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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检察厅虽然具有独立于政府的地位和检察权，但由于心态过于骄傲和急躁，滥用了权力，丧失了公正的立场。所幸仍然有媒体和民众的监督在。
2010年9月21日，大阪地方检察厅主任检察官前田恒彦因涉嫌篡改伪造证据被日本最高检察厅刑事部逮捕，检察官旋即搜查了前田居住的公务员住宅及大阪地方检察厅的办公室。
10月1日，最高检察厅又逮捕了前田的上司、特别搜查部部长大坪弘道、副部长佐贺元明。检察厅逮捕检察厅内数位高级官员，这在日本法制史上是头一回。
10月11日，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周刊《朝日时代》发表了封面文章《检察厅行将崩溃》，质疑日本检察制度上存在的重大纰漏。
几位检察官遭逮捕的原因，在于他们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涉嫌篡改了证据。日本检察厅通常用延长拘留时间的方法来收集证据，不到百分之百能够断罪的时候，不会起诉嫌疑人，在战后一直保持了起诉就基本上能够断罪的纪录。
现在，检察官在证据不够充分的时候，居然能篡改、伪造证据，那么任何人都可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和判罪。消息一出，在日本引起强烈震动，日本检察厅“起诉必判罪”的“独立公正”形象瞬间烟消云散。
专门追查国会议员和高官的“特搜部”
故事还要从50多年前说起。日本检察厅的威信，是通过其处理几个和政治家有关的大案而逐步树立起来的。
1954年，吉田茂内阁时代，自民党干事长佐藤荣作因为收取了造船公司的贿赂，检察厅准备逮捕他。法务大臣犬养健行使权力让佐藤逃过一劫，但犬养本人不得不因此辞去了大臣职务。
再后来，因洛克希德事件逮捕田中角荣和利库鲁特事件逼竹下登辞职，都是日本检察厅所为。不畏权贵，独立行事，敢于和现政府直接叫板，日本检察厅一直让日本国民引以为豪。
日本检察厅内，负责政经大案调查的是特搜部，后者曾直接负责了近年来轰动日本的几宗大案。
活力门公司创始人堀江贵文虚构股票分割、大量在股市攫取钱财的时候，日本媒体曾为其“通过金融运作迅速致富”而大唱赞歌，但特搜部并没有被迷惑，而是看穿了堀江的伎俩，一举出击把他投进监狱。
之后让桥本龙太郎陷入困境的日本齿科牙科医生联盟会献金1亿日元的政治捐款事件、与民主党原干事长小泽一郎有牵连的西松建设贿赂事件等等，都是日本检察厅特搜部直接负责的。
“可惜的是，自民党一党主政的时候，反而是特搜部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一位当过特搜部长的官员说。近几年已经少有轰动日本的大事件了，于是特搜部也一直想运作一件能惊天动地的大案。正是这种想法，导致了最近的这场风暴。
村木局长成了“13号”犯罪嫌疑人
2009年2月，大阪地方检察厅发现有人利用国家对残疾人邮件的减额(邮费)制度，大量邮寄和残疾人没有任何关系的邮件。涉案的不仅有家电企业，还有销售西服的店铺、兜售保健品的函购公司等。发出的邮件总数多达3180万封，如果按普通邮件邮寄的话，将会多花数十亿日元。
邮局并没有决定哪家企业的邮件可以享用邮件减额的权力——残疾人团体需要提交厚生劳动省的相关科室出具的证明，才能享用邮件减额。
寄送邮件的残疾人团体“凛之会”，号称从厚生劳动省拿到了相关证明。特搜部决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当时能出具这个证明的是厚生劳动省负责残疾人问题的课长村木厚子。但村木此时已经调任局长，作为级别很高的官员，逮捕需要慎重行事。
