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下午四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前仍然排起了长队。这是4月5日，从大年初三开始，中心的门诊一直没有停过，每次提前一个星期放号，常常是早上几分钟就抢光了。该中心主任、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组长刘忠纯介绍，下周还将再增加一个专家门诊。
　　“阶段性的急性处理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的两周，我们要下沉到社区，这是我们进行心理干预的重点。后期干预需要政府的主导，也需要整合社会力量，单靠我们是不够的。”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相比于SARS和汶川大地震，此次的心理救助更加组织化，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新冠肺炎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在空间和时间范围方面都更深更广，长期封禁的社区生活，反复不定的病情，都给心理的重建和援助增加了难度。

清明公祭是社会心理的节点

　　在心理咨询师杜洺君的印象里，2月7日是具有关键性的节点。这一天，李文亮医生去世，社会情绪达到一个峰值。当时疫情处于最严重的时期，不同群体的心弦都紧绷着，恐慌焦虑、抑郁烦闷，以及愤怒和疑惑，都很常见。从封城的1月23日到2月5日的14天里，心理热线共接到了510个电话。
　　第二个具有节点性意义的时间是4月4日的公祭日。单从数量上看，咨询热线的压力在逐渐降低。3月的前10天，接到了285次，平均不到30次。而到了4月初，每天接到的电话降到了20次，相当于高峰期的一半。
　　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封禁，清明公祭抚慰了很多民众的心理，让长久得不到回应的公共情绪有了纾解的回音。“这是一个分界线，它给整个的社会心理一个很好的稳定剂，再到个人去承担家庭和个体的悲伤时，就会有较好的疏导作用。”杜洺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是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秘书长，在武汉封城当天组织开设了湖北心理热线，是湖北心协参与心理热线的首批心理咨询师之一。
　　武汉已经进入到后疫情时期。如果说前期的援助以心理危机干预为主，后期的重点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哀伤反应治疗。康复患者、逝者家属，以及医护人员，这些特殊人群的心理治疗需要更长久的时间。
　　在杜洺君看来，个体有内在的支持系统，社会也有外在的支持系统。当个体的心理防线崩溃的时候，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精神堤坝。有时候，心理咨询师需要激发个体的内在潜能，但这需要社会的更多系统支持，包括政府、社区和社会力量。而在4月8日解封前后，武汉正逐步恢复，只是小区的管控仍然严格，心理的解封相对缓慢。

幸存者的愧疚与哀伤

　　整整一个月后，李建国才得知儿子去世的消息。疫情发生之前，儿子结过一次婚，离婚后带着女儿和父母一起生活。在李建国的印象中，儿子身体很好，从没生过什么病，感染新冠肺炎后，觉得肯定能扛过去。
　　李建国将孙女和老伴隔离开来，独自照顾儿子，结果也感染了。两人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病房，李建国在五楼，儿子在十一楼。最后一次联系，是儿子病重时的一通电话，觉得快不行了，让父亲赶快上来。然而他不能上去。儿子住院的时候，留的是李建国老伴的电话，也是她首先得知了儿子去世的消息。
　　当时李建国仍然处于病重状态，老伴忍着悲痛，决定先不告诉他。一个月后，李建国康复过来，得知儿子已经去世的消息，一个人躲在洗手间的墙根下大哭。他先是感到愤怒，觉得家人不应该瞒着自己，后来理解了他们的决定。从医院转到康复驿站的时候，车子经过自己的家附近，他还是没有控制住，泪如雨下。
　　3月31日，李建国14天隔离期满，次日就要回到家里。心理咨询师杜洺君到康复驿站所在的公寓对他进行心理疏导。这是杜洺君团队为李建国所做的第二次心理危机干预，他们聊了一个小时。李建国吐露自己的担忧，不知道自己回家看到儿子生前的东西，能不能扛得住。
　　在杜洺君和团队成员进行心理援助的过程中，新冠逝者的家属被称作失亲者，而更特殊的是李建国这样，亲属之间相互感染，一方去世，另一方活了下来。“幸存者心里会有愧疚和自责，觉得没有照顾好对方。特别是老年人，恨不得说该死的是我，不是你。”杜洺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李建国今年七十岁，儿子刚刚四十岁，孙女不到十岁。白发人送黑发人，这让他感到痛苦。死亡突然被推到人们的面前，杜洺君说着，做出向前的手势。对于很多逝者家属来说，脑海中的最后印象不是临终的正式告别，而是最后一通来自重症病房的电话，或者是120转运到医院的那一次挥手。
　　死亡变成了一则突然传来的消息。很多家属因此一开始拒绝承认亲人逝去的事实，或者并不表露自己的悲伤。杜洺君介绍说，心理干预的第一步是引导失亲者接受事实，宣泄情绪，其次是厘清责任，澄清那些愧疚。

