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共其伯领导人会见尤金
在毛泽东接见尤金大使后，阎明复当即返回北京，同中办翻译组的同志们连夜把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译成中文，并将毛泽东和尤金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交给杨尚昆主任，在4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前由中办机要室印发给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领导同志，然后又乘飞机回到武汉，将上述文件交给了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转呈毛泽东。
1958年4月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并通过了中共中央致南共联盟中央的信和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明确表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在各国党尽了一切努力改善同南共的关系之后，提出并准备通过这样一个有体系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基本原则的纲领草案，表明南斯拉夫领导集团企图向全世界散布他们的修正主义理论，同莫斯科12国共产党宣言相对抗”。“我们决定同你们采取一致的步骤，改变过去的决定，不派代表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只派观察员列席”。
第二天，周恩来、王稼祥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接见了尤金大使，把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和中共中央致南共联盟中央的信(抄件)交给了尤金。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马列担任翻译。周恩来向尤金简要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情况后指出，我们认为，这个纲领草案是个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挑衅性文件。纲领草案是违背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论点与原则的，它是南斯拉夫人发起的一次新的修正主义的进攻。南斯拉夫人现在所扮演的就是当年伯恩斯坦的那个角色。纲领草案的特点是满篇马克思主义词藻，其目的无非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欺骗各国兄弟党，也欺骗他们南斯拉夫人自己。
王稼祥说，鉴于以上所述，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说南斯拉夫联盟纲领草案是“近乎现代修正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的提法是否太轻了。他强调说，我们觉得这个提法很轻，这不是一个修辞的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评价问题，评价问题是会在宣传组织工作中起重大作用的，所以它必须得到相应的反应。
周恩来说，从一切迹象看，铁托正在积极准备开展大辩论，其目的在于：第一，取得美国的欢心；第二，对亚非国家施加有利于南斯拉夫的影响；第三，欺骗全世界工人群众和兄弟党内部某些动摇分子。我们认为，在批判南斯拉夫人方面，由苏共做主力是适当的。当然，我们中国人也会采取相应步骤，但我们这样做，还需要一些时间。
王稼祥问尤金，在南斯拉夫人知道了苏共、中共和一些其他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后，他们会怎样呢?南斯拉夫人有没有可能推迟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讨论与批准；抑或在代表大会上将其修改，使之由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变成一个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许带有个别修正主义错误的纲领呢?
尤金说，鉴于南斯拉夫人毫无原则性，对于他们无论什么都不能打包票。照我个人意见，看来是不能指望南斯拉夫人目前能够把它们的纲领由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文件改成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文件。
周恩来说，他们的唯一原则看来就是企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事实上，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的、中立主义的言行，不管他们是否愿意，都是有利于资本家反动派的。我们觉得，应当不断研究南共联盟的错误，以便时刻准备着给予应有的回击。看来，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完全从原则立场出发，继续批评南斯拉夫人的错误。否则，如果我们停止对他们的批评，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怕他们，迁就他们，就会更加放肆。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同以前同样错误的南斯拉夫各种文件相比，区别就在于纲领草案是一部详尽的反马克思主义纲领。纲领草案的出笼，从辩证观点来看，也有它的好的一面，这就是他们在这种文件中就当代所有重大问题正式发表了看法。因而，南斯拉夫人也就向全世界表明，他们是些什么人，从他们那里可以得到些什么。
王稼祥说，他在布拉格出席《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创始国代表会议时，曾同库西宁同志交换意见，两人得出共同的看法就是，一个党内的思想斗争不同于各党之间的思想斗争。在前一种场合可以直截了当，开门见山的话，在后一种场合往往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党际之间的思想斗争要求有很高的艺术。要善于采取辩论的方法。王稼祥强调说，在我们看来，南斯拉夫人这种言行如果我们处理得当，是能够将其反过来变成反对他们自身，从而使南共联盟无论在世界各国工人中，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中，遭到更大的孤立。王稼祥接着说，在同库西宁以及其他兄弟党代表的交谈中，大家都同意不宜一开头就对南斯拉夫人进行批评，而应该等待一个时期。此外，我们大家一致认为，无论对于本党内的错误，还是对于兄弟党的错误，从对于错误的批评态度来看，都应当是相同的。然而，批评方法必须是有区别的。王稼祥指出，在我们看来，对兄弟党的错误的批评，必须是有说服力的、心平气和的、客客气气的，而且要适当考虑策略。王稼祥的这番发言及其对待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态度，同毛泽东及党的其他领导同志迥然不同。
4月12日，刘少奇应尤金大使的请求接见了他。尤金向刘少奇通报了某些兄弟党对南共联盟即将召开的七大和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态度。他向刘少奇转交了苏联驻波兰大使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态度的报告、苏联驻意大利大使关于意大利共产党的态度的报告以及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关于他同卡德尔谈话的报告。
刘少奇指出，当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公开的修正主义集团。南斯拉夫人在目前抛出这个纲领草案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个文件是所有南斯拉夫领导人共同努力的产物。他说，纲领草案中汇集了南斯拉夫活动家们在不同时间就不同问题所发表的修正主义主张。
