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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持读报节目当初，遭到不少批评和责骂。但为了生计，也为了一点读书人的脸面和尊严，只能继续硬撑下去
Q:“有报天天读”是凤凰卫视也是杨的品牌，现在为什么不专一了？
A:你提出了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
首先感谢你对凤凰卫视7年前推出的“有报天天读”栏目的肯定和赏识。这个节目，经过凤凰同事们多年的努力打造和经营，被外界视为是凤凰卫视节目的一个品牌。我能参与主持这个节目，既是一次个人学习和增值的机会，同时也是借助这个平台，与凤凰观众一起分享的可遇不可求。这7年一路走来，很辛苦很累，说真话，收入也不一定像外界所想的那样丰厚，但回头看来，值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从一而终，固然也是对某个品牌栏目的基本要求，但凤凰管理层的意见是，节目必须不断创新，勇于尝试，才有可能推陈出新，在日趋激烈的电视媒体竞争状态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话，我信，也不怀疑其观点立论的权威性，但对于触电时间不足8年的我，偶尔不免也会将信将疑。
我给自己在凤凰卫视的定位是：新闻从业人员，也就是打一份工，打工仔必须严格按照合约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只要不违背合约的规定和行业的游戏规则，一般情况下，打工仔只能服从管理层的要求，他让你做新的节目尝试，你也觉得力所能及，那就欣然接受，全力以赴，把它做好。你所忧心的不专一，也许正是电子媒体的常态，必要的时候，对有些节目或者你主持的栏目进行微调，据说就是这么回事。
需要补充的是，其实我也蛮喜欢一些刺激和挑战，比如说，转换不同的跑道，进行不一样的尝试。凤凰很多节目的创意和设计，多半出自刘长乐先生，甚至连节目的名称也多半是他亲自定的，“有报天天读”如是，“走读大中华”亦如是。这一次新节目的尝试，和以前的“周刊点点评”、“世界论中国”最不一样的是，这两个节目，都是在承接广告之后，才急忙提枪上阵的，但这一次“走读大中华”，却是在毫无广告商青睐的情况之下，毅然决然推出的，这说明凤凰管理层，对我还有创汇的潜能仍然寄予厚望。与此同时，我也接受凤凰卫视一位优秀的中层管理人员的说法，他强调指出，“有报天天读”可以说是“读万卷书”，而目前我正在努力尝试和探索的另一个栏目“走读大中华”则是“行万里路”。他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也很认真地相信了。事实上，仔细想想，应该也是。
外界对我今年“忽然”离开“有报天天读”，经常来无影去无踪，或者一个多月，或者半个多月不在其位，竟然有很多的猜想，也有很多的担心和牵挂。
其实，很多猜想、担心和牵挂，不一定都持之有据，很多说法属于空穴来风，顶多也就是“微调”而已。我说过，人在阵地在，所有凤凰人，迄今为止都有这样的心态和心理承受力。这一点，请你放心。
“走读大中华”作为一个新的栏目，节目制作没有固定的样态，还需要一段相当的探索和磨合过程，花费的时间相对会比较长，加上半年多了，还没有获得广告商的注意和青睐。凤凰是一个商业频道，投入和产出有很严格的成本考虑，因此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新节目上，读报节目就只能麻烦其他同事代劳。毕竟，熊掌和熊掌也一样不能兼得，只能阶段性地有所割舍，你所关心的不专一，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Q你的普通话也不是太准，为什么大家喜欢听你讲？你的魅力在哪？
A:我的普通话真的说得很抱歉，浓厚的闽南口音，不标准的普通话发音，据说，连到央视当一个保安，都未必合格。
在主持读报节目当初，遭到不少批评和责骂，那时候收到的投诉很多，同事当面的调侃嘲弄不在少数，一段时间，多得有点受不了。但为了生计，也为了一点读书人的脸面和尊严，只能以“小车不倒只管推，死猪不怕开水烫”继续硬撑下去，最终这个节目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获得了一系列电视行业颁发的奖项，给凤凰挣了不少广告费。这也说明了一个硬道理，那就是不一定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才能主持电视节目。对我以及对普通话像我一样抱歉的朋友们，是一个鼓励和启示。
上次在你主持的那一次南都岭南大讲堂上，我曾经说过，我的普通话讲得不标准，但肯定比陈水扁讲得好。你不是也借题发挥了一番吗？