10%的医护人员会留下心理创伤

　　最近，经常有认识的医生朋友来找刘忠纯，咨询心理问题，这几天就有好几起。随着武汉疫情几近收尾，很多医护人员有了休整的机会，重担一下子挪走，种种心理问题却随之而来，即使休息也无法缓解。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一部分人出现了PTSD的后续症状。他们经历了内心的振荡，在时间过去很久之后仍然会突然惊醒。“我们身体里有去甲肾上腺素，在疫情高峰时产生了一种亢奋感，跟打了鸡血一样，医护群体没有退路，只能顶上去，但是这种亢奋的状态是不可持久的，经过了一个月，甚至是两个月，需要及时休整，否则就跟弹簧一样，失去了弹性限度，就恢复不了了，就算休息，也还是觉得累。从心理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职业耗竭（burnout）。”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疫情暴发以来，刘忠纯跟全国各地的学术同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已经合作了多篇文章，发表在国外的专业期刊上，将已有的武汉经验分享给国内外的医学同行。
　　他们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对1257名来自湖北本地和外省的医护人员进行了调查统计，总结了常见的心理症状，包括压力过大（50.4%）、焦虑（44.6%）、失眠（34.0%）和心理困扰（71.0%）等等。其中，武汉本地医护人员相对更容易出現心理压力，而女性和中级职称的医护群体面临的压力更大。
　　压力的来源是多重的。每天看到大量的死亡病例，很容易造成一种失控感。不断扩散的病毒延伸到了对自身的担忧，以及家人的安危。再加上工作环境和内容的临时性变化，以及隔离的状态，这些都成为了心理问题的源头，需要进行及时的危机干预，否则可能变成遗留问题，在疫情结束之后反复出现。
　　李奇光来自陕西省精神卫生中心心身医学科，是陕西首批心理援助医疗队成员。2月24日，他随队来到武汉，被分配到武昌医院。
　　一般的医疗队针对的主要还是病人群体的心理需求，但李奇光和他的团队将2/3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武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身上。他仍然记得，当时武昌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压力非常大，情绪也都很不好。
　　每天下午和晚上，李奇光和同事们在武昌医院的定点酒店接待已经下班的医生和护士，那时候人多一些。5人的心理援助团队配备了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一起进行医护群体的心理危机干预。首先是精神科医生接诊，对严重程度进行初步的判断，然后转给心理治疗师，讨论具体的治疗方式。
　　一般的危机干预需要10到12次的疗程，但在当下的特殊时期，时间有限，治疗被缩短到3到5次。相比于医生，更常见的是护理团队的心理需求，基本都是女性。她们每天需要应对繁琐的工作，目睹了大量的死亡。

回归社会的心理关口

　　社区成为了刘忠纯最近关注的重点。由专业的精神科医师作为督导，对心理咨询师进行培训，再由心理咨询师进驻到各个不同的社区，对居民和康复患者进行心理疏导，这种模式目前正在武昌区的13个街道开展，并计划向其他区域推广。
　　“最了解情况的是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他们在我们进行心理干预的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咨询师坐在那里不一定有人来找你，需要社工的帮助。”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康复患者自己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如果无法及时疏导，可能会在以后反复出现。
　　上个星期，杜洺君在一所康复驿站进行心理咨询，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长得很壮，但有着明显的PTSD症状。尽管病情逐渐康复，但他变得易怒，出现了暴力倾向，折磨周围的人，也折磨自己，最难受的时候，把腮帮都咬烂了。
　　过去的一些片段时常在他的脑海里闪回。他说自己死过三次了。第一次是感染初期，他的症状突然加重，吐血，被120急救车送到医院，但到了医院没有床位，只能躺在地上。他的母亲奋力地捶住院部的门。他不忍心，最后咬紧牙，撑着站起来，跟母亲一起回家了。
　　后来去门诊打针，没打两下，血都漏出来了，这些景象印在了他的心里。住院之后，他原以为自己最多只能活两天，但最终还是挺过了过来。但患病后的那些艰难时刻，却总不时地在脑海里闪回，挥之不去。
　　杜洺君给这位康复患者进行心理疏导的时候，首先跟他确认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这些症状是暂时的，属于阶段性的状态;其次，这些情绪的确是应该发泄的，但在宣泄的同时，也要保证自己与他人的安全。
　　更为普遍的，是很多患者都对重新回到生活正轨有一种恐慌感。刘忠纯跟一些患者和基层管理人员沟通过，有一部分康复了的患者不愿意回去，担心自己可能会受到歧视，周围的邻居会紧张，或者担心复阳，影响家里人的健康。还有少数康复患者准备回家，但是家里人不太愿意接。对于新冠病毒的认知仍然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这给心理疏导增加了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