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执行暗杀任务的，是与国民党方面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关系密切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陈策、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人。国民党方面的吴乃文、拓鲁生、冯玉山、陈玉生、张汉彪、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等人，在安排武士英充当暗杀凶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涉嫌犯罪的虚假线人王阿法。就是这样一桩并不十分复杂的刑事案件，通过国民党方面疑罪从有的宣传造势，直接导致了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二次革命”很快像落花流水一般归于失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在陈其美等人支持下，另行创建党魁崇拜加党魁专权的中华革命党。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他所梦想的皇帝宝座。1916年5月18日，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惨死于张宗昌、程子安等人组织的另一场暗杀行动。涉案的张宗昌是与陈其美有着多重恩怨的青帮大佬李征五的老部下，程子安是曾经被陈其美牺牲出卖过的张秀泉、韩恢、胡侠魂等人的老部下。
　　宋教仁案既不是中华民国第一案，也不是最后一案，却是直接改变中国社会宪政民主的制度路径的关键一案。在过去100年里，人们议论的对象主要是被推到前台充当替罪羊的武士英、应夔丞、洪述祖、赵秉钧、袁世凯。躲藏在幕后操纵一切并且嫁祸于人的犯罪嫌疑人陈其美，以及已经浮出水面却又很快销声匿迹的犯罪嫌疑人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等人，既没有受到司法机关的依法追究，更没有得到历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这样一桩百年旧案，迄今为止依然是一桩只知道前台故事而不知道幕后阴谋的悬空案例。
　　在同盟会内部，比宋教仁年长22岁的湖南同乡谭人凤，是年龄最大、阅历最深的一个人，也是与宋教仁最为投缘的一个人。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年龄最长的谭人凤被推举为交通部干事，陈其美为庶务部干事，宋教仁为文事部干事，潘祖彝为财务部干事，杨谱笙为会计部干事。8月2日，谭人凤被选举为总务会议长。
　　撇开孙中山以及同盟会东京本部独立运作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积极致力于长江流域和内地省份的革命活动，先后组建了由范鸿仙、郑赞丞等人负责的江苏、安徽分会；由居正等人负责的湖北分会；由焦达峰、曾杰等人负责的湖南分会；由张懋隆、吴玉章等人负责的四川分会；由井勿幕等人负责的陕西分会。但是，直接发动武昌起义及辛亥革命的，却是孙武、刘公、居正、张振武、邓玉麟等人组织的以湖北人居多的共进会，蒋翊武、刘复基、胡瑛、蔡大辅等人组织的以湖南人居多的文学社。
　　等到宋教仁遇难之后的1913年4月2日，谭人凤在上海《民立报》发表《哀宋教仁辞》，其中介绍说，几年前在日本东京，他与专门看风水、算命相的阴阳家给宋教仁推算的是“三十年太平宰辅”的好命相。没有想到“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被击之后，仅阅十七点钟而竟死矣”。
　　“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遭受袁世凯政府的悬赏通缉，于1913年10月逃亡日本，化名林泉逸避居九州福冈县筑紫郡太宰府町。已经承认“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的谭人凤，依然结合着《易经》八卦的推演，写下了他所见证的革命传奇。
　　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叙”中，谭人凤介绍说，1911年8月，彭寿松来信告知湖北情形。9月中旬，湖北方面的同志来电催促同盟会中部总会前往主持。由于谭人凤生病，宋教仁（钝初）在9月20日的会议上答应，将于10月11日前往湖北。9月25日，杨玉如、居正到上海通报情况，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文学社领导人胡瑛也派人来索要炸弹。宋教仁询问各方面情况，结果却是茫无所知，便决定滞留上海等待从香港赶来的黄兴。谭人凤判断湖北方面情况紧急，于10月3日召开会议催促宋教仁前往。宋教仁答应中秋节也就是10月6日过后一定前往。等到中秋节，他又以于右任不在民立报馆自己无法脱身为借口不愿动身。谭人凤大为愤怒，带药出院后于10月8日再次开会，会后立即赶往南京，邀约相关同志准备响应。10月10日，谭人凤与居正一起乘船赶往武汉，船到九江时，“黎元洪为都督之名义，已喧嚣于耳鼓矣”。
　　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评”中，谭人凤评论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其作用不同，其结果亦遂难以道里计。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吾昔日因袁世凯目黄、宋为英雄，曾有言曰：‘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盖有慨而言之也。”
　　在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英而不雄”的宋教仁是最早也最为坚定地反对孙中山“作事近于专制跋扈”的一个人；但是，他既没有像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样，公开站出来向孙中山进行挑战；也没有像张百祥、刘公、孙武、焦达峰等人那样，另行组织共进会自行其事；而是与谭人凤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会内部对孙中山实施架空虚置。等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宋教仁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继续对理事长孙中山实施架空虚置；另一方面又打算在国民党占据较大优势的议会中，通过议会政党的责任内阁，对大总统袁世凯实施同样性质的架空虚置，以实现自己充当实权总理或者说是“太平宰辅”的政治理想。宋教仁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成功与失败，都根源于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孙中山在宋教仁遇刺之后所写的挽联中，意味深长地认定宋教仁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谭人凤之所以在《石叟牌词》中痛恨宋教仁当年的错失良机，是因为他连同他周围的一部分湖南人，确实把由“雄而不英”的黄兴充当新政权中的第一号人物、由“英而不雄”的宋教仁充当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当成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由于孙中山在黄兴准备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的时候适时回国，从而为中华民国的政权建设带来新的变数和新的局面。宋教仁想通过拥戴黄兴出任大元帅及大总统而由他自己出任内阁总理的政治梦想，也随之破灭。随之而来的是各个方面尤其是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对于他的排挤与仇恨，直至凶手武士英对于他的夺命刺杀。随着“英而不雄”的宋教仁过早去世，不仅中国社会的宪政民主制度归于失败，谭人凤所设计的由湖南人主导全国政权的政治理想，只能等到1949年由另一湖南人毛泽东来加以实现。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 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