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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淮安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城市，凭借着独特的运河交通优势与商业贸易，吸引并聚集了一大批外来文人，分为漕运官员、过路文人与寓淮文人三大类型。这些外来文人与当地文人进行文学互动，组织文会，诗文唱和，促进了当时地方文化的繁荣。他们以运河为背景的诗歌创作，展现了运河特有的历史面貌，成为关于运河的珍贵记忆。
关键词：运河；淮安；明清；文人；文学
淮安在中国运河史上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开挖了沟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拉开淮安漕运史的序幕。到了明清时期，淮安在漕运上的地位更加突出，享有“南船北马”的盛誉。凭借独特交通优势，淮安城市得到大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淮安成了经济发达的商业城市之一，钱穆《国史大纲》指出：“万历六年，各地商税课钞数，南直各府、州全数达一千三四百万贯，殆占全国四分之一。而淮安一府独有二百余万贯，浙江省又三百万贯。”[1]到了清代，淮安城市依然延续着这种繁荣的态势。《光绪淮安府志·序》云：“淮安当南北水陆冲衢，冠盖往来，车旂辐辏，泗流交汇，邗水通沟，综东南各省，漕运数十万艘，胥逾于淮以供天庾，而鹾运所出，每岁亦额行四十万引，财赋富焉，舟车通焉，诚梁之要隘也。”[2]作为运河上连通南北的要道，淮安承担着漕运物资到京城的重任，因此成为财富集聚地，城市得以快速发展。
运河交通所提供的便利，城市的繁荣，让淮安成为外来人员的重要集散地。其中外来文人更是值得关注的群体，他们为地方文化繁荣、文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外来文人主要包括外来的官员、路过或暂留淮安的文人以及寓居淮安的文人，他们成为地域文人群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创作成为宝贵的运河记忆。正如方志所描述：“地当南北之冲，重臣之所驻节，官署棋布，舟车络绎，名公卿惠此一方，既多谟硕画，又贤士大夫往来上下，触景兴怀，形成风雅，名作如林，斐然盛矣。”[3]
为了加强运河管理，明代开始设置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官职。明代漕运总督府设置在江苏淮安，河道总督治所在山东济宁。清廷也非常重视运河的治理，康熙时将治理漕运与平定三藩等量齐观，并将河道总督与漕运总督治所都设在淮安，因此淮安获得了“天下九督，淮居其二”的美称。河道和漕运管理有自己的系统，所属管理人员甚多，《光绪淮安府志·职官》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其中有专管漕运、河道治理、钞关、造船的，如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巡视南漕、漕储淮扬道、清军船政同知、管理钞关。另外在不同的县、州又有很多管漕、闸等官员，如山清河务同知、里河同知、山盱河务同知、高堰通判、山清安海河务同知、山清外河同知、外南同知、外北通判……上冈闸官、清江闸官、惠济闸官、通济闸官、福兴闸官等。这些以漕督、河督为代表的官员不仅是政务的管理者，往往也是文学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对淮安文学的繁荣卓有贡献。
