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六年，阿梅十三岁。
　　这个世界像中了魔法一样，人吃着吃着，睡着睡着，走着走着，说着说着，眼神不对了，心眼儿变了。明明还是那轮太阳，觉得不像了；明明还是那条黄浦江，觉得不像了；明明还是那个上海，觉得不像了。一个个脾气变坏了，变大了，变怪了，都想手中操根棍子，打打、砸砸。特别想看到玻璃那样脆弱的、易碎的东西，心痒痒地想听粉碎的声音，想看到一副稀巴烂的情景。一个女孩儿，昨天还在黄浦江边望月亮升起，写诗，早晨醒来，就解下皮带抽人，抽的是她的老师，这老师一向喜欢她的文字，特别喜欢她写月亮的那些文字。
　　到处是游行的队伍，到处是呐喊声。工人不好好上班了，农民不好好种田了，学生不好好上学了，有更有意思更激动人心的事情吸引着人们。夫妻反目了，父子成仇了，学生爬到老师头上拉屎了。留长头发，不可以；穿高跟鞋，不可以；涂口红，不可以；唱上海滩的老歌，不可以；小伙子与姑娘在公园里相拥着，不可以；去寺庙烧香磕头，更不可以。女孩家脸长得白嫩，不再被看着是好看了；身穿花衣服，不再被看着美了。唱歌要唱狠的，唱有力量的，唱热血沸腾的，走路要“吃通吃通”地响，让大地颤抖。说话不能细声细语，要大嗓门，要铿锵有力，一边说，一边打有力的手势，要挺胸挥拳头。
　　每天都有事情发生。这些事情让一部分人心情激荡，也让另一部分人心惊肉跳。
　　胡妈经常会被街上的口号声吸引，推开窗子，趴在凉台上，看游行队伍高喊着口号向前行进。她发现，天天在喊打倒人。她不太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打倒人，而那些被打倒的人为什么要被打倒。她常常看着看着，听着听着，便一脸的困惑。有时不知想到了什么，倒抽一口凉气，赶紧关上窗户。她对奶奶说：“夫人，乱，你少出门，少到街上去。”她甚至叮嘱阿梅：“放了学早早回家，不可在外面停留。”
　　奶奶一天比一天不安起来。如果手头有校对的活儿干，也许还会好一些，但现在没有可校对的稿子了，出版社好像停止出版了，她有可能永远没有这份活儿干了。自从阿梅的爸爸妈妈离开了上海，离开了蓝屋，奶奶就觉得蓝屋空得令人发慌，现在，她就更觉得蓝屋空了。空得让人发虚了。外面越是热闹，她就越觉得蓝屋空，让人发虚。那天，她看到一阵大风吹来，吹得白色的杏花纷纷乱飞，明明天气那么暖和，她却觉得四下里都是寒气，不禁自己抱住了自己的双肩。
　　爷爷辞去了看大门的工作，回到了家中。
　　爷爷隐隐约约地觉得，蓝屋与外面世界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蓝屋现在像一只船，停泊在风大浪高的大海上。他必须回来，回到蓝屋，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守着奶奶。他几乎是十分明确地预感到：他的奥莎妮将会被卷到漩涡的中心。他说不清这一预感是依据什么，但他心里就是这样预感的。从此，他要寸步不离他的奥莎妮。
　　孩子们也越来越关切蓝屋了。远在宜宾的爸爸妈妈，每个星期都要打一次电话询问蓝屋的情况。
　　整个家族都在忧心忡忡、惶惶不安，仿佛这个世界的风起云涌，就是冲他们这个家族来的。后来，这一切都变成了事实。而最先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这一点的竟然是阿梅的堂哥阿朗。
　　二
　　阿朗是一个法国名字，是奶奶起的，因为听上去像一个中国名字，就没有再给他另起一个中国名字。奶奶叫阿朗时，是以音调来区分她是在叫他的中国名字，还是在叫他的法国名字。
　　阿朗是二伯家唯一的孩子，大阿梅三岁，已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阿朗天生敏感，是整个家族成员中最敏感的一个孩子。
　　在所有男孩里，阿朗的四分之一的法国血统显示得最明显、最顽强，微卷的微微发黄的头发和高高的鼻梁，让所有人看一眼就能作出判断：他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男孩。阿朗生就两条长腿，身材高挑，肩膀宽宽，眼窝深深，是这个家族的美男子。从小学到初中，他一直被所有的人视为英俊少年。男孩们羡慕，女孩们喜欢，羡慕和喜欢是不加掩饰的。阿朗就是在无数这样的目光里长大的。有时，他会显得有点儿骄傲，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显出的态度是：没有什么，我和所有人都一样。一副谦逊的样子。他像阿梅一样，还遗传了奶奶那份特有的羞涩。而一个男孩如果拥有一份这样的羞涩，便会显得更加可爱，讨人喜欢。阿朗的人缘一直很好，从小学到中学，他的身边永远会围绕很多朋友。