大家喜欢听我读报，一定有喜欢的道理，我谈不上什么魅力，我只是做自己份内的事，这份工作我喜欢，因为可以读很多报纸，看很多杂志，了解很多讯息，同时还可以及时和大家分享，最关键的是，也能养家糊口，为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拥有最基本的生存权，何乐不为？你希望我探讨一下魅力，我真的不知道50多岁的人，还有什么魅力可言，你不是不知道，也有很多人不喜欢我，并不是不喜欢我那一口很烂的普通话，而是不喜欢我读的、我说的、我点评的那些事。如果你不信，每每在我读报时，突然出现的迎客松或者其他屏蔽画面可以作证。
Q:在香港做新闻的压力在哪里？
A:压力来自4方面：
1.同行竞争的压力。一个700多万人口的城市，同时拥有十数家平面媒体、数百家杂志社，还有各种网络、电视、电台，如何在如此拥挤的空间里，争抢有限的市场份额，吸引受众的眼球，无论是媒体老板、报社电台电视台总编辑，还是一般的记者、编辑，承受的压力几乎都是同步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2.信息爆炸的压力，香港是世界著名的信息中心，同时其所拥有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并没有因为香港施行“一国两制”而受到根本性的削弱。这就给香港的新闻从业者带来了信息爆炸的压力。如何在如此浩繁、快速更新的信息中，作出实时的汇整，编采，输送和传递，对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均是一个如影随形的考验。
3.争夺商业广告的压力。诚如前面所言，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城市，媒体的商业化程度，或者受到商业竞争制约的程度很高。广告商无法左右媒体编采流程和编采内容，但商业广告的多寡，则可以决定媒体的生存能力和状态。
4.媒体如何适应自律的压力。香港没有新闻管制，但回归以来，媒体生态最令人诟病的现象是，媒体老板多半受制于商业利益牵扯关系，对于新闻报道的轻重取舍，开始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自律现象。这种自律，并不表现在对香港、台湾以及其他海外华人地区，也不表现在国际新闻之上，更多表现在对中国新闻，尤其是时政新闻的报道尺度之上。这种自律尚未蔚然成风，很多媒体人对此仍有很多看法和意见，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得已或者不得不作出某种自律的妥协。这些自律举措，未必是来自外界的暗示和压力所致，而是某种港式的揣摩上意的自然流露，这种倾向并不正常，也未必是某些方面的“旨意”。它折射出香港媒体生态不自然的犬儒主义情绪，虽然不至于失语，但总会发生顾左右而言他的不幸场景，这对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显然是一种隐性的伤害。
Q中国的“对外传播”落地，是否先从华人社区开始？
A:中国的对外传播落地，如果首先选择从华人社区开始，或者仅止于华人社区，显然是一种偷懒，不思进取的作为。
在传播条件尚未完全具备之前，先从华人社区开始，不失为权宜之计，也是循序渐进之举。但中国的对外传播，目的不止于对华人社区的传播，遍及其他民族，语种的小区传播才是终极目的。让世界了解中国，不能简单理解为让世界各地华人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也不能只局限于各国的华人社区之间。若是，只有两种解释，一就是我们的实力还不够，二就是这种只是拘泥于华人社区的话语传播，或者只起到互相取暖效果，或者只是为了应付有关领导和上级部门的政绩交差罢了。
迄今为止，中国的对外传播，殊少有成功地超越华人小区落地的范例，即便成功实践者如凤凰卫视，目前在英文媒体依然垄断国际媒体话语霸权的现实情况之下，在突破话语传播、信息传递的瓶颈方面，积累的成功经验仍然不多，其他媒体更少。大陆有关方面正在进一步加强对外信息传播的力度，投入的资金、参与的部门空前，但如果没有认真总结之前的经验教训，恐怕还会重复以往的舛误，也无法达致主观预期之效。
Q:当新闻人的道德底线是什么？
A:下半身姑且不论。这里主要谈新闻人上半身的道德底线。上半身指的是新闻人的思想和理念或者信念。
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现在一般很难全部贯彻落实。但很多时候，不私、不盲还是能够争取做到的。
我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新闻从业人员。如果在香港能够谋取到另一份较为稳定的职业的话，我会考虑离开这一行业。因为，我越发体会到，从事这一行业，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台湾，或者在大陆，抑或是其他华人地区， 在很多时候，新闻人要始终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何其不易，何其之难？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流失量如此之大，职业生涯的寿命如此之短，各种职业病患者如此之众，即便是在正常的媒体生存状态之下，承受有形无形的政治压力仍然如此之多，足以说明坚守新闻人的道德底线多么艰难。