4月15日，周恩来应尤金大使的请求接见了他。这次谈话仍由马列担任翻译。尤金向周恩来通报了苏联驻波兰大使同哥穆尔卡谈话的情况。他还向周恩来转交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就南共联盟纲领草案问题给南共联盟中央的信的抄件。
周恩来表示，感谢苏共中央使我们不断了解有关事态讨论的情况。周恩来对于南斯拉夫人可能会修改他们的立场这一点深表怀疑。他说，南斯拉夫人是会被迫对它们自己的纲领草案作某些修改的。但是，他们未必会改变这一文件的根本性质。周恩来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已彻底戳穿了自己，他们现在已经很难再掩盖自己的罪行了。周恩来说，从各种情况来判断，除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外，其他兄弟党都不会派代表团出席南共联盟七大。南斯拉夫人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就要陷于孤立了。这个情况具有重大意义，所有兄弟党都准备给南斯拉夫人的修正主义立场以坚决回击。周恩来指出，南斯拉夫人现在当然已经陷于困难境地了。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任何人都没有想反对他们，如果不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同所有其他兄弟党都对立起来的话。 4月17日，邓小平应苏联大使尤金的请求接见了他。这次谈话由阎明复担任翻译。尤金向邓小平通报了4月12日南共联盟中央写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南共联盟中央的复信，除对苏共中央的指责表示惊讶外，不得不进行辩解说：“这个纲领草案现在还处在十分广泛的讨论阶段，而起草委员会本身还在继续修改和删除个别提法，例如霸权主义和其他一些你们所反对的提法。”复信还表示：“思想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我们两国两党之间的友好合作。”“我们害怕很久以前和不久以前的某些现象的重演，害怕重新引起争论。”
邓小平在听完这封信后说，很难设想南斯拉夫人会轻易改变他们的立场，会迅速修正纲领案中的极其严重的错误。至于改变个别词句，不会改变南斯拉夫文件的性质，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一整套的错误观点。
邓小平说，我们现在绝对没有任何理由来修改我们先前就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及南共联盟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总的来说，这是件好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场斗争将是非常活跃的和有意义的。所有共产党人、所有兄弟党都应参加这场斗争。
批南运动概况
最早公开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提出批评意见的是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1958年4月22日，他在纪念列宁诞辰88周年大会的报告中说：“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包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共同原理，有一些正确的结论。但是，在纲领草案中，特别是在有关国际局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某些意识形态上的原则性问题那些部分中，有某种要把自己的特殊立场同其他所有共产党工人党的一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见解对立起来的倾向。南共联盟纲领草案提出了一系列与莫斯科会议的两个宣言相违背的观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在客观上是一个实质上以削弱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以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为目的的文件。因此，这个文件刚一发表，就得到了资产阶级报刊的赞扬，这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希望，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通过纲领的定稿以前能作出必要的修改。”波斯别洛夫对南共联盟的批评，有所肯定，有所指责，态度相当温和，还希望南共联盟能改正自己的观点。
接着，4月下旬，在南共联盟七大开幕前，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1958年第6期)又公开发表署名文章《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对该草案全面进行批判。文章认为，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对现代国际局势的估计，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以及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估计，在一系列极重要的问题上，是同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宣言和和平宣言中的估计相违背的”，其中包含着“一系列反科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列宁主义的观点”。5月9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也发表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结一致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保证》的长文，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从现在可以看到的两次赫鲁晓夫亲自批评南共联盟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批评的调门一次比一次高。他在6月3日举行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指责南共联盟是“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恩施、充当帝国主义阵营奸细的特洛伊木马”，“现代修正主义就是一种特洛伊木马计。修正主义者企图从内部瓦解革命政党，破坏团结，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涣散和混乱”。“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坚决谴责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修正主义论点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恶劣立场”。7月11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批评南斯拉夫领导人“赤裸裸地提出了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质的修正主义观点”，指出“他们公然采取了分裂的、修正主义的路线，从而帮助了工人阶级的敌人反对共产主义和帮助了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团结的勾当”。尽管如此，他还仍对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抗德斗争有所肯定，也提到“批南”不要煽动激情，要恰如其分，表示“不管目前情况如何，我们将来仍要进行共同斗争来对付共同敌人，在一起保卫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
