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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的责任全部落在国家的肩上;如今这是一个潜在需求达千亿美元数量级的市场，一批私营安保企业参与到护卫“海外中国”的大生意中来
海外安保，这个行业一直和“神秘”二字如影随形。人们要么读到以黑水公司为代表的私人军事承包商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从事违规操作的调查性新闻，要么在影视剧中看到身手矫健的前特种士兵深入虎穴，一番激烈的斗智斗勇后救出被困人员。
随着中国的巨额投资和海量人员走出国门，中国的海外安保市场开始浮现。按照安保费用占投资总额的国际惯用比例计算，这将会是一个千亿美元数量级的市场。
这个神秘的行业，参与者各式各样，既有具警界背景、在公安部监管下的规模安保公司，也有拿到订单再组织队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非正规小企业。最近，国际安保巨头也加入到竞争格局中来。
放眼全球，有几十年发展历史的国际安保私营市场，已经建立起政府（国际组织）、产业和社会代表参与的国际治理框架。作为拥有庞大海外投资和旺盛安保需求的后发者，中国将怎样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同时满足中国政府、企业和公民海外安全需求的海外安保业？
——编者
南苏丹，这个独立于2011年、世界上最“年幼”的遥远国家对于多数国人来说仅仅是个不太起眼的概念，但这里已接收了中国近300亿美元的投资，约100家中资企业落户于此。
2013年12月15日，刚独立两年的南苏丹爆发内战。战争突如其来，几乎没人来得及准备，数百名中石油的工作人员被困交战区。“每到夜幕降临时准时开战，第二天早上，中国工人所在营地到处都能看到枪眼。”周波说。
周波，是一家名为德威的民营安保公司的海外安全官。在战区孤立无援地被困了22天后，他和他的同事最终协助265名中方人员安全撤离至邻国乌干达。
时隔三年，相似的一幕再次发生在周波身上：南苏丹内部武装冲突蔓延到首都朱巴，朱巴唯一的国际机场停运、各种生活物资极度短缺，将近1000多名在当地的中国人急需撤离。
这时，德威已经在南苏丹设立了分公司，周波也成为肯尼亚分公司的管理人员。与三年前相比，他和他的团队获得更充分的情报支持和后勤支援，仅用了四天，配合中国驻当地使馆以及中资机构的包机安排，他们将全部人员安全撤离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得益于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中国人曾一度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人群”。但随着越来越多公民和企业走出国门，他们开始不断遭遇各类海外安全事故，大到恐怖袭击和被动卷入战区，小到绑架勒索与街头抢劫。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派驻到海外的劳务人员约200万人，90%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国家，其中绝大部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7年上半年，投资超过10亿元的海外项目有33个，其中85%集中在上述国家和地区。
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的责任，曾经全部落在国家的肩上;如今一批私营安保企业开始参与到保护“海外中国”的大生意中来。
中国对安保行业设置了很高的准入门槛，但对海外提供安保服务的企业并无监管权。发展初始的中国海外安保市场上有着众多散兵游勇
德威的创始团队是曾参加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安保工作的警官，那时中国各层级的安全工作还由国家主体垄断。借奥运会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中，这些警官们发现不但可以有私营安保企业，而且还可以承担像奥运会这样国家级别盛事的安保工作。
“我们意识到中国早晚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创始团队成员之一、德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德威”）总经理郝刚对《财经》记者说。
图1：安全管理的主要执行者，是一群被称为“安全官”
的人。（资料图j
图2：安全官要做到24小时全方位严密防范，在高风险
地区，要按日更新战术级别风险评估以及制定紧急撤退
方案，（资料图）
图3：当地时间2017年3月13日，肯尼亚内罗毕，德威
集团安全教练在武术实战训练中带领肯尼亚保安人员进
行体能操练。
从2011年成立起，德威就將业务领域定位在海外市场，目前建起了中资安保企业里规模最大的海外网络。以非洲和南亚为两条主线，在肯尼亚、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和巴基斯坦等国均设立分公司，其触角也伸到了泰国、阿根廷这样风险略低的国家。
德威的成长期，也是中国安保公司数量井喷的时期。中国的安保公司达4000多家，不过，真正有海外业务的极其有限。
2015年底，安保行业的监管单位公安部在珠海召开调研座谈会，参会者郝刚说，全国十几家有海外安保业务的企业参加了会议，“基本上有海外业务的公司都到齐了，大部分（总部）都设立在北京”。
由于安保行业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具体有多少家安保公司从事海外业务各方说法不一。一位业内人士的估算是，开展海外业务的中国安保公司不超过40家。能真正拿到订单的仅有几家，如德威、伟之杰安保集团、华信中安集团、克危克险安全公司等。
几家规模企业在客户、业务范围和领域方面几乎各守一方，鲜有交叉。
中石化是德威最大的客户，伟之杰在国内市场亦是领先者，海外市场的主要客户为中石油，华信中安的业务集中在海上护航方面，克危克险则主要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开展业务。 也许是顾忌类似于黑水公司等私人军事承包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斑斑劣迹，有关监管部门对于安保公司在海外开展业务一直秉持谨慎态度。“监管者对于引发政治和外交纠纷的担忧，超过了对于促进市场发展的考虑。”一位业内人士说。
这一点直接体现在安保牌照的发放上。据《财经》记者了解，监管部门近期未再对希望开展海外业务的安保公司发放新的牌照。
但实际上，要在海外从事安保服务，牌照并不是必要条件。虽然中国对安保行业设置了很高的准入门槛，要求企业法人必须有一定年限的从警经历，但对于在海外提供安保服务的企业并没有监管权，企业只需获得业务所在政府的执照即可，有些地方甚至连这一手续也省略过去。
正因如此，在公安部名单上的所谓“正牌军”之外，发展初始的中国海外安保市场上，有着众多“散兵游勇”。
这些小公司成本投入较小，非正规的操作也时有发生。曾有一家公司看中总投资额超过50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于是派代表常驻伊斯兰堡，通过每天搜集新闻消息发布风险预警赚取知名度，结果多次预警都被证明是虚假情报。
也有人曾雇佣退伍特种兵前往缅甸提供安保服务，方法是让他们以普通人身份进入缅甸，然后由公司在当地提供武器和装备。这些退伍特种兵甚至没有合法的入境手续，更不用说个人的人身意外保险等。
一些未持有安保牌照的企业在海外从事着和德威一样的业务，它们的惯常做法是通过关系或低价竞标拿到项目后，临时组建团队，不需要在中国注册企业，没有常驻团队，不配备相应保险，也不接受监管，“不过他们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这完全取决于客户的选择”。郝刚说。
