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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赵敔，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云南，在北京做图书编辑。2014年12月，她写的日记体散文《我和我母亲的疼痛》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6万字，滴滴泣血般真切记录了她与母亲最后相处的160个日夜。赵敔的母亲曾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妇产科大夫。但她与母亲从小有着隔阂。
直到一天，在老家的母亲罹患癌症，时日不多，她放下一切，回到家乡，重新开始与母亲朝夕相处的生活，这才发现了母亲心灵深处难以诉说的疼痛与挣扎，也渐渐明白了两代人之间的隔膜与误解……
2011年12月3日。
“你回来陪陪我吧。”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清晰、果断、决绝。此时的我正要去谈一个已经谈了半年的重要项目。而此时的母亲已患肺癌，全省最有权威的专家也束手无策。
母亲一辈子都在跟命斗。出生在战火纷飞中，先天不足的早产儿，胃出血和神经衰弱的大学，三年自然灾害造就的营养不良。年轻时母亲双眸明亮，削肩细腰，像是弱不禁风的林黛玉，可她从不喜欢林黛玉，多年后她成了雷厉风行的妇产科大夫。母亲从不示弱，不论是向男人、向命运，还是向疾病，更何况向我。
因为不是期望中的男孩，我的成长期承受着深刻的自责和愧疚，比如月经初潮、乳房发育，我都羞于让母亲知道。长大后，母亲愈发干涉我的生活，控制我的每一次单独外出，甚至翻看我的日记。
为了摆脱母亲的束缚，我拼命学习，考入大学，还与母亲讨厌的诗人林木在北京结婚，并追随他去了3000公里外的北京工作、定居。但现在，她像一盏即将被风吹熄的油灯，召唤我回家……
“好。”我回答，却没有告诉她回去的确切时间。以致，我推开病房门那一刻，她脸上满是吃惊。
五天后，我返京，临行，我们对坐着，始终不语。我清楚母亲心里的想法：“你一走，家里就只有我自己，太冷清、太孤单了。”可她没有说。她用有力的手拉住我的手，只是一握，便松开了。我关了门，逃也似的离开了家。当我坐上接我的车时，母亲已不自主地挪到了阳台。没有挥手，没有眼泪，而我已经下决心，回北京等谈判结束就向老板辞职了。
老板挽留我，让我暂不辞职，在家网络办公。我抛下了在报社工作的丈夫林木，独自一人返回故乡。这次回家，我做了长久的打算。我心里对母亲的预期是半年或者一年，不会更久了。
回去时是清晨。我走进卧室，母亲正在穿衣服，每做一个动作都有艰难的停顿，以便把气喘匀再继续。“还没有脱颜变形，哈？”母亲打量着镜子里因化疗脱落得所剩无几的头发，像在征求我的意见。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放在一年前，我离家时，肯定会泪流满面地对她大叫：“离开你，我就是想你明白，不在你的庇护下，我一样可以成为你的骄傲。”而现在，我告诉自己，让她尽情表达她想表达的吧。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我回到这个房子，住回母亲的世界，呼吸她的呼吸，使用她使用的锅碗瓢盆。一日三餐我都做好端到母亲床前。我做的嫩滑得吹弹可破的鸡蛋羹，赢得了母亲的赞许。我受宠若惊，因为以前母亲总责备我缺少一个女人各方面的技能。
那些日子，来看母亲的亲友络绎不绝，多数我都不认识。母亲逐一把他们介绍给我，有服装店老板、有导游、公务员或家庭主妇。母亲认为她百年之后，这些人会是我的老师、朋友，甚至是亲人。她还把她的银行理财顾问介绍给我，告诉我那些我从来没有关心过的存款和房产。这种“托孤”的方式让我看到了母亲对我日后人生道路的深深担忧。