在苏共的发起和推动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加利亚共产党一马当先，波兰党哥穆尔卡也发表了温和的表态性质的讲话(同年6月28日)，一场批判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运动拉开帷幕，随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也都先后投入了这场批判南共联盟的运动。如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越南、蒙古、法国、英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瑞士、挪威、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突尼斯、印度、印尼、锡兰、乌拉圭、智利等国的共产党、工人党，以不同的方式，或发表文章、或领导人讲话，等等，表示了对南共联盟的批评。《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也刊载了一些党的批判文章。就连欧洲15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58年6月27—29日在柏林举行)在呼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维护欧洲和平的“联合声明”中也要写上一句批判南共联盟的话，指责它“美化了美国和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作用，从而充当了帝国主义的障眼烟幕，妨碍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
需要指出的是，在“批南”运动中，中共也紧随苏共之后，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进行了批评。195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社论，公开批判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社论写道，最近结束的南共联盟七大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草案，在思想方法上是用诡辩代替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在政治上使用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代替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为垄断资本辩护，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社论说，南共领导集团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专政，认为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可以使“世界日趋统一”，资本主义世界“蓬勃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证明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阻挡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等等。社论把同南共联盟的观点分歧提高到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高度，指出这场斗争“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反映了新兴的社会阶级力量同垂死的社会阶级力量的尖锐化的斗争，反映了帝国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尖锐化的斗争”。
半个多月之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关于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再次批评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决议强调了《人民日报》社论中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南共联盟的纲领草案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对抗莫斯科会议宣言。决议还指名批判铁托，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铁托等，为着替他们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辩护”，“对于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了一系列恶意的攻击，而对于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 敌人美帝国主义则表示了逢迎和感恩戴德”。决议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们也就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长期以来，各国共产党为了改善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关系，做了仁至义尽的努力，耐心地等待南共联盟领导人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但是南共联盟领导人完全无视各国共产党的善意的努力，始终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没有做任何自我批评。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断地对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进行攻击和诬蔑，甚至附和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他们在自己的纲领中表现了自己的“顽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并且对于各国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充满了敌意”。“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完全同意党的中央委员会不派代表团而仅派观察员列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一致认为，必须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同各国兄弟党一道，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国际共产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是我们党对国际工人阶级的神圣义务。”
从5月到8月间，中共还组织了一些评论员文章或署名文章批评南共联盟纲领。这些批评文章，不仅在数量上比苏共多，在措词上也比苏共更尖锐。
从“联手批南”到“批南为各批苏为实”
1958年5月15日，毛泽东就苏共中央5月9日致南共联盟中央的信在给邓小平的批示中写道：“苏共五月九日给南共的信，是一个好文件，和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他们想通了，站起来了。”这是指苏共中央4月3日致中共中央信中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评语“南共观点近乎现代修正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太轻了，而赫鲁晓夫在5月9日致南共中央信中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批判立场，这得到毛泽东的赞赏。
