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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生来愚钝，不敢谈论经济问题，只是由于对我国GDP的飞速增长感到骄傲和听到两个经济学博士因打赌相互吃干草为国家GDP的增加做出巨大贡献的“案例”后，才开始想了解我国的经济和经济学大师。
近日看到一则消息，在2006年2月25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组织的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发表了一番高见：“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张维迎认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
本人对经济学家是顶礼膜拜，不过这次真有点糊涂了。“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因此“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这一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合法得来的既得利益当然应该尊重，可对于通过非法或不正当途径获得的既得利益也要尊重吗？也要补偿吗？更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不知大师通过什么实地调查，运用什么数据、理论或模型，得出“干部受损害最大”这么一个伟大、正确的科学结论。
本公民见识短，又没有能力公费到全国各地考察一下干部的受损害程度，顺便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但我认为，在中国生活的人凭经验就能感觉到：如果问中国有哪个阶层从改革中获益的话，那么“公仆”无疑应该是获益最大的阶层之一。套用一句广告词：中国人甚至地球人都知道啊。
记得当年社会学学者孙立平的一篇论文《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提到“不落空”现象，说的是我国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精英集团。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这个集团在“文革”后七十年代末的高考、八十年代初的“出国热”、八十年代中期的“双轨制”与“官倒”、八十年代末的“第三梯队”、九十年代初的“下海”、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凭热”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事件中收益颇丰。实际上，“不落空现象”完全可以扩展到整个干部阶层：他们在“下海热”的时候下海；他们在“出国热”的时候出国；“文凭热”的时候拿文凭；住房改革之初或之前以低价拿到住房；公车改革的时候拿到巨额“车补”而照坐公车不误；“阳光工资”的时候涨工资。最近几年又流行“出国考察”，考察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同时洞察西方国家的阴暗，花了人民的血汗钱，得出“美国也有亏损企业嘛”（隐含着中国企业亏损很正常之意）这样聊以自慰而又相当正确的话语，或“学外语要从娃娃抓起，你看人家美国人，四五岁那外语（注：就是英语）说的呱呱叫”这样相当接近真理的“废话”，而且据说连计划生育部门等这类在国外无“对口单位”进行交流考察的也出国，不知他们是否肩负着将中国特色的事物推广到国外的神圣使命。听说干部现在又被逼着“带薪休假”。可以说，二十多年来，所有的好事领导干部全没有被落下，“干部”已经成了今日中国少有的能够给人带来保障和安全感的职业。
孙立平认为，上述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间的“转换”，实际上已经不是撒列尼等人所说的“资本转换”现象，而是同一种总体性资本在不同领域展现的过程。这个集团同时拥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过多地享用了社会资源。
如果说“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那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中央国家机关乃至地方党政机关的“公务员考试”热到了销铁熔金的程度，有些部门的报考与录取比例超过两千比一。权力总是与利益有关的，如果权力与利益毫无关系，那么任何人也不会问津。或许是现在人的觉悟特别高，愿意把困难留给自己，到利益受损最大的部门为人民服务。那么我觉得我的觉悟也不低，一定要请“利益受损最大的领导干部”来当“利益受损不大”的工人农民。还有一例：某省教育厅精简机构，为了避免剧烈变动，有关领导事先声明把分流出来的人员安排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省招生考试中心，“两个基本点”中一个是省教育出版社，另一个记不清了，反正都是待遇不错的事业单位）。但分流人员并不高兴，因为到2004年，该省公务员实施“阳光工资”工程，科级每月涨六百元，副处涨八百，正处涨一千，而各事业单位绝大多数没涨。可以负责任地说，该省的教师工资肯定低于同级公务员工资，涮了一把《教师法》。
按照张维迎的逻辑，既然“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那么自然要给干部阶层以补偿。也许是嫌我辈愚钝，也许是怕吾辈胡搅蛮缠，也许是不屑于与没有基本训练的公众讨论，张维迎指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的确，在学术研究领域，观点的正确与否是不能通过投票来解决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张维迎在这里谈论的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公共政策问题。他是在谈论谁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了损害，应该优先对谁进行补偿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公共问题。这样的问题，让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充分讨论，有什么错误吗？无怪乎有评论说张维迎实际上就是在公然主张精英独裁。或许张维迎非常同意米歇尔斯的观点：绝大多数群众只是一群丝毫无能为力的无组织的乌合之众。但不知张维迎是否认为连熊彼特主张民主只是一套制度性的程序?熏一种选择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方法的观点都没有必要了。我赞成秦晖先生既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的说法。如果按照张维迎和另一位由清华大学通过“百万年薪聘教授”工程聘来的经济学大师（李稻葵）所认为的公众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的说法，弱者基本上没有发出声音和诉求的平等平台。经济学大师自诩为“自由派”，当年也曾经指出言论的自由是中国建设民主社会的最基本条件和要求之一，而今他们却拒绝倾听甚至粗暴扼杀公民参与改革讨论的民主权利，并指责公众在媒体上的讨论“已经上升到民粹地步”。他们自诩为“自由派”，却不允许公众的言论表达，这倒很像是精英和寡头的做派。
阿玛蒂亚·森认为，民主有利于抵抗灾难，可以避免大范围的饥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如果透明度和新闻自由度高，恐怕不会有那么多人非正常死亡吧。如今一些人不允许公众讲话、透明度低，当然不至于把人饿死，但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何益处呢？