这些人中，唯一特殊的便是再重逢的甄叔叔。我十四岁那年，父亲因患肺癌离世。
之后，甄叔叔常来我家。每次来，他都带着我喜欢的糕点或水果，偶尔还会带他的一双儿女来。这时，外公外婆也总做一桌的好菜招待他。他明亮的脑袋和外公的秃头相映生辉。
母亲病后，他每天准时准点来电话，每周固定来探访2次。每次来都差不多的问题：“今天感觉怎么样？”母亲答：“还好。”“疼痛减轻了没有？”“没有。”这种常规的几乎雷同的问候往往会点燃母亲的情绪，让她脸上泛起少女的红晕。
甄叔叔来时，总是提前下车，走一站多地，就为了给母亲买碗她最喜欢的小锅米线。他明显老了，但目光依然炯炯有神。甄叔叔的到来，让家里热闹了些。
长时间的卧床会让母亲便秘而且浑身酸疼，为了帮她缓解，甄叔叔发明了一种新的散步方法，让母亲整个人趴在他身上一遍遍来回走动。他反剪着双手护住母亲的腰，这样既可以让母亲借助他的支撑缓慢地行走，保护了她的腰肌，达到运动的目的，也避免触碰到她被带状疱疹感染的左侧身体。
甄叔叔走后，我也效仿着让母亲趴在我身上，在卧室“散步”。我从出生第七天到出嫁都跟外婆睡一张床，我从未跟母亲如此亲昵。母亲很轻，像是搭在我身上的一件衣服。然而，尽管两个身体贴合得如此紧密，我还是感受不到她的温度和气息。
甄叔叔持续地来，持续地走。在固定的日子，停留固定的时间。或许是看出了我的疑惑，又或者她开始梳理过去复杂的情感，在病床前，母亲开始向我陈述她的故事。
母亲和甄叔叔是彼此的初恋，他们和我父亲在一家医院工作。她和甄叔叔五年的厮守还是败给了父亲5个月如火如荼的爱情攻势。除了努力踏实，他不懂浪漫，不风趣;而会吹拉弹唱，幽默聪明的父亲很快俘获了母亲的心。
母亲嫁给了父亲，结束了这段三角关系的纠缠，并从省城调到了县里。甄叔叔的谢顶便是受了分手的打击，短短半年，一头茂盛的黑发掉得只剩下头顶周围稀松的一圈。然而父亲的去世，让母亲陷入了无尽的懊恼中。毕竟父亲没能陪她到最后。
甄叔叔再次出现在母亲的生活里，所有人都没感到意外。可所有人也都知道，他们彼此很难重新厮守。被命运分开了几十年的两个人，就这样被已改变的身份、家庭关系、纠葛的情感和世俗观念再次阻隔。我似乎明白了他们这代人的挣扎与纠结，也开始为自己曾经的无知感到愧疚。 此时，母亲的并发症越来越重。为了减轻疼痛，母亲开始服用一定剂量的吗啡。母亲对所有治疗失去了信任，她为自己制订了治疗计划，她要创造奇迹。我也越来越配合母亲。
母亲想要什么，我都想办法给她弄。更何况还有甄叔叔。她想吃小苞谷。那是一种只有热带才生长的玉米品种，它的甜嫩是母亲的最爱，却很难买到。甄叔叔却把这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美餐后，母亲露出满足的笑……
母亲想住院，她想清楚地知道，癌细胞攻占了她身体哪些部位、发展到何种程度，她要知己知彼，她要抗争到底。然而以母亲的病情，省里已经没有医院愿意收治了。林木通过关系，在省城联系到一家军队系统医院，终于让母亲在2011年12月26日，住了院。
第二天，甄叔叔到了。我到病房时，他正把梨切成小块小块地喂母亲。其间，母亲因为甄叔叔耳背，每次讲话都要重复好几次，扯动胸部肌群引发疼痛，便要撵他走。甄叔叔也不生气，依然喂她。母亲赌气闭着眼睛。他就只是坐那里看着。我猜不透，他在这张看了50年的脸上看到了什么，还总是百看不厌。
我决定找甄叔叔要一个明确的答案。那是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整个下午，茶馆里只有我和甄叔叔。“除了漂亮，我妈还有什么地方吸引你？”我忍不住问他。“就是喜欢，没有什么理由。”想了想又说：“她从来都很有主见。”这一生，甄叔叔没有在任何一件事上说服过妈妈，可他依然爱她。说到动情处，我们都流了泪。这个不是父亲，却胜似父亲的男人，让我不再冒冒失失地质问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为什么不勇敢地面对这份他在内心守护了半个世纪的爱情。或许有种爱情，注定了只能彼此守望，而不是朝夕相伴。
