盐风波”等事件为例，分析了匿名发布对社会心理和公共事件的影响；最后，结合“柠檬原理”等理论知识，探讨了网络匿名对社会心理塑造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1-2012年度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专项基金项目(一等奖)“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互信研究——基于若干群体性事件的调查”的阶段性成果。
互联网的诞生给人们的匿名通讯提供了新的方式。网络用户可以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开展政治宣传、接受咨询服务以及进行商业交易。然而，由于网络难以让匿名用户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匿名的外衣”的遮掩下，谣言可能被放大，真相可能被扭曲，任何人的言论都可能成为引领下一波社会舆论的风向标。可以说，网络中的匿名“声音”已经对社会心理的塑造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而我国公共事件的频发与社会心理的“被塑造”,和网络的匿名性特点无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匿名条件下所形成的网络舆情，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已从一种转型期的社会现象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化力量，并且，这种新的文化力量正逐渐脱离人本身，形成对人的异己统治的某种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共事件的演变。而隐藏在这种异己文化力量背后的正是当今社会大众的普遍心理特征：焦虑、抱怨、恐惧、愤怒与不安。
一、社会、大众与社会性格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乡村走向城镇、从礼俗社会走向法理社会的深刻转型，现代化成为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1]孙立平教授用“断裂的社会”准确地概括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特质：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这种断裂几乎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于我们的社会里[2]。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西方社会现代化所遭遇的问题逐渐延伸至更广阔的大众场域，中国社会也深受其影响。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公民社会的崛起、大众自由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在丰富了民主建设成果的同时，却也带给社会以不安、焦虑、愤怒等消极情绪。
在这个时代，“沉默的大众”被推上历史的绚烂舞台，然而，匆忙的、浮躁的他们也只能是一群“孤独的人群”。“在20世纪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研究视域中，‘大众’更多被看作‘同质性极高之人群的集合体’，特点是‘众多而质同’。‘大众’就是失去抽象本质支撑的零散的小写的‘我’；‘大众’不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人心各如其面的零散的群体。”[3]大众不再沉默了，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机械人”，这或许正是人类社会工业化、现代化的后果表现。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生活极具变迁的特征主要不是源自于资本主义，而是产生于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强有力的刺激，通过工业对自然的开发，去满足人类的需要。我们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秩序之中，而是生活在工业秩序之中。”[4]对于涂尔干的“生活在工业秩序之中”的观点，吉登斯提出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不应该把现代性、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等要素看成是“彼此排斥的东西”，“现代性在制度性的层面上是多维的，每一种被各种传统详细说明的要素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对秩序的探讨“应该变为社会体系究竟是怎样把时间和空间‘连接’起来的。”[1]总之，工业化在改变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中的人的性格特质，复杂的劳动分工使人与人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这也使得普通大众之中个体的力量相对减弱。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潜意识中逐渐达成这样的共识：个体利益的维护可能越来越需要由个体凝结而成的群体力量的支持。
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造就了现代人的性格和社会的性格。马克思曾经用“异化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即人被自己创造的异己物所控制的非人的状态。这对于分析当今时代的社会性格特质同样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指出，舆论、市场等匿名权威取代了理性的公开权威，适应及认可的需要取代了个人良心，日益增长的无能为力感取代了优越自豪感[2]。“常识、科学、市场、公共舆论”成为大众决策、判断的主要参照，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了“他人导向”的性格特点。在“他人导向”的社会，“大众不会像‘传统导向’时期那样因为失去面子而羞耻，也不会像‘内在导向’时期那样因为失去自律而负罪，却会因为无法得到他人认可而焦虑”[3]。由此，当代社会的大众无需自我思考、自我判断，而是见风使舵、随波逐流，这样的选择即使不能满足私利，也能某种程度上得到他人的认同。
