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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婚姻用词的许多惯用语中，存在诸多性别偏向的歧视性用词。“嫁给”一词正是一个典型例子。本文用西方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探究婚姻用词的性别偏向问题及语言用词对性别平等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 女性主义 婚姻用词 性别偏向
在中国当下的文化环境中，男权思想依然占据主流，传统的男性主导的婚姻关系在文化语言上有诸多体现。下面以“嫁给”一词为例，探究婚姻用词的性别偏向情况，并以此引入女性主义与语言学的相关讨论。
一、语言使用与女性主义发展的关联
本文讨论的婚姻用词与女性主义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重要基础上的，即语言的使用对于女性主义的意义几何？对于语言对社会的影响，目前存在两种主流论点。一种以萨丕尔·沃夫假设（Sapir·Whorf hypothesis）为代表，其认为：“人类生活强烈的受到特定语言的支配，这种语言已经成为人们社会表达的媒介……事实的真相是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群体的语言习惯而无意识地建构出来的。”这种论点从实质上看，是一种“语言决定世界观”的体现。世界的不同性是由语言的不同性决定的，人的生活、判断、思维都是由语言环境塑造的。如汉语中存在“女司机”称谓，而没有“男司机”称谓，这体现的就是对于女性开车水平差的性别刻板印象。按上述论点，即语言不仅反映了社会上的男女分工，还造就和积极延续了这种刻板印象背后的不平等。另一种论点以南·范登堡（Nan van den Bergh）为代表，他认为“改变语言也许不是直接参与急剧的社会变革，但这的确涉及提高觉悟，即唤醒警觉……提高觉悟这一活动的基本假设是，在改变行为以前，必须有这种意识”。这种论点实际是一种“语言薄弱影响论”。语言存在的意义在于反映社会现实，唤醒警觉、提高觉悟，让人们产生问题意识和变革的动力。本文无意于评说两种观点的孰是孰非，但考虑到两种观点提出的各类因素，将采取一个折中的方向看待语言与女性主义的相互关系。
女性主义作为重要的社会议题，其致力于发现并解决社会上的男女不平等现象，语言对于女性主义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是发现问题。一系列的性别偏向性的语言现象反映了当前社会女性主义的必要性。女性主义对于语言现象产生的特别关注正是建立在以上两种论点论证的语言对社会存在复杂的作用，语言与其他的社会实践和制度一起反映的、警示的社会性别分工的状态之上的。二是问题扩大化。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了“语言与符号暴力”的理论，阐述了语言中的权力关系。他认为：“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各自所属的集团间的力量关系以变相方式体现出来。因为任何语言总是涉及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因此，语言的生产关系结构取决于言说者之间的符号权力关系。对女性主义而言，当语言展现出了性别偏向的特征，其意味着不仅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还是男权彰显自己地位的手段。随着语言的扩散、传播，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运用，语言又会成为扩大这一权力系统的关系网，加重性别分工的不平等。
二、婚姻用词性别偏向的普遍性
婚姻用词存在明确的性别偏向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纵向上说，除去汉语“嫁给”“娶到”这样偏向男性的词汇外，日语中，男性结婚会用“めとる”，用汉字书写为“娶る”，而这词源则是め（女、女性） とる（汉字写为取る），也有着“领一个老婆来”的暗示；而女性结婚会使用“とつぐ”，用汉字表达为“嫁ぐ”，配以方向助词に，如“女が他家にとつぐ”。日本虽然属于东亚文化圈，有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可能性。但在此处，无论是“娶る”还是“嫁ぐ”，都是训读而非音读，这些概念属于原生类别的猜测就有了一定的可能性，只是借用了传来的对应的汉字而已。而在使用英语的国家，一般以marry涵盖两种性别，但也存在搭配介词表达主导方的情况。在俄语区，除了区分男性和女性的婚姻用词以外，在语法结构上也有所区别。当男性作为主语，女性就会以方位格形式出现，而以女性为主语时，男性以宾格出现。由此至少可以证明，在汉语中出现的类似“嫁给”“娶到”这样的性别偏向婚姻词汇并非个案，何者影响何者未可知，但这些有关婚姻的用词，在性别和方向上的区分，是普遍存在现象，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从横向来看，除开本文重点论述的“嫁给”“娶到”这样的存在性别偏向的词语外，汉语中还存在许多类似情况。从词源上看，由婚姻产生的“媳妇”一词原意为生育后代，这意味着妇女的角色和作用就是服从丈夫，操持家务，生儿育女。而在婚姻开始之前，女孩子出生后没有名字，统称为“氏”，她们像是暂时被寄养在娘家的人，她们的身份和地位取决于夫家的身份和地位，女性是依靠男性生存的。以《三国演义》为例，书中共出现人物259名，其中女性人物出现25名，而有名有姓的仅有两名，蔡文姬与貂蝉，其余均已××妻、××母代替，或有夫姓无名。以上都显示出婚姻相关词汇显示出的将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倾向。