“海外安保服务行业处于一个‘野蛮生长期’，参与者都想淘金。” 克危克险安全公司的高级分析员袁铁成告诉《财经》记者，但绝大多数既不遵从行业规矩，内部管理也没有章法。
监管方也在努力作为。据《财经》记者了解，今年5月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过后，由公安部管辖的中国保安协会正在组织安保公司进行测评，遴选出一份安保企业的“白名单”，准备推荐给有海外安保需求的中资企业。
海外安保服务的主要采购方多为大型国有企业，国家政策的推动不可避免地塑造着这个市场
神秘的海外安保是影视剧青睐的题材：退役后的特种兵与当地武装分子激烈交火，保护营地内的人员免受袭击;或者深入虎穴，营救出被恐怖分子绑架的人员，都是经常出现的桥段。
传统的安全威胁之外，企业还面临劳资纠纷、工人罢工、中国工人和当地工人之间矛盾冲突等问题，这些也会被纳入大安保服务范围内。（资料图）
但对于行内人来说，“没有事情发生”才是检验一家安保企业优秀与否的标准。
安保企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做在事前和幕后。在上述几家提供海外安保公司的网站上，都宣称自己提供的是整套安全解决方案。
以德威为例，中国公司提供的安全解决方案通常由整体安防咨询和体系建设、安保培训、现场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应用四大板块组成。据察哈尔学会的研究，派出前的安保培训是整个海外安保行业的主要收入来源。
目前，海外安保服务的主要采购方多为大型国有企业，国家政策的推动不可避免地塑造着这个市场。
2010年8月13日，由商务部牵头、七个部委联合发布《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明确树立“不培训不得派出”以及“谁派出，谁负责”的原则。规定直接创造了在培训业务方面的刚性需求。
中石化是德威的第一个正式客户，德威为其建立了企业内部的海外安全培训体系和标准，外派培训基地也设在德威位于北京首都机场附近的总部。
在这个由仓库改建的培训基地里，模拟了银行、咖啡厅、酒店前台、狭小街区的90度转角等在海外易发生险情的场景，受训者被指导如何应对抢劫、绑架、火灾等突发情况。训练场内灯光很昏暗，据称这是为了让受训者习惯在黑暗中应对险情。
按照中石化规定，外派人员只有拿到培训课程合格证，才能到所属企业外事部门办理出国手续;当派驻发生调动或职位有所晋升时，还需要再次进行培训，因为不同职位、不同地区意味着面对安全问题时的视角也不一样。
培训往往由理论和实操两部分组成。理论课主要包括全球安全形势与中国领事保护、境外公共安全风险类型和辨识、舆情应对和心理调适及压力舒缓等;实操课则包括安全防范基本技能、个人防卫技巧;旅行安全、夜間行动安全;野外生存、逃生技巧、综合演练;应对境外突发事件;应急手语联络和紧急救护。
从2013年起，德威一共培训了9万人次的海外派驻人员，绝大部分客户都是来自央企，其次是教育部下属国家汉办的外派老师，以及中国留学中心的公派留学生。
德威称他们现在已经突破了中资安保企业以培训为主要业务的结构，安全管理正成为主要的营收来源，占全部收入的70%左右，20%左右来自培训。
安全管理的主要执行者，是一群被称为“安全官”的人。在《财经》记者曾到访的某中资企业大型海外项目营地里，可以看到周围都架设起了24小时监控的高清摄像头和铁丝网，身处营地内部的中控室可实时观察到营地的每个角落。安全官要做到24小时全方位严密防范，在高风险地区，要按日更新战术级别风险评估以及制定紧急撤退方案。
德威的总部兼具“准安全官”的宿舍功能，大部分安全官——退役士兵在这里进行短则三个月、长则半年的培训，合格后被派往海外。安全官们进驻被保护项目后，按照成文的风险管理流程建立完整的安全防范体系，包括调研周边风险、制定对项目的管理计划等等;硬件方面要完善边界安防等设施建设，比如，对于铁丝网应该用哪种规格都要一一考虑。
影视作品中最常见的安保人员持枪交火场面，并不是中国安全官们的日常生活。由于涉及到持枪证及武装合法性的问题，安保公司不会派出自己的安保力量团队，选择对象国当地合适的合作伙伴也是安全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中国对外投资集中在能源、电力、道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需要向海外派出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这些项目的特点是覆盖面积大，营地之间距离远，营地和营地之间的沟通联络以及人员移动安全对安保服务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传统的安全威胁之外，企业还面临劳资纠纷、工人罢工、中国工人和当地工人之间矛盾冲突等问题，这些也会被纳入大安保服务范围内。
工程承包商的利润空间通常比较有限，很难拿出与业务合同金额相称的安保预算
2007年4月24日，中原油田勘探局位于埃塞俄比亚东南部索马里州的工地遭遇了200多名当地武装分子的突袭，埃塞俄比亚军队也没能挽救9名中国工人以及65名当地工人的生命。
这起惨剧不仅导致中国许多大型国企此后退出埃塞俄比亚市场，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刺激了人们对于中国海外利益安全的神经。
同年8月，中国外交部成立领事保护中心，向中国公民免费发放《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加强对生活和工作在海外的中国公民的领事保护。同时，以外交部为首的部际联席会议定期针对所有国家制定风险等级，为中国企业和公民提供安全预警。
在一些高风险地区的中国使馆，如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利比里亚等国，进驻有中国的特警战士进行安保工作;在海上，索马里海域海盗活动猖獗危害过往船只安全，中国从2008年底开始向亚丁湾派出军舰护航。
但在观察者眼中，国家行为的政治敏感性和缺乏灵活性的特征使其在应对瞬息万变的安全风险中束手束脚、略显笨拙，不足以应对层出不穷的安全威胁。
国外依靠市场机制应对海外风险的模式开始受人关注。从单纯依靠国家机器到国家力量与私人公司相结合，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的主体走向多元化。
郝刚对记者说，“人们看到了一个巨大且会蓬勃发展的美丽市场。”
中国2016年的GDP达到11.2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仅占GDP的1.5%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平均会达到该国GDP的16%左右，在发达国家则能达到约40%。即便按照保守方式计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将有数倍的增长空间。
根据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测算，一个项目投资额的13.7%将作为安全保障的投入，据此，中国海外安保市场规模将达到千亿美元的级别。这一估算还没有考虑来自中国政府海外派驻机构的安全服务订单，如处在高风险地区的使领馆等，它们不仅是提供领事保护的服务者，同样也是需要受保护的对象。
中国一国的需求，从数据上已与全球私营安保服务市场的规模相当。据全球产业市场调查公司The Freedonia Group估算，2016年全球市场总值为2440亿美元。
不过，对这个行业的先行者说，这只是一个目前“看上去很美”的市场。
