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深秋时节，李裕民先生新作《四库提要订误(增订本)》(以下简称《订误》)由中华书局刊行面市。展读新书，修订本比初版(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时分量几乎多一倍，增加近二百条，多年辛勤血汗熔铸成此厚厚一本。
　　此部《订误》，订正《总目》四百五十条，加订正《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八条，共得四百五十八条，其中五分之四皆属宋金元各朝著述。李先生于宋史向有专攻，“文革”之前师从著名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文革”期间分配到山西大学工作。山西自五代以降，历宋辽金元诸朝，遗篇固多，兼有丰富古迹。李先生从容于考古实物与传世文献之间，注重山西地方宋金元史资料勾沉，别辟宋史研究新领域。在不断积累过程中，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渐有新得。
　　如刘攽《彭城集》，余嘉锡《辨证》主要指出为刘放作祭文者系曾肇而非曾巩，实为张耒代笔，因曾巩辞世早于刘攽。而《订误》于《彭城集》，共考辨四事，其一为刘敛被贬，与反对新法无多关系；其二指出祭文作者实为张耒；其三补充刘放著述八种，内中四种今存；其四指出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彭城集》佚篇，尚有未尽者，还可从他处再辑若干。
　　兹再单一例，说明专史研究与文献考订之功结合的重要性。宋代范成大《吴郡志》，是著名古志，向有研究采用。该书卷首有赵汝谈为之序，宋刻本序文申明龚颐、滕宬、周南三人尝为范成大搜访佚闻。《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中二人姓名不确：龚颐，沿用赵汝谈之说；滕宬，馆臣作“滕茂”。此间最可考辨者为龚颐，龚颐即龚颐正，此人原名龚敦颐，因避宋光宗名讳而改，赵汝谈序文因讳而称“龚颐”，但《四库全书》修于清乾隆时期，没有必要避宋帝讳，是馆臣不察。《订误》于此考辨甚详，遍举现存宋史资料中有关龚颐正者，读者可以参阅。
　　该书另一特点是于文献梳理贡献甚大。如《风月堂诗话》一则，《总目》仅提及作者朱弁“著作散落北方者甚多”，而未见其详，《订误》指出朱弁曾作《应州记》、《浑源州记》，又从《寰宇通志》、《明一统志》、成化《山西通志》中收集佚文，且今大同市善化寺尚存金皇统三年(1234)朱弁撰《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这就是上文所说，山西曾经宋辽金元数代，地方文献中可供勾辑者很多，而且文物遗存、金石碑版亦为珍贵史料，《订误》作者有心留意于此，为文时左右逢源，可资考证。
　　自《四库全书总目》刻本广为流播以来，不断有订补、辨证之书。相继有1937年胡玉缙《四库提要补正》、1954年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上世纪70年代台湾刘兆佑《四库著录元人别集提要补正》问世。如今，此新著《四库提要订误(增订本)》乃宋史专家辨证《总目》，对《总目》中众多宋人著作予以缜密考证，不啻是邓先生治史四把钥匙“职官、地理、目录、年代”之综合体现，乃治《四库全书总目》者、研究宋史者之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