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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参与领导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工农运动相结合，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与中共建党思想
政党政治是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产物，李大釗很早即开始关注政党问题。由于对当时社会上各派别政党所作所为的失望，李大钊开始追求和探索新的政治力量，即“新的中心势力”。1917年11月7日，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李大钊开始注意并搜集资料，潜心研究十月革命，同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各项主张，引起李大钊的强烈共鸣，其政党思想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重要阶段。
马克思主义成为建党理论基础
十月革命的成功，加速了李大钊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形成。
与当时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相比，李大钊更加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把理论研究与革命实践看得同等重要，甚至甘于“为主义而牺牲”。他希望通过系统研究得出正确成果，从而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再去指导建党实践。
1918年三四月间，李大钊与林伯渠通信，介绍十月革命的现实意义和马克思主义。多年后，林伯渠回忆：“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如何联系群众，如何组织军队，在实际生活中有些新的认识。”在改良主义道路已破产，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几近绝境，人民在困惑中苦苦求索革命新道路的时候，李大钊首倡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此举具有重大的启蒙作用和历史价值，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和热烈呼应。李大钊告诫人们，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李大钊率先迎接这种新潮流，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纪元。
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
在旧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定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应。针对当时反动统治阶级有意污蔑马列主义的行径，李大钊勇敢地拿起笔，更广泛地宣传马列主义。从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新纪元》《战后之世界潮流》等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不仅旗帜鲜明地驳斥了反动派对十月革命的污蔑和攻击，而且也排除了当时一些人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疑虑，认为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据不完全统计，李大钊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共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发表文章181篇，平均不到一周就有一篇。这些文章的发表，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先进分子的觉醒，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奔波的过程中，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爱国运动的领导者
怎样认识帝国主义和对帝国主义战争抱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觉醒的标志，也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区别。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开始的。
要靠自己的力量
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办公室，成为学生爱国运动的“司令部”，他常与学生领袖们在这里交流运动进展情况。为更好地引领五四运动的斗争方向，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黑暗的东方》《太上政府》等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阴谋和北洋政府秘密外交实质的有关文章，这就使五四运动具有了明显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特别是5月18日，李大钊撰写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分别抨击巴黎和会、威尔逊、日本之后，提出三大信誓：“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这为五四运动的深入开展提出了明确目标。李大钊在文中指出：我们的目的决不“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而是要以“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李大钊教育学生和青年切莫对反动派产生幻想，引导大家坚持斗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行到底。他说：“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像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确提出民族自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只有李大钊一人。
青年的良师益友
李大钊始终坚信青年是国家之魂，只要有青年，国家就能觉醒，民族复兴、国家富强都寄托在青年身上。李大钊对革命青年寄予无限期望，他说：“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新世纪的晨钟响了！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呵！快快起来！”激励青年乘风破浪，奋勇前进。李大钊因其坦诚谦逊的性格，对青年无私的关心帮助，成为深受广大进步青年欢迎的良师益友。在北京，直接受李大钊影响而转变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是一批进步学生和青年，其中许多人（如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许德珩等）都是五四运动的骨干，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争取知识青年团结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这方面，李大钊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组织领导作用。在李大钊等的影响下，大批进步青年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共同的理想和信仰，并通过各种社团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进群体，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好了干部上的准备工作。
寻找革命基础
随着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有所发展的同时，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中国无产阶级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特点，必然使之成为近代中国一个特别能战斗、最革命的阶级。这一阶级成为李大钊寻找的革命基础。
五四运动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全国100多个城市的工人、学生、商人先后罢工、罢课、罢市，工人阶级的参加使五四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阶级，使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脱离社会和民众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对统治阶级的依附使知识分子长期找不到变革社会的主体力量。五四运动使知识分子看到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到工厂、农村去，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前进的方向。 李大钊与苏俄和共产国际
十月革命以后，在共产国际筹备和创建时期，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人像李大钊那样，为建立同共产国际的联系而如此积极努力。可以说，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第一人。