7月21日，毛泽东接见苏联大使尤金，在谈到南斯拉夫问题时说，我们对南共联盟应该采取又斗争又团结的方针，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批判它的错误，但是在国家关系方面还是应该保持外交关系，不要断绝外交关系。目前可以冷一点，但是不能长久这样下去，还是要想办法逐步改善关系。然而，实际上意识形态的批判很快就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据时任中国驻南大使伍修权回忆，“1958年我奉召被调回国内，一到家先在外交部挨了一顿批，因为我是八届中央委员，又责成我到八大二次会议上去做检讨。……我本来是‘回国述职’的，但是实际上却是不辞而别地就离任了，把通常的外交礼节都抛弃掉了。我的回国标志着两国关系的逆转。不久，南斯拉夫也将他们的驻华大使召回国。……这场本来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很快发展到国家关系上，两国外交关系规格降低到代办一级……”
1959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共的态度开始由中苏“联手批南”转向“批南为名批苏为实”。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伯恩斯坦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产物，不是孤立现象，有阶级根源，有国际背景。我们要坚持原则，坚持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同各国兄弟党的团结，只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批评。因为在这个时期南斯拉夫攻击中国共产党最凶狠恶毒，而且是装扮成马克思主义姿态来攻击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充分批判它的修正主义观点，这样也可以帮助苏联党，帮助赫鲁晓夫认识他们的错误。
196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时候，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文章中从正面阐述了列宁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回答了现代修正主义对列宁观点的歪曲，着重批判了南斯拉夫的观点，指出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而实际上对苏共的一系列观点也进行了不指名的批判。为回应这种以批南为名实为批苏的文章，苏方也发表了库西宁的文章，对中共进行影射攻击。接着，为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苏联报刊发表了影射攻击中共的文章。这样，中苏双方文章的发表，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
在批南过程中，赫鲁晓夫逐渐意识到，中国批判的矛头实际上是指向苏联的。1961年8月间，胡志明赴苏联调解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赫鲁晓夫于17日在黑海滨皮聪大接见了他，在讨论苏阿关系时，也谈到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问题。赫鲁晓夫说：“中国领导人做了许多工作，来破坏苏共的威信。他们开始寻找我们政策中的缺陷，给我们戴上修正主义帽子。现在他们形式上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南斯拉夫，实际上是影射苏联。”“我们对中国同志说，不应过多地关注南斯拉夫。这会给它带来非常大的荣誉。苏联也批判南斯拉夫，但不过分。因为南斯拉夫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难道南斯拉夫能动摇我们的基础吗?当然不能。不应提高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身价。我们一面批评南斯拉夫人，一面走自己的路。这使南共领导人很恼火。当我们较少批评南斯拉夫时，美国人给他们的援助也较少。”
中南两凭关系的恢复
在“批南”过程中，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国内发生了很多极端的做法。但是，在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人却表现得较为理智。据当时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临时代办康冀民回忆，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市修建了一所展览馆，展览馆是绿琉璃瓦大屋顶，有明显的中国建筑风格，很气派。展览馆正门上方用中文和塞尔维亚文刻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馆”匾额，很醒目。就在南中关系跌落到谷底，南斯拉夫民众对中国报刊上接二连三地发表攻击南斯拉夫的文章，尤其是对1963年中苏大论战中发表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感到不解和愤慨。他们难以容忍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报告铁托，要求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馆”的匾额砸掉，铁托未予同意，他说：“这是历史。”70年代，康冀民在南斯拉夫工作期间，还曾前往参观，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馆”的中外文匾额原封未动，该展览馆也依然完整无缺。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为恢复中南关系作出了贡献。1977年8月底，铁托以总统的身份访华。邓小平当时刚刚恢复工作。邓小平在中南两党会谈时，坦率地对铁托说：“过去我们两家吵架，主要是我们方面不对，但也不能说你们讲的、做的都正确，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一切向前看，你同意不同意?”
铁托那时84岁，虽已年迈，但反应敏捷。对邓小平的这种表态，铁托并没有完全预料到，他和随行的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会书记多兰茨低语几句后便说“十分高兴听到中方对两党关系问题的意见，赞同邓小平同志向前看的思想。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仅对南中两国关系而且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按照日程安排，铁托离京去杭州。在送往机场的路上，邓小平对多兰茨说：“有一件事想委托你，你回国后请代我同卡德尔同志握握手。因为有一次在布加勒斯特，齐奥塞斯库同志建议我同他握手，但由于苏共勃列日涅夫在场，我没有理他。这次请你一定代我和他握手。”
多兰茨书记听后非常感动，一时说不出话来了，两眼热泪盈眶。他紧握邓小平的手说：“我和卡德尔很熟，我们经常在一起，我出访前还同他谈过话，我们在中国讲的他都同意，你委托我的事，我一定办到。”邓小平就这样把解冻的火把传到了南斯拉夫国内。
中南两党关系的恢复，是中共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在这一重大决策中，邓小平对历史问题“一风吹”、“一切向前看”的思想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他对“文化大革命”中在对外关系方面极左路线的纠正，使中共摆脱了在世界上和国际共运中的孤立状态。
今天，昔日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早已不复存在。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目睹者，所以旧话重提，是希望以史为鉴，彻底摒弃一切“左”的影响，为构建和谐社会扫清障碍。