2011年12月31日。年底医院财务结算，催着我们提前结账。母亲便着急地出院了。她的疼痛没有丝毫减弱，她捂着左胸口，在床上不断地变换着姿势，试图舒服一些。“回了家，我就向你交代后事，不治了。”母亲态度决绝。
“这世上，只有我俩最亲了。”回到家中的母亲，显得很平静。而这个开场白也定下了临终嘱托的调子。母亲回顾了她坎坷的一生，向我诚恳地检讨在我成长过程中，她有种种过失。
“妈妈，我爱你。”“妈妈，你是我最亲的人，我需要你。”这些像肥皂剧里台词的话，我终于没有说出口。“妈妈，该吃药了，今天一定累了，早点休息。”我看着她咽下最后一颗药，离开时说了唯一的一句话。
第二天早上，母亲一直昏睡，我每两个小时就去看她一次，并给她吃的东西。她极配合地吃，但每吃一口就忍不住呕吐。我电话叫了一家外资医院，诊断的结果是这两天母亲私自把口服吗啡片的用量从20毫克增加到了40毫克。头晕呕吐是吗啡副作用。而附带的检查结果：母亲的病情已经出现骨转移的症状。
接下来几天，甄叔叔按时出现在了病房里。母亲一直闭着眼，不知真的睡了，还是闭目养神。甄叔叔坐在椅子上，专注地看着母亲那饱经风霜的脸庞。这让我想起杜拉斯《情人》的开头：“我已经老了，有一天，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很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像是杜拉斯专门为他们写的。
2012年1月14日。林木来了。这个和我同龄的江南青年，曾被母亲视作“拐”走她女儿的眼中钉.他来时带了一双内联升的官鞋。母亲爱不释手。林木还给母亲带了一部新手机。它的手写功能激发了母亲的交流兴趣，也转移了她疼痛的困扰。
1月18日，春节的气氛充斥在大街小巷。母亲真的想回家了。或许她觉得这是她跟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可疼痛越来越频繁了。只有在睡着时，她才能安静下来。
大清早，她想吃一种咸菜，却说不出名字。比划来去很着急。我说出了一个名字，她释然说：“就是它。”我便立刻拖了同学双阳去拿。这段时间，她不时想吃她平日里不喜欢吃的食物：红烧肉、卤豆腐等。我心想：这恐怕不是一个好兆头。
这注定是只有三个人的年夜饭。母亲、我和林木。经院长特许，母亲回到了我提前打扫好的家里。三个人坐在饭桌前，没有酒，没有祝词，只是各怀心事地吃着碗里的饭菜。席间有点沉闷，吃着吃着，我竟有些走神。我们一起收看光彩炫目的晚会，想努力全情投入到这欢快中去，却不得要领。母亲一直用手捂着左胸，只要她的手不放下来，我们也会觉得胸口压着一块石头。于是电视上的快乐就成了陪衬。次日，甄叔叔来拜年。母亲的脸色红润了许多。
而此后的几天，母亲的精神居然越来越好了。我趁此机会回北京彻底处理好工作的事。
2月14日，我临走托付照看母亲的小谢打来电话：“阿姨今天收到十一朵玫瑰花。晚上甄叔叔还要来跟我们一起过节。十一朵玫瑰，代表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呢。”母亲在那头立刻抢了电话说：“都是小谢安排的，甄叔叔哪里知道什么情人节？这是今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收到他的花了。”母亲的声音像阳光一样明媚、灿烂。我能想象母亲脸上的幸福和甜蜜。
“祝你们情人节快乐！”我祝福母亲的爱情。
2012年3月8日，我再次接到甄叔叔的电话，母亲的病情再度恶化了。挂了电话，我立刻去找老板请假，还没有开口已经泪流满面。