我无法和你直接分享在这个问题上的心得，我还在探索，还在挣扎，但我以为，探求新闻人的道德底线问题，诚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果真的要说，我则以为忠于职守、履行契约、不造假、不害人、不迎合、不媚俗应该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底线。
Q:你身居香港媒体又做内地新闻，容易吗？是否有什么底线？
A:身居香港媒体，做大陆新闻，难度更大，承担的风险更多，我常常说，这就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戴着脚镣跳舞。但观众的知情权必须获得满足和尊重。我也说过，凡是参考消息能登的，我就可以说，但很多时候，参考消息即便登了，他们也不让我说。如果有什么底线，那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有益的、有利的讯息，就应该尽量传播出去，即使是一些意见和建议，也应抱持积极、善意、有建设性的态度，不刻意掩饰，不刻意回避，更不昧良心说话。或者不说话，不说假话，但不能不让新闻人说真话。真话不一定好听，但中国的老话不是早就说过，忠言逆耳吗？
Q:你在新闻圈里，会一路走到底吗？
A:最近，和一位老前辈聊天，他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或者说记者，有一个这样的说法，他说，在中国，当记者的，没有一点风骨，很难坚持下去。“风骨”这两个字，触动了我的心。你的问题，也让我很自然想起了这一番话语。
60岁退休之前，我还能工作几年，在60岁之前，如果没发生意外，凤凰不提前解约，或者忽然又有什么令外界感到我不专一的误会的话，我想我应该会一路走到底。我感谢凤凰在我50岁时，给我一次触电和让我有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的机会。除非，我感到凤凰的理念已经出现明显偏差，不再是适合我发挥余热余光，可以继续为其任劳任怨，不计报酬的媒体平台，则另当别论。届时，我自然会有自己的选择。
Q:你觉得做传媒人痛苦还是快乐？
A这一点你比我有体会。总的来说，痛苦多于快乐。尤其是不能够畅所欲言之时，还真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
Q:从香港媒体人的视角，你觉得这些年内地新闻开放有哪些进步？
A:1.现在比30年前进步；2.南方比北方进步；3.都市报现象值得大书特书；4.财经、娱乐、体育领域的新闻报道可与国际一流媒体水平相提并论；5.部分媒体的时论水平和尺度，至少比90年代初期之前要开放，进步、扎实、尖锐、理性得多；6.杂志比报纸活跃得多，版面生动得多，内容丰富得多，思想性和穿透力、影响力要大得多；7.在各种话语环境的限制之下，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的坚韧和执着程度超乎外界所想象，很多游戏规则恰恰是在这种坚韧和执着中获得明显的改善。随着政治文明的日益进步，相信未来的日子里，还会有更让人欢欣鼓舞的进步。
Q:请你对未来传媒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做个展望？
A:未来传媒社会政治生态，必然会受到新传媒的层出不穷、传播载体的日新月异、传播手段和技术的推陈出新等新元素的影响。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急速的政治社会转型和变化，势必带动传媒社会政治生态的转型和变化。柔性威权世代不允许强制性的媒体管制，可能更趋向于理性的媒体管理，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政治变迁，无法继续维持言论的一律性，我们需要为即将到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预作热身准备。
诚如政治分析家们所指出，改革开放已经是政治不归路。不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无法达致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强势的社会，强势的政府必须积极面对民智已开的社会大众。
或许，这就是2020年之前中国可能面对的传媒社会政治生态的大致面貌。