(责任编辑 刘荣刚)
在毛泽东接见尤金大使后，阎明复当即返回北京，同中办翻译组的同志们连夜把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译成中文，并将毛泽东和尤金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交给杨尚昆主任，在4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前由中办机要室印发给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领导同志，然后又乘飞机回到武汉，将上述文件交给了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转呈毛泽东。
1958年4月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并通过了中共中央致南共联盟中央的信和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明确表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在各国党尽了一切努力改善同南共的关系之后，提出并准备通过这样一个有体系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基本原则的纲领草案，表明南斯拉夫领导集团企图向全世界散布他们的修正主义理论，同莫斯科12国共产党宣言相对抗”。“我们决定同你们采取一致的步骤，改变过去的决定，不派代表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只派观察员列席”。
第二天，周恩来、王稼祥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接见了尤金大使，把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和中共中央致南共联盟中央的信(抄件)交给了尤金。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马列担任翻译。周恩来向尤金简要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情况后指出，我们认为，这个纲领草案是个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挑衅性文件。纲领草案是违背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论点与原则的，它是南斯拉夫人发起的一次新的修正主义的进攻。南斯拉夫人现在所扮演的就是当年伯恩斯坦的那个角色。纲领草案的特点是满篇马克思主义词藻，其目的无非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欺骗各国兄弟党，也欺骗他们南斯拉夫人自己。
王稼祥说，鉴于以上所述，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说南斯拉夫联盟纲领草案是“近乎现代修正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的提法是否太轻了。他强调说，我们觉得这个提法很轻，这不是一个修辞的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评价问题，评价问题是会在宣传组织工作中起重大作用的，所以它必须得到相应的反应。
周恩来说，从一切迹象看，铁托正在积极准备开展大辩论，其目的在于：第一，取得美国的欢心；第二，对亚非国家施加有利于南斯拉夫的影响；第三，欺骗全世界工人群众和兄弟党内部某些动摇分子。我们认为，在批判南斯拉夫人方面，由苏共做主力是适当的。当然，我们中国人也会采取相应步骤，但我们这样做，还需要一些时间。
王稼祥问尤金，在南斯拉夫人知道了苏共、中共和一些其他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后，他们会怎样呢?南斯拉夫人有没有可能推迟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讨论与批准；抑或在代表大会上将其修改，使之由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变成一个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许带有个别修正主义错误的纲领呢?
尤金说，鉴于南斯拉夫人毫无原则性，对于他们无论什么都不能打包票。照我个人意见，看来是不能指望南斯拉夫人目前能够把它们的纲领由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文件改成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文件。
周恩来说，他们的唯一原则看来就是企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事实上，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的、中立主义的言行，不管他们是否愿意，都是有利于资本家反动派的。我们觉得，应当不断研究南共联盟的错误，以便时刻准备着给予应有的回击。看来，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完全从原则立场出发，继续批评南斯拉夫人的错误。否则，如果我们停止对他们的批评，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怕他们，迁就他们，就会更加放肆。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同以前同样错误的南斯拉夫各种文件相比，区别就在于纲领草案是一部详尽的反马克思主义纲领。纲领草案的出笼，从辩证观点来看，也有它的好的一面，这就是他们在这种文件中就当代所有重大问题正式发表了看法。因而，南斯拉夫人也就向全世界表明，他们是些什么人，从他们那里可以得到些什么。
王稼祥说，他在布拉格出席《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创始国代表会议时，曾同库西宁同志交换意见，两人得出共同的看法就是，一个党内的思想斗争不同于各党之间的思想斗争。在前一种场合可以直截了当，开门见山的话，在后一种场合往往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党际之间的思想斗争要求有很高的艺术。要善于采取辩论的方法。王稼祥强调说，在我们看来，南斯拉夫人这种言行如果我们处理得当，是能够将其反过来变成反对他们自身，从而使南共联盟无论在世界各国工人中，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中，遭到更大的孤立。王稼祥接着说，在同库西宁以及其他兄弟党代表的交谈中，大家都同意不宜一开头就对南斯拉夫人进行批评，而应该等待一个时期。此外，我们大家一致认为，无论对于本党内的错误，还是对于兄弟党的错误，从对于错误的批评态度来看，都应当是相同的。然而，批评方法必须是有区别的。王稼祥指出，在我们看来，对兄弟党的错误的批评，必须是有说服力的、心平气和的、客客气气的，而且要适当考虑策略。王稼祥的这番发言及其对待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态度，同毛泽东及党的其他领导同志迥然不同。
4月12日，刘少奇应尤金大使的请求接见了他。尤金向刘少奇通报了某些兄弟党对南共联盟即将召开的七大和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态度。他向刘少奇转交了苏联驻波兰大使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态度的报告、苏联驻意大利大使关于意大利共产党的态度的报告以及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关于他同卡德尔谈话的报告。
刘少奇指出，当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公开的修正主义集团。南斯拉夫人在目前抛出这个纲领草案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个文件是所有南斯拉夫领导人共同努力的产物。他说，纲领草案中汇集了南斯拉夫活动家们在不同时间就不同问题所发表的修正主义主张。
