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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期”和“成熟期”：世界高职教育发展的历史分期
界定“高职教育”概念
无论其他国家把“高职教育”称作什么，本文对这个概念可以做一个统一的界定。所谓高职教育，即是在工业化时代，应着企业对生产制造及其管理人才需求而产生的，一种专门用来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高等教育。这里面有三个关键点：第一，高职教育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这个限定把医学院和音乐学院等“精英大学”排除在外了；第二，高职教育最初是为制造业服务的，随着后工业时代来临，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的内涵逐渐丰富；三是高职教育培育“高层次劳力者”，劳力者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内涵。
高职教育的出现
当教育作为一种精神产品诞生之后，劳力者就失去了教育机会，他们被排除在“自由教育”之外，因为他们被认为“没有精神（思想）”，无需教育。但是，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特别是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劳力者的教育权被部分认可，这就是“职业教育”的诞生。然而，这个最初的职业教育只是面向穷人和工人子弟，是初等教育（以裴斯泰洛齐的慈善学校为代表），根本不被高等教育承认。到了19世纪后期，德国工业后来居上，职业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于是，德国学者型官员凯兴斯泰纳大声呼吁“提高职业教育地位”，此事在遥远的美国得到了杜威等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家的积极回应。虽然德国哲学家尼采、雅斯贝尔斯等哲学家极力反对“职业教育”侵蚀“自由教育”，但是职业教育仍然不断成长壮大，并逐渐进入高等教育的领地。
高职教育“上升期”的特点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工业化进程，职业教育也从试探性介入进而发展到全面介入高等教育领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高职教育的成长与“上升期”，以德国工科高等学校和美国一些“赠地学院”为代表。“上升期”高职教育可以概括为四个特点：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时代背景；训练人的岗位技能，培养高技能人才；对于人的“职业幸福感”比较忽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较低，不被精英大学所承认。
高职教育“成熟期”的特点
20世纪后半叶，随着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以科技创新驱动的后工业社会迈进，高职教育开始步入“成熟期”，这个时期以高职教育建立比较完备的学位递升体系为标志。在这个时期，虽然高职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仍然是“双轨”运行，但是可以互通，双方在学术认知上不再对立。普通高等教育逐渐增强其教学内容的“应用性”，高职教育逐渐增强其教学内容的“通识性”。
关于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现状的基本判断
中国高职教育快速完成了“上升期”的成长过程
在中央集权体制的高效运行下，中国创造了30多年工业化发展奇迹，在短时间内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将近百年的工业化之路。在此期间，工业化对人才需求经过了五个阶段：一，上世纪80年代，“三来一补”制造业对“打工仔”、“打工妹”产生需求，他们无需教育背景，在工厂里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很快就可以上岗；二，上世纪90年代初，制造业开始向创建自主品牌转型，企业对有学校教育背景的技能人才的需求量上升，中职学校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打工仔”、“打工妹”仍然是企业人才的主要供给方式；三，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本世纪伊始，民族制造业进入了大繁荣时期，企业竞争加剧引起企业吸引人才的竞争加剧，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打工仔”、“打工妹”流出而技能、高技能人才流入的现象，高职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四，本世纪前15年是中国工业化“井喷期”，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得到了国家决策层面的高度重视，高职院校规模迅速扩张；五，2006年至今，中国经济发展成果显现出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实质性提高，教育投入增加，以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为标志，高职教育从规模化向质量化发展。
总之，中国高职教育与中国经济一起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个成果也是与中国高职教育工作者大量汲取发达国家高职教育的发展经验分不开的。从上面关于“五个阶段”的概述可以看出，中国高职教育快速完成了职业教育“上升期”的成长过程，而且正欲迈向“成熟期”。吉林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发布的《职业教育国际竞争力报告（2008）》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认为中国高职教育在国际上已经具备了较强竞争力。
中国高职教育正准备从“上升期”进入“成熟期”
“成熟期”的高职教育所依据的社会背景是：整个社会经济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企业用人更看重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素质，而就业者也更看重职业幸福感。就高职教育发展体系而言，不仅自身具有完备的学制体系，而且和普通高职教育之间建立了互通的桥梁；高职教育完全被传统大学接纳，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和普通高等教育具有同样的吸引力。
在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高职教育经过了2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适应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社会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说，这些地区的高职教育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上升期”的历史使命。因此，这些地区的部分高职院校甚至已经踌躇满志地发出了向“成熟期”迈进的呼声，呼声中最响亮的部分就是提升现有高职教育层次，使其从大专层次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
但是，国家教育决策部门迟迟没有给“呼声”以正式的回应。原因是，国家教育决策者必须从全国范围考虑问题，他们认为，全国高职教育的均衡化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还不足以发出迈入“成熟期”的指令，或者因为这种指令的发出而使高职教育偏离了既定轨道。指令是什么？就是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和颁布新的政策文件。有人认为，我国教育部至今没有在修订《职业教育法》方面启动议程，也没有颁布关于建立现代教育体系的一系列政策文件，这是政府在职业教育改革方面的不作为，但是我认为，如果高职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时机没有成熟，即使有超前的法律文本措施，也难以真正落实。
总之，就当下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态势和教育决策部门的改革信号来看，中国高职教育正处于从“上升期”迈向“成熟期”的准备阶段，而目前的“准备”还很不充分，许多高职院校的情绪既浮躁又焦虑。