2014年，境外中资企业用于安全方面的开支在80亿美元以上，2015年超过100亿美元，其中仅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三家中资能源巨头的安全支出就占五分之一（见图1）。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为1456.7亿美元，按国际标准，安全方面的支出应在190亿美元左右。
自2005年起，商务部、外交部和国资委联合发布文件要求国企将安保费用计入成本，并敦促企业内部建立安保预算制度、落实相关投入，但该文件不具有强制性，尤其对涉足海外业务的民营企业不具备任何约束意义。
东方锐眼风险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资深风险评估专家郑刚告诉《财经》记者，就项目开展前的安全风险评估而言，目前更多还是国企在购买服务，因为国资委有相关要求。部分民企也有这方面的需求，但不如国企那样系统和深入。
不同规模的企业对于安保服务必要性的评估自然不同。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一些公司安全意识不足或存在侥幸心理，认为遭遇安全事件是小概率，更倾向于在事发后进行补偿，而不愿意于事前在安全方面有所支出。
“即便一些民营企业家有海外安保的意识，也多是对贴身护卫和保镖的需求，对海外风险管理的系统性认识有很大不足。”郑刚说。
更重要的是，除了华为、中兴这样在海外市场深耕多年并对海外安全风险有过切身体会的大型民企，绝大多数民企都是国企大型项目的承包企業或服务型企业，本身利润空间有限，很难拿出与业务合同金额相称的安保预算。
在基础设施领域，甚至连部分国企也无力按照国际标准承担安保支出。
精通于桥梁、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中交集团提出了希望国家在企业采购技术防护产品或装备方面予以补贴的建议。
该集团国际工程分公司副总经理蔡传胜表示，目前，电力、水利、建筑等高竞争行业在海外利润率低，难以在安全防护方面投入过高。“商务部、财政部曾经在对外投资合作企业专项资金中对特定国家和特定地区安保费用予以补贴，但该补贴已于2014年取消。”
中国安保企业在专业化分析和当地情报网络建设方面能力不足，而这两点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2011年成立至今，德威总投入超过4亿元，直到2014年才实现收支平衡，2015年略有盈利。“中国从业者需要有足够的战略耐心去培育海外安保服务市场和自己的安全公司品牌。”郝刚说。
还未产生稳定且持续需求的中国海外安保市场，面临着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典型困境：市场需求不足，挣扎于生存线的企业不愿进行长期投资;核心能力欠缺，又让客户缺乏意愿购买安保服务。 这个行业的共识是，一家安保公司的综合实力与其情报分析和整理能力是成正比的。比起拥有强大个人作战和防卫能力的退役军警来说，对项目所在地周围的安全风险研究、近期数据统计和趋势分析才是重中之重。
“当前几乎没有中资安保公司能做到这一点。”知远防务与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汪川在一次会议上披露。
培养专业化的分析团队并在当地建设情报网络，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曾撰写《2016中国企业海外安全管理报告》的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李江认为，中资安保企业往往缺乏国际化的资本运作经验，也缺乏战略性的海外布局能力。
曾使用过中资安保企业服务的一家大型国企高管直接告诉《财经》记者，该安保企业的情报服务“差劲”。
蔡传胜也指出，目前企业的安全信息主要是从中国驻外使领馆、驻在国执法情报机关和友好人士等處获取，或者以超高的价格向国外专业安保及数据公司订购情报产品，企业所能享受到的与自身安危息息相关的情报服务严重不足。“我们非常渴望相关部门和机构得以完善信息传递渠道和机制”。
中国安保企业在培养专业化的分析团队和在当地建设情报网络的核心能力不足，主要原因还有所需专业人才极度匮乏。
在国内某知名国际安全服务公司网站的招聘信息栏中，可见招聘的海外安全官、防恐培训官、特勤队员与安保队员等，仅要求中学以上学历，只有语言翻译和一些行政管理职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在国际化的情报分析人才与身怀绝技的安保人才之间，海外安保公司明显倾向于后者。
很多中资安保公司的外派人员，甚至都无法用英语与所在国合作机构进行正常交流，更深度的合作自然难以企及。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副总经理严学斌直接指出，目前从事安全风险管理工作的专职人员稀缺，且相关经验不足，缺乏对海外项目过程管理的实际认知，风险管控无法保证工作的专业性和有效性。
海外安保巨头抢滩“一带一路”，或以物流服务或以咨询服务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客户面前
2016年底，一条可能搅动整个行业的“鲶鱼”跳入了海外安保市场的竞争格局。
行业内知名度最大的黑水公司创始人埃里克·普林斯也盯上了“一带一路”这块大蛋糕，他与中信集团合资创立的先丰服务集团（Frontier Services Group，以下简称“先丰”）计划在中国的云南和新疆两地设立培训基地。集团在一份“战略更新声明”中称：基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安全形势，先丰将着手扩展安全服务内容。
核心项目包括：项目开展前的风险缓减方案、派出前人员安全培训、全球安全信息网络（分析并识别威胁以减轻风险和不确定性）、全球指挥信息中心（与负责风险管理和业务弹性的区域运营中心相协调）、交通运输安保、人员保护和实时追踪、营地或居所设计和供应链安全等等。
据介绍，两个基地分别辐射两条主要业务走廊，计划于年内运行的云南基地作为西南走廊——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的桥头堡;将于2018年运行的新疆基地则负责西北走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四国。
由于外资参股的身份，先丰还没有取得公安部发放的安保服务牌照，但从其服务内容看，与中国海外安保行业的从业者同处于一个竞争领域。
凭借其大股东普林斯和他创立的黑水集团在私营安保行业中的显赫地位和强大实力，迟来的先丰足以让业界为之一震。
“你可以抢劫我，你可以饿着我，你可以打我，你也可以杀了我，但就是别让我感到无聊。”这是人称“雇佣兵之王”的普林斯经常引用的一句台词。黑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美国的“私营化战争”传统——将政府军队无法自行提供的后勤、情报和军事援助服务外包出去。
五角大楼在200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将承包商与现役部队、预备役和文职雇员并列，使之成为国防部“总兵力”中的四大核心构成之一。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正是黑水客户的“三巨头”。
除了美国竞争者，跟随美国参与了所有海外反恐战争的英国公司也赚得盆钵满盈，全球安保市场上一半的份额都被美英两国的公司所瓜分。
杰富仕（G4S）和化险咨询（Control Risk）均为英国公司，杰富仕在顶峰期，年销售额可以达到800亿元人民币，全球雇员达到63万人之多，相当于世界排名第七的军队（土耳其）。这样一支庞大的力量承担着美国五角大楼以及日本爱国者导弹基地的安防任务，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安保任务也交给了杰富仕承担。
但这样的模式在中国市场显然行不通。
