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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5日，单位领导告诉我一件十分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将来西吉考察，并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缅怀先烈，敬献花篮。领导要我赶紧起草一份关于红军长征途经西吉，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住宿单家集等地，红一、二方面军会师将台堡的材料，以供县委主要领导同志向总书记汇报之用。我关注和收集有关红军长征途经西吉、会师将台堡的资料已近20年，手头能查阅的资料不下百万字，尽管领导布置的任务时间紧，要求高，我还是愉快地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一篇近两万字的汇报材料。
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宁夏考察。从北京直飞固原，驱车70多公里到将台堡，向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敬献花篮并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习近平总书记在将台堡深情地说：长征永远在路上。这次专程来这里，就是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新的长征路。今天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聆听着总书记的讲话，我从心里感觉到，红军长征精神之伟大，将台堡会师地位之崇高！
将台堡位于宁夏西吉县城20公里处的葫芦河东岸，是距离战国秦长城很近的一座古堡。1942年前属甘肃省隆德县管辖，1942年西吉建县后才划到西吉县。从西吉县城出发沿西（吉）静（宁）公路往东南，一字串联着硝河城、将台堡、兴隆镇、单家集四颗珍珠一样的地方，自古以来商贾云集，贸易发达，是葫芦河畔有名的“旱码头”。1935年8月至1936年10月，这四个地方都曾迎来过红军长征的队伍。1935年10月5日至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在宁南山区战斗、行军、宿营、开展民族宗教工作，历经五天四夜，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夜宿单家集。1936年10月22日，将台堡更是迎来了红一、二方面军的胜利会师，这次会师与会宁会师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结束了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将台堡会师是历史事实，党史军史早有定论，但在很多年内却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在我们国家的高校教科书中都没有记载。20世纪80年代我上大学期间，听历史系的同学给我说起过长征会师的故事，他们说过在我的家乡西吉县曾经有过一次会师，但不明确具体的位置。后来我在采访写作《胡启立在西吉》一书时，在查阅县志办给我提供的20世纪70年代的材料中，也读到过关于红军长征途经西吉的说法。这些说法总归是说法，没有史料做支撑，没有形成定论，将台堡会师依然无人知晓。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92年，一位曾经在中央团校学习，参观过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团干部来到西吉县将台乡后才有所改变。
这位团干部叫谢耀谦。1985年，20多岁的谢耀谦来到位于北京的中央团校学习。学习期间，他参观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当看到一张手写体的密码电报原文时，谢耀谦禁不住心头一热，眼前一亮。这张普通的麻纸上手写的地名在他的故乡宁夏西吉县——将台堡、硝河城，那么熟悉的地名怎么会出现在这么高层次的展览上呢？他想象，莫非在这里发生过什么战争？莫非在这里曾经创造过历史？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笔和本子，一笔一画地抄下了这份密码电报：“彭、陈、杨并报毛：二方面军一部及贺、任、关、刘于今日到将台铺（堡）、硝河城，余部明日可到。左、聂22日24时。”
谢耀谦把手抄的电报带回了团校，也带回了西吉。他百思不得其解，怎么电报中那么多人只写姓不写名字呢？他们到将台堡、硝河城干什么呢？谢耀谦经常拿出电报仔细揣摩，隐约感觉到，电报里说的“毛”，应该是“毛泽东”。是什么事情应该报告毛泽东呢？谢耀谦猜测，将台堡曾经发生过改变历史的大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紧张的学习和繁忙的工作，让谢耀谦暂时放下了对电报的研究。直到7年后的1992年10月，他被任命为将台乡乡长。很多次，谢耀谦带着多年没有答案的疑问仰望着将台堡，期盼着一个谜团地揭开。一次，谢耀谦拿着手抄来的电报，找到时任西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党史办主任罗永红。罗永红也在整理党史资料时发现了这个谜团。两个年轻人的思想火花燃烧了起来，很快把这个发现汇报给了时任县委书记王永忠。王永忠认真听完了他俩的汇报后作出指示，兹事重大，责成有关部门和将台乡搜集整理相关材料，并以县委文件形式上报固原地委和自治区党委。西吉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993年3月向固原地委、专署和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上报了《关于申请修建长征结束纪念亭的报告》。