终于母亲再也不能给我开门，不能等我回家了。我见到她时，她的呼吸困难，已经完全依靠氧气瓶的供给。检查表明，癌细胞已经大面积侵入她的骨骼，母亲已经没法站立了。“你害怕吗？”母亲呆在密不透光的卧室里，幽幽地对我说。我突然觉得好怕失去她。
4月16日，甄叔叔来了，和母亲絮絮说了些闲话。看上去没有改变，然而母亲又在提安乐死了，她想不带痛苦地离开。甄叔叔说她做什么他都支持。
5月6日，母亲再次住院。这次她试图启发院长，接受她的安乐死模式。那时她的精神还很好，还打算把准备好的衣服带来，多住几天。
5月8日，深夜，我刚回到家，便接到了医院的电话，让我快点过去签字。我意识到了什么，开始打电话。甄叔叔说他马上就到，林木也说会乘最近一班飞机。还有许多人都在路上……
下午，母亲睁开眼睛，眸子清透地看了看周围，看到了甄叔叔、林木、舅舅等。“别走，你们别走。”她说。我看见她的眼角有一滴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母亲突然间就走了。漫长的煎熬结束了。七天后，我们将她火化，送下乡，按规矩安葬了她。
疲惫如鲜花般盛开，新的一天随之而来。从此我将独自迎接自己的生和死。
直到一天，在老家的母亲罹患癌症，时日不多，她放下一切，回到家乡，重新开始与母亲朝夕相处的生活，这才发现了母亲心灵深处难以诉说的疼痛与挣扎，也渐渐明白了两代人之间的隔膜与误解……
“你回来陪陪我吧”
2011年12月3日。
“你回来陪陪我吧。”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清晰、果断、决绝。此时的我正要去谈一个已经谈了半年的重要项目。而此时的母亲已患肺癌，全省最有权威的专家也束手无策。
母亲一辈子都在跟命斗。出生在战火纷飞中，先天不足的早产儿，胃出血和神经衰弱的大学，三年自然灾害造就的营养不良。年轻时母亲双眸明亮，削肩细腰，像是弱不禁风的林黛玉，可她从不喜欢林黛玉，多年后她成了雷厉风行的妇产科大夫。母亲从不示弱，不论是向男人、向命运，还是向疾病，更何况向我。
因为不是期望中的男孩，我的成长期承受着深刻的自责和愧疚，比如月经初潮、乳房发育，我都羞于让母亲知道。长大后，母亲愈发干涉我的生活，控制我的每一次单独外出，甚至翻看我的日记。
为了摆脱母亲的束缚，我拼命学习，考入大学，还与母亲讨厌的诗人林木在北京结婚，并追随他去了3000公里外的北京工作、定居。但现在，她像一盏即将被风吹熄的油灯，召唤我回家……
“好。”我回答，却没有告诉她回去的确切时间。以致，我推开病房门那一刻，她脸上满是吃惊。
五天后，我返京，临行，我们对坐着，始终不语。我清楚母亲心里的想法：“你一走，家里就只有我自己，太冷清、太孤单了。”可她没有说。她用有力的手拉住我的手，只是一握，便松开了。我关了门，逃也似的离开了家。当我坐上接我的车时，母亲已不自主地挪到了阳台。没有挥手，没有眼泪，而我已经下决心，回北京等谈判结束就向老板辞职了。
老板挽留我，让我暂不辞职，在家网络办公。我抛下了在报社工作的丈夫林木，独自一人返回故乡。这次回家，我做了长久的打算。我心里对母亲的预期是半年或者一年，不会更久了。
回去时是清晨。我走进卧室，母亲正在穿衣服，每做一个动作都有艰难的停顿，以便把气喘匀再继续。“还没有脱颜变形，哈？”母亲打量着镜子里因化疗脱落得所剩无几的头发，像在征求我的意见。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放在一年前，我离家时，肯定会泪流满面地对她大叫：“离开你，我就是想你明白，不在你的庇护下，我一样可以成为你的骄傲。”而现在，我告诉自己，让她尽情表达她想表达的吧。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我回到这个房子，住回母亲的世界，呼吸她的呼吸，使用她使用的锅碗瓢盆。一日三餐我都做好端到母亲床前。我做的嫩滑得吹弹可破的鸡蛋羹，赢得了母亲的赞许。我受宠若惊，因为以前母亲总责备我缺少一个女人各方面的技能。