大量通过“凛之会”邮寄广告的广告公司总经理在2009年2月被逮捕，接着是家电企业的老板、“凛之会”的相关人员。到了5月，特搜部开始传讯厚生劳动省的股长及邮局的相关人员。
2009年6月14日，大阪特搜部的检察官来到了厚生劳动省雇佣均等及儿童家庭局，逮捕了局长村木厚子，原因是树木局长在之前的岗位上命令下属为“凛之会”开具了相关的证明。第二天，检察官们开始大规模搜查厚生劳动省，从那里拿走了成箱成箱的文件。局长非法为假残疾人团体开具证明、导致国家损失数十亿日元的消息开始充斥媒体版面。
当时的厚生劳动大臣舛添要一公开为村木局长辩护说：“(村木)是非常有能力的局长，在我们这里一直备受期待，对职业女性来说是个希望之星。”
但即使如此，村木局长仍然成了监狱中的“13号”犯罪嫌疑人。
村木后来回忆说，审讯室里永远只有三人：审讯官、做笔记的事务官及犯罪嫌疑人。说是审讯室，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可以审的内容，审讯官已经把相关的笔录做好了，不过一件一件反复地确认，“我有时会有种错觉，觉得他们说得非常在理，开始丧失自信，否定自己。”
但是，村木最终没有在供词上签字。“我是有丈夫、有两个女儿的人，我不能违心说我干了我没有干的事。我更是个国家公务员，不能让那么多的公务员因为我而感到耻辱。”
在164天的拘留生活中，村木始终未承认自己命令下属出具了相关证明一事。
而村木的部下上村勉股长此时早已经招供，说是当时的村木课长直接命令自己出具的证明。
检察官“灵机一动”，改动了文件日期
按特搜部的推想，这个案件的脉络应该是：政治家游说高级官员，高级官员命令下属出具证明，“凛之会”大量邮寄邮件，把应该缴纳的邮资“节省”了下来。
但在政治家那里，特搜部似乎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通过“供词”，他们确定了政治家去找村木课长的日子，然后开始“请”政治家到特搜部来“喝茶”。涉案政治家们非常明白特搜部的意图，都带来了自己的数年的日程记录。结果，应该在“游说”村木的时间里，政治家们都在打高尔夫球。
最后，焦点只能回到厚生劳动省。通过现有的供词看，应该是在2004年6月上旬，村木课长命令上村股长开具了相关证明。从上村家里抄出来的软盘上，果然显示有2004年6月1日他制作相关文件的记录。但问题是：不可能是他先制作证明，然后村木再发出命令的吧?时间对不上。
检察官们此时“灵机一动”：只要把文件制作的日期做一些改动，一切就可以说得通了。
于是，主任检察官前田从家里带手提电脑，在特搜部将软盘制作的时间改成了6月8日。事后，前田非常得意地对他的上司大坪和佐贺说：“我给她埋了定时炸弹”，并将修改后的软盘还给了上村股长。
这颗定时炸弹本来能让村木无处可逃。但没想到的是，村木到最后死不招供，其他招供的人又在法庭上先后翻供，村木犯罪嫌疑不足，法庭没有采纳检察方面提出的证据。2010年9月10日，大阪法院宣布村木无罪释放。
逮捕后却未能定罪，这已经让骄傲的日本检察厅颜面扫地。更可怕的还在后面。9月21日，《朝日新闻》发表了独家报道，揭露了检察厅修改软盘文件制作日期一事——《朝日新闻》记者在阅读案宗时，发现原软盘的文书制成日与检察当局方面公布的日子不同，检查后发现有人改动了文件制作日期。
主任检察官前田在当日被逮捕，其上司也受到了牵连，之后日本检察厅的更高级别长官亦有可能引咎辞职。
反思这次“神话破灭”事件，日本检察厅虽然具有独立于政府的地位和检察权，但由于心态过于骄傲和急躁，滥用了权力，丧失了公正的立场。所幸仍然有媒体和民众的监督——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任何一方监督的缺位都可能导致问题。而重新找回日本民众对检察厅的信任，可能需要花费比从前更长的一段时间。