这些官员中最为出名的当属阮元，他地位显赫，学识渊博。阮元一世祖阮岩于明崇祯时由淮安南迁，后居扬州，因此他对淮安有着特殊的情感。乾隆五十一年（1786），阮元拜访了阮学浩的勺湖草堂。乾隆五十四年（1789），阮元为淮安阮葵生所绘《勺湖草堂图》题诗《家吾山少司寇葵生属题裴园编修〈学浩勺湖草堂图〉》。勺湖在淮安城西北角，是淮安文人阮学浩所居之地。诗歌描绘了勺湖清幽的环境：“云堞依春浦，长淮泻古渠。辋川王氏宅，笠泽陆家庐。”以唐代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与陆龟蒙隐居之地比拟勺湖草堂。“长淮”是指淮河。此诗还表达了对祖上的追念：“丙岁初经此，申年昔降予。……地剩三篙水，家余万轴书。”“申年”为乾隆甲申二十九（1757）年，阮元出生。从“家余万轴书”可以看出阮元对家族文化传承的自豪感。嘉庆十七年（1812），阮元担任漕运总督一职。从嘉庆十七年（1812）八月任命到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改任江西巡抚，约一年七个月。在此期间，阮元不仅处理了大量的漕运事务，还广泛参与文学与学术活动，与人唱和，与友人集会，共赏文集、碑帖等。如嘉庆十八年（1813）十一月，梁章钜来淮拜谒阮元，一起欣赏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郡守袁逢刻的《汉西岳华山庙碑四明本》。嘉庆十九年（1814）二月，阮元同阮亨、王豫等人，观看了淮安名士萧令裕文集。阮元在淮任漕运总督期间，还积极关注淮安的文化建设，提携后进，拜访贤达。嘉庆十七年（1812）冬，阮元邀请学者江藩来淮掌教丽正书院，并且亲临书院讲学。经学家、文学家丁晏此时得到阮元赏识。
又如麟庆，道光年间任河道总督。他根据其人生经历，记录不同地方的风物，图文并茂，形成《鸿雪因缘图记》一书。书中很多的记载与淮安有关，如二集中的《荷亭纳凉》《龟山问景》，三集中《盱眙望山》《玻璃挹泉》《袁浦留帆》等，记录其在淮任职期间的所见、所感。其中《袁浦留帆》是作者道光二十三年（1843）卸任河道总督，离开清江浦时所作。诗歌首联“十载袁江久宦游，惭无政术奠黄流”，是说自己在任河道总督期间没有什么功绩，这当然是自谦之辞。之所以提到“黄流”，是因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黄河夺淮的事件，黄河改道，侵占了淮河的入海路径，导致淤积，造成水灾。颔联“北行实对斯民愧，南顾难纾圣主忧”，表达了对淮安老百姓的惭愧之情，也是谦辞。之所以提到“圣主忧”，是因为大运河是国家重要水道，有战略意义，皇帝很重视运河治理。颈联“红树春深人卧辙，绿波新涨我归舟”，点明离开的季节，展现了人民对他的拥戴。其中“绿波新涨”展现了运河碧波荡漾的景致，虽然简短，但很有画面感。尾联“画图诗卷频投赠，无限深情哪得酬”，最后抒写了对淮安的深厚感情。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淮安还是北上南下文人重要的聚集点。淮安往往是北上京师、南下江南的必经之地，商业发达，城市繁荣，有园林等为士人提供了良好的活动场所，因此许多北上、南下的文人都会在此流连驻足。他们与淮安的文人诗酒唱和，抒情写志，构成了淮安特有的文学现象。这类文人数量众多，其中很多为诗文名家。 如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就曾多次来淮，他一生的活动与淮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淮期间，顾炎武与流寓淮安文人万寿祺有过交往。顺治八年（1651），顾炎武过清江浦拜访万寿祺于隰西草堂，万寿祺《秋江别思图跋》曾交代此事，顾炎武也曾作《赠万寿祺》诗一首相赠。在此期间，顾炎武还作有《淮东》一首、《赠人》二首。《淮东》斥责了那些享受声色、卑躬屈膝的将领，赞美那些为国家战死的将士。作为明末遗民，诗中明显有现实针对性。顺治九年（1652）五月，万寿祺去世，顾炎武素车白马走九百里来淮吊唁。可见顾炎武对万寿祺的深厚情谊。在吊唁万寿祺期间，顾氏作了《清江浦》诗二首，追述了清江浦的历史，“开天成祖代，转漕北京初。”明成祖时漕运直达北京，当时国家是多么兴盛。而今时过境迁，“闸下三春尽，湖存数尺潴”，今昔对比寄托了诗人的亡国之感。漕运是国家之命脉，漕运不兴，意味着国运衰败。这年八月，顾炎武到王家营，并写下了《王家营》诗一首，表达了诗人的故国之思与生活困苦所致的迷茫之感。当时的王家营在诗人笔下显得苍凉，弥望的是秋草。马无青草，山川枯槁，这不禁让诗人怀念明朝旧都昔日的美好。
