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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的大师过多过满”的声音随着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工作的进行而再次响起。
毋庸置疑,景德镇的大师确实越来越多。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为例,1979年第一届王锡良一人入选;1987年第二届,秦锡林张松茂当选;到了2006年第五届,景德镇入选人数首次达到两位数,为11人。景德镇现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3位、中国陶瓷艺术大师27位、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24位,如果加上“省大师”、“市大师”,景德镇的大师数量已是三位数。
物以稀为贵,数量多了,大师的含金量自然打了折扣。无论是业界还是坊间,对大师数量的质疑声此起彼伏,“究竟有多少陶艺家堪当大师的殊荣?”
为什么大师数量会遭到众多非议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大师”这一叫法。在其他文化艺术领域,被冠以“大师”称号的人凤毛麟角。以国学界为例,能被称为“国学大师”而又受之无愧的人似乎一个也没有。已故国学家季羡林生前曾被人称为“国学大师”,季老先生听闻后惶惶不安,连忙澄清说:“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相比之下,中国工艺美术界拥有成百上千的“大师”,简直是个冷幽默。
在季老先生眼中,大师是一个无比神圣的称号,应该是“集学术之大成,为众人之师尊”。如果按这一标准,景德镇乃至全国90%以上的陶瓷“大师”们都要为之汗颜。
如果对“大师”称号心存敬畏,那么景德镇的大师确实过多过滥。但是,如果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与中国工艺美术优秀工作者(或杰出工作者)等同,那么一切质疑声都可能烟消云散。
中国人是非常在乎头衔是否响亮的。改革开放初期,“经理”是一个很摆脸的称呼,如今,一个走街串巷推销牙膏的销售员,他的名片上可能都会印着4个大字——销售经理。早些年,听到有人被称为“老板”,笔者就会羡慕嫉妒恨,可现在呢?去包子铺买包子,都会听到这样一句,“老板,来两个包子。”
当“大师”的称号走下神坛后,就不必纠缠于大师的原始含义。在笔者看来,应该把“大师”称号视为一种品牌。我们去服装店挑选衣服,如果对服装的质量是个外行,买杂牌还不如选个名牌。既然是名牌,质量和款式自然差不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懂瓷器,那就干脆买大师的作品。我们是外行,可那些大师评选机构都是由德高望重的专家组成的。因此,我们质疑的不应该是“大师”数量越来越多,而应该担心那些大师评选机构是否公正。
景德镇的“大师”越多,说明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品牌”越多。他们越赚钱,就越能刺激当地消费,从而带动景德镇的经济发展。这样的好事,笔者认为多多益善。(詹劲峰)
毋庸置疑,景德镇的大师确实越来越多。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为例,1979年第一届王锡良一人入选;1987年第二届,秦锡林张松茂当选;到了2006年第五届,景德镇入选人数首次达到两位数,为11人。景德镇现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3位、中国陶瓷艺术大师27位、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24位,如果加上“省大师”、“市大师”,景德镇的大师数量已是三位数。
物以稀为贵,数量多了,大师的含金量自然打了折扣。无论是业界还是坊间,对大师数量的质疑声此起彼伏,“究竟有多少陶艺家堪当大师的殊荣?”
为什么大师数量会遭到众多非议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大师”这一叫法。在其他文化艺术领域,被冠以“大师”称号的人凤毛麟角。以国学界为例,能被称为“国学大师”而又受之无愧的人似乎一个也没有。已故国学家季羡林生前曾被人称为“国学大师”,季老先生听闻后惶惶不安,连忙澄清说:“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相比之下,中国工艺美术界拥有成百上千的“大师”,简直是个冷幽默。
在季老先生眼中,大师是一个无比神圣的称号,应该是“集学术之大成,为众人之师尊”。如果按这一标准,景德镇乃至全国90%以上的陶瓷“大师”们都要为之汗颜。
如果对“大师”称号心存敬畏,那么景德镇的大师确实过多过滥。但是,如果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与中国工艺美术优秀工作者(或杰出工作者)等同,那么一切质疑声都可能烟消云散。
中国人是非常在乎头衔是否响亮的。改革开放初期,“经理”是一个很摆脸的称呼,如今,一个走街串巷推销牙膏的销售员,他的名片上可能都会印着4个大字——销售经理。早些年,听到有人被称为“老板”,笔者就会羡慕嫉妒恨,可现在呢?去包子铺买包子,都会听到这样一句,“老板,来两个包子。”
当“大师”的称号走下神坛后,就不必纠缠于大师的原始含义。在笔者看来,应该把“大师”称号视为一种品牌。我们去服装店挑选衣服,如果对服装的质量是个外行,买杂牌还不如选个名牌。既然是名牌,质量和款式自然差不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懂瓷器,那就干脆买大师的作品。我们是外行,可那些大师评选机构都是由德高望重的专家组成的。因此,我们质疑的不应该是“大师”数量越来越多,而应该担心那些大师评选机构是否公正。
景德镇的“大师”越多,说明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品牌”越多。他们越赚钱,就越能刺激当地消费,从而带动景德镇的经济发展。这样的好事,笔者认为多多益善。(詹劲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