现代化的时代背景、“机械的”大众、“他人导向”的社会特质以及工业化、现代化所共同造成的焦虑、不安与浮躁等社会情绪和心理，使得我国不少公共事件在网络匿名这一放大镜的作用下，问题被放大，事件被误读，不仅误导了社会舆论的走向，也使政府和其他有意于解决公共事件的社会组织在处置事件过程中显得更加乏力疲软。
二、网络匿名与社会心理塑造：以若干网络公共事件为例
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表明，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 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4]由此可见，网络已成为公共事件爆发的新的聚集地，而这与网络的匿名性特征无疑存在着某种联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到的“社会心理”，主要是指参与到网络传播过程中的网民心理，以及在这些网民影响下介入到网络公共事件过程中的其他社会公众的心理。
（一）匿名、匿名通讯与网络匿名
学术上关于“匿名”概念的涵义，与众人对其所持有的认识与理解相差并不大。本文主要参考了在1997年AAAS会议[5]中对“匿名通讯”尺度的概括。 匿名通讯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特征，包含了四种“尺度”[6]：一是关联性。在匿名通讯中至少存在两个当事人，包括发送方和接收方。在双方匿名通讯过程中，充当纽带的中间人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并且，这个中间人可能知道也可能并不知道发送者的真实身份。[7]二是机密性。匿名通讯至少在部分要素方面是机密的，这些机密要素主要涉及通讯的内容、形式、通讯双方的信息等等。三是使用假名的。假名通讯包括使用笔名、符号或者昵称。人们可以同时使用一个或多个假名来进行网络操作。[8]四是使用假名-匿名的。这意味着只有转投运营商可以链接到个人的化名。只要转投运营商保护一个人的记录并且没有透露他或她的E-mail地址，那么他或她的隐私就是安全的。
匿名性的特质使网络传播具有不同于传统传播的特点。施拉姆指出，任何传播都可以被还原为一种最基本的传播模式，即A、B两个主体通过符号C进行的传播。[9]茅亚萍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传播环境和传播功能两个因素以观察网络匿名传播的特点。在此，考虑到传播机制和传播功能因素的重要作用，我们引入这两个因素以探讨网络匿名传播的特点。
传播机制D
传播者A——传播符号C——接收者B
传播功能E
图1：网络匿名传播模式简图
上图显示了网络匿名传播的基本模式。其中，A为信息传播者，B为信息接收者，C为传播符号，D为传播机制，E为传播功能。接下来，我们将对模式中的每一个要素进行具体分析，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匿名性是如何在网络传播中发挥作用的。
首先，传播主体A和客体B都具有身份不确定性。网络匿名为通讯者提供的先天优势之一就是可以在身份不确定的条件下参与到传播过程中来。正如1993年美国画家斯坦纳的一幅漫画所描述的那样：两只狗在网络中漫游，大狗得意地教诲小狗说：“在网络上没人知道你是一只狗。”这说明网络匿名的首要特征是身份匿名。
其次，传播符号C为网络匿名传播提供了技术条件。网络传播方式与传统传播方式（如：面对面的交谈）的另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传播符号（或者说传播媒介）的不同。社会学和心理学专家经研究发现，面对面交谈之所以有助于增加彼此间的信任感，最重要的原因不在于语言内容（即语言性符号）的可信，而在于非语言性符号（如：交谈时的表情、神态、肢体动作等）的表达与验证。而网络传播中最常用的传播媒介主要是语言性符号，而不是非语言性符号。缺少了后者的验证，网络信息接收者在判断一条信息或一篇帖子是否可信时就变得更加困难，而这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匿名性所造成的。
第三，传播机制D同样具有匿名的特点。对于传播机制，我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传播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有哪些；二是匿名性是如何促使这些机制发挥作用的。简言之，网络传播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信息发布、信息渲染和信息澄清，其中，负面或错误信息的渲染直接促使网络事件升级为公共事件。网络匿名性的特质恰恰有助于信息渲染作用的加强。
第四，匿名性对传播功能E的调整。我认为，传播功能可以从效果的角度分为两种：对有序性的加强和对无序性的加强（在此，有序性和无序性是针对网络秩序而言的）。在信息完全公开透明的理想状态下（即非匿名状态下），借助语言性和非语言性的传播媒介，信息的传播既能加强有序性，也能加强无序性。但是，匿名性很可能会造成传播的积极功能和消极功能的失衡，亦即对无序性的加强大于对有序性的加强。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权威性信息”的缺失或滞后。而这又与网络匿名不无关联，因为，匿名信息的泛滥极有可能将权威性信息埋没。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对“匿名性如何促使网络事件升级为公共事件”有一个更清晰的把握。总结来说，匿名性减少了网络传播中的非语言性符号，加强了信息渲染的作用，在“权威性信息”缺失的情况下，又促使网络秩序的无序性得到加强，从而为网络事件在短时间内升级为公共事件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从“三亚宰客门”事件看网络匿名对社会心理塑造的影响
1.回顾“三亚宰客门”事件
2012年1月28日，微博用户罗迪发布微博称：“朋友一家三口前天在三亚吃海鲜，三个普通的菜被宰近4000元。他说是被出租车推荐的。邻座一哥们指着池里一条大鱼刚问价，店家手脚麻利将鱼捞出摔晕，一称11斤，每斤580元共6000多元。那哥们刚想说理，出来几个大汉，只好收声认栽。”该微博发布后，立刻引起网友热议。截至29日下午6时30分，这条微博在网上已被转发4万多次。
随后，罗迪的微博引来更多网友们被宰经历的曝光。庞大被宰群体的抱怨声引起了社会各界和三亚相关部门的重视。自29日起，三亚市工商、地税、物价、公安、质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先后介入调查此事。
1月29日下午，三亚市政府新闻办的官方微博连发三条信息，回应了此次“春节宰客”事件，引发网友热议。由于其回应的内容存在争议，每条微博都遭到大量网友嘲笑、质疑。截至当晚22时，这三条微博合计已被转发近2万次，评论近1万条。