又如清代诗人吴伟业，在过淮期间写有《过淮阴有感》《淮阴舟中忆龚圣予遗事，书赠张伯玉》《清江闸》等。其中《清江闸》记录了当时清江浦的景象：“岸束穿流怒，帆迟几日程。石高三板浸，鼓急万夫争。”清江浦水流湍急的画面如在眼前。清初政治家、文学家施闰章作《天妃闸歌》《淮口舟夜》《次淮上》《书清河县客舍》。其中《天妃闸歌》中“挽舟泝浪似升天，千夫力尽舟不前”，展现了当时运河上纤夫拉船过闸的情景，其艰辛可以想象。清代神韵派诗人王士禛，曾于康熙十八年（1679）自扬州到淮安，遇大雪，作《淮阴夜雪》，另外还作有《韩侯钓台歌》《淮安新城有感》等与淮安相关的诗。《淮安新城有感》其一“泽国阴多暑气微，一城烟霭昼霏霏。春风远岸江蓠长，暮雨空堤燕子飞”，写出了运河城市淮安的特有景象。当时是春天渐暖之时，又逢阴天，城里水气很重，所以出现了烟霭纷纷的美丽景象。春风之中，远处岸边江蓠初长，暮雨中燕子从堤上飞过，很有意境。又如清代诗人龚自珍曾于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来到清江浦，写下了《己亥杂诗》中第83首诗，诗云：“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穈太仓粟，夜闻邪许淚滂沱！”诗中自注：“五月十二日抵淮浦作。”[4]明确交代了此诗的写作地点。此诗是以运河漕运为背景的，主题与吴伟业的诗相似，运用对比手法表达了对纤夫辛苦生活的同情。其他还有孔尚任、朱彝尊、査慎行、沈德潜、蒋士铨、赵翼、钱大昕等都曾来淮，并留下了很多诗篇。这些诗人无疑为淮安文学活动增添了光彩，也为运河留下了宝贵的剪影。
在大量的外来文人中，寓淮文人是重要的群体。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来淮，很多是滞留或定居淮安，成为淮安文学活动的重要力量。丁晏的《山阳诗征》、王锡祺的《山阳诗征续编》，《光绪淮安府志》以及各县的县志往往会列出流寓淮安的人物，可见他们是受到淮安本地人重视的。
在这些寓淮文人中，盐商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清代有一批盐商自安徽等地来到江淮间进行淮盐贸易，其中一部分进驻扬州，另有一部分就进入淮安的河下古镇，并逐渐融入淮安文人中。这些盐商多是儒商，他们文化修养很高，常常是文学活动的引领者。在这群盐商中较为著名的有程氏家族，他们是徽商的代表。清代文学家袁枚称程氏家族“前后有四诗人”[5]，即程嗣立、程崟、程梦星与程晋芳。其中程嗣立擅长文章，并且精通书法、绘画。程晋芳更是清代著名经学家、藏书家、文学家，曾参编四库全书。他们在当时文人群体中影响很大，海内文士“俱走下风，如鱼龙之趋大壑。”[6]其实，除了被袁枚推许的四人之外，程氏家族还有很多有文学才能的成员，如程钟、程用昌、程志铎等，都有文集，成为当时淮安文学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盐商往往喜欢建造或购买风景优美的园林，这些园林多位于运河边上，成为运河的重要景观。萧湖是淮安风景优美的地方，也是园林的集聚地。邱兢《游爱莲亭记》云：“郡之北郭有水滢然，曰萧湖。湖之北，舍舟步行，不五六里，曰后湖。湖与运河止间一堤，南始伏龙洞，北抵钵池山，东绕盐河一带，周环约十数里，淮之胜境也。”[7]萧湖与运河仅一堤之隔，周回曲折，是建筑园林佳地。邱兢还特别提到湖中的园林菰蒲曲。菰蒲曲，是程嗣立别业。“入门，小桥绿柳，有山林气。坐其室，几案图书，无不入古。堂之右，穿修廊，入方亭后，绿牡丹一本，色如绣球之新萼。一时文士群为诗词以识其异。”[8]不仅风景优美，还有古书可以品读，正是文人聚会的好地方。
曲江楼是徽商程垲的别业，园林内“层轩曲榭，夹水相望”[9]，当时吸引了海内名士前来吟咏诗词，其中不乏像沈德潜这样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学家。淮安诗人阮钟瑗《曲江楼感怀呈李祜堂丈、业师翠崖先生》：“故人纷至何杂沓，柳阴舣艇携蛮榼。名士争夸郭泰巾，高人惯下陈蕃榻。”虽然笔法有些夸张，但是确实写出了曲江楼文人活动的盛况。丁晏《萧湖曲》形容当时文学活动的盛况：“拍肩歌啸若神仙，觞咏流连自千古。”这些文人放浪形骸之外，饮酒赋诗，何等洒脱！荻庄是乾隆年间盐商程鉴别业，也是淮上名园，是文人聚会的好地方。淮安文人朱友三《荻庄歌》对当年荻庄文人活动也有描述：“名传海內招名士，牵引天涯名士至。”可以看出荻庄当时的影响力。