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思考如何挽救危亡的中国时，李大钊提出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实践证明，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要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被提上日程。与此同时，中国的情况也引起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关注，共产国际开始派出代表与李大钊进行联系，商讨如何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
宣传苏俄和共产国际理论
由于中国先进分子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和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逐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因此李大钊著文欢呼、拥戴、介绍十月革命，这实际上是从思想上、政治上为建党做准备。同时，这也是从组织上同俄国革命者、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序幕。因此，李大钊不仅是思想上、政治上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在组织上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第一人。
早在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就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把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他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与此同时，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说布尔什维主义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條”。这时，李大钊的政治思想是向往俄国革命的，他痛恨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和痛苦的专制制度。所有这些，都促使李大钊去联系苏俄以及共产国际。
与共产国际代表会晤，做建党准备
在李大钊寻求与苏俄、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同时，苏俄、共产国际也在设法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出由维经斯基、马迈耶夫和翻译杨明斋等人组成的俄共党员小组，在北京见到了李大钊。他们了解到中国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状况后，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向李大钊表达了希望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意愿。维经斯基经过一段时间和李大钊的共同活动之后，便把活动中心转移到了上海。形成这次转移的一个因素在于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不是大产业中心，上海是大产业中心，在那里聚集着众多的产业工人;另一因素是李大钊推荐陈独秀担任建党的最高领导人。据罗章龙回忆，在维经斯基离开北京赴上海之前，召开了一次会议，维经斯基在会上讲了话。李大钊也在会上简明致辞，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一定会有收获的。”之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勇敢地承担起了建党的重任。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共产党组织的发展
在宣传十月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李大钊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那样的党，组建共产党的任务因此被提上了日程。李大钊由此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探索。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上海和北京成为全国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在新文化运动中并肩战斗，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促使陈独秀、李大钊对中国革命有了更多的共识、更多的筹划、更多的合作，在历史上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1920年6月，陈独秀在上海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此后不久，当陈独秀向李大钊询问党的名称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时，李大钊明确地回答应叫“共产党”。李大钊主张党的名称叫“共产党”而不叫“社会党”，是因为他认为这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当时，李大钊对摆在面前的两种道路进行了分析比较：一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李大钊研究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是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为有产者服务的，该党主张用“劳资合作”“议会斗争”“国家主义”等“合法”斗争手段来实现目标。李大钊认为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也不适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因此主张绝不能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后尘，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二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各国罢工浪潮和工人运动中形成了无产阶级政党，其中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使李大钊看到了曙光，主张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因此，他主张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定名为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大图书馆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当时，由于社会主义流派繁杂，李大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与罗素和张东荪、梁启超等伪社会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讨论。这是继1919年夏秋“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又一次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论战。在这场讨论中，李大钊、陈独秀通过组织演讲及撰写文章等方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集中回答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大讨论的中心问题，这为共产主义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建立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指导工人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北方党组织的发展
按照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英文译稿）第七条“有五名党员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员会”的规定，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简称中共北京地委）成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李大钊任书记。为加强对组织工作、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建立起4个支部：中共东城支部（设在北京大学）、中共西城支部（设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共西山支部（设在中法大学）、中共长辛店机车厂支部。作为中共北方负责人，李大钊除领导中共北京地委的工作外，还负责在直隶、鲁、豫、晋、陕、内蒙古等长江以北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的各级地方组织等工作。
为此，李大钊通过北京党组织先后派遣大批党、团员到北方各地建立党、团组织。截至1925年底，直隶、山西、河南等省和东北、西北等地区相继建立起百余个党支部（特支），有党员近千人。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一步步发展起来。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精神传承和信仰赓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李大钊等革命先烈为之献身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勇往直前，创造了亘古未有的历史伟业。重温党的历史，缅怀李大钊等革命前辈的人格风范和历史贡献，汲取党成长壮大的宝贵经验，积极应对“四个考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马克思主义与中共建党思想