　　但，现在，他渐渐觉得，从前的那些目光，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他们还在看他，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多地看他，但那目光里，羡慕与喜欢正在淡去，取而代之的是疑惑、淡漠，甚至是审视，仿佛他的这副形象是很令人生疑的。
　　以前，他也回避人们——大人们和孩子们的目光，那是因为羞涩，因为他觉得自己的长相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也就是和大家长得有点儿不一样而已。而现在，他回避这些目光，却是因为他感到了一种孤独，一种惧怕。他开始怀疑：难道我是一个怪物吗？
　　每天早晨去上学，他都要在镜子面前照很长时间，而回到家中，他做的第一件事还是站到镜子前打量自己的面孔。他对自己的面孔越来越不自信，甚至发生怀疑。走到外面时，他会下意识地把头低下来，面朝路面，而从前，他的面孔与堂妹阿梅一样，总是微微上扬的。到了学校，他渐渐地开始喜欢在远离同学们的地方独自站着，而从前，他喜欢的是永远与他们混杂在一起。
　　审视他的目光越来越密集，并且越来越坚决。冷冷的，硬硬的，很明显。不久，他就感觉到了那些目光中，已经有了敌意。这使他感到十分惶惑和紧张。他就会赶紧走到一边，走到那些目光无法看到他面孔的地方。
　　终于有一天，当阿朗放学后背着书包往校门口走时，三楼的一间教室的窗子打开了，露出了两张男孩的脸，其中一个，冲着正在匆匆行走的阿朗叫了一声：“洋鬼子！”另一个跟着叫了一声：“小洋鬼子！”
　　阿朗抬头看去时，见到了两张面带嘲讽、眼中藏着恶意的脸。他连忙将头低下，步伐更加匆匆地走向校门口。那一刻，阿朗觉得全校的同学都在用目光叫他：“洋鬼子！”他觉得他们这么叫着时，一个个都很有快意。走着走着，他放慢了脚步。他心里很想确切地知道，同学们的目光到底是什么样的目光，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疑神疑鬼了。他心里有点儿虚弱，但却把头抬了起来，用目光打量着那一对对目光。他看到的是：一些目光在看到他的眼睛时，回避了，转向了一旁；而另一些目光却在固执地看着他，是怀疑的，审视的，并有明显的敌意。这些目光仿佛要看穿他——从他过高的鼻梁看穿他，从他有点深陷的眼睛看穿他，从他微微发黄的头发看穿他。 　　有两个女生从他身边走过，一个问另一个：“你说，他是德国鬼子，还是美国鬼子？”另一个说：“反正是鬼子！”
　　在那么多直逼他的目光之下，阿朗又低下了头。他几乎想以逃跑的方式跑向校门。他尽量保持着往常走路的速度。他告诉自己，他是一个男孩，男孩应当坚强、沉着。但，还是觉得脑袋一片空白，眼前的一切事物都很模糊、闪烁不定。
　　他知道他已经走出了校门，但心里依然没有感到轻松。他依然低头走路，贴着墙根走，像一只过街的老鼠。从前，他只要一出现在什么地方，都会立即牵引来所有的目光，但那些目光毫无恶意，有的只是好奇，还有欣赏。他们好像在看一尊雕塑。而现在，这些投向他的目光，几乎全都改变了从前的含意。
　　他偶尔抬了一下头，看到了他的同学舒绣。他的心慌慌地跳动起来。他喜欢舒绣，他也知道舒绣喜欢他，很喜欢他。两个人在一起时，舒绣不说太多的话——她喜欢听他说话，而在他说话时，她就一直细眯着双眼看着他的脸。他怀疑她有没有在听他说话。但，他对这一点并不在意，他喜欢她心不在焉地在听他说话，却全神贯注地看着他的脸。他不停地说，她不停地看他。终于，他不好意思了，把头低了下来。终于，她也不好意思了，把头低了下来。这样，过了一会儿，他们又会重复前面的情景。他开始说话，渐渐地抬起头来。她则听着，听着听着，又开始细眯着眼睛看着他的脸，他的眼睛、鼻子、嘴以及头发。那张脸，仿佛有她无法摆脱的魅力。
　　班上的同学都知道他俩在悄悄地好。
　　女孩们有点儿嫉妒舒绣。
　　舒绣不在乎，有时，不，常常地，上课时，她会听着听着走神了——看阿朗的脸去了。她正巧与阿朗坐同一排。她只需微微侧过脸，再把眼珠转到眼角上，就能看到阿朗的脸——是侧面，线条分明的侧面看上去更使她着迷。忽地，阿朗感受到了有目光在看他，一惊，然后以觉察不到的变化，慢慢地将脸转向那对目光。终于两对目光相遇，但只一会儿，又分开了。
　　舒绣在前面走着，阿朗在想：要不要追上她呢？放在以前，他会加快步伐，走到她身边的。但，现在他犹豫了。课堂上，他觉得，那对默默打量他的目光，已不再打量他了。几次，他转过脸去看她时，不是看到她的眼睛正看课本、黑板，就是侧过脸去，正在看窗外。他们也不再见面了。从前的见面，谁也没有约谁。只要想见了，对方就一定会出现在面前。他的那张面孔，仿佛枯萎了似的，已经吸引不来舒绣的目光了。
　　阿朗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公共汽车的喇叭声、自行车的车铃声、街边小贩的叫卖声，响成一片，阿朗却觉得无比的孤独。
　　（摘自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蜻蜓眼》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