先丰集团副总裁、非洲地区总经理王大伟（J.David Whittingham）格外强调两者的不同：黑水是一家军事承包商，服务的对象是政府，并且均是在战争状态下提供的服务;先丰则是提供安全解决方案，进行出发前的培训，制定在高风险地区的行动方案以及应急措施。
他也同时强调先丰对黑水优势的传承：先进的培训体系和标准、高效的流程，更重要的是在海外积累的经验和在当地的关系，即已有的情报系统。“更多时候是软件在发挥作用。在安保行业，一个检验成功的标准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王大伟对《财经》记者说。
先丰的首个订单来自战乱中的南苏丹，南苏丹共和国石油部要求其为南苏丹境内的油田及相关重要基础设施提供必要的海陆空运输支持。当时该国已经爆发内战，先丰设计出一整套物流解决方案：空投补给、直升机医疗救援、航空货运、驳船运输、偏远地区营地建设和生命补给等。
“我们是在高风险地区向高端客户提供安全产品，那些靠低价竞争的对手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王大伟说。
不仅仅是普林斯和他所在的先丰集团，杰富仕、化险咨询和International SOS都纷纷抢滩“一带一路”，以物流服务或者咨询服务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客户面前。 它们凭借知名度在中国大陆拿到订单，之后或以在香港或新加坡注册的安保公司，或以投资对象国的合作伙伴与中国公司签订合同。
王大伟将刚刚起步的中国海外安保行业与20多年前的中国汽车行业相比较，“多年来，中国没有在海外发生战争，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海外，因此可能缺乏经验、技术和能力，想要发展起这个行业，需要找到有经验的、可靠的海外合作方”。
一名曾经研究过黑水公司训练内容的业内人士形容，其训练模式绝对是领先的，他们根据现实战争需求，设计实战场景，进行实战训练，中国公司的模拟训练较之相去甚远。
这些海外老牌安保公司的经验和能力毋庸置疑，但其身份在中国客户面前却可能是获得订单的障碍。尤其对于中国的大型国企来说，很难想象其海外项目将全部的安全责任交给一家在政治上不足以互信的外国企业进行管理。
此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反美是普遍的民間情绪，客户会考虑如果雇用一家以英美人为主要面孔的安保公司，反而使自己的安全隐患有增无减。
“中国需要的是非军事化的安全服务，而非私营军事承包商”，一些中国从业者对这些外来的和尚表现出与生俱来的反感。
有些从业者则相信未来的格局将走向20多年前汽车行业“市场换技术”的道路。
袁铁成说：“必须承认，中国安保行业从业者就是处于技不如人的状态……中国的安全服务公司和西方公司未来最好的方式是合作而非竞争，中国公司熟悉中国客户的需求和运作体系，而西方公司在专业程度和海外经验上则更胜一筹。”
“阴影中的军队”——黑水集团
从美国海豹突击队退役的普林斯在1996年借美国国防预算削减之机，成立了黑水公司，最初他们设想的业务只是为那些因训练基地遭经费削减而关闭的美军、CIA、警察提供训练场所和服务。
“9·11”事件改变了黑水的成长轨迹。普林斯写就的《阴影中的军队》中如此记录他和同仁们在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的感想：我们以前是士兵、水手、警察和陆战队员……当电视上还在辩论美国是否应该反击那些谋杀了美国平民的人，我们就已经在集中讨论这场必须要打的反击战应该以什么方式进行，以及黑水公司能够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很快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参与渠道，为官员或军事设施提供安全保障的工作。分公司黑水安全咨询公司于2002年成立。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中，美国的兵力补给远远达不到战争的需要，给私营安全（军事）承包商创造了巨大的机会。这两场战争见证了黑水的崛起、巅峰再到崩塌。
美军以闪电速度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各种暴力行为扩散至伊拉克。黑水接下了让其名声鹊起的一个任务，国防部以一纸2130万美元的合约委任他们护卫驻伊联军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负责战后重建工作的布雷默。
布雷默是当时伊拉克最有权势的人，同时被美国特勤局认为是“全世界受威胁最严重、安全问题最为严峻的美国官员”。黑水以36人、外加三架直升机的安保队伍保证了布雷默的周全。国防部、国务院和中情局随后便成为黑水客户的“三巨头”。
随着盟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将权力交接给伊拉克政府，美国与伊拉克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在伊拉克开设了最大的驻外使馆，有12个政府部门的近1000名美国人工作在这里。
如何保障这些人的安全立刻成为当务之急。美国国务院长期设有一个官方的外交安全局，负责保障每一位参与美国全球外交任务的人员的安全。但在2005年，整个外交安全局只有约1000名特工，而国务院在全球的任务多达近300个，这两个数字无论如何也无法以任何可操作的方式匹配起来。
刚刚出色完成了保护布雷默大使的黑水集团，立刻成为“首选方案”。2004年6月国务院依据“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的条款，跟黑水签订了一年的独家安保合同，这一合同之后续签了五年，为黑水带去超过5亿美元的收入。
普林斯在签下合同的那一刻很是自豪，他说：“如果我们的车队不能运转，国务院便不能运转;没有我的公司，美国在伊拉克的外交努力便不能运转。”
在国务院“零伤亡”的要求下，安保工作不可谓不艰巨。每天傍晚，一名国务院官员会给黑水提供一份次日的官员行程表清单，第二天早上，安保小组就会给他们提供一个行动手册，包括首选道路和备选道路的卫星图像，发生伏击时官员可以暂避的安全区域和其他保护性的地形地貌，在护送路线沿途的军方前线作战基地位置，救援直升机的预定降落地点等。安保小组来回路线的每一段都在计划中被单元化处理，每一段路程都被当作一个独立单元加以实时监控。
鼎盛时期的黑水公司在全球部署了超过2300名 “雇佣军”，可以随时调遣超过2万名退役特种兵或退役执法人员，并拥有自己的运输飞机和武装直升机，如此实力“足够推翻许多国家的政府”。
但是与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这种紧密关系并不意味着一片坦途。2007年前后，黑水在执行任务时多次卷入射杀平民的舆论漩涡，加之美国国内当时激烈的反战声音，让黑水在2010年后很难再继续获得政府订单，并面临多项刑事指控和罚款。
2009年，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黑水公司宣布将放弃原名“黑水”，更名“Xe服务公司”，普林斯也从一线退居幕后。2010年，一个私人投资财团收购了黑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训练基地并成立了一家新的名为“Academi”的公司，公司业务重心从保安服务转到培训和后勤，普林斯也彻底抛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
离开黑水后，普林斯来到中东的阿布扎比，依靠自己多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重新开展了安保服务业务，并成立了自己的私募基金，在中东投资了一些项目。2014年，普林斯入股香港的先丰集团，开始深耕中国市场。
