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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近代化延误是中国早期历史发展的谜题，社会学者对这个“谜题”的研究可归纳为两种基本观点：外因论与内因论。虽然学者们提出了更多的侧重点和创新点，但对原因分析还应进行具体的梳理与总结。
关键词：帝国主义侵略；早期现代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
一、外部因素
认为中国现代化延误是由外力导致的，帝国主义侵略与西方资本主义渗透是外因论研究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经济侵略。
1、武装侵略
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武装侵略始于鸦片战争，武装侵略主要是行其军事占领，以武力、军事力量以及外交手段划分势力范围。通过侵略战争，承认法国在云、贵的专权、割让香港给英国、割让辽东半岛和澎湖列岛给日本、承认朝鲜半岛独立、俄国侵占大连和旅顺、英法相继租占威海卫和广州湾等。帝国主义除占据土地划分势力范围以外，还在“协作凯歌”中实现共管中国。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掠夺政治、经济、军事等特权，如海关共管，盐税共管，铁路共管，江河共管，邮政共管，财政共管，甚至还掌握了中国的海关总务司。将租借地扩展为“国中之国”。按费正清的说法，这是“一种新的混合政体”。清政府成为列强共管中国的“胚胎”，中华民族遭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愈发狠毒。
2、经济侵略
与武装侵略同时进行的是经济侵略，靠武装侵略来获得经济利益，利用经济控制来获得更多的政治特权，这是列强经济侵略的重要特点。自被迫开放了广州、福州、宁波、上海、厦门等五处通商口岸后，中国接受协定低关税，导致进口税率低于出口税率，对外贸易税低于国内贸易税，洋商纳税低于华商，洋货纳税低于本土货税。英国和印度的大量洋纱洋布倒流中国，造成了中国手工纺织业的急剧衰落。在鸦片战争以前，通过对外贸易从印度、缅甸和日本输入大量的白银。在新航路开辟后，美洲的白银通过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贸易渠道流入中国，但自以为与世无涉的中国经济在货币方面受到了世界市场的支配。中国的银与金的比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利。严复写道：“近十余年间，东亚金银贵贱之变，实为亘古未有，以金为准，则银之降贱，殆倍十稔以前。”因此在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要高出欧洲国家很大部分的价格，这样无形中造成很大的亏损。
一、内部因素
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艰难主要症结于内部，政治体制的独特性、经济基础的特殊性、社会发展的迟缓性、传统文明的落后性等因素导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缓慢。
1、政治体制的独特性
中国早期现代化属于外源性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发展十分薄弱，因此传统的政治权利在社会变革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权力结构是中央集权制的巨型金字塔结构。明清以来，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君主拥有独断专权。金字塔中层是官僚的多层级的办事机构，其选拔方式是科举文选，这就导致整个多层的办事机构缺乏实际治理能力，长期以来发展成为因循守旧、敷衍固执的官僚循环系统。金字塔的底层是中央集权的基础和垫脚石，对上俸养着官僚系统，由地主阶级组成的家族本位的自然经济社会。由于距离顶层十分遥远，这样的塔体结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版结性，即便是历来朝代的更替，也是旧的王朝解体引向另一个新的王朝建立，几千年显示出规律性的王朝循环，具有丰厚的社会积累层。在面对外来因素的侵略与渗透时，表现出自上而下的扭曲的社会变革。近代君主制的国家，为挽救统治一般都从军事改革开始，自强运动也不除外。兴办新式军事工业，倡导引进先进技术，在各地建立军械库、机器库、创办海军、兴办民用工业、翻译西著、派遣留学生等，中国早期现代化开始缓慢的启动。此时欧洲国家开始以电气推动二次科技革命，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运动，世界现代化浪潮迭起，中国的洋务运动也确有呼应大势之势，但较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工业化之路，只是应付危机的零碎的现代化措施，在原有的皇权体制结构内进行修补，具有明显的封闭保守性。
2、经济基础的特殊性
马克思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资本对旧的生产方式起多大的解体作用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农耕的国家，在几千年的塔体结构中形成钟乳石沉淀般的农耕文明，“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传统农耕文明使早期中国在农业基础、耕种技术、机械建造、水利系统等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潜在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当中，缺乏对农业技术的创新突破和科学性总结。农耕和手工业经济为基础，农业集体劳作、家庭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基层劳动人口过多且大部分劳动力相对附着在土地和家庭手工工场，早期现代化的迟缓就在于这样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缺乏相对人身自由的劳动力。“农副结合”的经济体系没有完全阻碍资本主义在早期中国的萌芽，但受到了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特别是闭关锁国政策的严重阻碍。遗憾的是在19世纪西方殖民扩张，迅速发展海外贸易的大浪潮中，中国选择背道而驰，采取锁国退缩的政策，缺乏开拓海外市场的资本积累，这条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并没有构建起来。重农抑商、以农制夷的政策和旧习使得早期中国在中西贸易上错失机遇，让更多的志士发表了中国发展迟缓与人民勤劳而贫穷的论述。