淮安河下盐商的生活及文学，有学者这样描述：“城外水木清华，故多寺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遍凿莲花，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其黠者颇与文人相结纳，藉以假借声誉，居然为风雅中人。一时宾客之豪，管弦之盛，谈者目为小扬州。”[10]可见，清代淮安盐商确实凭借着丰厚的财力，对文学的热情，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当时淮安地区的文学活动。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唐代运河与文学研究”（编号：2020SJZDA019）阶段性研究成果。
[1]钱穆撰.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22.
[2]（清）孙云锦等撰.光绪淮安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5.
[3]（清）卫哲治等撰，荀德麟校点.乾隆淮安府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1332.
[4] 刘逸生等.龚自珍编年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253.
[5]（清）袁枚撰，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882：413.
[6]王光伯等撰，荀德麟等点校.淮安河下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389.
[7]张成德等编.中国游记散文大系（江苏卷）[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2：698.
[8]（清）李元庚撰，刘怀玉校点.山阳河下园林记[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536.
[9]（清）张兆栋等撰.同治重修山阳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268.
[10]（清）黄钧宰撰，王广超校点.黄钧宰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84.
关键词：运河；淮安；明清；文人；文学
淮安在中国运河史上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开挖了沟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拉开淮安漕运史的序幕。到了明清时期，淮安在漕运上的地位更加突出，享有“南船北马”的盛誉。凭借独特交通优势，淮安城市得到大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淮安成了经济发达的商业城市之一，钱穆《国史大纲》指出：“万历六年，各地商税课钞数，南直各府、州全数达一千三四百万贯，殆占全国四分之一。而淮安一府独有二百余万贯，浙江省又三百万贯。”[1]到了清代，淮安城市依然延续着这种繁荣的态势。《光绪淮安府志·序》云：“淮安当南北水陆冲衢，冠盖往来，车旂辐辏，泗流交汇，邗水通沟，综东南各省，漕运数十万艘，胥逾于淮以供天庾，而鹾运所出，每岁亦额行四十万引，财赋富焉，舟车通焉，诚梁之要隘也。”[2]作为运河上连通南北的要道，淮安承担着漕运物资到京城的重任，因此成为财富集聚地，城市得以快速发展。
运河交通所提供的便利，城市的繁荣，让淮安成为外来人员的重要集散地。其中外来文人更是值得关注的群体，他们为地方文化繁荣、文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外来文人主要包括外来的官员、路过或暂留淮安的文人以及寓居淮安的文人，他们成为地域文人群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创作成为宝贵的运河记忆。正如方志所描述：“地当南北之冲，重臣之所驻节，官署棋布，舟车络绎，名公卿惠此一方，既多谟硕画，又贤士大夫往来上下，触景兴怀，形成风雅，名作如林，斐然盛矣。”[3]
漕運官员及其文学活动