1月30日下午，三亚市新闻办在其官方微博公布了三亚市工商局春节期间12315值班情况：1月22日至28日，共接到消费者申诉举报、咨询电话70个，受理申诉举报43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59%。而之前微博提及的“零投诉”实际为海鲜排档、水果零投诉。其官方微博向网友道歉：“上一条微博表述有误，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敬请广大网友见谅”——媒体代言为“我们错了”。
1月31日， 三亚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春节黄金周旅游接待工作媒体通报会，通报近期备受关注的游客春节期间在三亚被宰事件的进展情况。三亚工商局办公室主任傅念国表示，由于没有更确切的证据，案件查办工作存在较大困难。一旦取得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富林渔村存在欺客宰客行为，三亚市工商局将从严处罚，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但对于恶意攻击三亚的人，将依法追究责任——三亚工商局的这一表态再次引发网友热议，众多网友匿名发布微博对其表示质疑和不满。
1月31日晚，高先生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其后，高先生给《商报》记者发来短信称，不愿意被打扰，希望政府与相关媒体思考如何打新的创业实验田重树国际旅游岛品牌，而不是抓住个案不放。罗迪最早曝光微博也已经删除，他删后解释称，删帖与他人无关，“我被骚扰了”；另外他还发帖说：“整死一两家店不是目的，整个旅游管理水平提升才是我所希望的。” 2月1日上午10时，三亚市委市政府举行媒体见面会，海南省副省长、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对于春节黄金周期间游客反映的海鲜排挡、出租车及个别景区“宰客”现象向大家表示歉意。同日，海南的《国际旅游岛商报》刊登了以“罗迪，请你站出来”为大标题的头版头条。在这个大标题上还有一个字号小得多的肩题：“三亚通报海鲜宰客，缺少证据案件查办难”。微博网友戏称：一看这个大标题，吓了一跳，以为是在通缉罗迪呢。
对于此前网上曝光的“一顿饭打七折后仍高达9000多元”的海鲜账单，以及网友“山鹰加错”于个人微博发布的三亚福冠海鲜酒楼消费单据照片（根据照片显示，客人们点了20余道菜，共消费了7997元），三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为了防止欺客宰客的行为，三亚市工商局强迫各个海鲜排档老板必须在下单时让消费者签名，消费者认可后才能下厨。只要是明码标价，又有消费者签字，就不能算欺客宰客，也不能照此进行处罚。而对于海鲜排档一顿饭动辄几千上万的价格是否合理，该负责人表示此属于物价局管理的范畴。从“签字不算宰客”到“价格高低属物价局管理范畴”，三亚工商局的说辞又一次受到众多网友的批评与质疑。“宰客门”事件达到高潮。
另据6日《北京晨报》报道，三亚当地公布了70种海鲜的销售参考价，游客若发现海鲜排档不按最高销售价格标价，可拨打电话向物价部门投诉。此外，三亚工商局又在宰客的海鲜排档，查获了网友在微博上贴出的“万元账单”单据，并已经移交三亚市物价局立案查处。至此，“三亚宰客门”终于迎来了第一个事实真相。
2.“宰客门”事件中的匿名发布与社会心理
纵观“宰客门”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即使是当事人罗迪事后也表示，从未料到一条宰客抱怨竟会在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引发如此轩然大波。反思此次网络公共事件的前因后果，可以发现隐藏其背后的几大关键性原因：第一，不少民众都曾遭遇过旅游景点被宰，这为宰客抱怨微博引起众多网友产生共鸣埋下了心理隐患。据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在2880个被调查者中，有75%的人曾有过旅游景区被宰经历。第二，在事件萌芽阶段，罗迪的微博引来上万网民围观（绝大部分是匿名网友），又逢春节长假乃旅游旺季，一时间有关如何防宰的各地“防宰攻略”应运而生。该事件在网络微博、电视报纸等新旧媒体的迅速传播下，更多网友开始表现出宰客抱怨心理，许多计划前往旅游的人们也表现出一种烦躁不安、不信任的心态和心理，甚至有不少人对部分旅游景点的管理水平表示失望并选择放弃前往该地旅游的计划。第三，在事件发酵阶段，三亚官方的“工作失误”和“言辞失当”也对社会心理产生了更多的负面效应。从三亚官方所发布的“零投诉”、“对于恶意攻击三亚的人，将依法追究责任”的略带威胁口吻的言辞，到“消费者签字不算宰客”的权威解释，再到菜价高低属于物价部门管理范畴的责任推脱，网民对三亚官方的心理状态经历了由期待、质疑、不满转变为失望、不信任的过程。有关转发、评论的匿名微博数量的持续增长就是社会心理变化最好的明证。
从以上原因分析中可以总结出匿名发布对社会心理影响的主要表现形式：一是以匿名发布的方式对事件受害者表示支持，二是以匿名发布的方式对官方微博表示关注。而这两种形式则是通过加关注、浏览、转发、评论、参与网络调查等方式得以实现的。一方面，网络匿名对社会心理影响的关键要素在于网民规模，或者说是点击率。如果将事件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作为“群体内”的人的话，那么另一些既非当事人也并非利益相关者的人就可以视其为“群体外”的人。当一条微博转发或评论的次数达到一定程度时，事件的效应就会由群体内波及到群体外，从而在更大范围影响社会心理。此次“三亚宰客门”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此次事件发生并被媒体曝光后，越来越多的人们加入到事件关注者的行列中，即使是一些从未被宰过的旅游者也表示在今后的旅游中要更加小心谨慎，以防被宰事件降临在自己的身上。网络匿名正是通过网民数量的膨胀来影响或改变网民心理乃至社会心理。另一方面，无论是“微博打拐”、“郭美美事件”，还是“抢盐风波”，抑或是此次的“三亚宰客门”事件，从中都不难看出网络匿名对社会心理影响的另一重要因素：时间。在短时间内达到大规模网民参与的微博发布往往才能最终升级为网络公共事件。正如此次罗迪微博发布后尚且不到一天时间，就被网友转发上万次，从而引起相关部门极大重视并介入调查。
三、网络匿名对社会心理塑造的影响
从网络匿名的概念来看，它与言论自由和人的隐私息息相关。Yaman Akdeniz认为“对网络匿名的限制将会对网络言论自由和（人的）隐私产生消极后果”[1]，言下之意即网络匿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不应对网络匿名进行限制。在网络匿名限制的问题上，AAAS会议的与会人员认为“（网络）匿名通讯是道德中立的”，“匿名通讯应当被视为是一种重要的人权”[2]。David Davenport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AAAS会议的以上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正是对政府的不信任推动了对匿名通讯的呼吁，并将匿名通讯视为确保自由言论的一种方式”，“匿名的最终后果将是把（公众的）权利交到政府的手中（plays right into governments hands），而在事实上，匿名对于言论自由的影响则微乎其微”[3]。
