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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罗·莱文森提出了补偿性媒介的概念，认为后续媒介都是对先前媒介之不足的补偿。这样的观点难以摆脱媒介中心论的倾向，忽视了人通过媒介认识真实世界的永恒渴望与追求。从身体补偿的角度考察媒介技术的流变是一种更加人本主义的媒介发展的考察范式，它对媒介中的社会交往动机也有一定的解释力。在互联网时代，人们通过媒介对不在场的身体进行生理上、心理上与时空关系上的媒介化补偿，身体本身通过媒介得到呈现，成为媒介场域中的身体符号。未来媒介技术的发展逻辑会更加沿着身体媒介化的逻辑进行迭代与创新，而人的主体性将面临被身体性取代的趋向，甚至有可能成为技术浸润的赛博人。
【关键词】技术;身体;媒介化;补偿性
1979年，传播学家、媒介技术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莱文森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补偿性媒介的概念，认为后续媒介都是对先前媒介之不足的补偿，媒介的发展是越来越人性化的过程。[1]这样的观点虽具启发性，但是难以摆脱媒介中心论的倾向，从而忽视了媒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人对排除中介化、认识真实世界的永恒渴望。从身体补偿的角度考察媒介技术的流变是一种更加人本主义的媒介考察形式，也对媒介中的社会交往动机有一定的解释力。
新媒体时代，网络化传播打破了大众传播时期的单向传播模式，为社会交往行为走向线上提供了可能。用户的主体性在互联网时代被高扬，人不再被看作传播内容的被动接收者，而成为意义游戏中的积极解读者和内容的产消者。然而，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用户信息获取的中介化程度不断加深，人的感知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随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发生的场景由线下转向线上，双方身体“在场”的前提在虚拟社交中被消解，在被不同程度地媒介化的社交活动中，人们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补偿真实身体的缺席，以模拟真实社交的生动性，达到“缺席的在场”。
一、历史：媒介中身体观念的流变
西方传统的身心二元论认为人的身体和心灵不同，可以做二元划分。理性主义的奠基人、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观点声称，“我知道我是一个实体”。这种思考主体的存在，不需要任何空间，也不依赖于任何有形的实体。这就说明心灵（我的本质）是完全不同于我的身体的。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站在知觉现象学的立场上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做出了回应，重新统一身体和心灵。梅洛-庞蒂指出：“我在”优先于“我思”，“我思”赋予“我在”以意义。具身性作为一种观念被系统论述，最早就源于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并集中体现在其“具身的主体性”这一概念中。梅洛-庞蒂指出，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存在，而是一个身心合一同时兼具具身性和意向性的存在体。[2]也就是说，具身性是在离身性的基础上提出的。
加拿大媒介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虽然是对媒介具身性的启发性确认，然而其进路却与现象学家们的视角不同。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指出“媒介即人的延伸”，将媒介看作人类感觉的拓展形式。麦克卢汉以人的感觉为尺度考察媒介，在确定人的具身性主体的同时强调技术演进之逻辑，而并没有主张将人的感觉本身还原为现象，也忽略了技术之外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德国媒介学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对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进行了批判和发展，提出媒介假肢论。基特勒指出，麦克卢汉以人为中心考察和理解媒介，将每一种媒介形式都视作人的感官的截除或延伸，这实际上是将媒介看作对于人某种或某些感官的替代性价值。[3]基特勒用媒介考古学的视角，考察人类的创造和想象与技术谱系的整合过程，将技术世界视为人身体的镜像。可以说，基特勒和麦克卢汉都试图从人出发，以具身性的观点理解媒介。与此同时，媒介技术和人类身体的界限被不断划清，呈现出离身性的倾向。
