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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已经下班回家了，饥肠辘辘的我，被王老板叫去加班。我和几个工友二话没说，扭头去了老板所指的方向。
我的年龄，早已被小伙子的队伍开除了，但在心里头，却依然把着青春的边缘不肯撒手。这主要表现在，和年轻人干一样的累活儿，我从来不示弱。大卡车上装满了钢板，需要尽快卸下来。我攀上大卡车，不一会儿，便汗湿衣衫。用衣袖抹一把脑门上的汗珠子，直起腰，挪動身子，一脚踩空，只听“咚”一声，屁股重重地撞在水泥地上，疼得我龇牙咧嘴，怎么都站不起来。
拍片检查，尾骨骨折。受了伤，我没有为难王老板，更没有提出赔偿问题，只是用商量的口气说：“王老板，我不能干活了，想回家养伤，把工钱结了吧。”王老板说：“不急，先歇几天，算你出工。”
白天，我独自躺在工棚，很无聊，躺着躺着，就睡着了。到了晚上，工友们放平后，片刻，鼾声四起。而我，却迟迟睡不着，耳边的鼾声，变成了噪音。加之闷热，室内的腋臭味儿、汗酸味儿、臭脚丫子味儿，呛得人直恶心。我从兜里摸出一个精致小瓶子，这是白天上工，经过垃圾箱捡到的，像是女人丢弃的过期化妆品，有一股挺香的味道。我拧开瓶盖，用食指勾出一块雪花膏似的糊状物，涂抹在鼻孔口儿，多少冲淡了一点儿酸臭味儿。
我卧床歇了几天，手脚就开始痒痒了，不能干活儿，憋得难受。我会理发，我在河北老家当过会计。于是，忍着尾骨的疼痛，义务为工友们理发，为王老板的几个亲戚理发，还帮负责记账的人画表格，把工资账目弄得井井有条、一目了然。
王老板一直没提工钱的事儿，我催促道：“王老板，把工钱结了吧。”王老板支支吾吾地说：“那啥，再等几天吧，现在手头没钱。”
没办法，我只有耐着性子等着。
半个月过去了，王老板依然没有结算工钱的意思。我心里发毛了，不知道王老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忽一日，听说某工地出了事故，要求管辖区域内所有施工队停工整顿。我所在的工地，也在整顿之列。我着急了多日，也没有提前拿到工钱，只能和大伙一起等待结账了。
王老板为每个民工写了巴掌大的纸条，我的纸条上写着：110×91。也就是说，每天110元，我干了91天的活儿。谈的时候说好一天120元，结果变成了110元。大家问怎么回事？王老板说，每人每天扣除10元，给中介人。我没再说什么，看着手里的纸条计算，我可以领取10010元。
不料，攥着纸条，没有了下文。大伙儿追问王老板：“为什么还不发钱？”王老板说他手头没有钱。民工们一听急了，把王老板团团围住，有的说：“我老娘有病，正急等着用钱！”有的说：“我孩子的学费就指望这钱呢！”我更着急，我不仅供着两个孩子读书，我还养着岳母和岳母的姐姐两位老太太，家里更需要用钱。
王老板说通了来自河南家乡的民工，为他们每人发了600元路费，让他们先回家收割麦子。我和河北五名民工，一分钱也没有得到。我们追着王老板要钱，王老板随即又开了一张纸条：“晓晨等五人没有领到工资，请把工地剩余钢筋卖了，给他们发工钱。”我们拿着纸条，去找工地负责人，得到的回答是：“这钢筋任何人不许动。”无奈，我们只好返回去，找王老板说明情况。结果，等我们回去，王老板不见了。这时候，我们才明白过来，中了王老板金蝉脱壳的诡计了。
我们又找到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认真接待了我们，并为我们安排了律师。律师看到我手中的纸条问：“110×91是什么意思？是长乘宽？还是长乘高？你明白是110元乘以91天，别人就不一定看得懂了。要找老板开正规欠条。” 听到此，我们傻眼了，唯一签着王老板姓名的真凭实据——领取工钱的条子，被律师说成长乘宽、长乘高。
其余四人看到要工钱无望，只好回老家了。