为了加强运河管理，明代开始设置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官职。明代漕运总督府设置在江苏淮安，河道总督治所在山东济宁。清廷也非常重视运河的治理，康熙时将治理漕运与平定三藩等量齐观，并将河道总督与漕运总督治所都设在淮安，因此淮安获得了“天下九督，淮居其二”的美称。河道和漕运管理有自己的系统，所属管理人员甚多，《光绪淮安府志·职官》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其中有专管漕运、河道治理、钞关、造船的，如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巡视南漕、漕储淮扬道、清军船政同知、管理钞关。另外在不同的县、州又有很多管漕、闸等官员，如山清河务同知、里河同知、山盱河务同知、高堰通判、山清安海河务同知、山清外河同知、外南同知、外北通判……上冈闸官、清江闸官、惠济闸官、通济闸官、福兴闸官等。这些以漕督、河督为代表的官员不仅是政务的管理者，往往也是文学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对淮安文学的繁荣卓有贡献。
这些官员中最为出名的当属阮元，他地位显赫，学识渊博。阮元一世祖阮岩于明崇祯时由淮安南迁，后居扬州，因此他对淮安有着特殊的情感。乾隆五十一年（1786），阮元拜访了阮学浩的勺湖草堂。乾隆五十四年（1789），阮元为淮安阮葵生所绘《勺湖草堂图》题诗《家吾山少司寇葵生属题裴园编修〈学浩勺湖草堂图〉》。勺湖在淮安城西北角，是淮安文人阮学浩所居之地。诗歌描绘了勺湖清幽的环境：“云堞依春浦，长淮泻古渠。辋川王氏宅，笠泽陆家庐。”以唐代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与陆龟蒙隐居之地比拟勺湖草堂。“长淮”是指淮河。此诗还表达了对祖上的追念：“丙岁初经此，申年昔降予。……地剩三篙水，家余万轴书。”“申年”为乾隆甲申二十九（1757）年，阮元出生。从“家余万轴书”可以看出阮元对家族文化传承的自豪感。嘉庆十七年（1812），阮元担任漕运总督一职。从嘉庆十七年（1812）八月任命到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改任江西巡抚，约一年七个月。在此期间，阮元不仅处理了大量的漕运事务，还广泛参与文学与学术活动，与人唱和，与友人集会，共赏文集、碑帖等。如嘉庆十八年（1813）十一月，梁章钜来淮拜谒阮元，一起欣赏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郡守袁逢刻的《汉西岳华山庙碑四明本》。嘉庆十九年（1814）二月，阮元同阮亨、王豫等人，观看了淮安名士萧令裕文集。阮元在淮任漕运总督期间，还积极关注淮安的文化建设，提携后进，拜访贤达。嘉庆十七年（1812）冬，阮元邀请学者江藩来淮掌教丽正书院，并且亲临书院讲学。经学家、文学家丁晏此时得到阮元赏识。
又如麟庆，道光年间任河道总督。他根据其人生经历，记录不同地方的风物，图文并茂，形成《鸿雪因缘图记》一书。书中很多的记载与淮安有关，如二集中的《荷亭纳凉》《龟山问景》，三集中《盱眙望山》《玻璃挹泉》《袁浦留帆》等，记录其在淮任职期间的所见、所感。其中《袁浦留帆》是作者道光二十三年（1843）卸任河道总督，离开清江浦时所作。诗歌首联“十载袁江久宦游，惭无政术奠黄流”，是说自己在任河道总督期间没有什么功绩，这当然是自谦之辞。之所以提到“黄流”，是因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黄河夺淮的事件，黄河改道，侵占了淮河的入海路径，导致淤积，造成水灾。颔联“北行实对斯民愧，南顾难纾圣主忧”，表达了对淮安老百姓的惭愧之情，也是谦辞。之所以提到“圣主忧”，是因为大运河是国家重要水道，有战略意义，皇帝很重视运河治理。颈联“红树春深人卧辙，绿波新涨我归舟”，点明离开的季节，展现了人民对他的拥戴。其中“绿波新涨”展现了运河碧波荡漾的景致，虽然简短，但很有画面感。尾联“画图诗卷频投赠，无限深情哪得酬”，最后抒写了对淮安的深厚感情。