媒介技术发展带来了中介性的不断提高，后现代主义者开始质疑媒介空间中的主体性和身体性。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指出，身体是力与力的关系，应该存在着一个无器官的身体。认为身体是各个部分关系松散的碎片集合，因而身体可以被不断重塑与铸就，并与其他身体所连接。从过程性的、反固化的视角看待身体。身体并不是力发生的场所或表现的媒介，身体就是力的差异关系本身[4]。德勒兹用“块茎”和“平滑空间”的概念来说明无器官身体及其存在空间。德勒兹认为，去中心化的主体如块茎一般，呈异质、连接的分布。身体消解了身心和主客等二元对立关系，在现实与虚拟空间中都可以存在。块茎化的多元主体在开放的、任意连接的平滑空间中存在，而赛博空间就是典型的平滑空间。
美国后人类主义者唐娜·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用“赛博格”这一概念来指称机器与生物杂合的虚拟的创造物。传播的主体已经从掌握工具的自然人转变为技术嵌入身体的赛博人，即“后人类时代出现的这些为技术所穿透、数据所浸润的身体”。这是技术与人的融合创造出的新型主体，正在成为一个终极的媒介。因此，媒介融合不可能仅仅从媒介本身理解，而是进入了重造主体的阶段[5]。人的主体性问题在赛博化的过程中愈加以身体性的姿态出现，传播的具身性达到极高的程度，甚至传播成为身体本身。
二、当下：对身体的媒介化补偿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通过媒介对不在场的身体进行生理上、心理上与时空关系上的媒介化补偿，身体本身通过媒介得到呈现，成为媒介场域中的身体符号。
（一）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表情包与生理性补偿
在面对面交往中，人们往往通过语言、语音语调、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传达想要表达的信息。在早期的互联网交往中，人们主要通过文字传递信息，信息发出者的语音语调、身体语言和表情并不能被他人知晓，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误读现象容易出现。随着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发展，网络聊天的语音功能被开发，这一过程弥补了在互联网社会交往中，语音语调的听觉意义上信息无法表达的缺点。除此之外，网络聊天中的表情符号也在不断升级迭代。表情包的出现一方面可以活跃聊天氛围，帮助人们在网络聊天时更精准地表达情绪，另一方面，表情包的出现弥补了在互联网中社交双方身体不在场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表达人类表情和身体语言的作用。從这个意义上看，表情包是在线社会交往过程中，对人身体在场的生理性补偿。 （二）选秀文化与饭圈文化：对身体在场的心理性补偿
在传统媒体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媒介化，人们在收听广播、观看电视的过程中，会对媒介中的人物表征产生类似于面对面交流的社会关系，即“准社会关系”。互联网时代社会交往的媒介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而准社会交往补偿了网络用户的具身社交心理。自2018年以来，以腾讯视频和爱奇艺视频为代表的平台每年都会推出选秀节目，由观众参与投票选出自己心中的男团女团。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参赛选手的身体形象作为一种商品被大众消费，另一方面，观众也在观看节目以及投票的过程中不断满足着自己心理上的对社会交往的需求。这些选秀节目会召开粉丝见面会甚至“握手会”，给粉丝直接和偶像肢体接触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粉丝与偶像的空间距离进一步缩小，心理距离进一步被拉近。由此发展而来的饭圈文化因为心理和身体上的亲密联结而变得更加具有生命力。互联网时代的选秀节目和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的电视节目具有很大的不同，互联网的传播更迅速、广泛，能够吸引大量观众参与到节目中，赋予观众对参赛选手进行评判的资格，弥补了粉丝与偶像真实交往的心理，因此观众心甘情愿地为选手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三）网络直播：打破时空关系的身体呈现
直播是一种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媒介和消费产品。直播天然具有即时性和互动性并能实现全通道的打通。[6]与传统媒体时代的录播节目不同，在网络直播中，主播可以更加全方位地表达自己，并对直播间中的互动及时做出反馈。主播的身体是完全在场化的，观众可以通过主播的语言本身、语音语调、身体语言和表情理解主播想要表达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与主播进行实时、同步互动。另外观众可以为喜欢的主播送礼物，以此提高自己在直播间的等级和地位，主播会及时感谢送礼物的观众，二者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还有一些直播礼物可以为直播画面添加特效，一些特效直接作用在主播的面部或肢体上，丰富了主播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使主播呈现的身体形象更加即时、真实。在这一过程中，过去媒介化交往的时滞和距离感不断缩小，观众在确认主播身体在场性的同时也确认了自我的在场，网络直播技术为观众身体在场的时空限制提供了补偿，因而主播和观众双方的身体均可以视作是即时在场的，直播中的身体成为一种媒介化的身体表达。