西吉县委的报告上报后，引起了固原地委和自治区党委的高度重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多次来到将台堡进行考察研究，并和县委领导及有关人员一起去甘肃省会宁县考察会宁会师纪念塔的建设情况。1994年8月，《光明日报》资深记者庄电一来西吉，采访了县委书记王永忠。王书记把自己撰写的史实考证文章《将台会师考》让他看，并建议能以内参的形式发表，以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人民日报》所属的《情况汇编》于1994年8月17日发表了庄电一所写的内参：《宁夏西吉县委书记王永忠认为：西吉县将台堡是红军长征结束地，建议在此遗址修建“红军长征结束纪念亭”》。这份内参稿件发表后，对社会影响很大。随着史料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自治区和全国各大媒体也开始关注将台堡会师，相继推出了一批新闻报道。西吉县委也开始把工作重点转向在将台堡修建革命遗址纪念标志上来。
这时，我已在西吉县委宣传部新闻干事的岗位上工作两年了，亲自经历了将台堡会师资料整理的艰难，因而时时处处把整理到的资料像宝贝一样，能存的就存下，能抄的就抄写下来，随时准备采写新闻稿进行宣传，以尽微博之力。
1995年12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把《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宁夏将台堡修建革命遗址纪念标志问题的复函》（中宣发函〔1995〕40号）电传到西吉县，《复函》“同意在将台堡修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亭’”。看到《复函》后，我和部领导、同事们十分兴奋，感觉两年的工作没有白干，对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任务更加有信心了。根据领导安排，我将中宣部复函同意在将台堡修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亭”的事写成一条800字的消息，很快在《宁夏日报》一版发表。根据中宣部复函，西吉县加快了工作步伐。自治区党委根据宣传部和党史研究室现场勘察的意见，决定将修建“纪念亭”改为“纪念碑”。 1996年8月9日，将台堡会师纪念碑奠基。不几日，从中南海传来喜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在日理万机之中，挥毫为正在修建的纪念碑题写了碑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16个刚柔相济、气势恢宏的大字，镌刻在有三尊红军头像、象征着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巨型花岗岩纪念碑上。这是党中央对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是对当年参加过将台堡会师的红一、二方面军全体将士历史功绩的褒扬。我和我的同事们备感欣慰，深受鼓舞。
1996年10月22日，我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一起涌向将台古堡，共度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自治区党委、政府、宁夏军区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并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举行落成庆典。庆典结束后，我还随自治区党委、固原地委、西吉县委的领导一起，陪同前来参加庆典活动的毛主席亲属刘思齐、邵华、毛新宇等到单家集毛主席故居参观，用照片记录下了他们参观的情景。20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依然历历在目。
这之后的某一天，时任西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海正生同志和我闲聊中，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红军长征60周年纪念活动虽然告一段落，但我们的工作还在路上，特别是资料整理工作很有意义。他希望我平时多留心这方面的事。没有想到，几天后，海正生同志因劳累过度，不幸病逝。我记住了海正生同志的嘱托，20年来一直留意搜集有关红军长征在宁夏、在固原、在西吉活动的资料，通过各种方式搜集了不少的资料。
我搜集资料的工作得到了我区很多党史专家的理解和支持，只要我打电话联系索要资料，几乎没有空过手。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的老领导邵予奋，今年八十高龄，退休以后继续研究党史军史，笔耕不辍，不仅把他看到的有关资料剪裁下来送给我，还把他自己的研究成果用电子邮件发给我，供我参考，令我十分感动。正是有他们的支持，我才能在20年内不断地得到这方面的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2006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在《固原日报》综合新闻部担任编辑，编写发表了近30篇有关红军长征在固原的活动和将台堡会师的稿件，引起了很大反响。
在收集和保存资料的过程中，我曾经搬过好几次家。每次搬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收集的资料。我从西吉往固原搬家时，妻子抱着一箱资料吃力地从一楼往六楼搬，邻居见了问抱的是啥？妻子开玩笑说，这是我们家的宝贝，每一次搬家都要人抱过来。就这样，经过多年的搜集积累，我一共搜集到了近百万字的资料。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暨将台堡会师80周年，按照西吉县委宣传部的安排，我对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归纳编辑，准备以资料集的形式付印，以供有共同爱好的人士共同学习参考。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长征是一种精神，对我而言，还是一种学问。学习它，研究它，是我茶余饭后的爱好，这种爱好或许是我一生都无法割舍的情怀。G