我心想，不能就这样被人欺负了，连个响屁都不放。这钱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五个人加起来5万多块呢。我决定到干过的几个工地、库房以及王老板曾经住过的几个地方，去寻找他。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忍受着尾骨骨折的痛苦，在偏僻的郊区跋涉，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查找。王老板的一个库房就在那一带，我凭着干活时的记忆，希望在那里能找到王老板。头顶上的毒日头，不停地喷射着火焰，烤得我浑身冒油。我走得腿软了，脚疼了，口干了，体乏了，仍然没有找到曾经去过的那个库房。
没有挣到钱，说实在的，根本没有脸面回家。我姐姐在北京，我背着行李从朝阳区的吕家营去了姐姐家。姐姐一听，和我一样着急，和我一样痛恨拖欠工资不发、逃之夭夭的黑心老板。
姐夫和我一起，继续寻找王老板，毫无收获。几天后，姐姐给了我几千元，让我先回家，她说，一定想办法帮我讨回公道。
执着的姐姐，不知跑了多少路，碰了多少钉子，她和我一样，认准了，在天子脚下，就不信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岂容黑心老板如此猖狂。她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花销了名目繁多的费用，终于为我打赢了官司。
这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由此，我对首都北京更加热爱了。天子脚下的有关工作人员，天子脚下的法官，他们还普通打工者一个公道，我万分感激、感恩。
然而，官司赢了，工钱却未要回一分。通知王老板到庭，他缺席。判决书生效后，查他银行卡，没有钱。用赔了夫人又折兵，来形容这件事，再恰当不过了。两年当中，姐姐花费了多少精力财力，到头来，竟是这种让人气愤、闹心的结果。
我不得不承认，对于这类事情，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是无可奈何的。难道对于拖欠农民工工钱的黑心老板，政府就没有办法制裁吗？就没有办法帮助讨回本属于我们的血汗钱吗？
我依然愿意执着地期待着。
责任编辑 王 童
“母亲，你在那边过得好吗？女儿好想和你说说话。母亲，知道你不放心女儿，女儿已经长大了。母亲，你就放心吧。女儿刚才在路上已经想好，听父亲的话，回老家找对象。”
我的年龄，早已被小伙子的队伍开除了，但在心里头，却依然把着青春的边缘不肯撒手。这主要表现在，和年轻人干一样的累活儿，我从来不示弱。大卡车上装满了钢板，需要尽快卸下来。我攀上大卡车，不一会儿，便汗湿衣衫。用衣袖抹一把脑门上的汗珠子，直起腰，挪動身子，一脚踩空，只听“咚”一声，屁股重重地撞在水泥地上，疼得我龇牙咧嘴，怎么都站不起来。
拍片检查，尾骨骨折。受了伤，我没有为难王老板，更没有提出赔偿问题，只是用商量的口气说：“王老板，我不能干活了，想回家养伤，把工钱结了吧。”王老板说：“不急，先歇几天，算你出工。”
白天，我独自躺在工棚，很无聊，躺着躺着，就睡着了。到了晚上，工友们放平后，片刻，鼾声四起。而我，却迟迟睡不着，耳边的鼾声，变成了噪音。加之闷热，室内的腋臭味儿、汗酸味儿、臭脚丫子味儿，呛得人直恶心。我从兜里摸出一个精致小瓶子，这是白天上工，经过垃圾箱捡到的，像是女人丢弃的过期化妆品，有一股挺香的味道。我拧开瓶盖，用食指勾出一块雪花膏似的糊状物，涂抹在鼻孔口儿，多少冲淡了一点儿酸臭味儿。
我卧床歇了几天，手脚就开始痒痒了，不能干活儿，憋得难受。我会理发，我在河北老家当过会计。于是，忍着尾骨的疼痛，义务为工友们理发，为王老板的几个亲戚理发，还帮负责记账的人画表格，把工资账目弄得井井有条、一目了然。
王老板一直没提工钱的事儿，我催促道：“王老板，把工钱结了吧。”王老板支支吾吾地说：“那啥，再等几天吧，现在手头没钱。”
没办法，我只有耐着性子等着。
半个月过去了，王老板依然没有结算工钱的意思。我心里发毛了，不知道王老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忽一日，听说某工地出了事故，要求管辖区域内所有施工队停工整顿。我所在的工地，也在整顿之列。我着急了多日，也没有提前拿到工钱，只能和大伙一起等待结账了。