三、展望：身体的进一步媒介化
（一）3R技术与身体的进一步扩展
随着技术的发展，5G技术开始被应用到人们的生活之中，5G技术的大宽带、大连接、低时延特点有利于3R技术（VR、AR、MR技术，即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技术）投入现实使用，3R技术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到传播领域之中。在2020年全国“两会”的采访中，5G+AR采访眼镜的采访设备已被《人民日报》记者使用，这一设备帮助记者在第一时间了解人物信息资料，记者通过此设备在第一视角对会议现场进行直播，采访设备就像是记者本身的一个器官，在生理上扩展了记者的报道能力。
除此之外，在各种网络直播节目中，镜头的选择也越来越具有人性化的特点。在选秀节目《创造营2020》的总决赛中，除了正常的舞台机位外，还有备战口机位，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切换机位进行观看，全方位地沉浸在节目之中。与之前的电视导播相比，观众有了自主选择观看镜头的机会，这不仅是对观众自主性的一种强调，更是一种对观众具身性的保障。在未来，多镜头直播可以和VR技术结合起来，观众通过VR技术会获得更进一步的沉浸感和真实感，观众通过VR技术可以获得一种在场感的体验，这不仅是心理上的在场感，更是某种意义上的身体的在场感。
（二）虚拟偶像与身体的进一步媒介化
近年来，虚拟偶像在国内外逐渐兴起，虚拟偶像研发团队通过数字化技术创造出相应的偶像形象，通过后期配备人声或用合成器合成人声丰富虚拟偶像的形象。日本虚拟偶像初音未来即是以二次元萌妹形象出现，并配备电子合成的人声。初音未来凭借优秀的包装收获了大量粉丝，这也证明了虚拟偶像具有不俗的发展潜力。2018年，英雄联盟虚拟偶像KDA女团出道，如今KDA女团的微博主话题阅读量已突破10亿，可见该虚拟偶像团体的影响力。2020年，韩国SM娱乐公司推出新女团aespa，该女团除了有四位真人成员外，每一位成员还有其对应的虚拟形象。
虚拟偶像与现今真人偶像的区别除了其电子化的形象呈现之外，还有其形象和声音的进一步媒介化。媒介化之后的电子化虚拟偶像故事具有可创造性，此外，由于没有人类的生理条件的限制，其舞台表演可能会更出色。在未来，虚拟偶像是娱乐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也为传媒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发。在未来不断媒介化的社会交往中，交往的对象可能脱离真实的身体，而成为媒介化的身体。虚拟偶像是人身体的高度媒介化呈现，在媒介环境中，观众在观看偶像表演时更容易产生心流体验。除此之外，虚拟偶像技术可以和其他新媒体技术结合起来，让观众在观看虚拟偶像表演时全身心参与，形成更强的互动感。
（三）超高清视频进一步打破时空界限
2018年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了5G媒体实验室，在5G+4K传输、5G+VR制作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技术测试及应用落地的实践。超高清视频技术推动了基于5G网络的视音频内容直播、制播和VR等技术的发展。在国庆70周年庆典、春晚、全国“两会”等多项重大宣传报道活动中，超高清视频技术已经得到应用，观众的观看体验得到了提升。超高清视频技术在视觉层面拓展了人的媒介使用体验，媒介化的视听内容得到更高品质的传播。依靠超高清视频技术，超越时空的、高度拟真的身体媒介化更有可能实现。
除了超高清视频技术外，5G+全息采访的模式也已经在中国得到应用，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华社首次推出了5G全息异地同屏系列访谈。5G+全息采访通过动态真人三维重建技术，以及4K、8K超高清直播技术和边缘计算渲染分发能力，让观众觉得人和物就在眼前。这些技术一方面是为了营造一种拟真的媒介环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人在媒介化社会交往中可以更真实的在场。人的具身性在未来的媒介发展和传播实践中会越来越得到重视。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舆论学科体系三十年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7ZDA06）课题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程明，程阳.论智能媒体的演进逻辑及未来发展：基于补偿性媒介理论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9）：1.
[2]黄典林，马靓辉.身体问题的传播研究路径刍议[J].新闻与写作，2020（11）：12-19.
[3]周长富.麦克卢汉媒介技术哲学评述[D].上海：复旦大学，2009：15.