婚姻用词的性别偏向现象无论是置之于世界语言的纵向比较上，还是在单一汉语语境的横向考察下，都存在且有普遍性。
三、以“嫁给”为例分析婚姻语言中性别歧视倾向
本文将从两个角度分析“嫁给”这一婚姻词汇中性别偏向明显的词汇与歧视女性的关联。
一是回归到该词汇产生的时代语境，研究这一词汇原本出现时的意义。根据在CCL语料库的检索，“嫁给”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宋代的《三国志·潘浚陆凯传》。“岁岁相承，此为无益。愿陛下料出赋嫁，给予无妻者。”“嫁给”二字分开，可明显看出“给”是给予、赏赐之意。而“嫁给”这个用法在明清时代开始大量出现，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四回中，“言夫人道：‘甚么浪蹄子，肯替人家嫁！肯嫁给兔崽子，有甚么好东西！”这并不是说在明清之前就没有“嫁给”的用法，而是由于明清之前实际使用“嫁与”一词更多见。如“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在日后的运用中，“嫁与”的说法随之延续到了明清时期，如《搜神记·卷十五》中，“此女意在于君，被父母凌逼，嫁与刘祥，今已死矣”等。针对这样一类婚姻用词，无论是“嫁给”还是“嫁与”，多少都有着“物品交换”的意味，女性作为一种高附加值的消费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被交换，以此承担一些家庭责任。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家庭一直都被視为社会的最小组成单位，家国同构是儒家文化在政治上的核心观点，家庭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核心部分，男性家长权力是最高统治权力。无论是历代帝王的和亲制度，还是平民家庭的换亲制（为了节省钱财，把自己的女儿和对方的儿子硬凑姻缘），女性的存在形式就是父家与夫家的私有财产。女性的嫁娶选择，从历史角度来看，也的确包含了“传递财产”的含义。因此，在这一词汇产生的原初时代语境内，出现“嫁与”一词的语境，可得出“女性是作为一种私有财产存在”的结论。 二是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看这一词汇的性别歧视倾向。在目前的语境中，“嫁给”一词正处在泛化的边缘，逐渐成为社会惯用语。这个词语逐渐演化成了女方为主语和男方结婚，如“请你嫁给我”，其中女性作為一种私有财产的含义被不断弱化，当“给”逐渐由“给予”的意义转变为方向性含义时，“嫁给”以此被不断日常化，以致一些人对此不以为意并逐渐陷入与物化女性“藕断丝连”的暧昧境地。事实上，“嫁给”的物化倾向逐渐被社会惯用语消解之时，其中的性别歧视倾向被不断转化到其他婚姻用词上。一系列如婚姻誓言中男方“我赚钱养她，她全心照顾我”的表白，依旧包含着男权社会下，“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刻板印象，并且这样的语言本质还是以爱护女性的形式隐形体现。其中更值得警觉的是，消费社会的大背景下，许多女性甘愿被物化，或者说，以“女利主义”包装自我。所谓女利主义，即通过将自我“嫁给”男性社会，通过自我装饰，或对男性资本的计算，以获得男权社会下的认可为第一目的。这类女性反而成了刻意弱化语言对社会议题的影响的主力军。又如商品社会下，女性在语言环境中总被冠以“买买买”的主要力量，商业化的图景下不断将女性描摹为消费者和被观看的对象说服女性的理想生活意味着充足的物质占有能力，并通过一系列广告价值倡导，如“爱她就帮她清空购物车”等，倡导女性物化自我获得物质上的交换。买的欲念被限定为性别的欲望，这种性别化的欲望又被转化为婚姻关系中的自愿依赖和向男权社会妥协，这也是新时期的“嫁给”一词的演化。
当女性在有物化自身的婚姻语言环境中毫不自知，甚至甘愿成为将这类语言效果弱化的生力军，谈论这一语言现象就显得更为重要。正如前文所述，语言具有唤醒警觉、提高觉悟的功能。面对一类存在性别偏向的婚姻词语适用泛化的现状，应敏锐地发现其中的问题，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呼唤社会的关注和支援。即便语言上的改变只触及形式上的变化，但至少唤醒了现代社会平等互助的婚姻关系，男女平等的社会分工的关注，有效遏制了性别偏向问题借语言的途径一再扩大化的趋势。这对于当代女性主义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美]玛丽·坦嫩，著.艾晓明，译.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孙汝建.语言与性别[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3]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赵擘德.汉语性别差异研究综述[J].妇女研究论丛，2008（6）.