黑水是一个私营企业，是普林斯的私人公司，所执行的合同都有保密协议，因此面对指责和批评时，无法在公开场合进行还击。“现在，普林斯选择通过上市公司的模式，一切都将是透明、合法的。”普林斯的助手王大伟对《财经》记者说。
海外安保，这个行业一直和“神秘”二字如影随形。人们要么读到以黑水公司为代表的私人军事承包商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从事违规操作的调查性新闻，要么在影视剧中看到身手矫健的前特种士兵深入虎穴，一番激烈的斗智斗勇后救出被困人员。
随着中国的巨额投资和海量人员走出国门，中国的海外安保市场开始浮现。按照安保费用占投资总额的国际惯用比例计算，这将会是一个千亿美元数量级的市场。
这个神秘的行业，参与者各式各样，既有具警界背景、在公安部监管下的规模安保公司，也有拿到订单再组织队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非正规小企业。最近，国际安保巨头也加入到竞争格局中来。
放眼全球，有几十年发展历史的国际安保私营市场，已经建立起政府（国际组织）、产业和社会代表参与的国际治理框架。作为拥有庞大海外投资和旺盛安保需求的后发者，中国将怎样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同时满足中国政府、企业和公民海外安全需求的海外安保业？
——编者
南苏丹，这个独立于2011年、世界上最“年幼”的遥远国家对于多数国人来说仅仅是个不太起眼的概念，但这里已接收了中国近300亿美元的投资，约100家中资企业落户于此。
2013年12月15日，刚独立两年的南苏丹爆发内战。战争突如其来，几乎没人来得及准备，数百名中石油的工作人员被困交战区。“每到夜幕降临时准时开战，第二天早上，中国工人所在营地到处都能看到枪眼。”周波说。
周波，是一家名为德威的民营安保公司的海外安全官。在战区孤立无援地被困了22天后，他和他的同事最终协助265名中方人员安全撤离至邻国乌干达。
时隔三年，相似的一幕再次发生在周波身上：南苏丹内部武装冲突蔓延到首都朱巴，朱巴唯一的国际机场停运、各种生活物资极度短缺，将近1000多名在当地的中国人急需撤离。
这时，德威已经在南苏丹设立了分公司，周波也成为肯尼亚分公司的管理人员。与三年前相比，他和他的团队获得更充分的情报支持和后勤支援，仅用了四天，配合中国驻当地使馆以及中资机构的包机安排，他们将全部人员安全撤离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得益于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中国人曾一度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人群”。但随着越来越多公民和企业走出国门，他们开始不断遭遇各类海外安全事故，大到恐怖袭击和被动卷入战区，小到绑架勒索与街头抢劫。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派驻到海外的劳务人员约200万人，90%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国家，其中绝大部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7年上半年，投资超过10亿元的海外项目有33个，其中85%集中在上述国家和地区。
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的责任，曾经全部落在国家的肩上;如今一批私营安保企业开始参与到保护“海外中国”的大生意中来。
私营安保的野蛮生长期
中国对安保行业设置了很高的准入门槛，但对海外提供安保服务的企业并无监管权。发展初始的中国海外安保市场上有着众多散兵游勇
德威的创始团队是曾参加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安保工作的警官，那时中国各层级的安全工作还由国家主体垄断。借奥运会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中，这些警官们发现不但可以有私营安保企业，而且还可以承担像奥运会这样国家级别盛事的安保工作。
“我们意识到中国早晚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创始团队成员之一、德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德威”）总经理郝刚对《财经》记者说。
的人。（资料图j
图2：安全官要做到24小时全方位严密防范，在高风险
地区，要按日更新战术级别风险评估以及制定紧急撤退
方案，（资料图）
图3：当地时间2017年3月13日，肯尼亚内罗毕，德威
集团安全教练在武术实战训练中带领肯尼亚保安人员进
行体能操练。
从2011年成立起，德威就將业务领域定位在海外市场，目前建起了中资安保企业里规模最大的海外网络。以非洲和南亚为两条主线，在肯尼亚、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和巴基斯坦等国均设立分公司，其触角也伸到了泰国、阿根廷这样风险略低的国家。
德威的成长期，也是中国安保公司数量井喷的时期。中国的安保公司达4000多家，不过，真正有海外业务的极其有限。
2015年底，安保行业的监管单位公安部在珠海召开调研座谈会，参会者郝刚说，全国十几家有海外安保业务的企业参加了会议，“基本上有海外业务的公司都到齐了，大部分（总部）都设立在北京”。
由于安保行业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具体有多少家安保公司从事海外业务各方说法不一。一位业内人士的估算是，开展海外业务的中国安保公司不超过40家。能真正拿到订单的仅有几家，如德威、伟之杰安保集团、华信中安集团、克危克险安全公司等。
几家规模企业在客户、业务范围和领域方面几乎各守一方，鲜有交叉。
中石化是德威最大的客户，伟之杰在国内市场亦是领先者，海外市场的主要客户为中石油，华信中安的业务集中在海上护航方面，克危克险则主要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开展业务。 也许是顾忌类似于黑水公司等私人军事承包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斑斑劣迹，有关监管部门对于安保公司在海外开展业务一直秉持谨慎态度。“监管者对于引发政治和外交纠纷的担忧，超过了对于促进市场发展的考虑。”一位业内人士说。
这一点直接体现在安保牌照的发放上。据《财经》记者了解，监管部门近期未再对希望开展海外业务的安保公司发放新的牌照。
但实际上，要在海外从事安保服务，牌照并不是必要条件。虽然中国对安保行业设置了很高的准入门槛，要求企业法人必须有一定年限的从警经历，但对于在海外提供安保服务的企业并没有监管权，企业只需获得业务所在政府的执照即可，有些地方甚至连这一手续也省略过去。
正因如此，在公安部名单上的所谓“正牌军”之外，发展初始的中国海外安保市场上，有着众多“散兵游勇”。
这些小公司成本投入较小，非正规的操作也时有发生。曾有一家公司看中总投资额超过50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于是派代表常驻伊斯兰堡，通过每天搜集新闻消息发布风险预警赚取知名度，结果多次预警都被证明是虚假情报。
也有人曾雇佣退伍特种兵前往缅甸提供安保服务，方法是让他们以普通人身份进入缅甸，然后由公司在当地提供武器和装备。这些退伍特种兵甚至没有合法的入境手续，更不用说个人的人身意外保险等。
一些未持有安保牌照的企业在海外从事着和德威一样的业务，它们的惯常做法是通过关系或低价竞标拿到项目后，临时组建团队，不需要在中国注册企业，没有常驻团队，不配备相应保险，也不接受监管，“不过他们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这完全取决于客户的选择”。郝刚说。
“海外安保服务行业处于一个‘野蛮生长期’，参与者都想淘金。” 克危克险安全公司的高级分析员袁铁成告诉《财经》记者，但绝大多数既不遵从行业规矩，内部管理也没有章法。