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于网络匿名的影响有褒有贬。以下主要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并结合学术界已有观点，对网络匿名对社会心理的影响进行初步分析。
（一）网络匿名性的积极影响
一方面，支持网络匿名的人们往往将网络匿名的好处与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联系在一起。的确，在网络匿名的环境下，人们可能更愿意发表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对某些事件的态度倾向。其原因在于匿名环境下的网络言论往往难以及时跟踪到每一个网络评论者的IP地址和用户信息。因此，网络匿名从某种程度上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提供了实现的环境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网络匿名性还具有保护网络用户隐私的优点。而这一点又与公民网络言论的行为密切相关。在最近发生的“方舟子状告韩寒著作造假”事件中，最早启发方舟子关注韩寒作品的不是别的而正是网络上的一篇匿名帖子。这位匿名发布帖子的网友的身份外人难以知晓，为何选择发布、匿名发布而不是不发布或实名发布，这背后的原因也令人难以揣测。可以说，匿名发布在技术上对网络言论的支持则是引发“方韩事件”中的不可忽视的一个亮点。它证明了匿名发布能够为网络言论自由提供支持，同时也能够保护发布者的个人隐私。 （二）网络匿名性的消极影响
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关注到网络匿名性的消极影响。国内著名学者汪丁丁在博文《影子对话》中写道，“当‘数字一代’成为社会主导力量时，匿名的权利将是虚拟社会的‘天赋人权’。这样，我们就面对着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了。”他认为，“这问题未必真实存在，但如果存在并且很严重的话，那么它很可能满足这样一种因果关系：（1）匿名权利，导致（2）身份不确定性，导致（3）虚拟社会的社会成员对自己言论的不负责任，（4）不负责任的言论与身份不确定性，在类似‘柠檬原理’那样的歧视机制的作用下，导致‘逆淘汰’过程——负责任的成员逐渐退出虚拟社会，从而导致（5）虚拟社会瓦解。”[4]对此，西方学者David Davenport也表达出同样的担忧：“事实上，允许匿名通讯使我们的社会网络面临风险。”[5]诚然，“柠檬原理”所描述的逆淘汰过程是基于一种理想化的极值状态，但2011年“抢盐风波”事件却不失为解释网络匿名消极影响的一个恰当例子。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一度给中国沿海地区的城市带来了不少恐慌情绪。一时间，网络上“盐含碘，能防辐射”的言论迅速传播开来，由此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抢盐风波”。事实上，政府相关部门和一些理智的网民已经努力在网络上澄清事实真相，但纷乱繁杂的网络信息夹杂着恐慌情绪和商业投机心理，硬是在短时间内掀起千层浪，以至于理智的网络声音被淹没或者变沉默，谣言满天飞，错误的网络舆论风向指导着现实社会中的人做出错误的行为。由此可见，众多不负责任的匿名发布很可能会淹没负责任的网络声音，而“被淹没”或者“变沉默”则与“柠檬原理”所描述的“逆淘汰”和“被退出”相差不远。
概括而言，网络匿名的消极影响可能包括两方面：
其一，大量不负责任的信息发布者可能会造成负责任的成员逐渐退出网络。这可以用“柠檬原理”来解释。“柠檬原理”的基本观点认为：第一，在次品市场上，交易双方对产品质量信息的获得不对称。卖者知道产品的确切质量，而买者则不知道；第二，卖方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对买方进行欺骗，包括“隐藏信息”和“隐藏行为”；第三，隐藏信息将导致“逆向选择”。如果用“柠檬原理”来分析网络匿名现象，可以发现这样的逻辑关系：假设以政府为买方，以网络信息发布者为卖方，以网络信息为产品，以网络信息的质量为产品质量，以网络信息的采纳程度为产品支付的价格，那么，当政府与网络信息发布者进行产品交易（即信息交易）时，政府往往只愿意根据它所知道的平均信息质量来决定信息采纳的程度。当网络信息整体上质量较差时，政府对平均信息质量的心理预期就会随之下降，从而造成买卖双方对高质量信息产品的交易难以达成。而这对于网络社会的影响则是负责任的成员逐渐被不负责任的成员驱逐出网络，抑或是使负责任的成员也变得不负责任。
第二点与第一点息息相关，当全社会公民都崇尚匿名言论而没有人敢直面政府权威实名发言时，自由言论的公民权利也正在丧失。这其中的逻辑是：大量不负责任的匿名信息充斥于网络社会，很可能极大干扰着政府的判断力，同时也削弱了政府对民众言论识别的极其有限的耐心。而这造成的后果是，政府对网络信息失去信任，对网络公民的理智失去信任，从而难以采纳网民的意见与建议，在政策制定方面将是政府内部人员设计、讨论并决定，公民则被排斥在政治参与的门槛之外。而网民则因为政府的不作为而感到更加不满，最终形成恶性循环。由此可见，David Davenport的观点——“匿名的最终后果将是把（公众的）权利交到政府的手中（plays right into governments hands）”——确有几分道理。如何平衡网络匿名的好处与坏处才是应对网络匿名的关键之所在。
四、结论
如今，越来越多现实生活中的公共事件融入了虚拟网络的因子。公共事件的演变与网络匿名性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网络匿名文化力量所折射出的不仅是公民社会崛起的风貌，还有当今社会大众的焦虑、抱怨、恐惧、愤怒与不安的社会心理特征。
网络匿名性具有言论自由和保护隐私的积极作用，也具有身份不确定、言论不负责和“逆淘汰”的消极影响。如果政府没有及时关注匿名发布、调查匿名发布背后的原因、适度控制并恰当回应，那么，网络匿名发布只要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规模效应（即数量），就很可能会升级为公共事件，从而对社会心理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因此，关注匿名发布前和匿名发布后的社会心理及其变化，才能最大程度发挥网络匿名的技术进步性，防治匿名发布技术的被利用。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1-2012年度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专项基金项目(一等奖)“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互信研究——基于若干群体性事件的调查”的阶段性成果。