王老板为每个民工写了巴掌大的纸条，我的纸条上写着：110×91。也就是说，每天110元，我干了91天的活儿。谈的时候说好一天120元，结果变成了110元。大家问怎么回事？王老板说，每人每天扣除10元，给中介人。我没再说什么，看着手里的纸条计算，我可以领取10010元。
不料，攥着纸条，没有了下文。大伙儿追问王老板：“为什么还不发钱？”王老板说他手头没有钱。民工们一听急了，把王老板团团围住，有的说：“我老娘有病，正急等着用钱！”有的说：“我孩子的学费就指望这钱呢！”我更着急，我不仅供着两个孩子读书，我还养着岳母和岳母的姐姐两位老太太，家里更需要用钱。
王老板说通了来自河南家乡的民工，为他们每人发了600元路费，让他们先回家收割麦子。我和河北五名民工，一分钱也没有得到。我们追着王老板要钱，王老板随即又开了一张纸条：“晓晨等五人没有领到工资，请把工地剩余钢筋卖了，给他们发工钱。”我们拿着纸条，去找工地负责人，得到的回答是：“这钢筋任何人不许动。”无奈，我们只好返回去，找王老板说明情况。结果，等我们回去，王老板不见了。这时候，我们才明白过来，中了王老板金蝉脱壳的诡计了。
我们又找到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认真接待了我们，并为我们安排了律师。律师看到我手中的纸条问：“110×91是什么意思？是长乘宽？还是长乘高？你明白是110元乘以91天，别人就不一定看得懂了。要找老板开正规欠条。” 听到此，我们傻眼了，唯一签着王老板姓名的真凭实据——领取工钱的条子，被律师说成长乘宽、长乘高。
其余四人看到要工钱无望，只好回老家了。
我心想，不能就这样被人欺负了，连个响屁都不放。这钱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五个人加起来5万多块呢。我决定到干过的几个工地、库房以及王老板曾经住过的几个地方，去寻找他。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忍受着尾骨骨折的痛苦，在偏僻的郊区跋涉，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查找。王老板的一个库房就在那一带，我凭着干活时的记忆，希望在那里能找到王老板。头顶上的毒日头，不停地喷射着火焰，烤得我浑身冒油。我走得腿软了，脚疼了，口干了，体乏了，仍然没有找到曾经去过的那个库房。
没有挣到钱，说实在的，根本没有脸面回家。我姐姐在北京，我背着行李从朝阳区的吕家营去了姐姐家。姐姐一听，和我一样着急，和我一样痛恨拖欠工资不发、逃之夭夭的黑心老板。
姐夫和我一起，继续寻找王老板，毫无收获。几天后，姐姐给了我几千元，让我先回家，她说，一定想办法帮我讨回公道。
执着的姐姐，不知跑了多少路，碰了多少钉子，她和我一样，认准了，在天子脚下，就不信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岂容黑心老板如此猖狂。她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花销了名目繁多的费用，终于为我打赢了官司。
这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由此，我对首都北京更加热爱了。天子脚下的有关工作人员，天子脚下的法官，他们还普通打工者一个公道，我万分感激、感恩。
然而，官司赢了，工钱却未要回一分。通知王老板到庭，他缺席。判决书生效后，查他银行卡，没有钱。用赔了夫人又折兵，来形容这件事，再恰当不过了。两年当中，姐姐花费了多少精力财力，到头来，竟是这种让人气愤、闹心的结果。
我不得不承认，对于这类事情，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是无可奈何的。难道对于拖欠农民工工钱的黑心老板，政府就没有办法制裁吗？就没有办法帮助讨回本属于我们的血汗钱吗？
我依然愿意执着地期待着。
责任编辑 王 童
“母亲，你在那边过得好吗？女儿好想和你说说话。母亲，知道你不放心女儿，女儿已经长大了。母亲，你就放心吧。女儿刚才在路上已经想好，听父亲的话，回老家找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