届时，我们也许无法再像现在这样站在第一线亲历亲为，但我们期待一个人人心情舒畅、畅所欲言的媒体时代早日到来。
Q:“有报天天读”是凤凰卫视也是杨的品牌，现在为什么不专一了？
A:你提出了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
首先感谢你对凤凰卫视7年前推出的“有报天天读”栏目的肯定和赏识。这个节目，经过凤凰同事们多年的努力打造和经营，被外界视为是凤凰卫视节目的一个品牌。我能参与主持这个节目，既是一次个人学习和增值的机会，同时也是借助这个平台，与凤凰观众一起分享的可遇不可求。这7年一路走来，很辛苦很累，说真话，收入也不一定像外界所想的那样丰厚，但回头看来，值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从一而终，固然也是对某个品牌栏目的基本要求，但凤凰管理层的意见是，节目必须不断创新，勇于尝试，才有可能推陈出新，在日趋激烈的电视媒体竞争状态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话，我信，也不怀疑其观点立论的权威性，但对于触电时间不足8年的我，偶尔不免也会将信将疑。
我给自己在凤凰卫视的定位是：新闻从业人员，也就是打一份工，打工仔必须严格按照合约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只要不违背合约的规定和行业的游戏规则，一般情况下，打工仔只能服从管理层的要求，他让你做新的节目尝试，你也觉得力所能及，那就欣然接受，全力以赴，把它做好。你所忧心的不专一，也许正是电子媒体的常态，必要的时候，对有些节目或者你主持的栏目进行微调，据说就是这么回事。
需要补充的是，其实我也蛮喜欢一些刺激和挑战，比如说，转换不同的跑道，进行不一样的尝试。凤凰很多节目的创意和设计，多半出自刘长乐先生，甚至连节目的名称也多半是他亲自定的，“有报天天读”如是，“走读大中华”亦如是。这一次新节目的尝试，和以前的“周刊点点评”、“世界论中国”最不一样的是，这两个节目，都是在承接广告之后，才急忙提枪上阵的，但这一次“走读大中华”，却是在毫无广告商青睐的情况之下，毅然决然推出的，这说明凤凰管理层，对我还有创汇的潜能仍然寄予厚望。与此同时，我也接受凤凰卫视一位优秀的中层管理人员的说法，他强调指出，“有报天天读”可以说是“读万卷书”，而目前我正在努力尝试和探索的另一个栏目“走读大中华”则是“行万里路”。他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也很认真地相信了。事实上，仔细想想，应该也是。
外界对我今年“忽然”离开“有报天天读”，经常来无影去无踪，或者一个多月，或者半个多月不在其位，竟然有很多的猜想，也有很多的担心和牵挂。
其实，很多猜想、担心和牵挂，不一定都持之有据，很多说法属于空穴来风，顶多也就是“微调”而已。我说过，人在阵地在，所有凤凰人，迄今为止都有这样的心态和心理承受力。这一点，请你放心。
“走读大中华”作为一个新的栏目，节目制作没有固定的样态，还需要一段相当的探索和磨合过程，花费的时间相对会比较长，加上半年多了，还没有获得广告商的注意和青睐。凤凰是一个商业频道，投入和产出有很严格的成本考虑，因此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新节目上，读报节目就只能麻烦其他同事代劳。毕竟，熊掌和熊掌也一样不能兼得，只能阶段性地有所割舍，你所关心的不专一，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Q你的普通话也不是太准，为什么大家喜欢听你讲？你的魅力在哪？
A:我的普通话真的说得很抱歉，浓厚的闽南口音，不标准的普通话发音，据说，连到央视当一个保安，都未必合格。
在主持读报节目当初，遭到不少批评和责骂，那时候收到的投诉很多，同事当面的调侃嘲弄不在少数，一段时间，多得有点受不了。但为了生计，也为了一点读书人的脸面和尊严，只能以“小车不倒只管推，死猪不怕开水烫”继续硬撑下去，最终这个节目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获得了一系列电视行业颁发的奖项，给凤凰挣了不少广告费。这也说明了一个硬道理，那就是不一定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才能主持电视节目。对我以及对普通话像我一样抱歉的朋友们，是一个鼓励和启示。
上次在你主持的那一次南都岭南大讲堂上，我曾经说过，我的普通话讲得不标准，但肯定比陈水扁讲得好。你不是也借题发挥了一番吗？
大家喜欢听我读报，一定有喜欢的道理，我谈不上什么魅力，我只是做自己份内的事，这份工作我喜欢，因为可以读很多报纸，看很多杂志，了解很多讯息，同时还可以及时和大家分享，最关键的是，也能养家糊口，为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拥有最基本的生存权，何乐不为？你希望我探讨一下魅力，我真的不知道50多岁的人，还有什么魅力可言，你不是不知道，也有很多人不喜欢我，并不是不喜欢我那一口很烂的普通话，而是不喜欢我读的、我说的、我点评的那些事。如果你不信，每每在我读报时，突然出现的迎客松或者其他屏蔽画面可以作证。