互联网的诞生给人们的匿名通讯提供了新的方式。网络用户可以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开展政治宣传、接受咨询服务以及进行商业交易。然而，由于网络难以让匿名用户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匿名的外衣”的遮掩下，谣言可能被放大，真相可能被扭曲，任何人的言论都可能成为引领下一波社会舆论的风向标。可以说，网络中的匿名“声音”已经对社会心理的塑造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而我国公共事件的频发与社会心理的“被塑造”,和网络的匿名性特点无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匿名条件下所形成的网络舆情，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已从一种转型期的社会现象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化力量，并且，这种新的文化力量正逐渐脱离人本身，形成对人的异己统治的某种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共事件的演变。而隐藏在这种异己文化力量背后的正是当今社会大众的普遍心理特征：焦虑、抱怨、恐惧、愤怒与不安。
一、社会、大众与社会性格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乡村走向城镇、从礼俗社会走向法理社会的深刻转型，现代化成为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1]孙立平教授用“断裂的社会”准确地概括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特质：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这种断裂几乎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于我们的社会里[2]。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西方社会现代化所遭遇的问题逐渐延伸至更广阔的大众场域，中国社会也深受其影响。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公民社会的崛起、大众自由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在丰富了民主建设成果的同时，却也带给社会以不安、焦虑、愤怒等消极情绪。
在这个时代，“沉默的大众”被推上历史的绚烂舞台，然而，匆忙的、浮躁的他们也只能是一群“孤独的人群”。“在20世纪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研究视域中，‘大众’更多被看作‘同质性极高之人群的集合体’，特点是‘众多而质同’。‘大众’就是失去抽象本质支撑的零散的小写的‘我’；‘大众’不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人心各如其面的零散的群体。”[3]大众不再沉默了，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机械人”，这或许正是人类社会工业化、现代化的后果表现。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生活极具变迁的特征主要不是源自于资本主义，而是产生于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强有力的刺激，通过工业对自然的开发，去满足人类的需要。我们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秩序之中，而是生活在工业秩序之中。”[4]对于涂尔干的“生活在工业秩序之中”的观点，吉登斯提出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不应该把现代性、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等要素看成是“彼此排斥的东西”，“现代性在制度性的层面上是多维的，每一种被各种传统详细说明的要素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对秩序的探讨“应该变为社会体系究竟是怎样把时间和空间‘连接’起来的。”[1]总之，工业化在改变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中的人的性格特质，复杂的劳动分工使人与人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这也使得普通大众之中个体的力量相对减弱。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潜意识中逐渐达成这样的共识：个体利益的维护可能越来越需要由个体凝结而成的群体力量的支持。
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造就了现代人的性格和社会的性格。马克思曾经用“异化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即人被自己创造的异己物所控制的非人的状态。这对于分析当今时代的社会性格特质同样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指出，舆论、市场等匿名权威取代了理性的公开权威，适应及认可的需要取代了个人良心，日益增长的无能为力感取代了优越自豪感[2]。“常识、科学、市场、公共舆论”成为大众决策、判断的主要参照，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了“他人导向”的性格特点。在“他人导向”的社会，“大众不会像‘传统导向’时期那样因为失去面子而羞耻，也不会像‘内在导向’时期那样因为失去自律而负罪，却会因为无法得到他人认可而焦虑”[3]。由此，当代社会的大众无需自我思考、自我判断，而是见风使舵、随波逐流，这样的选择即使不能满足私利，也能某种程度上得到他人的认同。