[4]冯珠娣，汪民安.日常生活、身体、政治[J].社会学研究，2004（1）：107-113.
[5]孙玮.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J].新闻记者，2018（6）：4-11.
[6]喻国明，王梦琦.视频直播带货下的圈层传播与新商业形态[J].现代视听，2020（9）：41-44.
（喻国明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專业委员会会长;徐子涵、李梓宾均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编校：董方晓
【关键词】技术;身体;媒介化;补偿性
1979年，传播学家、媒介技术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莱文森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补偿性媒介的概念，认为后续媒介都是对先前媒介之不足的补偿，媒介的发展是越来越人性化的过程。[1]这样的观点虽具启发性，但是难以摆脱媒介中心论的倾向，从而忽视了媒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人对排除中介化、认识真实世界的永恒渴望。从身体补偿的角度考察媒介技术的流变是一种更加人本主义的媒介考察形式，也对媒介中的社会交往动机有一定的解释力。
新媒体时代，网络化传播打破了大众传播时期的单向传播模式，为社会交往行为走向线上提供了可能。用户的主体性在互联网时代被高扬，人不再被看作传播内容的被动接收者，而成为意义游戏中的积极解读者和内容的产消者。然而，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用户信息获取的中介化程度不断加深，人的感知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随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发生的场景由线下转向线上，双方身体“在场”的前提在虚拟社交中被消解，在被不同程度地媒介化的社交活动中，人们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补偿真实身体的缺席，以模拟真实社交的生动性，达到“缺席的在场”。
一、历史：媒介中身体观念的流变
西方传统的身心二元论认为人的身体和心灵不同，可以做二元划分。理性主义的奠基人、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观点声称，“我知道我是一个实体”。这种思考主体的存在，不需要任何空间，也不依赖于任何有形的实体。这就说明心灵（我的本质）是完全不同于我的身体的。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站在知觉现象学的立场上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做出了回应，重新统一身体和心灵。梅洛-庞蒂指出：“我在”优先于“我思”，“我思”赋予“我在”以意义。具身性作为一种观念被系统论述，最早就源于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并集中体现在其“具身的主体性”这一概念中。梅洛-庞蒂指出，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存在，而是一个身心合一同时兼具具身性和意向性的存在体。[2]也就是说，具身性是在离身性的基础上提出的。
加拿大媒介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虽然是对媒介具身性的启发性确认，然而其进路却与现象学家们的视角不同。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指出“媒介即人的延伸”，将媒介看作人类感觉的拓展形式。麦克卢汉以人的感觉为尺度考察媒介，在确定人的具身性主体的同时强调技术演进之逻辑，而并没有主张将人的感觉本身还原为现象，也忽略了技术之外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德国媒介学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对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进行了批判和发展，提出媒介假肢论。基特勒指出，麦克卢汉以人为中心考察和理解媒介，将每一种媒介形式都视作人的感官的截除或延伸，这实际上是将媒介看作对于人某种或某些感官的替代性价值。[3]基特勒用媒介考古学的视角，考察人类的创造和想象与技术谱系的整合过程，将技术世界视为人身体的镜像。可以说，基特勒和麦克卢汉都试图从人出发，以具身性的观点理解媒介。与此同时，媒介技术和人类身体的界限被不断划清，呈现出离身性的倾向。
媒介技术发展带来了中介性的不断提高，后现代主义者开始质疑媒介空间中的主体性和身体性。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指出，身体是力与力的关系，应该存在着一个无器官的身体。认为身体是各个部分关系松散的碎片集合，因而身体可以被不断重塑与铸就，并与其他身体所连接。从过程性的、反固化的视角看待身体。身体并不是力发生的场所或表现的媒介，身体就是力的差异关系本身[4]。德勒兹用“块茎”和“平滑空间”的概念来说明无器官身体及其存在空间。德勒兹认为，去中心化的主体如块茎一般，呈异质、连接的分布。身体消解了身心和主客等二元对立关系，在现实与虚拟空间中都可以存在。块茎化的多元主体在开放的、任意连接的平滑空间中存在，而赛博空间就是典型的平滑空间。
