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出版时，适逢印度社会围绕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一系列问题，如腐败、行政失效、死刑、针对妇女的暴力和民主改革，展开了活跃而激烈的争论。关于印度经济的成就和失败的讨论也很热烈。
　　在活跃的媒体和强大的民主制度的促进下，这种充分的质疑和争论可以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公共讨论中有一种强烈的倾向，主要围绕着那些泛特权阶层的生活和关心的问题——不仅包括最优越的阶层，也包括那些虽然并未跻身顶层，但是在富裕程度、教育、医疗、文化机会和社会地位方面显然比大多数印度人更优越的人。2012年7月30日—31日，半个印度遭遇突然的大停电，6亿人失去电力。整个国家理所当然对行政安排的低效率感到愤怒。这无疑是巨大的失职，印度有充分的理由迫切要求校正和消除这一问题。但是，遭遇停电的6亿人中有2亿人从来没有用过电的事实却没有得到讨论，这部分贫困人口当时没有，以前也没有接入过电网。
　　必须在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大背景下审视印度的经济发展问题。过去20年里，从GDP增长的角度看，印度经济的表现非常出色（扣除物价因素，从20世纪90年代的每年6%提高到最近10年的每年7%以上）。印度成为过去20年中增长第二快的大型经济体，仅次于中国。对于一个在殖民统治的几个世纪里几乎陷入停滞、独立之后的几十年里增长缓慢的低收入经济体来说，这无疑是一项重要成就。
　　但是，高增长的成就——即使是可持续的高增长——最终必须从经济增长对人民生活和自由的影响的角度来评判。在这段高速增长时期，虽然一些人，特别是特权阶层得到了好处，但是更多的人过着被剥夺和不稳定的生活，他们本来不应如此。他们的生活条件并非完全没有改善，但是大多数人的改善速度非常缓慢，其中一些人几乎没有任何显著的改变。当印度在经济增长率的阶梯上迅速爬升，其以生活水平衡量的社会指标却相对落后了，甚至落后于许多印度在经济增长方面已经超越了的国家。例如，过去20年中，印度在平均收入方面扩大了对孟加拉国的领先优势（现在印度的人均收入大约是孟加拉国的两倍），但是在许多生活水平的典型指标（除人均收入以外的）上，孟加拉国不仅优于印度，而且遥遥领先（正如20年前，印度同样在这些指标上领先于孟加拉国一样）。在世界历史上，经济增长如此迅速、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对于消除贫困却如此低效的例子并不多见。
　　现在印度媒体上大部分的不满都是关于过去几年GDP增长率下滑的坏消息的。印度的高增长率下滑的事实当然特别值得关注，不过在世界其他国家，同样的阶段都会发生这种速度放缓，而且即便如此，印度每年5%～6%的GDP增长率仍然使其跻身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的行列。这种关注很重要，因为经济增长显然有助于改善人民生活（不仅提高人均收入，并且创造能够用于社会进步目的的公共收入），还因为在印度，对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已经严重滞后了。值得注意的不是媒体对增长率的兴趣，而是媒体对增长过程如此偏颇的近乎沉默，这一事实让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像加州一样繁华，另一部分像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样贫困。
　　我们最好从人民基本自由和人类可行能力的扩展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发展。从这个角度，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增长与可行能力的扩展之间的双向关系的重要性，同时必须牢记这一基本理念，即人类自由和可行能力的扩张是目的，GDP增长等其他要素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增长创造的资源能够系统性地鼓励公共和私人方面的努力，去发展教育、医疗、营养、公共设施和更完整、更自由的人类生活的其他基本需求。相应地，可行能力的扩展使得资源和生产的加速发展成为可能，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有赖于此。
　　这种双向关系是所谓的“亚洲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肇始于日本的明治维新，逐步延伸到韩国、中国台湾、泰国和其他国家及地区，最终使中国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展人类可行能力两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即使营养不足儿童的比例如此之高、缺乏系统的卫生保健、学校教育极度不足、半数家庭没有厕所（迫使半数印度人露天便溺），仍然有人梦想着让印度成为经济超级大国，这些人必须重新考虑他们对增长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以及他们对社会公正需求的理解，这与人类自由的发展是固有地联系在一起的。
　　（文章节选自本书前言，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不確定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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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阿马蒂亚·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