政党政治是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产物，李大釗很早即开始关注政党问题。由于对当时社会上各派别政党所作所为的失望，李大钊开始追求和探索新的政治力量，即“新的中心势力”。1917年11月7日，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李大钊开始注意并搜集资料，潜心研究十月革命，同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各项主张，引起李大钊的强烈共鸣，其政党思想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重要阶段。
马克思主义成为建党理论基础
十月革命的成功，加速了李大钊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形成。
与当时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相比，李大钊更加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把理论研究与革命实践看得同等重要，甚至甘于“为主义而牺牲”。他希望通过系统研究得出正确成果，从而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再去指导建党实践。
1918年三四月间，李大钊与林伯渠通信，介绍十月革命的现实意义和马克思主义。多年后，林伯渠回忆：“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如何联系群众，如何组织军队，在实际生活中有些新的认识。”在改良主义道路已破产，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几近绝境，人民在困惑中苦苦求索革命新道路的时候，李大钊首倡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此举具有重大的启蒙作用和历史价值，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和热烈呼应。李大钊告诫人们，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李大钊率先迎接这种新潮流，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纪元。
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
在旧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定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应。针对当时反动统治阶级有意污蔑马列主义的行径，李大钊勇敢地拿起笔，更广泛地宣传马列主义。从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新纪元》《战后之世界潮流》等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不仅旗帜鲜明地驳斥了反动派对十月革命的污蔑和攻击，而且也排除了当时一些人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疑虑，认为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据不完全统计，李大钊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共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发表文章181篇，平均不到一周就有一篇。这些文章的发表，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先进分子的觉醒，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奔波的过程中，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爱国运动的领导者
怎样认识帝国主义和对帝国主义战争抱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觉醒的标志，也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区别。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开始的。
要靠自己的力量
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办公室，成为学生爱国运动的“司令部”，他常与学生领袖们在这里交流运动进展情况。为更好地引领五四运动的斗争方向，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黑暗的东方》《太上政府》等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阴谋和北洋政府秘密外交实质的有关文章，这就使五四运动具有了明显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特别是5月18日，李大钊撰写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分别抨击巴黎和会、威尔逊、日本之后，提出三大信誓：“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这为五四运动的深入开展提出了明确目标。李大钊在文中指出：我们的目的决不“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而是要以“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李大钊教育学生和青年切莫对反动派产生幻想，引导大家坚持斗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行到底。他说：“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像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确提出民族自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只有李大钊一人。
青年的良师益友
李大钊始终坚信青年是国家之魂，只要有青年，国家就能觉醒，民族复兴、国家富强都寄托在青年身上。李大钊对革命青年寄予无限期望，他说：“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新世纪的晨钟响了！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呵！快快起来！”激励青年乘风破浪，奋勇前进。李大钊因其坦诚谦逊的性格，对青年无私的关心帮助，成为深受广大进步青年欢迎的良师益友。在北京，直接受李大钊影响而转变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是一批进步学生和青年，其中许多人（如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许德珩等）都是五四运动的骨干，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争取知识青年团结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这方面，李大钊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组织领导作用。在李大钊等的影响下，大批进步青年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共同的理想和信仰，并通过各种社团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进群体，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好了干部上的准备工作。
寻找革命基础
随着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有所发展的同时，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中国无产阶级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特点，必然使之成为近代中国一个特别能战斗、最革命的阶级。这一阶级成为李大钊寻找的革命基础。
五四运动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全国100多个城市的工人、学生、商人先后罢工、罢课、罢市，工人阶级的参加使五四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阶级，使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脱离社会和民众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对统治阶级的依附使知识分子长期找不到变革社会的主体力量。五四运动使知识分子看到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到工厂、农村去，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前进的方向。 李大钊与苏俄和共产国际
十月革命以后，在共产国际筹备和创建时期，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人像李大钊那样，为建立同共产国际的联系而如此积极努力。可以说，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第一人。
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思考如何挽救危亡的中国时，李大钊提出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实践证明，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要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被提上日程。与此同时，中国的情况也引起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关注，共产国际开始派出代表与李大钊进行联系，商讨如何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