那些日子，来看母亲的亲友络绎不绝，多数我都不认识。母亲逐一把他们介绍给我，有服装店老板、有导游、公务员或家庭主妇。母亲认为她百年之后，这些人会是我的老师、朋友，甚至是亲人。她还把她的银行理财顾问介绍给我，告诉我那些我从来没有关心过的存款和房产。这种“托孤”的方式让我看到了母亲对我日后人生道路的深深担忧。
这些人中，唯一特殊的便是再重逢的甄叔叔。我十四岁那年，父亲因患肺癌离世。
之后，甄叔叔常来我家。每次来，他都带着我喜欢的糕点或水果，偶尔还会带他的一双儿女来。这时，外公外婆也总做一桌的好菜招待他。他明亮的脑袋和外公的秃头相映生辉。
母亲病后，他每天准时准点来电话，每周固定来探访2次。每次来都差不多的问题：“今天感觉怎么样？”母亲答：“还好。”“疼痛减轻了没有？”“没有。”这种常规的几乎雷同的问候往往会点燃母亲的情绪，让她脸上泛起少女的红晕。
“只能彼此守望，而非朝夕相伴”
甄叔叔来时，总是提前下车，走一站多地，就为了给母亲买碗她最喜欢的小锅米线。他明显老了，但目光依然炯炯有神。甄叔叔的到来，让家里热闹了些。
长时间的卧床会让母亲便秘而且浑身酸疼，为了帮她缓解，甄叔叔发明了一种新的散步方法，让母亲整个人趴在他身上一遍遍来回走动。他反剪着双手护住母亲的腰，这样既可以让母亲借助他的支撑缓慢地行走，保护了她的腰肌，达到运动的目的，也避免触碰到她被带状疱疹感染的左侧身体。
甄叔叔走后，我也效仿着让母亲趴在我身上，在卧室“散步”。我从出生第七天到出嫁都跟外婆睡一张床，我从未跟母亲如此亲昵。母亲很轻，像是搭在我身上的一件衣服。然而，尽管两个身体贴合得如此紧密，我还是感受不到她的温度和气息。
甄叔叔持续地来，持续地走。在固定的日子，停留固定的时间。或许是看出了我的疑惑，又或者她开始梳理过去复杂的情感，在病床前，母亲开始向我陈述她的故事。
母亲和甄叔叔是彼此的初恋，他们和我父亲在一家医院工作。她和甄叔叔五年的厮守还是败给了父亲5个月如火如荼的爱情攻势。除了努力踏实，他不懂浪漫，不风趣;而会吹拉弹唱，幽默聪明的父亲很快俘获了母亲的心。
母亲嫁给了父亲，结束了这段三角关系的纠缠，并从省城调到了县里。甄叔叔的谢顶便是受了分手的打击，短短半年，一头茂盛的黑发掉得只剩下头顶周围稀松的一圈。然而父亲的去世，让母亲陷入了无尽的懊恼中。毕竟父亲没能陪她到最后。
甄叔叔再次出现在母亲的生活里，所有人都没感到意外。可所有人也都知道，他们彼此很难重新厮守。被命运分开了几十年的两个人，就这样被已改变的身份、家庭关系、纠葛的情感和世俗观念再次阻隔。我似乎明白了他们这代人的挣扎与纠结，也开始为自己曾经的无知感到愧疚。 此时，母亲的并发症越来越重。为了减轻疼痛，母亲开始服用一定剂量的吗啡。母亲对所有治疗失去了信任，她为自己制订了治疗计划，她要创造奇迹。我也越来越配合母亲。
母亲想要什么，我都想办法给她弄。更何况还有甄叔叔。她想吃小苞谷。那是一种只有热带才生长的玉米品种，它的甜嫩是母亲的最爱，却很难买到。甄叔叔却把这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美餐后，母亲露出满足的笑……
母亲想住院，她想清楚地知道，癌细胞攻占了她身体哪些部位、发展到何种程度，她要知己知彼，她要抗争到底。然而以母亲的病情，省里已经没有医院愿意收治了。林木通过关系，在省城联系到一家军队系统医院，终于让母亲在2011年12月26日，住了院。
第二天，甄叔叔到了。我到病房时，他正把梨切成小块小块地喂母亲。其间，母亲因为甄叔叔耳背，每次讲话都要重复好几次，扯动胸部肌群引发疼痛，便要撵他走。甄叔叔也不生气，依然喂她。母亲赌气闭着眼睛。他就只是坐那里看着。我猜不透，他在这张看了50年的脸上看到了什么，还总是百看不厌。
