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时，我在北京待了四年，没买过一把伞，压根没有这种需要。北京很少下雨，我们宿舍也找不出一把伞，但在我老家，没伞可能意味着，连续一个月都出不了门。
　　我老家的雨真多，冬天是阴雨绵绵地下，而放暑假前的那个月，则是撒了欢地下。盛夏即将来临时，刚好是老家的汛期，暴雨连着下几天，县城外的江水就会暴涨，再碰上水库泄洪，县城就会淹成一片汪洋。
　　水黄澄澄的，带着许多泥沙，漫过江边的古街、马路、街心公园，把县城整个变矮了一截。有时水涨得很高，从二楼的窗户望下去，会产生一种怪异的错觉，所有的一楼都已被整齐划一地切掉。
　　涨大水的另一个说法是洪灾，不过很奇怪，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却从来不觉得那是件可怕的事。
　　我家住在爸爸单位的家属院，对面是幢七十年代建的两层小楼，一楼有各家各户的厨房，二楼则是单身职工的宿舍。
　　家属院地势低洼，门口还有一条小河，水位稍一上涨，院里就会被水漫过。水通常是慢慢涨起来的，漫过埠头的一级石阶，再漫过一级石阶，不紧不慢，留给大家充裕的时间做准备。
　　这时候，住一楼的人家便开始七手八脚地搬东西。贵重的东西先搬到楼上，寄放在交好的邻居家，不重要的东西，暂且堆放在楼道里，再不然，柜子上架凳子，演杂技似的，搁到半空中去。不过这样做并不保险，水位稍高一点，搁起来的东西就需要二次抢救，否则就只能等着被淹。
　　等水漫过埠头的第三级石阶，差不多就到了家属院里。该搬的东西搬得差不多了，就要赶紧去菜市场买菜，熟食熟菜总是最抢手。一旦县城的自来水厂被淹，从水管里流出來的，都是带泥沙的黄水，淘米洗菜都成了难事。
　　万一熟食熟菜抢不到，那些容易洗、不费水的菜就是第二选择。家家户户都会提前屯一点水，被围困的那些天，就全靠它们做饭洗脸了。
　　水真正涨上来通常都在半夜，睡一觉起来，家属院里的花坛没了，一楼窗户的下半部分也没了，水已经漫到楼梯上。尽管水很浑浊，周围也没什么好的景致，但我从窗户里看出去，却觉得颇有水城威尼斯的意境。
　　不管考没考完试，学校都不用去了。我最喜欢搬张凳子，坐在走廊里看水。对面楼的走廊上也很热闹，大家在两幢楼上喊来喊去，传递外面的消息。
　　面对面的两幢楼，仿佛成了两个独立的小岛，一幢楼里的人，则成了同一个岛上的居民，因而显得分外亲热。
　　我们虽然被围困在楼上，消息却一点也不闭塞，时不时就会掌握一些最新传闻，诸如某某村子的人，家门口漂来了一头猪。
　　我没看过一头猪从水里漂来的奇妙景象，不过完全同意捡东西是涨水期间最有趣的事之一。黄澄澄的大水会带来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我曾在家门口的台阶上，捡到过掉齿的梳子、橡皮青蛙和洋娃娃的头。
　　水一退，家属院里的小孩子，就会立刻把自己从水里捡到的东西拿出来做比拼。有人捡到了搪瓷茶缸，有人捡到了塑料盆，而我的洋娃娃头，差一点就在比拼中胜出了，最后却输给了一顶半路杀出的假发。
　　捡到假发的男孩分外得意，把它洗好晾干后，每天都戴在头上炫耀，让我们羡慕不已。但乐极就会生悲，没几天我们就听到他家传出了杀猪般的喊声——他吃饭时也不肯摘下来，终于被大人揍了一顿，假发也扔到了垃圾堆。
　　最拉风的还不是水里漂来的假发，而是真正的竹排。有一年涨大水时，有人划来了一只平时只会出现在江面上的竹排，顿时在家属院里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几乎每个人都想抢着上去坐一坐，连大人也不例外，而明明竹排连院门都没出，坐在上面的人，脸上却露出了在西湖上坐游船时欣喜的笑容。
　　那个捡到假发的男孩，等了半天也没轮上，急得在楼上干嚎。他爸灵机一动，把塑料盆塞进汽车轮胎，自制了一艘小船。假发男孩在所有小孩艳羡的目光中，得意扬扬地坐上了自己的专属小船。乐极生悲的魔咒却再次应验，他一划出去，船就翻了，他连人带盆地摔进水里，被他爸眼疾手快地捞了出来，而他妈妈的吼声瞬间响彻全楼。
　　被围困一两天后，水就会慢慢退了。也就半天工夫，台阶、花坛和地面，现实中的一切，又重新从水下露出来。我们被获准穿上雨鞋到马路上去，看看大水后的县城。
　　被水淹过的墙面，则会留下一道清晰的痕迹，就像每年给孩子量身高时，划在墙上的线。大水的记忆也慢慢淡了，大家只在看到那条线时，偶然争论一下，比较高的那一道，究竟是去年留下的，还是大前年留下的。
　　而地面上通常会留下一层恶臭的泥，被太阳一晒，简直臭气熏天。大家拎几桶水，到处洗刷一遍，也没什么抱怨。生活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似乎大水从没有涨上来过。
　　再后来，我长大了，看到新闻里的洪水镜头，忽然发现洪灾那么可怕、那么残酷！我意识到，记忆有时并不牢靠，它用那些美好的印象，粉饰了事实残酷的一面。因此我无比庆幸，老家的防洪堤修好后，洪水再也没有来过，而涨大水的经历，真正留在了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