Q:在香港做新闻的压力在哪里？
A:压力来自4方面：
1.同行竞争的压力。一个700多万人口的城市，同时拥有十数家平面媒体、数百家杂志社，还有各种网络、电视、电台，如何在如此拥挤的空间里，争抢有限的市场份额，吸引受众的眼球，无论是媒体老板、报社电台电视台总编辑，还是一般的记者、编辑，承受的压力几乎都是同步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2.信息爆炸的压力，香港是世界著名的信息中心，同时其所拥有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并没有因为香港施行“一国两制”而受到根本性的削弱。这就给香港的新闻从业者带来了信息爆炸的压力。如何在如此浩繁、快速更新的信息中，作出实时的汇整，编采，输送和传递，对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均是一个如影随形的考验。
3.争夺商业广告的压力。诚如前面所言，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城市，媒体的商业化程度，或者受到商业竞争制约的程度很高。广告商无法左右媒体编采流程和编采内容，但商业广告的多寡，则可以决定媒体的生存能力和状态。
4.媒体如何适应自律的压力。香港没有新闻管制，但回归以来，媒体生态最令人诟病的现象是，媒体老板多半受制于商业利益牵扯关系，对于新闻报道的轻重取舍，开始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自律现象。这种自律，并不表现在对香港、台湾以及其他海外华人地区，也不表现在国际新闻之上，更多表现在对中国新闻，尤其是时政新闻的报道尺度之上。这种自律尚未蔚然成风，很多媒体人对此仍有很多看法和意见，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得已或者不得不作出某种自律的妥协。这些自律举措，未必是来自外界的暗示和压力所致，而是某种港式的揣摩上意的自然流露，这种倾向并不正常，也未必是某些方面的“旨意”。它折射出香港媒体生态不自然的犬儒主义情绪，虽然不至于失语，但总会发生顾左右而言他的不幸场景，这对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显然是一种隐性的伤害。
Q中国的“对外传播”落地，是否先从华人社区开始？
A:中国的对外传播落地，如果首先选择从华人社区开始，或者仅止于华人社区，显然是一种偷懒，不思进取的作为。
在传播条件尚未完全具备之前，先从华人社区开始，不失为权宜之计，也是循序渐进之举。但中国的对外传播，目的不止于对华人社区的传播，遍及其他民族，语种的小区传播才是终极目的。让世界了解中国，不能简单理解为让世界各地华人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也不能只局限于各国的华人社区之间。若是，只有两种解释，一就是我们的实力还不够，二就是这种只是拘泥于华人社区的话语传播，或者只起到互相取暖效果，或者只是为了应付有关领导和上级部门的政绩交差罢了。
迄今为止，中国的对外传播，殊少有成功地超越华人小区落地的范例，即便成功实践者如凤凰卫视，目前在英文媒体依然垄断国际媒体话语霸权的现实情况之下，在突破话语传播、信息传递的瓶颈方面，积累的成功经验仍然不多，其他媒体更少。大陆有关方面正在进一步加强对外信息传播的力度，投入的资金、参与的部门空前，但如果没有认真总结之前的经验教训，恐怕还会重复以往的舛误，也无法达致主观预期之效。
Q:当新闻人的道德底线是什么？
A:下半身姑且不论。这里主要谈新闻人上半身的道德底线。上半身指的是新闻人的思想和理念或者信念。
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现在一般很难全部贯彻落实。但很多时候，不私、不盲还是能够争取做到的。
我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新闻从业人员。如果在香港能够谋取到另一份较为稳定的职业的话，我会考虑离开这一行业。因为，我越发体会到，从事这一行业，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台湾，或者在大陆，抑或是其他华人地区， 在很多时候，新闻人要始终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何其不易，何其之难？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流失量如此之大，职业生涯的寿命如此之短，各种职业病患者如此之众，即便是在正常的媒体生存状态之下，承受有形无形的政治压力仍然如此之多，足以说明坚守新闻人的道德底线多么艰难。
