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法国议会对欧洲新财政条约进行了讨论，社会党政府义正词严地批评这一条约，认为有损于法国的主权。但总理埃罗坚持认为，这一条约并没有在公共支出方面形成约束，预算主权仍在法兰西共和国议会手中。
　　在埃罗试图让其怀疑派同事—包括许多社会党同志—放心的同时，负责竞争事务的欧洲委员阿尔穆尼亚也在布鲁塞尔向其社会民主党同志传递相同的信息。他指出，要想成功，欧洲就必须证明，那些认为全球化和主权之间存在冲突的人是错的。
　　没人愿意放弃国家主权，左翼政客尤其如此。但是，否认欧元区之生存严重依赖于对主权的约束这一事实表明，欧洲领导人正在误导选民，民主政治的欧洲化进程将因此延迟，最终醒悟的政治和经济成本也会因此提高。
　　欧元区最渴求的是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包括消除阻碍跨国商业和金融的交易成本。显然，这要求各国政府抛弃对贸易和资本流的直接限制。但这同样要求各国政府协调各自的国内法规和监管—如产品安全标准和银行监管—以确保这些因素不会构成间接贸易壁垒。各国政府还不能对这方面的政策朝令夕改，因为不确定性本身就会形成交易成本。
　　这些都是欧盟单一市场方案的应有之义。欧元区则更进一步，旨在形成完全的货币联盟，彻底消除与国家货币和汇率风险有关的交易成本。
　　简单说，欧洲一体化工程的瓶颈就在于国家主权的限制。如今，其前景之所以可疑，是因为主权再一次挡在了前进的道路上。在一个以联盟政治制度为基础的真正的经济联盟中，希腊、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财政问题不会演变到如今的威胁到联盟本身生存的程度。
　　就拿美国来说吧。比方说，根本不会有人关心佛罗里达州对美国其余地区的经常项目赤字，尽管我们可以大胆猜测这笔赤字不会小（因为大量来自其他地区的依靠退休福利生活的退休人士生活在佛罗里达州）。
　　当佛罗里达州政府陷入破产时，佛罗里达银行仍能正常经营，因为监管它们的是联邦政府，而不是州政府。当佛罗里达州银行倒闭时，州财政不会受到影响，因为说到底银行是联邦机构的责任。
　　当佛罗里达州工人失业时，他们从华盛顿获得失业救济。而当佛罗里达州选民对经济彻底失望时，他们也不会在州首府闹事；他们会对他们在国会的代表施压，要求联邦政策有所反应。没人会否认美国各州拥有充分的主权。
　　主权和民主的关系也被误解了。并非所有对主权权力的执行的限制都是非民主的。政治学词叫“民主授权”，说的是主权拥有者可能甘愿自缚双手（通过国际承诺或授权某个自主机构）以追求更好的结果。将货币政策授权给独立央行就是原生的例子：在维持价格稳定这个问题上，货币政策的日常管理就得以从政治中独立出来了。
　　虽然，对主权施以有选择的限制可以为民主创造更多空间，但没人能够保证，市场一体化所需要的所有对主权的限制都能够为民主创造空间。在民主政治中，授权将得到仔细审议，并被限制在有限的领域—那些问题具有高度技术性且党派差异不大的领域。
　　真正能够强化民主的全球化会尊重这些界限。其所施加的限制将与民主授权一致，大致上遵循能够增进国内民主自由化的有限的程序范式（比如透明度、可问责性、代议制、使用科学证据，等等）。
　　正如美国的例子所表明的，放弃主权—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美国各州都是如此—并不一定意味着放弃民主。但将市场一体化与民主结合起来就要求创造代议制、可问责的跨地区/跨国政治机构。
　　如果全球化限制了国内政策偏好的表达，同时民主空间又无法在整个地区或全球水平得到扩大，那么民主和全球化之间的冲突就会激烈起来。西班牙和希腊的政治动荡表明，欧洲已经陷入这一错误的区域。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政治三难：我们无法同时实现全球化、民主和国家主权。我们必须在三者中选择两个。
　　如果欧洲领导人要维持民主，那么他们必须在政治联盟和经济分裂中选择。他们要么选择完全放弃经济主权，要么积极用经济主权来为本国公民造福。前一个选择要求他们向自己的选民说实话，并建设超越民族国家的民主空间。后一个选择意味着放弃货币联盟，从而得以实施旨在提振长期复苏的国家货币和财政政策。
　　这一选择被拖得越久，最终必须付出的经济和政治成本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