现代化的时代背景、“机械的”大众、“他人导向”的社会特质以及工业化、现代化所共同造成的焦虑、不安与浮躁等社会情绪和心理，使得我国不少公共事件在网络匿名这一放大镜的作用下，问题被放大，事件被误读，不仅误导了社会舆论的走向，也使政府和其他有意于解决公共事件的社会组织在处置事件过程中显得更加乏力疲软。
二、网络匿名与社会心理塑造：以若干网络公共事件为例
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表明，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 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4]由此可见，网络已成为公共事件爆发的新的聚集地，而这与网络的匿名性特征无疑存在着某种联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到的“社会心理”，主要是指参与到网络传播过程中的网民心理，以及在这些网民影响下介入到网络公共事件过程中的其他社会公众的心理。
（一）匿名、匿名通讯与网络匿名
学术上关于“匿名”概念的涵义，与众人对其所持有的认识与理解相差并不大。本文主要参考了在1997年AAAS会议[5]中对“匿名通讯”尺度的概括。 匿名通讯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特征，包含了四种“尺度”[6]：一是关联性。在匿名通讯中至少存在两个当事人，包括发送方和接收方。在双方匿名通讯过程中，充当纽带的中间人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并且，这个中间人可能知道也可能并不知道发送者的真实身份。[7]二是机密性。匿名通讯至少在部分要素方面是机密的，这些机密要素主要涉及通讯的内容、形式、通讯双方的信息等等。三是使用假名的。假名通讯包括使用笔名、符号或者昵称。人们可以同时使用一个或多个假名来进行网络操作。[8]四是使用假名-匿名的。这意味着只有转投运营商可以链接到个人的化名。只要转投运营商保护一个人的记录并且没有透露他或她的E-mail地址，那么他或她的隐私就是安全的。
匿名性的特质使网络传播具有不同于传统传播的特点。施拉姆指出，任何传播都可以被还原为一种最基本的传播模式，即A、B两个主体通过符号C进行的传播。[9]茅亚萍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传播环境和传播功能两个因素以观察网络匿名传播的特点。在此，考虑到传播机制和传播功能因素的重要作用，我们引入这两个因素以探讨网络匿名传播的特点。
传播机制D
传播者A——传播符号C——接收者B
传播功能E
图1：网络匿名传播模式简图
上图显示了网络匿名传播的基本模式。其中，A为信息传播者，B为信息接收者，C为传播符号，D为传播机制，E为传播功能。接下来，我们将对模式中的每一个要素进行具体分析，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匿名性是如何在网络传播中发挥作用的。
首先，传播主体A和客体B都具有身份不确定性。网络匿名为通讯者提供的先天优势之一就是可以在身份不确定的条件下参与到传播过程中来。正如1993年美国画家斯坦纳的一幅漫画所描述的那样：两只狗在网络中漫游，大狗得意地教诲小狗说：“在网络上没人知道你是一只狗。”这说明网络匿名的首要特征是身份匿名。
其次，传播符号C为网络匿名传播提供了技术条件。网络传播方式与传统传播方式（如：面对面的交谈）的另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传播符号（或者说传播媒介）的不同。社会学和心理学专家经研究发现，面对面交谈之所以有助于增加彼此间的信任感，最重要的原因不在于语言内容（即语言性符号）的可信，而在于非语言性符号（如：交谈时的表情、神态、肢体动作等）的表达与验证。而网络传播中最常用的传播媒介主要是语言性符号，而不是非语言性符号。缺少了后者的验证，网络信息接收者在判断一条信息或一篇帖子是否可信时就变得更加困难，而这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匿名性所造成的。
第三，传播机制D同样具有匿名的特点。对于传播机制，我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传播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有哪些；二是匿名性是如何促使这些机制发挥作用的。简言之，网络传播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信息发布、信息渲染和信息澄清，其中，负面或错误信息的渲染直接促使网络事件升级为公共事件。网络匿名性的特质恰恰有助于信息渲染作用的加强。
第四，匿名性对传播功能E的调整。我认为，传播功能可以从效果的角度分为两种：对有序性的加强和对无序性的加强（在此，有序性和无序性是针对网络秩序而言的）。在信息完全公开透明的理想状态下（即非匿名状态下），借助语言性和非语言性的传播媒介，信息的传播既能加强有序性，也能加强无序性。但是，匿名性很可能会造成传播的积极功能和消极功能的失衡，亦即对无序性的加强大于对有序性的加强。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权威性信息”的缺失或滞后。而这又与网络匿名不无关联，因为，匿名信息的泛滥极有可能将权威性信息埋没。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对“匿名性如何促使网络事件升级为公共事件”有一个更清晰的把握。总结来说，匿名性减少了网络传播中的非语言性符号，加强了信息渲染的作用，在“权威性信息”缺失的情况下，又促使网络秩序的无序性得到加强，从而为网络事件在短时间内升级为公共事件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从“三亚宰客门”事件看网络匿名对社会心理塑造的影响
1.回顾“三亚宰客门”事件
2012年1月28日，微博用户罗迪发布微博称：“朋友一家三口前天在三亚吃海鲜，三个普通的菜被宰近4000元。他说是被出租车推荐的。邻座一哥们指着池里一条大鱼刚问价，店家手脚麻利将鱼捞出摔晕，一称11斤，每斤580元共6000多元。那哥们刚想说理，出来几个大汉，只好收声认栽。”该微博发布后，立刻引起网友热议。截至29日下午6时30分，这条微博在网上已被转发4万多次。
随后，罗迪的微博引来更多网友们被宰经历的曝光。庞大被宰群体的抱怨声引起了社会各界和三亚相关部门的重视。自29日起，三亚市工商、地税、物价、公安、质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先后介入调查此事。
1月29日下午，三亚市政府新闻办的官方微博连发三条信息，回应了此次“春节宰客”事件，引发网友热议。由于其回应的内容存在争议，每条微博都遭到大量网友嘲笑、质疑。截至当晚22时，这三条微博合计已被转发近2万次，评论近1万条。
