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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安史乱后，夷夏观念转严。如何对待佛教，士大夫分二流。一辟佛，韩愈为领袖；一调和儒释，柳宗元可作代表。韩愈之所以反佛，一为佛教有害于社会政治，二为佛法出自夷狄，不可行于中夏；同时又深知，释氏之长在其心性之说，须汲取之，以与儒家修齐治平之道融合。柳宗元则仍秉承魏晋南北朝以来“将无同”之旧传统，糅合世间、出世间法，以为释与儒迹异而心同，而其私人信仰，实在于佛教，尤重天台宗。二人于佛教，一取融化途径，一持糅合主义。大度包容之糅合主义，有容纳外来思想与宗教、丰富自身文化之功，而吸收异质因子之际，若非易赵帜为汉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