过淮文人的唱和活动与运河书写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淮安还是北上南下文人重要的聚集点。淮安往往是北上京师、南下江南的必经之地，商业发达，城市繁荣，有园林等为士人提供了良好的活动场所，因此许多北上、南下的文人都会在此流连驻足。他们与淮安的文人诗酒唱和，抒情写志，构成了淮安特有的文学现象。这类文人数量众多，其中很多为诗文名家。 如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就曾多次来淮，他一生的活动与淮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淮期间，顾炎武与流寓淮安文人万寿祺有过交往。顺治八年（1651），顾炎武过清江浦拜访万寿祺于隰西草堂，万寿祺《秋江别思图跋》曾交代此事，顾炎武也曾作《赠万寿祺》诗一首相赠。在此期间，顾炎武还作有《淮东》一首、《赠人》二首。《淮东》斥责了那些享受声色、卑躬屈膝的将领，赞美那些为国家战死的将士。作为明末遗民，诗中明显有现实针对性。顺治九年（1652）五月，万寿祺去世，顾炎武素车白马走九百里来淮吊唁。可见顾炎武对万寿祺的深厚情谊。在吊唁万寿祺期间，顾氏作了《清江浦》诗二首，追述了清江浦的历史，“开天成祖代，转漕北京初。”明成祖时漕运直达北京，当时国家是多么兴盛。而今时过境迁，“闸下三春尽，湖存数尺潴”，今昔对比寄托了诗人的亡国之感。漕运是国家之命脉，漕运不兴，意味着国运衰败。这年八月，顾炎武到王家营，并写下了《王家营》诗一首，表达了诗人的故国之思与生活困苦所致的迷茫之感。当时的王家营在诗人笔下显得苍凉，弥望的是秋草。马无青草，山川枯槁，这不禁让诗人怀念明朝旧都昔日的美好。
又如清代诗人吴伟业，在过淮期间写有《过淮阴有感》《淮阴舟中忆龚圣予遗事，书赠张伯玉》《清江闸》等。其中《清江闸》记录了当时清江浦的景象：“岸束穿流怒，帆迟几日程。石高三板浸，鼓急万夫争。”清江浦水流湍急的画面如在眼前。清初政治家、文学家施闰章作《天妃闸歌》《淮口舟夜》《次淮上》《书清河县客舍》。其中《天妃闸歌》中“挽舟泝浪似升天，千夫力尽舟不前”，展现了当时运河上纤夫拉船过闸的情景，其艰辛可以想象。清代神韵派诗人王士禛，曾于康熙十八年（1679）自扬州到淮安，遇大雪，作《淮阴夜雪》，另外还作有《韩侯钓台歌》《淮安新城有感》等与淮安相关的诗。《淮安新城有感》其一“泽国阴多暑气微，一城烟霭昼霏霏。春风远岸江蓠长，暮雨空堤燕子飞”，写出了运河城市淮安的特有景象。当时是春天渐暖之时，又逢阴天，城里水气很重，所以出现了烟霭纷纷的美丽景象。春风之中，远处岸边江蓠初长，暮雨中燕子从堤上飞过，很有意境。又如清代诗人龚自珍曾于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来到清江浦，写下了《己亥杂诗》中第83首诗，诗云：“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穈太仓粟，夜闻邪许淚滂沱！”诗中自注：“五月十二日抵淮浦作。”[4]明确交代了此诗的写作地点。此诗是以运河漕运为背景的，主题与吴伟业的诗相似，运用对比手法表达了对纤夫辛苦生活的同情。其他还有孔尚任、朱彝尊、査慎行、沈德潜、蒋士铨、赵翼、钱大昕等都曾来淮，并留下了很多诗篇。这些诗人无疑为淮安文学活动增添了光彩，也为运河留下了宝贵的剪影。
寓淮文人与园林风雅
在大量的外来文人中，寓淮文人是重要的群体。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来淮，很多是滞留或定居淮安，成为淮安文学活动的重要力量。丁晏的《山阳诗征》、王锡祺的《山阳诗征续编》，《光绪淮安府志》以及各县的县志往往会列出流寓淮安的人物，可见他们是受到淮安本地人重视的。
在这些寓淮文人中，盐商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清代有一批盐商自安徽等地来到江淮间进行淮盐贸易，其中一部分进驻扬州，另有一部分就进入淮安的河下古镇，并逐渐融入淮安文人中。这些盐商多是儒商，他们文化修养很高，常常是文学活动的引领者。在这群盐商中较为著名的有程氏家族，他们是徽商的代表。清代文学家袁枚称程氏家族“前后有四诗人”[5]，即程嗣立、程崟、程梦星与程晋芳。其中程嗣立擅长文章，并且精通书法、绘画。程晋芳更是清代著名经学家、藏书家、文学家，曾参编四库全书。他们在当时文人群体中影响很大，海内文士“俱走下风，如鱼龙之趋大壑。”