3、社会发展的迟缓性
十九世纪中叶，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开疆拓土，创下极时之盛。因此对疆域和人口的管理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边僻地区动乱和沿海的海盗入侵，军饷消耗巨大。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以田赋、盐课、关税为主要征收类型，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增大税收规模，尤其是厘金税和海关税，对国内商品流通起到了破坏性的作用。盐税本是内务府重要财政来源，由于官吏勾结，盐商在沿海内地私贩，极大削弱了征收强度。在海关税的征收上主要是对鸦片税的征收，1885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实行洋药税厘并征。经由海关征收的鸦片税收入占海关总税收入的三分之一，可见清朝财政对鸦片的依赖程度。清晚期，八旗日益腐败，铺张浪费极盛。在人口方面，清前期的太平盛世刺激人口的增长，出现人口与耕地极不协调，大量人口向周边地区迁移，致使流民增加，不稳定的社会因素与日俱增。嘉庆以来黄河决堤数次，水利和堤坝工程的失修增加了旱涝灾情。在现代化开启前夕，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严峻。
3、传统文明的落后性
传统儒家文化强调家庭伦理以及自我完善，儒教的目标是取得一种文化的地位并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这个社会，这種儒学价值观与西方倡导用“机器与工具”改造自然社会相矛盾，西方社会轰轰烈烈的“机器大时代”观念被传统儒学所排斥，长期以往自然形成“华夏中心”观，这种核心价值观念成为了支配从国家的统治阶级领导者到民众普通人的一种思维定势，而最早的中西贸易冲突的焦点在于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制度，当英国使节提出以平等地位进行交往的请求，而清政府坚持觐见礼仪行三跪九叩礼。利玛窦为了迎合中国人“华夏中心”的心理，精心设计了将中国的地理位置放在世界地图的中心，却在背后对中国人的“华夏中心”观做出了尖锐的评论：“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马克思也明确预言：“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这种以“华夏中心”为坐标轴来认识世界，构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帝国体系，从内部排斥现代化的发展，文雅的落后被野蛮的先进所打败。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
作者简介：
商静（1996-），女，汉族， 黑龙江齐齐哈尔，法学硕士，哈尔滨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关键词：帝国主义侵略；早期现代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
一、外部因素
认为中国现代化延误是由外力导致的，帝国主义侵略与西方资本主义渗透是外因论研究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经济侵略。
1、武装侵略
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武装侵略始于鸦片战争，武装侵略主要是行其军事占领，以武力、军事力量以及外交手段划分势力范围。通过侵略战争，承认法国在云、贵的专权、割让香港给英国、割让辽东半岛和澎湖列岛给日本、承认朝鲜半岛独立、俄国侵占大连和旅顺、英法相继租占威海卫和广州湾等。帝国主义除占据土地划分势力范围以外，还在“协作凯歌”中实现共管中国。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掠夺政治、经济、军事等特权，如海关共管，盐税共管，铁路共管，江河共管，邮政共管，财政共管，甚至还掌握了中国的海关总务司。将租借地扩展为“国中之国”。按费正清的说法，这是“一种新的混合政体”。清政府成为列强共管中国的“胚胎”，中华民族遭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愈发狠毒。
2、经济侵略
与武装侵略同时进行的是经济侵略，靠武装侵略来获得经济利益，利用经济控制来获得更多的政治特权，这是列强经济侵略的重要特点。自被迫开放了广州、福州、宁波、上海、厦门等五处通商口岸后，中国接受协定低关税，导致进口税率低于出口税率，对外贸易税低于国内贸易税，洋商纳税低于华商，洋货纳税低于本土货税。英国和印度的大量洋纱洋布倒流中国，造成了中国手工纺织业的急剧衰落。在鸦片战争以前，通过对外贸易从印度、缅甸和日本输入大量的白银。在新航路开辟后，美洲的白银通过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贸易渠道流入中国，但自以为与世无涉的中国经济在货币方面受到了世界市场的支配。中国的银与金的比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利。严复写道：“近十余年间，东亚金银贵贱之变，实为亘古未有，以金为准，则银之降贱，殆倍十稔以前。”因此在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要高出欧洲国家很大部分的价格，这样无形中造成很大的亏损。
一、内部因素
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艰难主要症结于内部，政治体制的独特性、经济基础的特殊性、社会发展的迟缓性、传统文明的落后性等因素导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缓慢。
1、政治体制的独特性