美国后人类主义者唐娜·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用“赛博格”这一概念来指称机器与生物杂合的虚拟的创造物。传播的主体已经从掌握工具的自然人转变为技术嵌入身体的赛博人，即“后人类时代出现的这些为技术所穿透、数据所浸润的身体”。这是技术与人的融合创造出的新型主体，正在成为一个终极的媒介。因此，媒介融合不可能仅仅从媒介本身理解，而是进入了重造主体的阶段[5]。人的主体性问题在赛博化的过程中愈加以身体性的姿态出现，传播的具身性达到极高的程度，甚至传播成为身体本身。
二、当下：对身体的媒介化补偿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通过媒介对不在场的身体进行生理上、心理上与时空关系上的媒介化补偿，身体本身通过媒介得到呈现，成为媒介场域中的身体符号。
（一）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表情包与生理性补偿
在面对面交往中，人们往往通过语言、语音语调、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传达想要表达的信息。在早期的互联网交往中，人们主要通过文字传递信息，信息发出者的语音语调、身体语言和表情并不能被他人知晓，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误读现象容易出现。随着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发展，网络聊天的语音功能被开发，这一过程弥补了在互联网社会交往中，语音语调的听觉意义上信息无法表达的缺点。除此之外，网络聊天中的表情符号也在不断升级迭代。表情包的出现一方面可以活跃聊天氛围，帮助人们在网络聊天时更精准地表达情绪，另一方面，表情包的出现弥补了在互联网中社交双方身体不在场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表达人类表情和身体语言的作用。從这个意义上看，表情包是在线社会交往过程中，对人身体在场的生理性补偿。 （二）选秀文化与饭圈文化：对身体在场的心理性补偿
在传统媒体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媒介化，人们在收听广播、观看电视的过程中，会对媒介中的人物表征产生类似于面对面交流的社会关系，即“准社会关系”。互联网时代社会交往的媒介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而准社会交往补偿了网络用户的具身社交心理。自2018年以来，以腾讯视频和爱奇艺视频为代表的平台每年都会推出选秀节目，由观众参与投票选出自己心中的男团女团。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参赛选手的身体形象作为一种商品被大众消费，另一方面，观众也在观看节目以及投票的过程中不断满足着自己心理上的对社会交往的需求。这些选秀节目会召开粉丝见面会甚至“握手会”，给粉丝直接和偶像肢体接触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粉丝与偶像的空间距离进一步缩小，心理距离进一步被拉近。由此发展而来的饭圈文化因为心理和身体上的亲密联结而变得更加具有生命力。互联网时代的选秀节目和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的电视节目具有很大的不同，互联网的传播更迅速、广泛，能够吸引大量观众参与到节目中，赋予观众对参赛选手进行评判的资格，弥补了粉丝与偶像真实交往的心理，因此观众心甘情愿地为选手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三）网络直播：打破时空关系的身体呈现
直播是一种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媒介和消费产品。直播天然具有即时性和互动性并能实现全通道的打通。[6]与传统媒体时代的录播节目不同，在网络直播中，主播可以更加全方位地表达自己，并对直播间中的互动及时做出反馈。主播的身体是完全在场化的，观众可以通过主播的语言本身、语音语调、身体语言和表情理解主播想要表达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与主播进行实时、同步互动。另外观众可以为喜欢的主播送礼物，以此提高自己在直播间的等级和地位，主播会及时感谢送礼物的观众，二者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还有一些直播礼物可以为直播画面添加特效，一些特效直接作用在主播的面部或肢体上，丰富了主播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使主播呈现的身体形象更加即时、真实。在这一过程中，过去媒介化交往的时滞和距离感不断缩小，观众在确认主播身体在场性的同时也确认了自我的在场，网络直播技术为观众身体在场的时空限制提供了补偿，因而主播和观众双方的身体均可以视作是即时在场的，直播中的身体成为一种媒介化的身体表达。
三、展望：身体的进一步媒介化
（一）3R技术与身体的进一步扩展