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宁夏考察。从北京直飞固原，驱车70多公里到将台堡，向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敬献花篮并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习近平总书记在将台堡深情地说：长征永远在路上。这次专程来这里，就是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新的长征路。今天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聆听着总书记的讲话，我从心里感觉到，红军长征精神之伟大，将台堡会师地位之崇高！
将台堡位于宁夏西吉县城20公里处的葫芦河东岸，是距离战国秦长城很近的一座古堡。1942年前属甘肃省隆德县管辖，1942年西吉建县后才划到西吉县。从西吉县城出发沿西（吉）静（宁）公路往东南，一字串联着硝河城、将台堡、兴隆镇、单家集四颗珍珠一样的地方，自古以来商贾云集，贸易发达，是葫芦河畔有名的“旱码头”。1935年8月至1936年10月，这四个地方都曾迎来过红军长征的队伍。1935年10月5日至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在宁南山区战斗、行军、宿营、开展民族宗教工作，历经五天四夜，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夜宿单家集。1936年10月22日，将台堡更是迎来了红一、二方面军的胜利会师，这次会师与会宁会师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结束了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将台堡会师是历史事实，党史军史早有定论，但在很多年内却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在我们国家的高校教科书中都没有记载。20世纪80年代我上大学期间，听历史系的同学给我说起过长征会师的故事，他们说过在我的家乡西吉县曾经有过一次会师，但不明确具体的位置。后来我在采访写作《胡启立在西吉》一书时，在查阅县志办给我提供的20世纪70年代的材料中，也读到过关于红军长征途经西吉的说法。这些说法总归是说法，没有史料做支撑，没有形成定论，将台堡会师依然无人知晓。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92年，一位曾经在中央团校学习，参观过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团干部来到西吉县将台乡后才有所改变。
这位团干部叫谢耀谦。1985年，20多岁的谢耀谦来到位于北京的中央团校学习。学习期间，他参观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当看到一张手写体的密码电报原文时，谢耀谦禁不住心头一热，眼前一亮。这张普通的麻纸上手写的地名在他的故乡宁夏西吉县——将台堡、硝河城，那么熟悉的地名怎么会出现在这么高层次的展览上呢？他想象，莫非在这里发生过什么战争？莫非在这里曾经创造过历史？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笔和本子，一笔一画地抄下了这份密码电报：“彭、陈、杨并报毛：二方面军一部及贺、任、关、刘于今日到将台铺（堡）、硝河城，余部明日可到。左、聂22日24时。”
谢耀谦把手抄的电报带回了团校，也带回了西吉。他百思不得其解，怎么电报中那么多人只写姓不写名字呢？他们到将台堡、硝河城干什么呢？谢耀谦经常拿出电报仔细揣摩，隐约感觉到，电报里说的“毛”，应该是“毛泽东”。是什么事情应该报告毛泽东呢？谢耀谦猜测，将台堡曾经发生过改变历史的大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紧张的学习和繁忙的工作，让谢耀谦暂时放下了对电报的研究。直到7年后的1992年10月，他被任命为将台乡乡长。很多次，谢耀谦带着多年没有答案的疑问仰望着将台堡，期盼着一个谜团地揭开。一次，谢耀谦拿着手抄来的电报，找到时任西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党史办主任罗永红。罗永红也在整理党史资料时发现了这个谜团。两个年轻人的思想火花燃烧了起来，很快把这个发现汇报给了时任县委书记王永忠。王永忠认真听完了他俩的汇报后作出指示，兹事重大，责成有关部门和将台乡搜集整理相关材料，并以县委文件形式上报固原地委和自治区党委。西吉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993年3月向固原地委、专署和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上报了《关于申请修建长征结束纪念亭的报告》。
西吉县委的报告上报后，引起了固原地委和自治区党委的高度重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多次来到将台堡进行考察研究，并和县委领导及有关人员一起去甘肃省会宁县考察会宁会师纪念塔的建设情况。1994年8月，《光明日报》资深记者庄电一来西吉，采访了县委书记王永忠。王书记把自己撰写的史实考证文章《将台会师考》让他看，并建议能以内参的形式发表，以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人民日报》所属的《情况汇编》于1994年8月17日发表了庄电一所写的内参：《宁夏西吉县委书记王永忠认为：西吉县将台堡是红军长征结束地，建议在此遗址修建“红军长征结束纪念亭”》。这份内参稿件发表后，对社会影响很大。随着史料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自治区和全国各大媒体也开始关注将台堡会师，相继推出了一批新闻报道。西吉县委也开始把工作重点转向在将台堡修建革命遗址纪念标志上来。
