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巳蛇年的出版界和“收藏界”，比较火的，大概是香港老作家董桥的几部限量版小牛皮精装。书做得确实精致，不仅纸墨精良、装帧雅致，还好在尚存浓厚的手工色彩——锁线，精装裱，所用材料与所费时间，都是手工复制时代风气之孑遗。书的内容是什么反倒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堪可把玩。这类书卖得贵，也在于与工业化机器作物不同，人的气息染得多些。至于有人欢迎有人嗤之以鼻，那是另一回事。
　　说到这里，想起前年出过一部以“文人电影”为自身标签的用心之作《柳如是》，导演和编剧是在我看来名声并不大的吴琦，主演则是秦汉和万茜。在故事情节上，它基本以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所勾勒出之钱柳姻缘始末为底本，固然免不了亦掺杂进流俗观念，但在粗制滥造充斥市场的今天，能做到有所出处并致力于细节（如在道具、配乐和妆容的选择上皆可圈可点）已属难能可贵。同理，在面临电子化阅读冲击的情况下，实体书出版走向精致化和对细节的苛求、将实体书做成收藏物或艺术品，大概是一条出路。
　　当然本文要说的并不是这部电影本身，而是习惯了对国产电影毫无期待的我，居然在这里看到了好几个一般导演可能听都没听过的角色：黄宗羲、汪然明与毛晋。黄宗羲是明清之际不朽的思想家，汪然明是富商、收藏家及柳如是好友，而毛晋则是明末著名的出版机构“汲古阁”的主人、藏书家兼文学家。这三个人，皆与主角钱谦益并世而立，但除了黄宗羲，其他二人在普通人这里大概声名不彰，能在一部电影中看到他们的身影，确实使我激动。袭用前文“手工复制”——出版印刷，本质上而言即是文本的复制与传布——的说法，同时套一下本雅明评价波德莱尔的著名论断，毛晋堪称明末那个鼎盛“手工复制时代的出版商人”。
　　比较专业的出版商人具体起源于何时，大概已不可考。不过现今我们能看到的流传下来的宋版书，其中极多出于南宋杭州“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铺”，这大概是我们能明确知道比较早的规模稍大的私人出版机构，其还兼具书店性质，产销一体。及至明清之交，私人刻书之风达最盛，而尤以江南为最，因为此地汇集了大量的私家藏书和不乏购买力的学者兼藏书家。毛晋得此便利，高价求购善本书籍，藏书近十万册，号为宏富。不过文人参与出版业，大抵非为求利，而源于自身文明塑造之动力，毛晋藏书只是富一隅，而其刻书，则是利天下、百代。我手头亦有一部毛氏汲古阁当年为复社领袖张溥所刻之《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零册，旦夕手摩，追慕不已。
　　《柳如是》电影情节中，出现过毛晋递给钱谦益一包银子的情节，钱谦益被告知，这笔钱是他新著作出版销售后获得的分成。这个情节是否确有所本，我并未查证，不过以明清之际江南一代的时代风气与经济环境而言，这种给作者分发“版税”的情况并不算夸张和离谱。牧斋一代文宗，为清望领袖，所撰述在当时即已风靡学界，由毛晋刊刻数百部出售，有所盈利怕也是事实。曾做过十几年书店店员的美国作家布兹比（Lewis Buzbee）在他的图书史著作《书店的灯光》中曾以书商的角度来界定一个作家的地位：“作家（Author）是一个公众人物，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影响力和多少需要一点正直品行的人士；一个写文章的人（Writer）要变成作家就必须靠书商。”从这个角度来说，钱谦益这类帝国士大夫已经不仅仅是以一个兼职作者的角色在进行文学或学术创作，而堪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作家了。而在这个转换角色的过程中，毛晋起了关键的角色。时间是十七世纪。
　　不过士大夫从事著述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韩愈写谀墓之辞以获取谢金的情况不属于此例，它尚无出版形态的参与）大概不会早于毛晋钱谦益所在的十七世纪上半叶。有意思的是，布兹比也注意到了这点，而且欧洲的情况和东亚似乎也相近。他说直到十七世纪末期，文人获取经济收益的方式都还是靠别的领域或艺术赞助人的资助（中国则是官俸、田租或诸侯、大僚的供养等），莎士比亚虽然给剧院写剧本，但也并无稿费一说，基本要靠富人资助为生，在此之前，欧洲人普遍认为作者从自己的作品中获益是不光彩的。
　　以我们的角度来看，布兹比所说的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力在中国更甚。不过巧合的是，东西方似乎同在十七世纪迎来了这个转折点：从南宋开始蔓延的商业出版之风到明末始得集大成，而汲古阁主人毛晋则是其中的佼佼者；欧洲杂志等出版途径的增加及新兴印刷技术的普及使得启蒙运动得到推动，而启蒙又带来人们对知识与书籍的大量需求，以英国为例，它作家时代的发端和书业黄金时代的初度来临，都在这个时间段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