[6]其实，除了被袁枚推许的四人之外，程氏家族还有很多有文学才能的成员，如程钟、程用昌、程志铎等，都有文集，成为当时淮安文学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盐商往往喜欢建造或购买风景优美的园林，这些园林多位于运河边上，成为运河的重要景观。萧湖是淮安风景优美的地方，也是园林的集聚地。邱兢《游爱莲亭记》云：“郡之北郭有水滢然，曰萧湖。湖之北，舍舟步行，不五六里，曰后湖。湖与运河止间一堤，南始伏龙洞，北抵钵池山，东绕盐河一带，周环约十数里，淮之胜境也。”[7]萧湖与运河仅一堤之隔，周回曲折，是建筑园林佳地。邱兢还特别提到湖中的园林菰蒲曲。菰蒲曲，是程嗣立别业。“入门，小桥绿柳，有山林气。坐其室，几案图书，无不入古。堂之右，穿修廊，入方亭后，绿牡丹一本，色如绣球之新萼。一时文士群为诗词以识其异。”[8]不仅风景优美，还有古书可以品读，正是文人聚会的好地方。
曲江楼是徽商程垲的别业，园林内“层轩曲榭，夹水相望”[9]，当时吸引了海内名士前来吟咏诗词，其中不乏像沈德潜这样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学家。淮安诗人阮钟瑗《曲江楼感怀呈李祜堂丈、业师翠崖先生》：“故人纷至何杂沓，柳阴舣艇携蛮榼。名士争夸郭泰巾，高人惯下陈蕃榻。”虽然笔法有些夸张，但是确实写出了曲江楼文人活动的盛况。丁晏《萧湖曲》形容当时文学活动的盛况：“拍肩歌啸若神仙，觞咏流连自千古。”这些文人放浪形骸之外，饮酒赋诗，何等洒脱！荻庄是乾隆年间盐商程鉴别业，也是淮上名园，是文人聚会的好地方。淮安文人朱友三《荻庄歌》对当年荻庄文人活动也有描述：“名传海內招名士，牵引天涯名士至。”可以看出荻庄当时的影响力。
淮安河下盐商的生活及文学，有学者这样描述：“城外水木清华，故多寺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遍凿莲花，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其黠者颇与文人相结纳，藉以假借声誉，居然为风雅中人。一时宾客之豪，管弦之盛，谈者目为小扬州。”[10]可见，清代淮安盐商确实凭借着丰厚的财力，对文学的热情，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当时淮安地区的文学活动。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唐代运河与文学研究”（编号：2020SJZDA019）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钱穆撰.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22.
[2]（清）孙云锦等撰.光绪淮安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5.
[3]（清）卫哲治等撰，荀德麟校点.乾隆淮安府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1332.
[4] 刘逸生等.龚自珍编年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253.
[5]（清）袁枚撰，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882：413.
[6]王光伯等撰，荀德麟等点校.淮安河下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389.
[7]张成德等编.中国游记散文大系（江苏卷）[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2：698.
[8]（清）李元庚撰，刘怀玉校点.山阳河下园林记[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536.
[9]（清）张兆栋等撰.同治重修山阳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268.
[10]（清）黄钧宰撰，王广超校点.黄钧宰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