2010年9月21日，大阪地方检察厅主任检察官前田恒彦因涉嫌篡改伪造证据被日本最高检察厅刑事部逮捕，检察官旋即搜查了前田居住的公务员住宅及大阪地方检察厅的办公室。
10月1日，最高检察厅又逮捕了前田的上司、特别搜查部部长大坪弘道、副部长佐贺元明。检察厅逮捕检察厅内数位高级官员，这在日本法制史上是头一回。
10月11日，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周刊《朝日时代》发表了封面文章《检察厅行将崩溃》，质疑日本检察制度上存在的重大纰漏。
几位检察官遭逮捕的原因，在于他们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涉嫌篡改了证据。日本检察厅通常用延长拘留时间的方法来收集证据，不到百分之百能够断罪的时候，不会起诉嫌疑人，在战后一直保持了起诉就基本上能够断罪的纪录。
现在，检察官在证据不够充分的时候，居然能篡改、伪造证据，那么任何人都可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和判罪。消息一出，在日本引起强烈震动，日本检察厅“起诉必判罪”的“独立公正”形象瞬间烟消云散。
专门追查国会议员和高官的“特搜部”
故事还要从50多年前说起。日本检察厅的威信，是通过其处理几个和政治家有关的大案而逐步树立起来的。
1954年，吉田茂内阁时代，自民党干事长佐藤荣作因为收取了造船公司的贿赂，检察厅准备逮捕他。法务大臣犬养健行使权力让佐藤逃过一劫，但犬养本人不得不因此辞去了大臣职务。
再后来，因洛克希德事件逮捕田中角荣和利库鲁特事件逼竹下登辞职，都是日本检察厅所为。不畏权贵，独立行事，敢于和现政府直接叫板，日本检察厅一直让日本国民引以为豪。
日本检察厅内，负责政经大案调查的是特搜部，后者曾直接负责了近年来轰动日本的几宗大案。
活力门公司创始人堀江贵文虚构股票分割、大量在股市攫取钱财的时候，日本媒体曾为其“通过金融运作迅速致富”而大唱赞歌，但特搜部并没有被迷惑，而是看穿了堀江的伎俩，一举出击把他投进监狱。
之后让桥本龙太郎陷入困境的日本齿科牙科医生联盟会献金1亿日元的政治捐款事件、与民主党原干事长小泽一郎有牵连的西松建设贿赂事件等等，都是日本检察厅特搜部直接负责的。
“可惜的是，自民党一党主政的时候，反而是特搜部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一位当过特搜部长的官员说。近几年已经少有轰动日本的大事件了，于是特搜部也一直想运作一件能惊天动地的大案。正是这种想法，导致了最近的这场风暴。
村木局长成了“13号”犯罪嫌疑人
2009年2月，大阪地方检察厅发现有人利用国家对残疾人邮件的减额(邮费)制度，大量邮寄和残疾人没有任何关系的邮件。涉案的不仅有家电企业，还有销售西服的店铺、兜售保健品的函购公司等。发出的邮件总数多达3180万封，如果按普通邮件邮寄的话，将会多花数十亿日元。
邮局并没有决定哪家企业的邮件可以享用邮件减额的权力——残疾人团体需要提交厚生劳动省的相关科室出具的证明，才能享用邮件减额。
寄送邮件的残疾人团体“凛之会”，号称从厚生劳动省拿到了相关证明。特搜部决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当时能出具这个证明的是厚生劳动省负责残疾人问题的课长村木厚子。但村木此时已经调任局长，作为级别很高的官员，逮捕需要慎重行事。
大量通过“凛之会”邮寄广告的广告公司总经理在2009年2月被逮捕，接着是家电企业的老板、“凛之会”的相关人员。到了5月，特搜部开始传讯厚生劳动省的股长及邮局的相关人员。