1月30日下午，三亚市新闻办在其官方微博公布了三亚市工商局春节期间12315值班情况：1月22日至28日，共接到消费者申诉举报、咨询电话70个，受理申诉举报43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59%。而之前微博提及的“零投诉”实际为海鲜排档、水果零投诉。其官方微博向网友道歉：“上一条微博表述有误，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敬请广大网友见谅”——媒体代言为“我们错了”。
1月31日， 三亚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春节黄金周旅游接待工作媒体通报会，通报近期备受关注的游客春节期间在三亚被宰事件的进展情况。三亚工商局办公室主任傅念国表示，由于没有更确切的证据，案件查办工作存在较大困难。一旦取得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富林渔村存在欺客宰客行为，三亚市工商局将从严处罚，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但对于恶意攻击三亚的人，将依法追究责任——三亚工商局的这一表态再次引发网友热议，众多网友匿名发布微博对其表示质疑和不满。
1月31日晚，高先生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其后，高先生给《商报》记者发来短信称，不愿意被打扰，希望政府与相关媒体思考如何打新的创业实验田重树国际旅游岛品牌，而不是抓住个案不放。罗迪最早曝光微博也已经删除，他删后解释称，删帖与他人无关，“我被骚扰了”；另外他还发帖说：“整死一两家店不是目的，整个旅游管理水平提升才是我所希望的。” 2月1日上午10时，三亚市委市政府举行媒体见面会，海南省副省长、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对于春节黄金周期间游客反映的海鲜排挡、出租车及个别景区“宰客”现象向大家表示歉意。同日，海南的《国际旅游岛商报》刊登了以“罗迪，请你站出来”为大标题的头版头条。在这个大标题上还有一个字号小得多的肩题：“三亚通报海鲜宰客，缺少证据案件查办难”。微博网友戏称：一看这个大标题，吓了一跳，以为是在通缉罗迪呢。
对于此前网上曝光的“一顿饭打七折后仍高达9000多元”的海鲜账单，以及网友“山鹰加错”于个人微博发布的三亚福冠海鲜酒楼消费单据照片（根据照片显示，客人们点了20余道菜，共消费了7997元），三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为了防止欺客宰客的行为，三亚市工商局强迫各个海鲜排档老板必须在下单时让消费者签名，消费者认可后才能下厨。只要是明码标价，又有消费者签字，就不能算欺客宰客，也不能照此进行处罚。而对于海鲜排档一顿饭动辄几千上万的价格是否合理，该负责人表示此属于物价局管理的范畴。从“签字不算宰客”到“价格高低属物价局管理范畴”，三亚工商局的说辞又一次受到众多网友的批评与质疑。“宰客门”事件达到高潮。
另据6日《北京晨报》报道，三亚当地公布了70种海鲜的销售参考价，游客若发现海鲜排档不按最高销售价格标价，可拨打电话向物价部门投诉。此外，三亚工商局又在宰客的海鲜排档，查获了网友在微博上贴出的“万元账单”单据，并已经移交三亚市物价局立案查处。至此，“三亚宰客门”终于迎来了第一个事实真相。
2.“宰客门”事件中的匿名发布与社会心理
纵观“宰客门”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即使是当事人罗迪事后也表示，从未料到一条宰客抱怨竟会在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引发如此轩然大波。反思此次网络公共事件的前因后果，可以发现隐藏其背后的几大关键性原因：第一，不少民众都曾遭遇过旅游景点被宰，这为宰客抱怨微博引起众多网友产生共鸣埋下了心理隐患。据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在2880个被调查者中，有75%的人曾有过旅游景区被宰经历。第二，在事件萌芽阶段，罗迪的微博引来上万网民围观（绝大部分是匿名网友），又逢春节长假乃旅游旺季，一时间有关如何防宰的各地“防宰攻略”应运而生。该事件在网络微博、电视报纸等新旧媒体的迅速传播下，更多网友开始表现出宰客抱怨心理，许多计划前往旅游的人们也表现出一种烦躁不安、不信任的心态和心理，甚至有不少人对部分旅游景点的管理水平表示失望并选择放弃前往该地旅游的计划。第三，在事件发酵阶段，三亚官方的“工作失误”和“言辞失当”也对社会心理产生了更多的负面效应。从三亚官方所发布的“零投诉”、“对于恶意攻击三亚的人，将依法追究责任”的略带威胁口吻的言辞，到“消费者签字不算宰客”的权威解释，再到菜价高低属于物价部门管理范畴的责任推脱，网民对三亚官方的心理状态经历了由期待、质疑、不满转变为失望、不信任的过程。有关转发、评论的匿名微博数量的持续增长就是社会心理变化最好的明证。
从以上原因分析中可以总结出匿名发布对社会心理影响的主要表现形式：一是以匿名发布的方式对事件受害者表示支持，二是以匿名发布的方式对官方微博表示关注。而这两种形式则是通过加关注、浏览、转发、评论、参与网络调查等方式得以实现的。一方面，网络匿名对社会心理影响的关键要素在于网民规模，或者说是点击率。如果将事件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作为“群体内”的人的话，那么另一些既非当事人也并非利益相关者的人就可以视其为“群体外”的人。当一条微博转发或评论的次数达到一定程度时，事件的效应就会由群体内波及到群体外，从而在更大范围影响社会心理。此次“三亚宰客门”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此次事件发生并被媒体曝光后，越来越多的人们加入到事件关注者的行列中，即使是一些从未被宰过的旅游者也表示在今后的旅游中要更加小心谨慎，以防被宰事件降临在自己的身上。网络匿名正是通过网民数量的膨胀来影响或改变网民心理乃至社会心理。另一方面，无论是“微博打拐”、“郭美美事件”，还是“抢盐风波”，抑或是此次的“三亚宰客门”事件，从中都不难看出网络匿名对社会心理影响的另一重要因素：时间。在短时间内达到大规模网民参与的微博发布往往才能最终升级为网络公共事件。正如此次罗迪微博发布后尚且不到一天时间，就被网友转发上万次，从而引起相关部门极大重视并介入调查。
三、网络匿名对社会心理塑造的影响
从网络匿名的概念来看，它与言论自由和人的隐私息息相关。Yaman Akdeniz认为“对网络匿名的限制将会对网络言论自由和（人的）隐私产生消极后果”[1]，言下之意即网络匿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不应对网络匿名进行限制。在网络匿名限制的问题上，AAAS会议的与会人员认为“（网络）匿名通讯是道德中立的”，“匿名通讯应当被视为是一种重要的人权”[2]。David Davenport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AAAS会议的以上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正是对政府的不信任推动了对匿名通讯的呼吁，并将匿名通讯视为确保自由言论的一种方式”，“匿名的最终后果将是把（公众的）权利交到政府的手中（plays right into governments hands），而在事实上，匿名对于言论自由的影响则微乎其微”[3]。
