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惠珠 1945年生于香港。1981年当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回归前曾身兼香港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和区议会“四料议员”，参与中英联合声明讨论和香港基本法起草，现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大律师，是香港回归前后的历史见证者。
　　
　　《同舟共进》：您曾参加中英联合声明的讨论和香港特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其间见到过邓小平先生，您能否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谭惠珠：我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先生，是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时。我作为当时香港立法局的议员，与大家一起在北京受到小平的接见，并与他合影。当时我坐在港方代表第一排的中间，距离小平先生还有一定的距离。后来通过图片，才清晰地看到小平先生。
　　回想起中英谈判，当年中方如果收回香港的话，很简单。香港从吃的粮油到饮用的东江水都是靠内地供应，中方只要一宣布涨价，必定使香港面临很尴尬的处境。中方手里其实是有很多牌可以打的；英方手里反而没有什么牌，如果说有，那就是全港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了。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中方以极大的耐心，逐个条文地仔细地与英方谈判，显示出了极大的诚意，说到底，就是要保证港人的利益不受损失和侵害。后来，英方也考虑到整个中英关系以及双方在未来的相处与合作，终于与中方达成了一致。
　　1987年4月16日，我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第二次见到小平先生。这次他向我们发表了内容丰富的讲话。小平先生说，到20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800～1000美元，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50年，再翻两番，中国就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国家力量不同了，人民生活也好了。我回想起小平先生的话，发现他所说的已经基本实现了，有的正在变成现实。小平还指出，香港不能完全西化，照搬西方的一套。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香港来说，普选不一定就能选出爱国爱港的人。小平先生当年这样说，至今仍有指导意义。香港不能照搬西方的政制，而是要坚持行政主导的精神，根据基本法走出一条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的路子来。小平还说，1997年之后，香港有人骂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反对大陆的基地是不行的。这段话在今天也有很大的意义。
　　1996年香港回归前夕，我放弃了英国公民护照，选择当一个香港公民。
　　与小平先生接触，并聆听他的讲话，我感觉小平先生有远见、有谋略、有决心解决好香港问题。他的伟大功绩得到了人民的公认，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伟大的中国人。我想在香港，绝大多数港人也是这样认为的。至今，我仍记得小平先生当年对香港问题是怎么讲的，当社会上出现一些争议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当年小平先生说了些什么，他是怎么看的。
　　《同舟共进》：香港回归10年了，小平先生去世也10年了。您认为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构想在香港实施得怎么样?
　　谭惠珠：我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取得的成功，国际社会是公认的，香港人也是认同的。回归之前，香港有不少人没有信心，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回归之后不少人又回到了香港。
　　当然，在政策实施中也有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港人比较偏重“两制”，对“一国”的内涵则不甚了了；香港在“法制”与“法治”方面，与国内有所不同，还有需要融合的地方。回归之后，香港几次请全国人大释法，社会上有不少不理解的声音。其实香港法律界对这件事是清楚内情的，但是愿意出来讲给大家听的人很少，我愿意讲一讲。香港与内地的法系不同，那么如何解决一些可能遇到的问题呢？当初在写基本法时，就参考了欧盟的做法。欧盟内部也有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之分，于是就在卢森堡设立了欧盟法院，这个法院通过释法的形式来调和冲突。英国、法国等并不认为自己的法律体系因此就失去了主权，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人大对香港释法，是完全符合香港基本法的。香港在国民教育方面也有待加强；有关香港“普选”的争议，基本法有了循序渐进的规定，今年晚些时候特区政府会出一个政制发展的绿皮书。其实香港还是有时间的，如何最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是香港推进政制需要考虑的问题。
　　《同舟共进》：回归之前，美国《财富》杂志有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香港之死”；回归之后，同一家杂志却在香港召开全球财富论坛，认为香港是“活力之都”。10年来，香港经历了不少风雨，却依然保持了繁荣稳定。港人自强不息、敬业乐业、灵活应变的“香港精神”为世所称道。您如何看“香港精神”?
　　谭惠珠：宣布“香港已死”的那家杂志自己承认了错误，这表明回归之后香港的发展是获得世人认同的。
　　我很赞同“香港精神”就是自强不息，香港人追求个人和家庭的幸福生活，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香港精神”还有一点就是“善争”，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港人有争取美好生活的勇气，并善于去争取；另一方面香港内部经常充满不同的声音乃至争论，港人是喜欢争论的。这是香港精神，也是香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