监管方也在努力作为。据《财经》记者了解，今年5月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过后，由公安部管辖的中国保安协会正在组织安保公司进行测评，遴选出一份安保企业的“白名单”，准备推荐给有海外安保需求的中资企业。
“没有事情发生”才是好服务
海外安保服务的主要采购方多为大型国有企业，国家政策的推动不可避免地塑造着这个市场
神秘的海外安保是影视剧青睐的题材：退役后的特种兵与当地武装分子激烈交火，保护营地内的人员免受袭击;或者深入虎穴，营救出被恐怖分子绑架的人员，都是经常出现的桥段。
但对于行内人来说，“没有事情发生”才是检验一家安保企业优秀与否的标准。
安保企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做在事前和幕后。在上述几家提供海外安保公司的网站上，都宣称自己提供的是整套安全解决方案。
以德威为例，中国公司提供的安全解决方案通常由整体安防咨询和体系建设、安保培训、现场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应用四大板块组成。据察哈尔学会的研究，派出前的安保培训是整个海外安保行业的主要收入来源。
目前，海外安保服务的主要采购方多为大型国有企业，国家政策的推动不可避免地塑造着这个市场。
2010年8月13日，由商务部牵头、七个部委联合发布《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明确树立“不培训不得派出”以及“谁派出，谁负责”的原则。规定直接创造了在培训业务方面的刚性需求。
中石化是德威的第一个正式客户，德威为其建立了企业内部的海外安全培训体系和标准，外派培训基地也设在德威位于北京首都机场附近的总部。
在这个由仓库改建的培训基地里，模拟了银行、咖啡厅、酒店前台、狭小街区的90度转角等在海外易发生险情的场景，受训者被指导如何应对抢劫、绑架、火灾等突发情况。训练场内灯光很昏暗，据称这是为了让受训者习惯在黑暗中应对险情。
按照中石化规定，外派人员只有拿到培训课程合格证，才能到所属企业外事部门办理出国手续;当派驻发生调动或职位有所晋升时，还需要再次进行培训，因为不同职位、不同地区意味着面对安全问题时的视角也不一样。
培训往往由理论和实操两部分组成。理论课主要包括全球安全形势与中国领事保护、境外公共安全风险类型和辨识、舆情应对和心理调适及压力舒缓等;实操课则包括安全防范基本技能、个人防卫技巧;旅行安全、夜間行动安全;野外生存、逃生技巧、综合演练;应对境外突发事件;应急手语联络和紧急救护。
从2013年起，德威一共培训了9万人次的海外派驻人员，绝大部分客户都是来自央企，其次是教育部下属国家汉办的外派老师，以及中国留学中心的公派留学生。
德威称他们现在已经突破了中资安保企业以培训为主要业务的结构，安全管理正成为主要的营收来源，占全部收入的70%左右，20%左右来自培训。
安全管理的主要执行者，是一群被称为“安全官”的人。在《财经》记者曾到访的某中资企业大型海外项目营地里，可以看到周围都架设起了24小时监控的高清摄像头和铁丝网，身处营地内部的中控室可实时观察到营地的每个角落。安全官要做到24小时全方位严密防范，在高风险地区，要按日更新战术级别风险评估以及制定紧急撤退方案。
德威的总部兼具“准安全官”的宿舍功能，大部分安全官——退役士兵在这里进行短则三个月、长则半年的培训，合格后被派往海外。安全官们进驻被保护项目后，按照成文的风险管理流程建立完整的安全防范体系，包括调研周边风险、制定对项目的管理计划等等;硬件方面要完善边界安防等设施建设，比如，对于铁丝网应该用哪种规格都要一一考虑。
影视作品中最常见的安保人员持枪交火场面，并不是中国安全官们的日常生活。由于涉及到持枪证及武装合法性的问题，安保公司不会派出自己的安保力量团队，选择对象国当地合适的合作伙伴也是安全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中国对外投资集中在能源、电力、道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需要向海外派出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这些项目的特点是覆盖面积大，营地之间距离远，营地和营地之间的沟通联络以及人员移动安全对安保服务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传统的安全威胁之外，企业还面临劳资纠纷、工人罢工、中国工人和当地工人之间矛盾冲突等问题，这些也会被纳入大安保服务范围内。
千亿美元市场规模？
工程承包商的利润空间通常比较有限，很难拿出与业务合同金额相称的安保预算
2007年4月24日，中原油田勘探局位于埃塞俄比亚东南部索马里州的工地遭遇了200多名当地武装分子的突袭，埃塞俄比亚军队也没能挽救9名中国工人以及65名当地工人的生命。
这起惨剧不仅导致中国许多大型国企此后退出埃塞俄比亚市场，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刺激了人们对于中国海外利益安全的神经。
同年8月，中国外交部成立领事保护中心，向中国公民免费发放《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加强对生活和工作在海外的中国公民的领事保护。同时，以外交部为首的部际联席会议定期针对所有国家制定风险等级，为中国企业和公民提供安全预警。
在一些高风险地区的中国使馆，如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利比里亚等国，进驻有中国的特警战士进行安保工作;在海上，索马里海域海盗活动猖獗危害过往船只安全，中国从2008年底开始向亚丁湾派出军舰护航。
但在观察者眼中，国家行为的政治敏感性和缺乏灵活性的特征使其在应对瞬息万变的安全风险中束手束脚、略显笨拙，不足以应对层出不穷的安全威胁。
国外依靠市场机制应对海外风险的模式开始受人关注。从单纯依靠国家机器到国家力量与私人公司相结合，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的主体走向多元化。
郝刚对记者说，“人们看到了一个巨大且会蓬勃发展的美丽市场。”
中国2016年的GDP达到11.2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仅占GDP的1.5%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平均会达到该国GDP的16%左右，在发达国家则能达到约40%。即便按照保守方式计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将有数倍的增长空间。
根据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测算，一个项目投资额的13.7%将作为安全保障的投入，据此，中国海外安保市场规模将达到千亿美元的级别。这一估算还没有考虑来自中国政府海外派驻机构的安全服务订单，如处在高风险地区的使领馆等，它们不仅是提供领事保护的服务者，同样也是需要受保护的对象。
中国一国的需求，从数据上已与全球私营安保服务市场的规模相当。据全球产业市场调查公司The Freedonia Group估算，2016年全球市场总值为2440亿美元。
不过，对这个行业的先行者说，这只是一个目前“看上去很美”的市场。
2014年，境外中资企业用于安全方面的开支在80亿美元以上，2015年超过100亿美元，其中仅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三家中资能源巨头的安全支出就占五分之一（见图1）。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为1456.7亿美元，按国际标准，安全方面的支出应在190亿美元左右。