宣传苏俄和共产国际理论
由于中国先进分子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和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逐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因此李大钊著文欢呼、拥戴、介绍十月革命，这实际上是从思想上、政治上为建党做准备。同时，这也是从组织上同俄国革命者、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序幕。因此，李大钊不仅是思想上、政治上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在组织上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第一人。
早在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就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把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他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与此同时，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说布尔什维主义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條”。这时，李大钊的政治思想是向往俄国革命的，他痛恨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和痛苦的专制制度。所有这些，都促使李大钊去联系苏俄以及共产国际。
与共产国际代表会晤，做建党准备
在李大钊寻求与苏俄、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同时，苏俄、共产国际也在设法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出由维经斯基、马迈耶夫和翻译杨明斋等人组成的俄共党员小组，在北京见到了李大钊。他们了解到中国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状况后，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向李大钊表达了希望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意愿。维经斯基经过一段时间和李大钊的共同活动之后，便把活动中心转移到了上海。形成这次转移的一个因素在于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不是大产业中心，上海是大产业中心，在那里聚集着众多的产业工人;另一因素是李大钊推荐陈独秀担任建党的最高领导人。据罗章龙回忆，在维经斯基离开北京赴上海之前，召开了一次会议，维经斯基在会上讲了话。李大钊也在会上简明致辞，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一定会有收获的。”之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勇敢地承担起了建党的重任。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共产党组织的发展
在宣传十月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李大钊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那样的党，组建共产党的任务因此被提上了日程。李大钊由此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探索。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上海和北京成为全国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在新文化运动中并肩战斗，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促使陈独秀、李大钊对中国革命有了更多的共识、更多的筹划、更多的合作，在历史上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1920年6月，陈独秀在上海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此后不久，当陈独秀向李大钊询问党的名称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时，李大钊明确地回答应叫“共产党”。李大钊主张党的名称叫“共产党”而不叫“社会党”，是因为他认为这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当时，李大钊对摆在面前的两种道路进行了分析比较：一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李大钊研究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是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为有产者服务的，该党主张用“劳资合作”“议会斗争”“国家主义”等“合法”斗争手段来实现目标。李大钊认为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也不适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因此主张绝不能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后尘，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二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各国罢工浪潮和工人运动中形成了无产阶级政党，其中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使李大钊看到了曙光，主张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因此，他主张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定名为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大图书馆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当时，由于社会主义流派繁杂，李大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与罗素和张东荪、梁启超等伪社会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讨论。这是继1919年夏秋“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又一次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论战。在这场讨论中，李大钊、陈独秀通过组织演讲及撰写文章等方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集中回答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大讨论的中心问题，这为共产主义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建立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指导工人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北方党组织的发展
按照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英文译稿）第七条“有五名党员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员会”的规定，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简称中共北京地委）成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李大钊任书记。为加强对组织工作、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建立起4个支部：中共东城支部（设在北京大学）、中共西城支部（设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共西山支部（设在中法大学）、中共长辛店机车厂支部。作为中共北方负责人，李大钊除领导中共北京地委的工作外，还负责在直隶、鲁、豫、晋、陕、内蒙古等长江以北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的各级地方组织等工作。
为此，李大钊通过北京党组织先后派遣大批党、团员到北方各地建立党、团组织。截至1925年底，直隶、山西、河南等省和东北、西北等地区相继建立起百余个党支部（特支），有党员近千人。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一步步发展起来。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精神传承和信仰赓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李大钊等革命先烈为之献身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勇往直前，创造了亘古未有的历史伟业。重温党的历史，缅怀李大钊等革命前辈的人格风范和历史贡献，汲取党成长壮大的宝贵经验，积极应对“四个考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