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于网络匿名的影响有褒有贬。以下主要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并结合学术界已有观点，对网络匿名对社会心理的影响进行初步分析。
（一）网络匿名性的积极影响
一方面，支持网络匿名的人们往往将网络匿名的好处与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联系在一起。的确，在网络匿名的环境下，人们可能更愿意发表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对某些事件的态度倾向。其原因在于匿名环境下的网络言论往往难以及时跟踪到每一个网络评论者的IP地址和用户信息。因此，网络匿名从某种程度上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提供了实现的环境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网络匿名性还具有保护网络用户隐私的优点。而这一点又与公民网络言论的行为密切相关。在最近发生的“方舟子状告韩寒著作造假”事件中，最早启发方舟子关注韩寒作品的不是别的而正是网络上的一篇匿名帖子。这位匿名发布帖子的网友的身份外人难以知晓，为何选择发布、匿名发布而不是不发布或实名发布，这背后的原因也令人难以揣测。可以说，匿名发布在技术上对网络言论的支持则是引发“方韩事件”中的不可忽视的一个亮点。它证明了匿名发布能够为网络言论自由提供支持，同时也能够保护发布者的个人隐私。 （二）网络匿名性的消极影响
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关注到网络匿名性的消极影响。国内著名学者汪丁丁在博文《影子对话》中写道，“当‘数字一代’成为社会主导力量时，匿名的权利将是虚拟社会的‘天赋人权’。这样，我们就面对着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了。”他认为，“这问题未必真实存在，但如果存在并且很严重的话，那么它很可能满足这样一种因果关系：（1）匿名权利，导致（2）身份不确定性，导致（3）虚拟社会的社会成员对自己言论的不负责任，（4）不负责任的言论与身份不确定性，在类似‘柠檬原理’那样的歧视机制的作用下，导致‘逆淘汰’过程——负责任的成员逐渐退出虚拟社会，从而导致（5）虚拟社会瓦解。”[4]对此，西方学者David Davenport也表达出同样的担忧：“事实上，允许匿名通讯使我们的社会网络面临风险。”[5]诚然，“柠檬原理”所描述的逆淘汰过程是基于一种理想化的极值状态，但2011年“抢盐风波”事件却不失为解释网络匿名消极影响的一个恰当例子。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一度给中国沿海地区的城市带来了不少恐慌情绪。一时间，网络上“盐含碘，能防辐射”的言论迅速传播开来，由此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抢盐风波”。事实上，政府相关部门和一些理智的网民已经努力在网络上澄清事实真相，但纷乱繁杂的网络信息夹杂着恐慌情绪和商业投机心理，硬是在短时间内掀起千层浪，以至于理智的网络声音被淹没或者变沉默，谣言满天飞，错误的网络舆论风向指导着现实社会中的人做出错误的行为。由此可见，众多不负责任的匿名发布很可能会淹没负责任的网络声音，而“被淹没”或者“变沉默”则与“柠檬原理”所描述的“逆淘汰”和“被退出”相差不远。
概括而言，网络匿名的消极影响可能包括两方面：
其一，大量不负责任的信息发布者可能会造成负责任的成员逐渐退出网络。这可以用“柠檬原理”来解释。“柠檬原理”的基本观点认为：第一，在次品市场上，交易双方对产品质量信息的获得不对称。卖者知道产品的确切质量，而买者则不知道；第二，卖方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对买方进行欺骗，包括“隐藏信息”和“隐藏行为”；第三，隐藏信息将导致“逆向选择”。如果用“柠檬原理”来分析网络匿名现象，可以发现这样的逻辑关系：假设以政府为买方，以网络信息发布者为卖方，以网络信息为产品，以网络信息的质量为产品质量，以网络信息的采纳程度为产品支付的价格，那么，当政府与网络信息发布者进行产品交易（即信息交易）时，政府往往只愿意根据它所知道的平均信息质量来决定信息采纳的程度。当网络信息整体上质量较差时，政府对平均信息质量的心理预期就会随之下降，从而造成买卖双方对高质量信息产品的交易难以达成。而这对于网络社会的影响则是负责任的成员逐渐被不负责任的成员驱逐出网络，抑或是使负责任的成员也变得不负责任。
第二点与第一点息息相关，当全社会公民都崇尚匿名言论而没有人敢直面政府权威实名发言时，自由言论的公民权利也正在丧失。这其中的逻辑是：大量不负责任的匿名信息充斥于网络社会，很可能极大干扰着政府的判断力，同时也削弱了政府对民众言论识别的极其有限的耐心。而这造成的后果是，政府对网络信息失去信任，对网络公民的理智失去信任，从而难以采纳网民的意见与建议，在政策制定方面将是政府内部人员设计、讨论并决定，公民则被排斥在政治参与的门槛之外。而网民则因为政府的不作为而感到更加不满，最终形成恶性循环。由此可见，David Davenport的观点——“匿名的最终后果将是把（公众的）权利交到政府的手中（plays right into governments hands）”——确有几分道理。如何平衡网络匿名的好处与坏处才是应对网络匿名的关键之所在。
四、结论
如今，越来越多现实生活中的公共事件融入了虚拟网络的因子。公共事件的演变与网络匿名性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网络匿名文化力量所折射出的不仅是公民社会崛起的风貌，还有当今社会大众的焦虑、抱怨、恐惧、愤怒与不安的社会心理特征。
网络匿名性具有言论自由和保护隐私的积极作用，也具有身份不确定、言论不负责和“逆淘汰”的消极影响。如果政府没有及时关注匿名发布、调查匿名发布背后的原因、适度控制并恰当回应，那么，网络匿名发布只要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规模效应（即数量），就很可能会升级为公共事件，从而对社会心理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因此，关注匿名发布前和匿名发布后的社会心理及其变化，才能最大程度发挥网络匿名的技术进步性，防治匿名发布技术的被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