4月15日，周恩来应尤金大使的请求接见了他。这次谈话仍由马列担任翻译。尤金向周恩来通报了苏联驻波兰大使同哥穆尔卡谈话的情况。他还向周恩来转交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就南共联盟纲领草案问题给南共联盟中央的信的抄件。
周恩来表示，感谢苏共中央使我们不断了解有关事态讨论的情况。周恩来对于南斯拉夫人可能会修改他们的立场这一点深表怀疑。他说，南斯拉夫人是会被迫对它们自己的纲领草案作某些修改的。但是，他们未必会改变这一文件的根本性质。周恩来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已彻底戳穿了自己，他们现在已经很难再掩盖自己的罪行了。周恩来说，从各种情况来判断，除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外，其他兄弟党都不会派代表团出席南共联盟七大。南斯拉夫人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就要陷于孤立了。这个情况具有重大意义，所有兄弟党都准备给南斯拉夫人的修正主义立场以坚决回击。周恩来指出，南斯拉夫人现在当然已经陷于困难境地了。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任何人都没有想反对他们，如果不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同所有其他兄弟党都对立起来的话。 4月17日，邓小平应苏联大使尤金的请求接见了他。这次谈话由阎明复担任翻译。尤金向邓小平通报了4月12日南共联盟中央写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南共联盟中央的复信，除对苏共中央的指责表示惊讶外，不得不进行辩解说：“这个纲领草案现在还处在十分广泛的讨论阶段，而起草委员会本身还在继续修改和删除个别提法，例如霸权主义和其他一些你们所反对的提法。”复信还表示：“思想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我们两国两党之间的友好合作。”“我们害怕很久以前和不久以前的某些现象的重演，害怕重新引起争论。”
邓小平在听完这封信后说，很难设想南斯拉夫人会轻易改变他们的立场，会迅速修正纲领案中的极其严重的错误。至于改变个别词句，不会改变南斯拉夫文件的性质，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一整套的错误观点。
邓小平说，我们现在绝对没有任何理由来修改我们先前就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及南共联盟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总的来说，这是件好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场斗争将是非常活跃的和有意义的。所有共产党人、所有兄弟党都应参加这场斗争。
批南运动概况
最早公开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提出批评意见的是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1958年4月22日，他在纪念列宁诞辰88周年大会的报告中说：“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包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共同原理，有一些正确的结论。但是，在纲领草案中，特别是在有关国际局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某些意识形态上的原则性问题那些部分中，有某种要把自己的特殊立场同其他所有共产党工人党的一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见解对立起来的倾向。南共联盟纲领草案提出了一系列与莫斯科会议的两个宣言相违背的观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在客观上是一个实质上以削弱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以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为目的的文件。因此，这个文件刚一发表，就得到了资产阶级报刊的赞扬，这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希望，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通过纲领的定稿以前能作出必要的修改。”波斯别洛夫对南共联盟的批评，有所肯定，有所指责，态度相当温和，还希望南共联盟能改正自己的观点。
接着，4月下旬，在南共联盟七大开幕前，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1958年第6期)又公开发表署名文章《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对该草案全面进行批判。文章认为，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对现代国际局势的估计，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以及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估计，在一系列极重要的问题上，是同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宣言和和平宣言中的估计相违背的”，其中包含着“一系列反科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列宁主义的观点”。5月9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也发表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结一致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保证》的长文，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从现在可以看到的两次赫鲁晓夫亲自批评南共联盟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批评的调门一次比一次高。他在6月3日举行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指责南共联盟是“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恩施、充当帝国主义阵营奸细的特洛伊木马”，“现代修正主义就是一种特洛伊木马计。修正主义者企图从内部瓦解革命政党，破坏团结，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涣散和混乱”。“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坚决谴责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修正主义论点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恶劣立场”。7月11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批评南斯拉夫领导人“赤裸裸地提出了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质的修正主义观点”，指出“他们公然采取了分裂的、修正主义的路线，从而帮助了工人阶级的敌人反对共产主义和帮助了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团结的勾当”。尽管如此，他还仍对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抗德斗争有所肯定，也提到“批南”不要煽动激情，要恰如其分，表示“不管目前情况如何，我们将来仍要进行共同斗争来对付共同敌人，在一起保卫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