自2005年起，商务部、外交部和国资委联合发布文件要求国企将安保费用计入成本，并敦促企业内部建立安保预算制度、落实相关投入，但该文件不具有强制性，尤其对涉足海外业务的民营企业不具备任何约束意义。
东方锐眼风险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资深风险评估专家郑刚告诉《财经》记者，就项目开展前的安全风险评估而言，目前更多还是国企在购买服务，因为国资委有相关要求。部分民企也有这方面的需求，但不如国企那样系统和深入。
不同规模的企业对于安保服务必要性的评估自然不同。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一些公司安全意识不足或存在侥幸心理，认为遭遇安全事件是小概率，更倾向于在事发后进行补偿，而不愿意于事前在安全方面有所支出。
“即便一些民营企业家有海外安保的意识，也多是对贴身护卫和保镖的需求，对海外风险管理的系统性认识有很大不足。”郑刚说。
更重要的是，除了华为、中兴这样在海外市场深耕多年并对海外安全风险有过切身体会的大型民企，绝大多数民企都是国企大型项目的承包企業或服务型企业，本身利润空间有限，很难拿出与业务合同金额相称的安保预算。
在基础设施领域，甚至连部分国企也无力按照国际标准承担安保支出。
精通于桥梁、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中交集团提出了希望国家在企业采购技术防护产品或装备方面予以补贴的建议。
该集团国际工程分公司副总经理蔡传胜表示，目前，电力、水利、建筑等高竞争行业在海外利润率低，难以在安全防护方面投入过高。“商务部、财政部曾经在对外投资合作企业专项资金中对特定国家和特定地区安保费用予以补贴，但该补贴已于2014年取消。”
海外安保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安保企业在专业化分析和当地情报网络建设方面能力不足，而这两点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2011年成立至今，德威总投入超过4亿元，直到2014年才实现收支平衡，2015年略有盈利。“中国从业者需要有足够的战略耐心去培育海外安保服务市场和自己的安全公司品牌。”郝刚说。
还未产生稳定且持续需求的中国海外安保市场，面临着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典型困境：市场需求不足，挣扎于生存线的企业不愿进行长期投资;核心能力欠缺，又让客户缺乏意愿购买安保服务。 这个行业的共识是，一家安保公司的综合实力与其情报分析和整理能力是成正比的。比起拥有强大个人作战和防卫能力的退役军警来说，对项目所在地周围的安全风险研究、近期数据统计和趋势分析才是重中之重。
“当前几乎没有中资安保公司能做到这一点。”知远防务与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汪川在一次会议上披露。
培养专业化的分析团队并在当地建设情报网络，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曾撰写《2016中国企业海外安全管理报告》的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李江认为，中资安保企业往往缺乏国际化的资本运作经验，也缺乏战略性的海外布局能力。
曾使用过中资安保企业服务的一家大型国企高管直接告诉《财经》记者，该安保企业的情报服务“差劲”。
蔡传胜也指出，目前企业的安全信息主要是从中国驻外使领馆、驻在国执法情报机关和友好人士等處获取，或者以超高的价格向国外专业安保及数据公司订购情报产品，企业所能享受到的与自身安危息息相关的情报服务严重不足。“我们非常渴望相关部门和机构得以完善信息传递渠道和机制”。
中国安保企业在培养专业化的分析团队和在当地建设情报网络的核心能力不足，主要原因还有所需专业人才极度匮乏。
在国内某知名国际安全服务公司网站的招聘信息栏中，可见招聘的海外安全官、防恐培训官、特勤队员与安保队员等，仅要求中学以上学历，只有语言翻译和一些行政管理职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在国际化的情报分析人才与身怀绝技的安保人才之间，海外安保公司明显倾向于后者。
很多中资安保公司的外派人员，甚至都无法用英语与所在国合作机构进行正常交流，更深度的合作自然难以企及。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副总经理严学斌直接指出，目前从事安全风险管理工作的专职人员稀缺，且相关经验不足，缺乏对海外项目过程管理的实际认知，风险管控无法保证工作的专业性和有效性。
外来的和尚
海外安保巨头抢滩“一带一路”，或以物流服务或以咨询服务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客户面前
2016年底，一条可能搅动整个行业的“鲶鱼”跳入了海外安保市场的竞争格局。
行业内知名度最大的黑水公司创始人埃里克·普林斯也盯上了“一带一路”这块大蛋糕，他与中信集团合资创立的先丰服务集团（Frontier Services Group，以下简称“先丰”）计划在中国的云南和新疆两地设立培训基地。集团在一份“战略更新声明”中称：基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安全形势，先丰将着手扩展安全服务内容。
核心项目包括：项目开展前的风险缓减方案、派出前人员安全培训、全球安全信息网络（分析并识别威胁以减轻风险和不确定性）、全球指挥信息中心（与负责风险管理和业务弹性的区域运营中心相协调）、交通运输安保、人员保护和实时追踪、营地或居所设计和供应链安全等等。
据介绍，两个基地分别辐射两条主要业务走廊，计划于年内运行的云南基地作为西南走廊——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的桥头堡;将于2018年运行的新疆基地则负责西北走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四国。
由于外资参股的身份，先丰还没有取得公安部发放的安保服务牌照，但从其服务内容看，与中国海外安保行业的从业者同处于一个竞争领域。
凭借其大股东普林斯和他创立的黑水集团在私营安保行业中的显赫地位和强大实力，迟来的先丰足以让业界为之一震。
“你可以抢劫我，你可以饿着我，你可以打我，你也可以杀了我，但就是别让我感到无聊。”这是人称“雇佣兵之王”的普林斯经常引用的一句台词。黑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美国的“私营化战争”传统——将政府军队无法自行提供的后勤、情报和军事援助服务外包出去。
五角大楼在200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将承包商与现役部队、预备役和文职雇员并列，使之成为国防部“总兵力”中的四大核心构成之一。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正是黑水客户的“三巨头”。
除了美国竞争者，跟随美国参与了所有海外反恐战争的英国公司也赚得盆钵满盈，全球安保市场上一半的份额都被美英两国的公司所瓜分。
杰富仕（G4S）和化险咨询（Control Risk）均为英国公司，杰富仕在顶峰期，年销售额可以达到800亿元人民币，全球雇员达到63万人之多，相当于世界排名第七的军队（土耳其）。这样一支庞大的力量承担着美国五角大楼以及日本爱国者导弹基地的安防任务，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安保任务也交给了杰富仕承担。
但这样的模式在中国市场显然行不通。
先丰集团副总裁、非洲地区总经理王大伟（J.David Whittingham）格外强调两者的不同：黑水是一家军事承包商，服务的对象是政府，并且均是在战争状态下提供的服务;先丰则是提供安全解决方案，进行出发前的培训，制定在高风险地区的行动方案以及应急措施。