随着技术的发展，5G技术开始被应用到人们的生活之中，5G技术的大宽带、大连接、低时延特点有利于3R技术（VR、AR、MR技术，即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技术）投入现实使用，3R技术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到传播领域之中。在2020年全国“两会”的采访中，5G+AR采访眼镜的采访设备已被《人民日报》记者使用，这一设备帮助记者在第一时间了解人物信息资料，记者通过此设备在第一视角对会议现场进行直播，采访设备就像是记者本身的一个器官，在生理上扩展了记者的报道能力。
除此之外，在各种网络直播节目中，镜头的选择也越来越具有人性化的特点。在选秀节目《创造营2020》的总决赛中，除了正常的舞台机位外，还有备战口机位，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切换机位进行观看，全方位地沉浸在节目之中。与之前的电视导播相比，观众有了自主选择观看镜头的机会，这不仅是对观众自主性的一种强调，更是一种对观众具身性的保障。在未来，多镜头直播可以和VR技术结合起来，观众通过VR技术会获得更进一步的沉浸感和真实感，观众通过VR技术可以获得一种在场感的体验，这不仅是心理上的在场感，更是某种意义上的身体的在场感。
（二）虚拟偶像与身体的进一步媒介化
近年来，虚拟偶像在国内外逐渐兴起，虚拟偶像研发团队通过数字化技术创造出相应的偶像形象，通过后期配备人声或用合成器合成人声丰富虚拟偶像的形象。日本虚拟偶像初音未来即是以二次元萌妹形象出现，并配备电子合成的人声。初音未来凭借优秀的包装收获了大量粉丝，这也证明了虚拟偶像具有不俗的发展潜力。2018年，英雄联盟虚拟偶像KDA女团出道，如今KDA女团的微博主话题阅读量已突破10亿，可见该虚拟偶像团体的影响力。2020年，韩国SM娱乐公司推出新女团aespa，该女团除了有四位真人成员外，每一位成员还有其对应的虚拟形象。
虚拟偶像与现今真人偶像的区别除了其电子化的形象呈现之外，还有其形象和声音的进一步媒介化。媒介化之后的电子化虚拟偶像故事具有可创造性，此外，由于没有人类的生理条件的限制，其舞台表演可能会更出色。在未来，虚拟偶像是娱乐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也为传媒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发。在未来不断媒介化的社会交往中，交往的对象可能脱离真实的身体，而成为媒介化的身体。虚拟偶像是人身体的高度媒介化呈现，在媒介环境中，观众在观看偶像表演时更容易产生心流体验。除此之外，虚拟偶像技术可以和其他新媒体技术结合起来，让观众在观看虚拟偶像表演时全身心参与，形成更强的互动感。
（三）超高清视频进一步打破时空界限
2018年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了5G媒体实验室，在5G+4K传输、5G+VR制作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技术测试及应用落地的实践。超高清视频技术推动了基于5G网络的视音频内容直播、制播和VR等技术的发展。在国庆70周年庆典、春晚、全国“两会”等多项重大宣传报道活动中，超高清视频技术已经得到应用，观众的观看体验得到了提升。超高清视频技术在视觉层面拓展了人的媒介使用体验，媒介化的视听内容得到更高品质的传播。依靠超高清视频技术，超越时空的、高度拟真的身体媒介化更有可能实现。
除了超高清视频技术外，5G+全息采访的模式也已经在中国得到应用，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华社首次推出了5G全息异地同屏系列访谈。5G+全息采访通过动态真人三维重建技术，以及4K、8K超高清直播技术和边缘计算渲染分发能力，让观众觉得人和物就在眼前。这些技术一方面是为了营造一种拟真的媒介环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人在媒介化社会交往中可以更真实的在场。人的具身性在未来的媒介发展和传播实践中会越来越得到重视。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舆论学科体系三十年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7ZDA06）课题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程明，程阳.论智能媒体的演进逻辑及未来发展：基于补偿性媒介理论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9）：1.
[2]黄典林，马靓辉.身体问题的传播研究路径刍议[J].新闻与写作，2020（11）：12-19.
[3]周长富.麦克卢汉媒介技术哲学评述[D].上海：复旦大学，2009：15.
[4]冯珠娣，汪民安.日常生活、身体、政治[J].社会学研究，2004（1）：107-113.
[5]孙玮.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J].新闻记者，2018（6）：4-11.
[6]喻国明，王梦琦.视频直播带货下的圈层传播与新商业形态[J].现代视听，2020（9）：41-44.
（喻国明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專业委员会会长;徐子涵、李梓宾均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