我无法和你直接分享在这个问题上的心得，我还在探索，还在挣扎，但我以为，探求新闻人的道德底线问题，诚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果真的要说，我则以为忠于职守、履行契约、不造假、不害人、不迎合、不媚俗应该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底线。
Q:你身居香港媒体又做内地新闻，容易吗？是否有什么底线？
A:身居香港媒体，做大陆新闻，难度更大，承担的风险更多，我常常说，这就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戴着脚镣跳舞。但观众的知情权必须获得满足和尊重。我也说过，凡是参考消息能登的，我就可以说，但很多时候，参考消息即便登了，他们也不让我说。如果有什么底线，那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有益的、有利的讯息，就应该尽量传播出去，即使是一些意见和建议，也应抱持积极、善意、有建设性的态度，不刻意掩饰，不刻意回避，更不昧良心说话。或者不说话，不说假话，但不能不让新闻人说真话。真话不一定好听，但中国的老话不是早就说过，忠言逆耳吗？
Q:你在新闻圈里，会一路走到底吗？
A:最近，和一位老前辈聊天，他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或者说记者，有一个这样的说法，他说，在中国，当记者的，没有一点风骨，很难坚持下去。“风骨”这两个字，触动了我的心。你的问题，也让我很自然想起了这一番话语。
60岁退休之前，我还能工作几年，在60岁之前，如果没发生意外，凤凰不提前解约，或者忽然又有什么令外界感到我不专一的误会的话，我想我应该会一路走到底。我感谢凤凰在我50岁时，给我一次触电和让我有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的机会。除非，我感到凤凰的理念已经出现明显偏差，不再是适合我发挥余热余光，可以继续为其任劳任怨，不计报酬的媒体平台，则另当别论。届时，我自然会有自己的选择。
Q:你觉得做传媒人痛苦还是快乐？
A这一点你比我有体会。总的来说，痛苦多于快乐。尤其是不能够畅所欲言之时，还真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
Q:从香港媒体人的视角，你觉得这些年内地新闻开放有哪些进步？
A:1.现在比30年前进步；2.南方比北方进步；3.都市报现象值得大书特书；4.财经、娱乐、体育领域的新闻报道可与国际一流媒体水平相提并论；5.部分媒体的时论水平和尺度，至少比90年代初期之前要开放，进步、扎实、尖锐、理性得多；6.杂志比报纸活跃得多，版面生动得多，内容丰富得多，思想性和穿透力、影响力要大得多；7.在各种话语环境的限制之下，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的坚韧和执着程度超乎外界所想象，很多游戏规则恰恰是在这种坚韧和执着中获得明显的改善。随着政治文明的日益进步，相信未来的日子里，还会有更让人欢欣鼓舞的进步。
Q:请你对未来传媒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做个展望？
A:未来传媒社会政治生态，必然会受到新传媒的层出不穷、传播载体的日新月异、传播手段和技术的推陈出新等新元素的影响。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急速的政治社会转型和变化，势必带动传媒社会政治生态的转型和变化。柔性威权世代不允许强制性的媒体管制，可能更趋向于理性的媒体管理，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政治变迁，无法继续维持言论的一律性，我们需要为即将到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预作热身准备。
诚如政治分析家们所指出，改革开放已经是政治不归路。不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无法达致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强势的社会，强势的政府必须积极面对民智已开的社会大众。
或许，这就是2020年之前中国可能面对的传媒社会政治生态的大致面貌。
届时，我们也许无法再像现在这样站在第一线亲历亲为，但我们期待一个人人心情舒畅、畅所欲言的媒体时代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