[5]胡文华，杜凤刚.性别话语与社会文化的互构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5（2）：152-155.
关键词： 女性主义 婚姻用词 性别偏向
在中国当下的文化环境中，男权思想依然占据主流，传统的男性主导的婚姻关系在文化语言上有诸多体现。下面以“嫁给”一词为例，探究婚姻用词的性别偏向情况，并以此引入女性主义与语言学的相关讨论。
一、语言使用与女性主义发展的关联
本文讨论的婚姻用词与女性主义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重要基础上的，即语言的使用对于女性主义的意义几何？对于语言对社会的影响，目前存在两种主流论点。一种以萨丕尔·沃夫假设（Sapir·Whorf hypothesis）为代表，其认为：“人类生活强烈的受到特定语言的支配，这种语言已经成为人们社会表达的媒介……事实的真相是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群体的语言习惯而无意识地建构出来的。”这种论点从实质上看，是一种“语言决定世界观”的体现。世界的不同性是由语言的不同性决定的，人的生活、判断、思维都是由语言环境塑造的。如汉语中存在“女司机”称谓，而没有“男司机”称谓，这体现的就是对于女性开车水平差的性别刻板印象。按上述论点，即语言不仅反映了社会上的男女分工，还造就和积极延续了这种刻板印象背后的不平等。另一种论点以南·范登堡（Nan van den Bergh）为代表，他认为“改变语言也许不是直接参与急剧的社会变革，但这的确涉及提高觉悟，即唤醒警觉……提高觉悟这一活动的基本假设是，在改变行为以前，必须有这种意识”。这种论点实际是一种“语言薄弱影响论”。语言存在的意义在于反映社会现实，唤醒警觉、提高觉悟，让人们产生问题意识和变革的动力。本文无意于评说两种观点的孰是孰非，但考虑到两种观点提出的各类因素，将采取一个折中的方向看待语言与女性主义的相互关系。
女性主义作为重要的社会议题，其致力于发现并解决社会上的男女不平等现象，语言对于女性主义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是发现问题。一系列的性别偏向性的语言现象反映了当前社会女性主义的必要性。女性主义对于语言现象产生的特别关注正是建立在以上两种论点论证的语言对社会存在复杂的作用，语言与其他的社会实践和制度一起反映的、警示的社会性别分工的状态之上的。二是问题扩大化。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了“语言与符号暴力”的理论，阐述了语言中的权力关系。他认为：“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各自所属的集团间的力量关系以变相方式体现出来。因为任何语言总是涉及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因此，语言的生产关系结构取决于言说者之间的符号权力关系。对女性主义而言，当语言展现出了性别偏向的特征，其意味着不仅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还是男权彰显自己地位的手段。随着语言的扩散、传播，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运用，语言又会成为扩大这一权力系统的关系网，加重性别分工的不平等。
二、婚姻用词性别偏向的普遍性
婚姻用词存在明确的性别偏向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纵向上说，除去汉语“嫁给”“娶到”这样偏向男性的词汇外，日语中，男性结婚会用“めとる”，用汉字书写为“娶る”，而这词源则是め（女、女性） とる（汉字写为取る），也有着“领一个老婆来”的暗示；而女性结婚会使用“とつぐ”，用汉字表达为“嫁ぐ”，配以方向助词に，如“女が他家にとつぐ”。日本虽然属于东亚文化圈，有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可能性。但在此处，无论是“娶る”还是“嫁ぐ”，都是训读而非音读，这些概念属于原生类别的猜测就有了一定的可能性，只是借用了传来的对应的汉字而已。而在使用英语的国家，一般以marry涵盖两种性别，但也存在搭配介词表达主导方的情况。在俄语区，除了区分男性和女性的婚姻用词以外，在语法结构上也有所区别。当男性作为主语，女性就会以方位格形式出现，而以女性为主语时，男性以宾格出现。由此至少可以证明，在汉语中出现的类似“嫁给”“娶到”这样的性别偏向婚姻词汇并非个案，何者影响何者未可知，但这些有关婚姻的用词，在性别和方向上的区分，是普遍存在现象，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从横向来看，除开本文重点论述的“嫁给”“娶到”这样的存在性别偏向的词语外，汉语中还存在许多类似情况。从词源上看，由婚姻产生的“媳妇”一词原意为生育后代，这意味着妇女的角色和作用就是服从丈夫，操持家务，生儿育女。而在婚姻开始之前，女孩子出生后没有名字，统称为“氏”，她们像是暂时被寄养在娘家的人，她们的身份和地位取决于夫家的身份和地位，女性是依靠男性生存的。以《三国演义》为例，书中共出现人物259名，其中女性人物出现25名，而有名有姓的仅有两名，蔡文姬与貂蝉，其余均已××妻、××母代替，或有夫姓无名。以上都显示出婚姻相关词汇显示出的将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倾向。