2009年6月14日，大阪特搜部的检察官来到了厚生劳动省雇佣均等及儿童家庭局，逮捕了局长村木厚子，原因是树木局长在之前的岗位上命令下属为“凛之会”开具了相关的证明。第二天，检察官们开始大规模搜查厚生劳动省，从那里拿走了成箱成箱的文件。局长非法为假残疾人团体开具证明、导致国家损失数十亿日元的消息开始充斥媒体版面。
当时的厚生劳动大臣舛添要一公开为村木局长辩护说：“(村木)是非常有能力的局长，在我们这里一直备受期待，对职业女性来说是个希望之星。”
但即使如此，村木局长仍然成了监狱中的“13号”犯罪嫌疑人。
村木后来回忆说，审讯室里永远只有三人：审讯官、做笔记的事务官及犯罪嫌疑人。说是审讯室，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可以审的内容，审讯官已经把相关的笔录做好了，不过一件一件反复地确认，“我有时会有种错觉，觉得他们说得非常在理，开始丧失自信，否定自己。”
但是，村木最终没有在供词上签字。“我是有丈夫、有两个女儿的人，我不能违心说我干了我没有干的事。我更是个国家公务员，不能让那么多的公务员因为我而感到耻辱。”
在164天的拘留生活中，村木始终未承认自己命令下属出具了相关证明一事。
而村木的部下上村勉股长此时早已经招供，说是当时的村木课长直接命令自己出具的证明。
检察官“灵机一动”，改动了文件日期
按特搜部的推想，这个案件的脉络应该是：政治家游说高级官员，高级官员命令下属出具证明，“凛之会”大量邮寄邮件，把应该缴纳的邮资“节省”了下来。
但在政治家那里，特搜部似乎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通过“供词”，他们确定了政治家去找村木课长的日子，然后开始“请”政治家到特搜部来“喝茶”。涉案政治家们非常明白特搜部的意图，都带来了自己的数年的日程记录。结果，应该在“游说”村木的时间里，政治家们都在打高尔夫球。
最后，焦点只能回到厚生劳动省。通过现有的供词看，应该是在2004年6月上旬，村木课长命令上村股长开具了相关证明。从上村家里抄出来的软盘上，果然显示有2004年6月1日他制作相关文件的记录。但问题是：不可能是他先制作证明，然后村木再发出命令的吧?时间对不上。
检察官们此时“灵机一动”：只要把文件制作的日期做一些改动，一切就可以说得通了。
于是，主任检察官前田从家里带手提电脑，在特搜部将软盘制作的时间改成了6月8日。事后，前田非常得意地对他的上司大坪和佐贺说：“我给她埋了定时炸弹”，并将修改后的软盘还给了上村股长。
这颗定时炸弹本来能让村木无处可逃。但没想到的是，村木到最后死不招供，其他招供的人又在法庭上先后翻供，村木犯罪嫌疑不足，法庭没有采纳检察方面提出的证据。2010年9月10日，大阪法院宣布村木无罪释放。
逮捕后却未能定罪，这已经让骄傲的日本检察厅颜面扫地。更可怕的还在后面。9月21日，《朝日新闻》发表了独家报道，揭露了检察厅修改软盘文件制作日期一事——《朝日新闻》记者在阅读案宗时，发现原软盘的文书制成日与检察当局方面公布的日子不同，检查后发现有人改动了文件制作日期。
主任检察官前田在当日被逮捕，其上司也受到了牵连，之后日本检察厅的更高级别长官亦有可能引咎辞职。
反思这次“神话破灭”事件，日本检察厅虽然具有独立于政府的地位和检察权，但由于心态过于骄傲和急躁，滥用了权力，丧失了公正的立场。所幸仍然有媒体和民众的监督——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任何一方监督的缺位都可能导致问题。而重新找回日本民众对检察厅的信任，可能需要花费比从前更长的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