中国早期现代化属于外源性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发展十分薄弱，因此传统的政治权利在社会变革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权力结构是中央集权制的巨型金字塔结构。明清以来，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君主拥有独断专权。金字塔中层是官僚的多层级的办事机构，其选拔方式是科举文选，这就导致整个多层的办事机构缺乏实际治理能力，长期以来发展成为因循守旧、敷衍固执的官僚循环系统。金字塔的底层是中央集权的基础和垫脚石，对上俸养着官僚系统，由地主阶级组成的家族本位的自然经济社会。由于距离顶层十分遥远，这样的塔体结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版结性，即便是历来朝代的更替，也是旧的王朝解体引向另一个新的王朝建立，几千年显示出规律性的王朝循环，具有丰厚的社会积累层。在面对外来因素的侵略与渗透时，表现出自上而下的扭曲的社会变革。近代君主制的国家，为挽救统治一般都从军事改革开始，自强运动也不除外。兴办新式军事工业，倡导引进先进技术，在各地建立军械库、机器库、创办海军、兴办民用工业、翻译西著、派遣留学生等，中国早期现代化开始缓慢的启动。此时欧洲国家开始以电气推动二次科技革命，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运动，世界现代化浪潮迭起，中国的洋务运动也确有呼应大势之势，但较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工业化之路，只是应付危机的零碎的现代化措施，在原有的皇权体制结构内进行修补，具有明显的封闭保守性。
2、经济基础的特殊性
马克思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资本对旧的生产方式起多大的解体作用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农耕的国家，在几千年的塔体结构中形成钟乳石沉淀般的农耕文明，“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传统农耕文明使早期中国在农业基础、耕种技术、机械建造、水利系统等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潜在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当中，缺乏对农业技术的创新突破和科学性总结。农耕和手工业经济为基础，农业集体劳作、家庭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基层劳动人口过多且大部分劳动力相对附着在土地和家庭手工工场，早期现代化的迟缓就在于这样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缺乏相对人身自由的劳动力。“农副结合”的经济体系没有完全阻碍资本主义在早期中国的萌芽，但受到了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特别是闭关锁国政策的严重阻碍。遗憾的是在19世纪西方殖民扩张，迅速发展海外贸易的大浪潮中，中国选择背道而驰，采取锁国退缩的政策，缺乏开拓海外市场的资本积累，这条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并没有构建起来。重农抑商、以农制夷的政策和旧习使得早期中国在中西贸易上错失机遇，让更多的志士发表了中国发展迟缓与人民勤劳而贫穷的论述。
3、社会发展的迟缓性
十九世纪中叶，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开疆拓土，创下极时之盛。因此对疆域和人口的管理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边僻地区动乱和沿海的海盗入侵，军饷消耗巨大。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以田赋、盐课、关税为主要征收类型，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增大税收规模，尤其是厘金税和海关税，对国内商品流通起到了破坏性的作用。盐税本是内务府重要财政来源，由于官吏勾结，盐商在沿海内地私贩，极大削弱了征收强度。在海关税的征收上主要是对鸦片税的征收，1885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实行洋药税厘并征。经由海关征收的鸦片税收入占海关总税收入的三分之一，可见清朝财政对鸦片的依赖程度。清晚期，八旗日益腐败，铺张浪费极盛。在人口方面，清前期的太平盛世刺激人口的增长，出现人口与耕地极不协调，大量人口向周边地区迁移，致使流民增加，不稳定的社会因素与日俱增。嘉庆以来黄河决堤数次，水利和堤坝工程的失修增加了旱涝灾情。在现代化开启前夕，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严峻。
3、传统文明的落后性
传统儒家文化强调家庭伦理以及自我完善，儒教的目标是取得一种文化的地位并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这个社会，这種儒学价值观与西方倡导用“机器与工具”改造自然社会相矛盾，西方社会轰轰烈烈的“机器大时代”观念被传统儒学所排斥，长期以往自然形成“华夏中心”观，这种核心价值观念成为了支配从国家的统治阶级领导者到民众普通人的一种思维定势，而最早的中西贸易冲突的焦点在于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制度，当英国使节提出以平等地位进行交往的请求，而清政府坚持觐见礼仪行三跪九叩礼。利玛窦为了迎合中国人“华夏中心”的心理，精心设计了将中国的地理位置放在世界地图的中心，却在背后对中国人的“华夏中心”观做出了尖锐的评论：“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马克思也明确预言：“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这种以“华夏中心”为坐标轴来认识世界，构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帝国体系，从内部排斥现代化的发展，文雅的落后被野蛮的先进所打败。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
作者简介：
商静（1996-），女，汉族， 黑龙江齐齐哈尔，法学硕士，哈尔滨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