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凌晨，台湾知名作家柏杨在台北病逝，享年89岁。柏杨的一生多崎岖，其感情生活也一波三折，有过五次婚姻。有这样的话语来形容柏杨：“十年小说、十年坐牢、十年杂文、十年著史”。柏杨一生著述丰厚，计有170多部小说、杂文和历史作品面世。《柏杨版资治通鉴》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其中《丑陋的中国人》在当代华人世界中流传最为广泛。
　　动荡的青少年时代
　　柏杨的父亲郭学忠，曾当过一任河南省通许县县长，后改业经商，从事花生进出口生意；他的母亲在生下他不久就去世了。柏杨自喻童年如“野生动物”般，遭继母毒打及虐待，只知自己出生于1920年，甚至不知自己的生日是哪天。
　　他一生也没有在一个学校毕过业，“从小学到大学，每一个学校如果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学校开除”；名字亦多次更改。
　　柏杨一心想上大学，但没有高中毕业证，1942年，他买到一份甘肃省立天水中学二年级肄业的假证书，考取省立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法律系，一年后被拆穿，遭大学开除。
　　1943年，柏杨流落重庆。在重庆的战区学生招致委员会任职，此机构负责分发从沦陷区逃到重庆的流亡学生，柏杨顺便“分发自己”，将一名流亡学生“郭大同”的证件涂改成“郭衣洞”，并将“郭衣洞”分发到东北大学。自此，“郭衣洞”这个奇特的名字一直伴随他。
　　暗讽蒋氏父子坐牢9年
　　1949年，柏杨跟随国民党败退的路线一路南下到上海，机缘巧合，孑然一身的他最终跟着“老长官”吴文义一路到台湾。
　　初到台湾的柏杨历经坎坷，人海茫茫，举目无亲。后来，柏杨加入由蒋经国创建的“救国团”，“救国团”被外人称为“太子门下”，“从此，大家把我归类为蒋经国的人”，柏杨自述；但同时，他在“中国青年写作会”任总干事，除上班时候外，都在写他的反映当时台湾民生不易的小说。
　　但恶运从天而降。1967年夏天，柏杨接下《中华日报》家庭版翻译《大力水手》漫画，有一幅画的是波派和他的儿子流浪到一个岛上，父子竞选总统，发表演说，开场时，波派说，“Fellows……”，这个词，被柏杨信手拈来，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此为当时蒋介石发言中常见的对民众的称呼，留下联想空间。1967年1月2日，《中华日报》刊出这幅漫画，最终触怒台湾当局，当局以“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带走”柏杨。
　　入狱是考验，亦是分水岭，让柏杨对政治、世相、人情冷暖等均有了新的领悟。
　　长达9年26天的身居囹圄，在简陋的牢房中，柏杨开始写史，他坚持完成《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及《中国人史纲》三部书稿，他在狭小的天地中构思，“我建立我自己最基本的史观，就是我为小民写史，而不是为帝王将相写家谱；我想突破两千年以来被视为正统的、以朝代为单元的体裁”。
　　“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柏杨一生针砭时弊，借古讽今，犹如奋战不懈的斗士。“不肯听话，是我自己性格最大的弱点之一。”他自评道，“我摆脱传统文化的包袱，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这也成为广大读者熟知的一句名言。
　　“我之所以写中国历史，就是想要追究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为何循环往复地充满了血腥和欺诈，到底该由谁来负责？”“我以杂文体写历史，形式上嬉笑怒骂，但内心无比沉重。”他说。
　　1988年，《丑陋的中国人》被引进大陆。一时振聋发聩，洛阳纸贵。作家陈忠实回忆当时情景，“那时文学朋友碰面聚首，传递着台湾作家柏杨的名字，新奇到颇带某些神秘的色彩……《丑陋的中国人》里的柏杨，是一个犀利到尖锐的思想家，甚至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酱缸”文化……柏杨以率真、犀利的形象，引起国人广泛关注。柏杨自己也曾说，“对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直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作家、学者的生命基调。”
　　柏杨曾形容自己好比童话中那个不识趣、说出“国王没穿衣服”的小孩。学者陈晓明评价柏杨是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者，“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爱之弥深，恨之愈切’，只有对传统文化非常关切、对中国人怀有非常高的期望，他才会批判、揭示它的问题所在”。
　　2006年至2007年间，柏杨的《柏杨品三国》、《柏杨品秦隋》、《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中国历史年表》等著作在两岸再版，均为畅销书。
　　“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惟一的立足点”
　　1988年秋，柏杨离乡近四十年后重返大陆，专门取道上海，上海是柏杨四十年前最后离开的城市；柏杨说，“大陆可恋，台湾可爱，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园”。2006年冬，柏杨更将57箱手稿和物品捐赠给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
　　柏杨说：“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惟一的立足点。”
　　（据《人民日报》《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