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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即二十国集团，是1999年9月25日由G8财长在华盛顿宣布成立的， 本来是G8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 由G8成员、11个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及欧盟组成。按照惯例，IMF总裁与世界银行行长列席会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G20在华盛顿召开第一次峰会，迄今共召开了五次峰会。在2009年9月的美国匹兹堡峰会上，G20被正式确立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这是二战以来国际体系建构方面最重大的变化， 反映了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正在改变的现实。
G20的“横空出世”，并不意味着其地位和作用就固定了。危机过后的G20路在何方？是走向机制化还是逐步被边缘化、甚至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取决于金融危机如何演进，更取决于各成员国的利益考量与政治智慧。
关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改革
多年来，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关注得远远不够。在IMF的原有结构中，欧洲小国比利时拥有的投票权都比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大，更比重要的新兴市场大国印度大， 而这显然不符合世界经济的现状。
自从升级为领导人峰会机制后， G20就成为当前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主角之一， 也成了各国围绕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改革争斗的主要舞台。除了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促进国际经济尽快恢复到增长的轨道上来这一至急的重任外， G20从第一次峰会开始， 就讨论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改革问题。
第一次峰会的宣言称，要在未来四个半月之内，重新塑造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国际监管和会计规则。第二次峰会上， 中国、印度、巴西等国要求在国际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次峰会上，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通力合作 共度时艰》的讲话，特别强调了要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监管，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推动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为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供政治支持，反对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实现发展回合目标等问题。
与世界银行、IMF和世贸组织的关系
目前讨论G20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中的永久角色还为时尚早。 G20还在演进中， 它是永久机制还是应对性临时机制并不明确。从全球经济治理的效果看，G20被确立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有利于提高全球经济治理的效率。IMF、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的改革获得全新的政治推力，被赋予新的生命力，有利于其在协调与地区性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方面发挥长远效力。
G20与三大经济机构的关系也正在定位中。目前来看， 可能有以下几种发展方向：
领导关系——G20成为决策机制， 三大国际经济机构成为执行机制。 这是国际治理结构非常重大的变化， 需要G20与更多的国家的支持。
如果G20真的要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强化其作用、设立秘书处将不可避免。 导致的最大问题将是与联合国及联合国秘书处的关系问题， 因为G20似乎变成了“经济联合国”。
指导关系——其实就是维持现状，那就是在重大国际经济危机时，强调G20的领导作用， 强化G20对三大国际经济机构的指导作用。危机过后，淡化G20的作用， 维持三大国际经济机构的机制及发达国家的控制地位。
松散关系——这次危机后， G20的作用慢慢淡化， 成为一个国际经济的高峰论坛，三大国际经济机构继续维持其目前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强势地位， 按照自己的日程表作出改革。
依笔者来看， 三大可能性中第二种最有可能。 在发达经济体基本走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困境之后，他们对体系改革的政治意愿大为减退，对维护当前既得利益更加关注，从而使G20内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增加、落实已有共识的难度增大、常态化谈判的“协商疲劳”增强。
危机过后， 对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主导权的较量开始出现。比如， IMF前任总裁卡恩力推以IMF为中心重建全球治理结构。卡恩警告称，G20需要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以及金融改革方面听取IMF的建议， 他还认为，G20可能成为摆设，这种风险依旧存在。
G20能否成为一个权威性机构来解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今后数年将是关键。 虽然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利益有着巨大的差异和分歧、G20峰会常常只能在一些次要的细节问题上达成一些共识和成果、在根本原则问题上难以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但是， 一个统一的、改革中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 远比一个分裂的、低效甚至无效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更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G20的“横空出世”，并不意味着其地位和作用就固定了。危机过后的G20路在何方？是走向机制化还是逐步被边缘化、甚至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取决于金融危机如何演进，更取决于各成员国的利益考量与政治智慧。
关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改革
多年来，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关注得远远不够。在IMF的原有结构中，欧洲小国比利时拥有的投票权都比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大，更比重要的新兴市场大国印度大， 而这显然不符合世界经济的现状。
自从升级为领导人峰会机制后， G20就成为当前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主角之一， 也成了各国围绕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改革争斗的主要舞台。除了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促进国际经济尽快恢复到增长的轨道上来这一至急的重任外， G20从第一次峰会开始， 就讨论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改革问题。
第一次峰会的宣言称，要在未来四个半月之内，重新塑造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国际监管和会计规则。第二次峰会上， 中国、印度、巴西等国要求在国际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次峰会上，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通力合作 共度时艰》的讲话，特别强调了要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监管，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推动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为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供政治支持，反对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实现发展回合目标等问题。
与世界银行、IMF和世贸组织的关系
目前讨论G20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中的永久角色还为时尚早。 G20还在演进中， 它是永久机制还是应对性临时机制并不明确。从全球经济治理的效果看，G20被确立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有利于提高全球经济治理的效率。IMF、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的改革获得全新的政治推力，被赋予新的生命力，有利于其在协调与地区性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方面发挥长远效力。
G20与三大经济机构的关系也正在定位中。目前来看， 可能有以下几种发展方向：
领导关系——G20成为决策机制， 三大国际经济机构成为执行机制。 这是国际治理结构非常重大的变化， 需要G20与更多的国家的支持。
如果G20真的要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强化其作用、设立秘书处将不可避免。 导致的最大问题将是与联合国及联合国秘书处的关系问题， 因为G20似乎变成了“经济联合国”。
指导关系——其实就是维持现状，那就是在重大国际经济危机时，强调G20的领导作用， 强化G20对三大国际经济机构的指导作用。危机过后，淡化G20的作用， 维持三大国际经济机构的机制及发达国家的控制地位。
松散关系——这次危机后， G20的作用慢慢淡化， 成为一个国际经济的高峰论坛，三大国际经济机构继续维持其目前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强势地位， 按照自己的日程表作出改革。
依笔者来看， 三大可能性中第二种最有可能。 在发达经济体基本走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困境之后，他们对体系改革的政治意愿大为减退，对维护当前既得利益更加关注，从而使G20内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增加、落实已有共识的难度增大、常态化谈判的“协商疲劳”增强。
危机过后， 对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主导权的较量开始出现。比如， IMF前任总裁卡恩力推以IMF为中心重建全球治理结构。卡恩警告称，G20需要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以及金融改革方面听取IMF的建议， 他还认为，G20可能成为摆设，这种风险依旧存在。
G20能否成为一个权威性机构来解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今后数年将是关键。 虽然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利益有着巨大的差异和分歧、G20峰会常常只能在一些次要的细节问题上达成一些共识和成果、在根本原则问题上难以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但是， 一个统一的、改革中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 远比一个分裂的、低效甚至无效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更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