这时，我已在西吉县委宣传部新闻干事的岗位上工作两年了，亲自经历了将台堡会师资料整理的艰难，因而时时处处把整理到的资料像宝贝一样，能存的就存下，能抄的就抄写下来，随时准备采写新闻稿进行宣传，以尽微博之力。
1995年12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把《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宁夏将台堡修建革命遗址纪念标志问题的复函》（中宣发函〔1995〕40号）电传到西吉县，《复函》“同意在将台堡修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亭’”。看到《复函》后，我和部领导、同事们十分兴奋，感觉两年的工作没有白干，对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任务更加有信心了。根据领导安排，我将中宣部复函同意在将台堡修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亭”的事写成一条800字的消息，很快在《宁夏日报》一版发表。根据中宣部复函，西吉县加快了工作步伐。自治区党委根据宣传部和党史研究室现场勘察的意见，决定将修建“纪念亭”改为“纪念碑”。 1996年8月9日，将台堡会师纪念碑奠基。不几日，从中南海传来喜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在日理万机之中，挥毫为正在修建的纪念碑题写了碑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16个刚柔相济、气势恢宏的大字，镌刻在有三尊红军头像、象征着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巨型花岗岩纪念碑上。这是党中央对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是对当年参加过将台堡会师的红一、二方面军全体将士历史功绩的褒扬。我和我的同事们备感欣慰，深受鼓舞。
1996年10月22日，我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一起涌向将台古堡，共度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自治区党委、政府、宁夏军区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并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举行落成庆典。庆典结束后，我还随自治区党委、固原地委、西吉县委的领导一起，陪同前来参加庆典活动的毛主席亲属刘思齐、邵华、毛新宇等到单家集毛主席故居参观，用照片记录下了他们参观的情景。20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依然历历在目。
这之后的某一天，时任西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海正生同志和我闲聊中，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红军长征60周年纪念活动虽然告一段落，但我们的工作还在路上，特别是资料整理工作很有意义。他希望我平时多留心这方面的事。没有想到，几天后，海正生同志因劳累过度，不幸病逝。我记住了海正生同志的嘱托，20年来一直留意搜集有关红军长征在宁夏、在固原、在西吉活动的资料，通过各种方式搜集了不少的资料。
我搜集资料的工作得到了我区很多党史专家的理解和支持，只要我打电话联系索要资料，几乎没有空过手。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的老领导邵予奋，今年八十高龄，退休以后继续研究党史军史，笔耕不辍，不仅把他看到的有关资料剪裁下来送给我，还把他自己的研究成果用电子邮件发给我，供我参考，令我十分感动。正是有他们的支持，我才能在20年内不断地得到这方面的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2006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在《固原日报》综合新闻部担任编辑，编写发表了近30篇有关红军长征在固原的活动和将台堡会师的稿件，引起了很大反响。
在收集和保存资料的过程中，我曾经搬过好几次家。每次搬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收集的资料。我从西吉往固原搬家时，妻子抱着一箱资料吃力地从一楼往六楼搬，邻居见了问抱的是啥？妻子开玩笑说，这是我们家的宝贝，每一次搬家都要人抱过来。就这样，经过多年的搜集积累，我一共搜集到了近百万字的资料。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暨将台堡会师80周年，按照西吉县委宣传部的安排，我对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归纳编辑，准备以资料集的形式付印，以供有共同爱好的人士共同学习参考。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长征是一种精神，对我而言，还是一种学问。学习它，研究它，是我茶余饭后的爱好，这种爱好或许是我一生都无法割舍的情怀。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