他也同时强调先丰对黑水优势的传承：先进的培训体系和标准、高效的流程，更重要的是在海外积累的经验和在当地的关系，即已有的情报系统。“更多时候是软件在发挥作用。在安保行业，一个检验成功的标准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王大伟对《财经》记者说。
先丰的首个订单来自战乱中的南苏丹，南苏丹共和国石油部要求其为南苏丹境内的油田及相关重要基础设施提供必要的海陆空运输支持。当时该国已经爆发内战，先丰设计出一整套物流解决方案：空投补给、直升机医疗救援、航空货运、驳船运输、偏远地区营地建设和生命补给等。
“我们是在高风险地区向高端客户提供安全产品，那些靠低价竞争的对手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王大伟说。
不仅仅是普林斯和他所在的先丰集团，杰富仕、化险咨询和International SOS都纷纷抢滩“一带一路”，以物流服务或者咨询服务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客户面前。 它们凭借知名度在中国大陆拿到订单，之后或以在香港或新加坡注册的安保公司，或以投资对象国的合作伙伴与中国公司签订合同。
王大伟将刚刚起步的中国海外安保行业与20多年前的中国汽车行业相比较，“多年来，中国没有在海外发生战争，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海外，因此可能缺乏经验、技术和能力，想要发展起这个行业，需要找到有经验的、可靠的海外合作方”。
一名曾经研究过黑水公司训练内容的业内人士形容，其训练模式绝对是领先的，他们根据现实战争需求，设计实战场景，进行实战训练，中国公司的模拟训练较之相去甚远。
这些海外老牌安保公司的经验和能力毋庸置疑，但其身份在中国客户面前却可能是获得订单的障碍。尤其对于中国的大型国企来说，很难想象其海外项目将全部的安全责任交给一家在政治上不足以互信的外国企业进行管理。
此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反美是普遍的民間情绪，客户会考虑如果雇用一家以英美人为主要面孔的安保公司，反而使自己的安全隐患有增无减。
“中国需要的是非军事化的安全服务，而非私营军事承包商”，一些中国从业者对这些外来的和尚表现出与生俱来的反感。
有些从业者则相信未来的格局将走向20多年前汽车行业“市场换技术”的道路。
袁铁成说：“必须承认，中国安保行业从业者就是处于技不如人的状态……中国的安全服务公司和西方公司未来最好的方式是合作而非竞争，中国公司熟悉中国客户的需求和运作体系，而西方公司在专业程度和海外经验上则更胜一筹。”
资料
“阴影中的军队”——黑水集团
从美国海豹突击队退役的普林斯在1996年借美国国防预算削减之机，成立了黑水公司，最初他们设想的业务只是为那些因训练基地遭经费削减而关闭的美军、CIA、警察提供训练场所和服务。
“9·11”事件改变了黑水的成长轨迹。普林斯写就的《阴影中的军队》中如此记录他和同仁们在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的感想：我们以前是士兵、水手、警察和陆战队员……当电视上还在辩论美国是否应该反击那些谋杀了美国平民的人，我们就已经在集中讨论这场必须要打的反击战应该以什么方式进行，以及黑水公司能够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很快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参与渠道，为官员或军事设施提供安全保障的工作。分公司黑水安全咨询公司于2002年成立。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中，美国的兵力补给远远达不到战争的需要，给私营安全（军事）承包商创造了巨大的机会。这两场战争见证了黑水的崛起、巅峰再到崩塌。
美军以闪电速度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各种暴力行为扩散至伊拉克。黑水接下了让其名声鹊起的一个任务，国防部以一纸2130万美元的合约委任他们护卫驻伊联军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负责战后重建工作的布雷默。
布雷默是当时伊拉克最有权势的人，同时被美国特勤局认为是“全世界受威胁最严重、安全问题最为严峻的美国官员”。黑水以36人、外加三架直升机的安保队伍保证了布雷默的周全。国防部、国务院和中情局随后便成为黑水客户的“三巨头”。
随着盟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将权力交接给伊拉克政府，美国与伊拉克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在伊拉克开设了最大的驻外使馆，有12个政府部门的近1000名美国人工作在这里。
如何保障这些人的安全立刻成为当务之急。美国国务院长期设有一个官方的外交安全局，负责保障每一位参与美国全球外交任务的人员的安全。但在2005年，整个外交安全局只有约1000名特工，而国务院在全球的任务多达近300个，这两个数字无论如何也无法以任何可操作的方式匹配起来。
刚刚出色完成了保护布雷默大使的黑水集团，立刻成为“首选方案”。2004年6月国务院依据“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的条款，跟黑水签订了一年的独家安保合同，这一合同之后续签了五年，为黑水带去超过5亿美元的收入。
普林斯在签下合同的那一刻很是自豪，他说：“如果我们的车队不能运转，国务院便不能运转;没有我的公司，美国在伊拉克的外交努力便不能运转。”
在国务院“零伤亡”的要求下，安保工作不可谓不艰巨。每天傍晚，一名国务院官员会给黑水提供一份次日的官员行程表清单，第二天早上，安保小组就会给他们提供一个行动手册，包括首选道路和备选道路的卫星图像，发生伏击时官员可以暂避的安全区域和其他保护性的地形地貌，在护送路线沿途的军方前线作战基地位置，救援直升机的预定降落地点等。安保小组来回路线的每一段都在计划中被单元化处理，每一段路程都被当作一个独立单元加以实时监控。
鼎盛时期的黑水公司在全球部署了超过2300名 “雇佣军”，可以随时调遣超过2万名退役特种兵或退役执法人员，并拥有自己的运输飞机和武装直升机，如此实力“足够推翻许多国家的政府”。
但是与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这种紧密关系并不意味着一片坦途。2007年前后，黑水在执行任务时多次卷入射杀平民的舆论漩涡，加之美国国内当时激烈的反战声音，让黑水在2010年后很难再继续获得政府订单，并面临多项刑事指控和罚款。
2009年，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黑水公司宣布将放弃原名“黑水”，更名“Xe服务公司”，普林斯也从一线退居幕后。2010年，一个私人投资财团收购了黑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训练基地并成立了一家新的名为“Academi”的公司，公司业务重心从保安服务转到培训和后勤，普林斯也彻底抛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
离开黑水后，普林斯来到中东的阿布扎比，依靠自己多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重新开展了安保服务业务，并成立了自己的私募基金，在中东投资了一些项目。2014年，普林斯入股香港的先丰集团，开始深耕中国市场。
黑水是一个私营企业，是普林斯的私人公司，所执行的合同都有保密协议，因此面对指责和批评时，无法在公开场合进行还击。“现在，普林斯选择通过上市公司的模式，一切都将是透明、合法的。”普林斯的助手王大伟对《财经》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