界定“高职教育”概念
无论其他国家把“高职教育”称作什么，本文对这个概念可以做一个统一的界定。所谓高职教育，即是在工业化时代，应着企业对生产制造及其管理人才需求而产生的，一种专门用来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高等教育。这里面有三个关键点：第一，高职教育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这个限定把医学院和音乐学院等“精英大学”排除在外了；第二，高职教育最初是为制造业服务的，随着后工业时代来临，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的内涵逐渐丰富；三是高职教育培育“高层次劳力者”，劳力者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内涵。
高职教育的出现
当教育作为一种精神产品诞生之后，劳力者就失去了教育机会，他们被排除在“自由教育”之外，因为他们被认为“没有精神（思想）”，无需教育。但是，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特别是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劳力者的教育权被部分认可，这就是“职业教育”的诞生。然而，这个最初的职业教育只是面向穷人和工人子弟，是初等教育（以裴斯泰洛齐的慈善学校为代表），根本不被高等教育承认。到了19世纪后期，德国工业后来居上，职业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于是，德国学者型官员凯兴斯泰纳大声呼吁“提高职业教育地位”，此事在遥远的美国得到了杜威等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家的积极回应。虽然德国哲学家尼采、雅斯贝尔斯等哲学家极力反对“职业教育”侵蚀“自由教育”，但是职业教育仍然不断成长壮大，并逐渐进入高等教育的领地。
高职教育“上升期”的特点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工业化进程，职业教育也从试探性介入进而发展到全面介入高等教育领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高职教育的成长与“上升期”，以德国工科高等学校和美国一些“赠地学院”为代表。“上升期”高职教育可以概括为四个特点：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时代背景；训练人的岗位技能，培养高技能人才；对于人的“职业幸福感”比较忽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较低，不被精英大学所承认。
高职教育“成熟期”的特点
20世纪后半叶，随着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以科技创新驱动的后工业社会迈进，高职教育开始步入“成熟期”，这个时期以高职教育建立比较完备的学位递升体系为标志。在这个时期，虽然高职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仍然是“双轨”运行，但是可以互通，双方在学术认知上不再对立。普通高等教育逐渐增强其教学内容的“应用性”，高职教育逐渐增强其教学内容的“通识性”。
关于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现状的基本判断
中国高职教育快速完成了“上升期”的成长过程
在中央集权体制的高效运行下，中国创造了30多年工业化发展奇迹，在短时间内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将近百年的工业化之路。在此期间，工业化对人才需求经过了五个阶段：一，上世纪80年代，“三来一补”制造业对“打工仔”、“打工妹”产生需求，他们无需教育背景，在工厂里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很快就可以上岗；二，上世纪90年代初，制造业开始向创建自主品牌转型，企业对有学校教育背景的技能人才的需求量上升，中职学校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打工仔”、“打工妹”仍然是企业人才的主要供给方式；三，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本世纪伊始，民族制造业进入了大繁荣时期，企业竞争加剧引起企业吸引人才的竞争加剧，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打工仔”、“打工妹”流出而技能、高技能人才流入的现象，高职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四，本世纪前15年是中国工业化“井喷期”，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得到了国家决策层面的高度重视，高职院校规模迅速扩张；五，2006年至今，中国经济发展成果显现出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实质性提高，教育投入增加，以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为标志，高职教育从规模化向质量化发展。
总之，中国高职教育与中国经济一起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个成果也是与中国高职教育工作者大量汲取发达国家高职教育的发展经验分不开的。从上面关于“五个阶段”的概述可以看出，中国高职教育快速完成了职业教育“上升期”的成长过程，而且正欲迈向“成熟期”。吉林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发布的《职业教育国际竞争力报告（2008）》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认为中国高职教育在国际上已经具备了较强竞争力。
中国高职教育正准备从“上升期”进入“成熟期”
“成熟期”的高职教育所依据的社会背景是：整个社会经济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企业用人更看重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素质，而就业者也更看重职业幸福感。就高职教育发展体系而言，不仅自身具有完备的学制体系，而且和普通高职教育之间建立了互通的桥梁；高职教育完全被传统大学接纳，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和普通高等教育具有同样的吸引力。
在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高职教育经过了2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适应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社会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说，这些地区的高职教育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上升期”的历史使命。因此，这些地区的部分高职院校甚至已经踌躇满志地发出了向“成熟期”迈进的呼声，呼声中最响亮的部分就是提升现有高职教育层次，使其从大专层次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
但是，国家教育决策部门迟迟没有给“呼声”以正式的回应。原因是，国家教育决策者必须从全国范围考虑问题，他们认为，全国高职教育的均衡化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还不足以发出迈入“成熟期”的指令，或者因为这种指令的发出而使高职教育偏离了既定轨道。指令是什么？就是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和颁布新的政策文件。有人认为，我国教育部至今没有在修订《职业教育法》方面启动议程，也没有颁布关于建立现代教育体系的一系列政策文件，这是政府在职业教育改革方面的不作为，但是我认为，如果高职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时机没有成熟，即使有超前的法律文本措施，也难以真正落实。
总之，就当下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态势和教育决策部门的改革信号来看，中国高职教育正处于从“上升期”迈向“成熟期”的准备阶段，而目前的“准备”还很不充分，许多高职院校的情绪既浮躁又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