婚姻用词的性别偏向现象无论是置之于世界语言的纵向比较上，还是在单一汉语语境的横向考察下，都存在且有普遍性。
三、以“嫁给”为例分析婚姻语言中性别歧视倾向
本文将从两个角度分析“嫁给”这一婚姻词汇中性别偏向明显的词汇与歧视女性的关联。
一是回归到该词汇产生的时代语境，研究这一词汇原本出现时的意义。根据在CCL语料库的检索，“嫁给”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宋代的《三国志·潘浚陆凯传》。“岁岁相承，此为无益。愿陛下料出赋嫁，给予无妻者。”“嫁给”二字分开，可明显看出“给”是给予、赏赐之意。而“嫁给”这个用法在明清时代开始大量出现，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四回中，“言夫人道：‘甚么浪蹄子，肯替人家嫁！肯嫁给兔崽子，有甚么好东西！”这并不是说在明清之前就没有“嫁给”的用法，而是由于明清之前实际使用“嫁与”一词更多见。如“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在日后的运用中，“嫁与”的说法随之延续到了明清时期，如《搜神记·卷十五》中，“此女意在于君，被父母凌逼，嫁与刘祥，今已死矣”等。针对这样一类婚姻用词，无论是“嫁给”还是“嫁与”，多少都有着“物品交换”的意味，女性作为一种高附加值的消费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被交换，以此承担一些家庭责任。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家庭一直都被視为社会的最小组成单位，家国同构是儒家文化在政治上的核心观点，家庭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核心部分，男性家长权力是最高统治权力。无论是历代帝王的和亲制度，还是平民家庭的换亲制（为了节省钱财，把自己的女儿和对方的儿子硬凑姻缘），女性的存在形式就是父家与夫家的私有财产。女性的嫁娶选择，从历史角度来看，也的确包含了“传递财产”的含义。因此，在这一词汇产生的原初时代语境内，出现“嫁与”一词的语境，可得出“女性是作为一种私有财产存在”的结论。 二是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看这一词汇的性别歧视倾向。在目前的语境中，“嫁给”一词正处在泛化的边缘，逐渐成为社会惯用语。这个词语逐渐演化成了女方为主语和男方结婚，如“请你嫁给我”，其中女性作為一种私有财产的含义被不断弱化，当“给”逐渐由“给予”的意义转变为方向性含义时，“嫁给”以此被不断日常化，以致一些人对此不以为意并逐渐陷入与物化女性“藕断丝连”的暧昧境地。事实上，“嫁给”的物化倾向逐渐被社会惯用语消解之时，其中的性别歧视倾向被不断转化到其他婚姻用词上。一系列如婚姻誓言中男方“我赚钱养她，她全心照顾我”的表白，依旧包含着男权社会下，“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刻板印象，并且这样的语言本质还是以爱护女性的形式隐形体现。其中更值得警觉的是，消费社会的大背景下，许多女性甘愿被物化，或者说，以“女利主义”包装自我。所谓女利主义，即通过将自我“嫁给”男性社会，通过自我装饰，或对男性资本的计算，以获得男权社会下的认可为第一目的。这类女性反而成了刻意弱化语言对社会议题的影响的主力军。又如商品社会下，女性在语言环境中总被冠以“买买买”的主要力量，商业化的图景下不断将女性描摹为消费者和被观看的对象说服女性的理想生活意味着充足的物质占有能力，并通过一系列广告价值倡导，如“爱她就帮她清空购物车”等，倡导女性物化自我获得物质上的交换。买的欲念被限定为性别的欲望，这种性别化的欲望又被转化为婚姻关系中的自愿依赖和向男权社会妥协，这也是新时期的“嫁给”一词的演化。
当女性在有物化自身的婚姻语言环境中毫不自知，甚至甘愿成为将这类语言效果弱化的生力军，谈论这一语言现象就显得更为重要。正如前文所述，语言具有唤醒警觉、提高觉悟的功能。面对一类存在性别偏向的婚姻词语适用泛化的现状，应敏锐地发现其中的问题，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呼唤社会的关注和支援。即便语言上的改变只触及形式上的变化，但至少唤醒了现代社会平等互助的婚姻关系，男女平等的社会分工的关注，有效遏制了性别偏向问题借语言的途径一再扩大化的趋势。这对于当代女性主义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美]玛丽·坦嫩，著.艾晓明，译.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孙汝建.语言与性别[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3]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赵擘德.汉语性别差异研究综述[J].妇女研究论丛，2008（6）.
[5]胡文华，杜凤刚.性别话语与社会文化的互构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5（2）：15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