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诗人，从李白、杜甫到陶渊明，在他们的诗文和日常生活中，酒都是不可或缺之物。直到今天，酒也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它甚至不是一种点缀和色彩，而是生命里一个顽固的、不肯退场的陪伴物，成了一种元素和必需品。它甚至不仅仅是一种物质，而直接就是一种精神，是形而上的一部分。
　　由中国文人的饮酒，联想到西方的“酒神精神”。两者的相同点是都在贬损理性同时肯定本能，中国文人通过酒来获得暂时脱离仕途经济和伦理桎梏的自由感，同时也是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途径，带着淡淡的消极色彩。而西方的“酒神精神”在尼采的定义下，应该比中国文人的醉酒更积极更肯定人生，也更直面人生，具有超越悲剧的强力意志和英雄主义精神。
　　古人的“食散”也很有意思。像三国时期的何晏，他是“养生论”的忠实信徒，能吃得起“五石散”，吃完后再出门去“散发”。但一般人是吃不起这种散的，如杜甫当年所说，那需要“大药资”。鲁迅先生曾嘲笑过这种情况：魏晋那时候因为食散成风，有的人吃不起还装着吃过了，要躺在一个地方发药，然后到处走，叫“行散”。
　　无论是喝酒还是食散，有时候都可以成为保存自己的一种方式。从肉体上保存自己，从精神上保存自己，说白了就是逃避的一个方法。如果认为“食散”更积极，那往往是来自养生论的信徒。其实喝酒也有保护自己的效果，据史料记载，阮籍、刘伶都曾用喝酒保护了自己。在酒精的作用下，生命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也就降低了，而这“二性”的降低，通常会受到统治者的欢迎，会让他们感到放心。另一方面，在个人的精神构成上，饮酒与食散又掺进了新的因素，一种飘逸的、出世的、恍惚的、幻想的，甚至是更奇异的感受，一种特别状态下的夸张和浪漫情状，也是进入新奇境界的尝试，是忘记眼前痛苦的一种逃避方式。
　　饮酒和食散相结合，它既是人生逃脱与保存的一个策略，又是一种沉醉于某种状态与快感的生命机缘，更有人认为食散和饮酒有长生养护的功能。在古代，人的娱乐方式是比较少的，酒在这些功能方面比起今人来，所占比重也就更大。饮酒就变得很重要，酒场也就成为人的一个重要去处。酒可以解除很多寂寞，它是自娱自乐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比在現代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还要大。李白、杜甫、陶渊明的嗜酒也就可以理解了。
　　陶渊明的喝酒，与阮籍、刘伶等人不一样。他有时不吃饭也要喝酒。在他诗文的记录里，诗人因为缺酒而常常感到痛苦：“民生鲜常在，矧伊愁苦缠。屡阙清酤至，无以乐当年。”（《岁暮和张常侍》）“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最有意思的是，他九月九日坐在菊花旁，感叹有菊无酒的那种痛苦和失败感：“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九日闲居》）当一个叫王弘的官人派人送酒来时，他甚至等不及回家，坐在地上当场就喝醉了。
　　陶渊明尽管依赖酒，但与其他人还是不一样。这正像谢灵运等人，同样是陶醉于山水，欣赏山水，在山水面前感动，与陶渊明之于山水的态度仍然有所区别一样。陶渊明与酒的关系是有些不同的，他对酒的品咂、亲和、依赖，让人觉得是浑然一体的。他的生活充满了酒的芬芳，酒在很大程度上使他的田园生活变得更加有滋有味了。他品咂的能力好像更细腻也更强，给人的感觉不是一个狂饮的酒徒，而是一个品味的雅士。
　　酒成全了李白，也成全了陶渊明。陶与李不同，他好像没有食散的记录。李白一度对炼丹之事很投入，十分相信药石的长生不老功能。李白在酒后豪情万丈、极为冲动、浪漫和幻想；陶渊明则更为安静、悠然、享受、沉湎，乃至于暂时摆脱了忧郁。同样是饮酒诗，李白和陶渊明的差异就很大。我们可以把这种不同看成是生命质地的不同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成对酒的态度和饮酒方式的差异所决定的。李白更多的是与友人一起豪饮，而陶渊明则是面对大自然的窗口独自慢品。
　　人们经常谈到苦闷才喝酒，或高兴要喝酒。这种醇香且辛辣的古怪液体驯服了人类，而不是被人类所驯服。当一个人接受了它的作用时，神态与心情就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人生束缚太多，光明与黑暗，伦理与制度，一切都要限制和改变人的意志。而一个人要时不时地伸展一下精神的四肢，于是就求助于酒。（编辑/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