在苏共的发起和推动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加利亚共产党一马当先，波兰党哥穆尔卡也发表了温和的表态性质的讲话(同年6月28日)，一场批判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运动拉开帷幕，随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也都先后投入了这场批判南共联盟的运动。如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越南、蒙古、法国、英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瑞士、挪威、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突尼斯、印度、印尼、锡兰、乌拉圭、智利等国的共产党、工人党，以不同的方式，或发表文章、或领导人讲话，等等，表示了对南共联盟的批评。《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也刊载了一些党的批判文章。就连欧洲15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58年6月27—29日在柏林举行)在呼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维护欧洲和平的“联合声明”中也要写上一句批判南共联盟的话，指责它“美化了美国和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作用，从而充当了帝国主义的障眼烟幕，妨碍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
需要指出的是，在“批南”运动中，中共也紧随苏共之后，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进行了批评。195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社论，公开批判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社论写道，最近结束的南共联盟七大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草案，在思想方法上是用诡辩代替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在政治上使用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代替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为垄断资本辩护，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社论说，南共领导集团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专政，认为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可以使“世界日趋统一”，资本主义世界“蓬勃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证明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阻挡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等等。社论把同南共联盟的观点分歧提高到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高度，指出这场斗争“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反映了新兴的社会阶级力量同垂死的社会阶级力量的尖锐化的斗争，反映了帝国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尖锐化的斗争”。
半个多月之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关于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再次批评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决议强调了《人民日报》社论中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南共联盟的纲领草案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对抗莫斯科会议宣言。决议还指名批判铁托，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铁托等，为着替他们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辩护”，“对于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了一系列恶意的攻击，而对于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 敌人美帝国主义则表示了逢迎和感恩戴德”。决议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们也就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长期以来，各国共产党为了改善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关系，做了仁至义尽的努力，耐心地等待南共联盟领导人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但是南共联盟领导人完全无视各国共产党的善意的努力，始终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没有做任何自我批评。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断地对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进行攻击和诬蔑，甚至附和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他们在自己的纲领中表现了自己的“顽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并且对于各国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充满了敌意”。“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完全同意党的中央委员会不派代表团而仅派观察员列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一致认为，必须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同各国兄弟党一道，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国际共产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是我们党对国际工人阶级的神圣义务。”
从5月到8月间，中共还组织了一些评论员文章或署名文章批评南共联盟纲领。这些批评文章，不仅在数量上比苏共多，在措词上也比苏共更尖锐。
从“联手批南”到“批南为各批苏为实”
1958年5月15日，毛泽东就苏共中央5月9日致南共联盟中央的信在给邓小平的批示中写道：“苏共五月九日给南共的信，是一个好文件，和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他们想通了，站起来了。”这是指苏共中央4月3日致中共中央信中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评语“南共观点近乎现代修正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太轻了，而赫鲁晓夫在5月9日致南共中央信中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批判立场，这得到毛泽东的赞赏。
