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是内地一所大学的西方文学老师。
　　一天，蜂窝煤炉又灭了，我在黑得白天也要开灯的底楼教工宿舍偷偷用电炉煮饭，后勤处有人来查，情急之下，我拔掉电源，将通红的电炉垫了块毛巾从窗口扔了出去。被查住的人，罚款是其一，要命的是还要将名字公开贴出去。无法想像，如果那样，我将如何再面对我的学生。后勤处的人进来时，盐仍摆在地上；锅中溅出的油星也清晰可见，在他们居高临下的目光中我觉得自己变得像只没孵出的鹌鹑，内心挣扎、坚守了很久的东西顷刻崩溃了。
　　一周后我留下一份辞职信只身到了深圳。在沙头角一家合资的服装公司，面试我的董事长是位香港老太太，她问我到公司能做些什么，我说我可以写些东西。老太太直言道：“这里是企业，有什么东西要写？！”
　　最后我以高中毕业证与1.8米的身高成了一家电器公司的送货员。那是一段简单得要傻掉的日子：拿到送货单，照着上面读过小学二年级就认识的几十个字去仓库提货，然后装车出发。在大货车车厢里，我们居高临下地看着路上跑着的小轿车，猜旁边座位上的女子是老婆还是情人，然后大笑。
　　一天，随车去华侨城送一台上万元的彩电，按说我们是包安装的，但那天，一则我们偷懒，再则我们也的确不会，于是货往地上一放，就要客户签字，那个掏钱的老板没说什么，旁边一位老板母亲模样的老太太气愤地骂道：“照你们这种做事方式，一辈子只配给人送货。”
　　从那户人家出来同伴互相嬉笑着模仿老太太的话，我却笑不出来。老太太鄙夷的眼光和愤怒的话语一遍一遍地在我脑海里翻腾，我当初为什么来深圳？难道我就一辈子这样给人家送货？
　　我下决心从那一刻起送好货，然后再干好别的。于是，我用别人没货送时打牌的时间向公司的师傅学调试电视、安装音响，学一切家电常识。再给客户送货的时候，我都尽心给客户完成安装并调试，还细心地留下公司的维修电话。对于同伴异样的眼光与调侃，我都置之脑后，在日复一日的送货安装中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
　　9个月后，一位已记不得何时给他上门送过货的户主按送货单上的维修号码打来电话找我，说有事与我商量。在环宇酒店，桌上的早茶谁都没有动一下筷子，但我们谈定合伙开一家电器行，他出资，我打理业务。我被天上突然掉下的馅饼打蒙了，那个直到现在我们仍有良好合作关系的人说，10年前他在香港就是送货员，那时他做送货员是为了尽快熟悉香港的街区道路。他说他看见我不同于别的送货员的样子就想起了他自己，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觉得我可以成为他很好的合作伙伴。“5年，跟我做5年，然后你自己出去做老板，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深圳什么都可能。”他说，“深圳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片机会的乐土。”
　　这话足以让我铭记终生，它是需要信心，需要性情，还需要长足的经历才能凝聚出来的理念。
　　后来，我专程前往华侨城看望那个喝斥过我的老太太，那个我生命中的恩人。隔着防盗门，我把那天她说的话以及后来发生在身上的事讲给她听。她大乐：“我儿子也是老板，怎么来的，不就是我骂出来的嘛！”
　　我认认真真地向她鞠躬，告诉她：“那你现在骂出两个老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