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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瑾《走出慕比乌斯情结》一书序言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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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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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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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编著的《宋登科记考》最近出版，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如何评价这部著作以及这部著作有怎样的学术意义，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为此，《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邀请了几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宋登科记考》的学术价值。
李大钊论著中包含大量当代读者所不熟悉的外国人名，如何把这些外国人物注释出来，帮助读者读懂李大钊的文章，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稍有不慎或“想当然”，就会造成误注，从而误导读者。《新版（李大钊全集）注释疏证》中对“鲍德荫”、“司铁特”、“古里天森”等外国人物的注释错误很典型的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要避免类似的错误，准确注释李大钊，就必须谨守规范，辨清史实，探析研究。
虽然是一个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研究人员，我原先对吴伯超先生却所知不多。其缘由固然是有政治方面的问题——这位在1943年后一直在国统区任国立音乐院院长，1949年初为考察该院迁台不幸遇海难去世的音乐家，在以往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作为非革命音乐家极少被人提及；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因为之前的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和研究，根据课程主干建设重在音乐创作和思潮的需要，还多停留在音乐作品和音乐思想的领域，对于相关的作曲家、理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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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尽管在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但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增长快的趋势近期内仍难以改变。我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是我国根据国情,统筹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战略抉择,体现了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低碳发展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切入点。我国＂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在促进节能和低碳能源发展的技术和资金上需要比＂十一五＂有更大的投入,而且在调整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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