近日看到一则消息，在2006年2月25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组织的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发表了一番高见：“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张维迎认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
本人对经济学家是顶礼膜拜，不过这次真有点糊涂了。“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因此“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这一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合法得来的既得利益当然应该尊重，可对于通过非法或不正当途径获得的既得利益也要尊重吗？也要补偿吗？更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不知大师通过什么实地调查，运用什么数据、理论或模型，得出“干部受损害最大”这么一个伟大、正确的科学结论。
本公民见识短，又没有能力公费到全国各地考察一下干部的受损害程度，顺便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但我认为，在中国生活的人凭经验就能感觉到：如果问中国有哪个阶层从改革中获益的话，那么“公仆”无疑应该是获益最大的阶层之一。套用一句广告词：中国人甚至地球人都知道啊。
记得当年社会学学者孙立平的一篇论文《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提到“不落空”现象，说的是我国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精英集团。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这个集团在“文革”后七十年代末的高考、八十年代初的“出国热”、八十年代中期的“双轨制”与“官倒”、八十年代末的“第三梯队”、九十年代初的“下海”、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凭热”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事件中收益颇丰。实际上，“不落空现象”完全可以扩展到整个干部阶层：他们在“下海热”的时候下海；他们在“出国热”的时候出国；“文凭热”的时候拿文凭；住房改革之初或之前以低价拿到住房；公车改革的时候拿到巨额“车补”而照坐公车不误；“阳光工资”的时候涨工资。最近几年又流行“出国考察”，考察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同时洞察西方国家的阴暗，花了人民的血汗钱，得出“美国也有亏损企业嘛”（隐含着中国企业亏损很正常之意）这样聊以自慰而又相当正确的话语，或“学外语要从娃娃抓起，你看人家美国人，四五岁那外语（注：就是英语）说的呱呱叫”这样相当接近真理的“废话”，而且据说连计划生育部门等这类在国外无“对口单位”进行交流考察的也出国，不知他们是否肩负着将中国特色的事物推广到国外的神圣使命。听说干部现在又被逼着“带薪休假”。可以说，二十多年来，所有的好事领导干部全没有被落下，“干部”已经成了今日中国少有的能够给人带来保障和安全感的职业。
孙立平认为，上述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间的“转换”，实际上已经不是撒列尼等人所说的“资本转换”现象，而是同一种总体性资本在不同领域展现的过程。这个集团同时拥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过多地享用了社会资源。
如果说“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那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中央国家机关乃至地方党政机关的“公务员考试”热到了销铁熔金的程度，有些部门的报考与录取比例超过两千比一。权力总是与利益有关的，如果权力与利益毫无关系，那么任何人也不会问津。或许是现在人的觉悟特别高，愿意把困难留给自己，到利益受损最大的部门为人民服务。那么我觉得我的觉悟也不低，一定要请“利益受损最大的领导干部”来当“利益受损不大”的工人农民。还有一例：某省教育厅精简机构，为了避免剧烈变动，有关领导事先声明把分流出来的人员安排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省招生考试中心，“两个基本点”中一个是省教育出版社，另一个记不清了，反正都是待遇不错的事业单位）。但分流人员并不高兴，因为到2004年，该省公务员实施“阳光工资”工程，科级每月涨六百元，副处涨八百，正处涨一千，而各事业单位绝大多数没涨。可以负责任地说，该省的教师工资肯定低于同级公务员工资，涮了一把《教师法》。
按照张维迎的逻辑，既然“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那么自然要给干部阶层以补偿。也许是嫌我辈愚钝，也许是怕吾辈胡搅蛮缠，也许是不屑于与没有基本训练的公众讨论，张维迎指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的确，在学术研究领域，观点的正确与否是不能通过投票来解决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张维迎在这里谈论的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公共政策问题。他是在谈论谁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了损害，应该优先对谁进行补偿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公共问题。这样的问题，让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充分讨论，有什么错误吗？无怪乎有评论说张维迎实际上就是在公然主张精英独裁。或许张维迎非常同意米歇尔斯的观点：绝大多数群众只是一群丝毫无能为力的无组织的乌合之众。但不知张维迎是否认为连熊彼特主张民主只是一套制度性的程序?熏一种选择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方法的观点都没有必要了。我赞成秦晖先生既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的说法。如果按照张维迎和另一位由清华大学通过“百万年薪聘教授”工程聘来的经济学大师（李稻葵）所认为的公众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的说法，弱者基本上没有发出声音和诉求的平等平台。经济学大师自诩为“自由派”，当年也曾经指出言论的自由是中国建设民主社会的最基本条件和要求之一，而今他们却拒绝倾听甚至粗暴扼杀公民参与改革讨论的民主权利，并指责公众在媒体上的讨论“已经上升到民粹地步”。他们自诩为“自由派”，却不允许公众的言论表达，这倒很像是精英和寡头的做派。
阿玛蒂亚·森认为，民主有利于抵抗灾难，可以避免大范围的饥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如果透明度和新闻自由度高，恐怕不会有那么多人非正常死亡吧。如今一些人不允许公众讲话、透明度低，当然不至于把人饿死，但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何益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