7月21日，毛泽东接见苏联大使尤金，在谈到南斯拉夫问题时说，我们对南共联盟应该采取又斗争又团结的方针，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批判它的错误，但是在国家关系方面还是应该保持外交关系，不要断绝外交关系。目前可以冷一点，但是不能长久这样下去，还是要想办法逐步改善关系。然而，实际上意识形态的批判很快就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据时任中国驻南大使伍修权回忆，“1958年我奉召被调回国内，一到家先在外交部挨了一顿批，因为我是八届中央委员，又责成我到八大二次会议上去做检讨。……我本来是‘回国述职’的，但是实际上却是不辞而别地就离任了，把通常的外交礼节都抛弃掉了。我的回国标志着两国关系的逆转。不久，南斯拉夫也将他们的驻华大使召回国。……这场本来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很快发展到国家关系上，两国外交关系规格降低到代办一级……”
1959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共的态度开始由中苏“联手批南”转向“批南为名批苏为实”。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伯恩斯坦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产物，不是孤立现象，有阶级根源，有国际背景。我们要坚持原则，坚持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同各国兄弟党的团结，只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批评。因为在这个时期南斯拉夫攻击中国共产党最凶狠恶毒，而且是装扮成马克思主义姿态来攻击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充分批判它的修正主义观点，这样也可以帮助苏联党，帮助赫鲁晓夫认识他们的错误。
196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时候，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文章中从正面阐述了列宁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回答了现代修正主义对列宁观点的歪曲，着重批判了南斯拉夫的观点，指出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而实际上对苏共的一系列观点也进行了不指名的批判。为回应这种以批南为名实为批苏的文章，苏方也发表了库西宁的文章，对中共进行影射攻击。接着，为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苏联报刊发表了影射攻击中共的文章。这样，中苏双方文章的发表，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
在批南过程中，赫鲁晓夫逐渐意识到，中国批判的矛头实际上是指向苏联的。1961年8月间，胡志明赴苏联调解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赫鲁晓夫于17日在黑海滨皮聪大接见了他，在讨论苏阿关系时，也谈到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问题。赫鲁晓夫说：“中国领导人做了许多工作，来破坏苏共的威信。他们开始寻找我们政策中的缺陷，给我们戴上修正主义帽子。现在他们形式上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南斯拉夫，实际上是影射苏联。”“我们对中国同志说，不应过多地关注南斯拉夫。这会给它带来非常大的荣誉。苏联也批判南斯拉夫，但不过分。因为南斯拉夫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难道南斯拉夫能动摇我们的基础吗?当然不能。不应提高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身价。我们一面批评南斯拉夫人，一面走自己的路。这使南共领导人很恼火。当我们较少批评南斯拉夫时，美国人给他们的援助也较少。”
中南两凭关系的恢复
在“批南”过程中，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国内发生了很多极端的做法。但是，在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人却表现得较为理智。据当时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临时代办康冀民回忆，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市修建了一所展览馆，展览馆是绿琉璃瓦大屋顶，有明显的中国建筑风格，很气派。展览馆正门上方用中文和塞尔维亚文刻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馆”匾额，很醒目。就在南中关系跌落到谷底，南斯拉夫民众对中国报刊上接二连三地发表攻击南斯拉夫的文章，尤其是对1963年中苏大论战中发表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感到不解和愤慨。他们难以容忍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报告铁托，要求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馆”的匾额砸掉，铁托未予同意，他说：“这是历史。”70年代，康冀民在南斯拉夫工作期间，还曾前往参观，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馆”的中外文匾额原封未动，该展览馆也依然完整无缺。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为恢复中南关系作出了贡献。1977年8月底，铁托以总统的身份访华。邓小平当时刚刚恢复工作。邓小平在中南两党会谈时，坦率地对铁托说：“过去我们两家吵架，主要是我们方面不对，但也不能说你们讲的、做的都正确，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一切向前看，你同意不同意?”
铁托那时84岁，虽已年迈，但反应敏捷。对邓小平的这种表态，铁托并没有完全预料到，他和随行的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会书记多兰茨低语几句后便说“十分高兴听到中方对两党关系问题的意见，赞同邓小平同志向前看的思想。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仅对南中两国关系而且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按照日程安排，铁托离京去杭州。在送往机场的路上，邓小平对多兰茨说：“有一件事想委托你，你回国后请代我同卡德尔同志握握手。因为有一次在布加勒斯特，齐奥塞斯库同志建议我同他握手，但由于苏共勃列日涅夫在场，我没有理他。这次请你一定代我和他握手。”
多兰茨书记听后非常感动，一时说不出话来了，两眼热泪盈眶。他紧握邓小平的手说：“我和卡德尔很熟，我们经常在一起，我出访前还同他谈过话，我们在中国讲的他都同意，你委托我的事，我一定办到。”邓小平就这样把解冻的火把传到了南斯拉夫国内。
中南两党关系的恢复，是中共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在这一重大决策中，邓小平对历史问题“一风吹”、“一切向前看”的思想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他对“文化大革命”中在对外关系方面极左路线的纠正，使中共摆脱了在世界上和国际共运中的孤立状态。
今天，昔日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早已不复存在。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目睹者，所以旧话重提，是希望以史为鉴，彻底摒弃一切“左”的影响，为构建和谐社会扫清障碍。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