我决定找甄叔叔要一个明确的答案。那是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整个下午，茶馆里只有我和甄叔叔。“除了漂亮，我妈还有什么地方吸引你？”我忍不住问他。“就是喜欢，没有什么理由。”想了想又说：“她从来都很有主见。”这一生，甄叔叔没有在任何一件事上说服过妈妈，可他依然爱她。说到动情处，我们都流了泪。这个不是父亲，却胜似父亲的男人，让我不再冒冒失失地质问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为什么不勇敢地面对这份他在内心守护了半个世纪的爱情。或许有种爱情，注定了只能彼此守望，而不是朝夕相伴。
“别走，你们别走”
2011年12月31日。年底医院财务结算，催着我们提前结账。母亲便着急地出院了。她的疼痛没有丝毫减弱，她捂着左胸口，在床上不断地变换着姿势，试图舒服一些。“回了家，我就向你交代后事，不治了。”母亲态度决绝。
“这世上，只有我俩最亲了。”回到家中的母亲，显得很平静。而这个开场白也定下了临终嘱托的调子。母亲回顾了她坎坷的一生，向我诚恳地检讨在我成长过程中，她有种种过失。
“妈妈，我爱你。”“妈妈，你是我最亲的人，我需要你。”这些像肥皂剧里台词的话，我终于没有说出口。“妈妈，该吃药了，今天一定累了，早点休息。”我看着她咽下最后一颗药，离开时说了唯一的一句话。
第二天早上，母亲一直昏睡，我每两个小时就去看她一次，并给她吃的东西。她极配合地吃，但每吃一口就忍不住呕吐。我电话叫了一家外资医院，诊断的结果是这两天母亲私自把口服吗啡片的用量从20毫克增加到了40毫克。头晕呕吐是吗啡副作用。而附带的检查结果：母亲的病情已经出现骨转移的症状。
接下来几天，甄叔叔按时出现在了病房里。母亲一直闭着眼，不知真的睡了，还是闭目养神。甄叔叔坐在椅子上，专注地看着母亲那饱经风霜的脸庞。这让我想起杜拉斯《情人》的开头：“我已经老了，有一天，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很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像是杜拉斯专门为他们写的。
2012年1月14日。林木来了。这个和我同龄的江南青年，曾被母亲视作“拐”走她女儿的眼中钉.他来时带了一双内联升的官鞋。母亲爱不释手。林木还给母亲带了一部新手机。它的手写功能激发了母亲的交流兴趣，也转移了她疼痛的困扰。
1月18日，春节的气氛充斥在大街小巷。母亲真的想回家了。或许她觉得这是她跟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可疼痛越来越频繁了。只有在睡着时，她才能安静下来。
大清早，她想吃一种咸菜，却说不出名字。比划来去很着急。我说出了一个名字，她释然说：“就是它。”我便立刻拖了同学双阳去拿。这段时间，她不时想吃她平日里不喜欢吃的食物：红烧肉、卤豆腐等。我心想：这恐怕不是一个好兆头。
这注定是只有三个人的年夜饭。母亲、我和林木。经院长特许，母亲回到了我提前打扫好的家里。三个人坐在饭桌前，没有酒，没有祝词，只是各怀心事地吃着碗里的饭菜。席间有点沉闷，吃着吃着，我竟有些走神。我们一起收看光彩炫目的晚会，想努力全情投入到这欢快中去，却不得要领。母亲一直用手捂着左胸，只要她的手不放下来，我们也会觉得胸口压着一块石头。于是电视上的快乐就成了陪衬。次日，甄叔叔来拜年。母亲的脸色红润了许多。
而此后的几天，母亲的精神居然越来越好了。我趁此机会回北京彻底处理好工作的事。
2月14日，我临走托付照看母亲的小谢打来电话：“阿姨今天收到十一朵玫瑰花。晚上甄叔叔还要来跟我们一起过节。十一朵玫瑰，代表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呢。”母亲在那头立刻抢了电话说：“都是小谢安排的，甄叔叔哪里知道什么情人节？这是今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收到他的花了。”母亲的声音像阳光一样明媚、灿烂。我能想象母亲脸上的幸福和甜蜜。
“祝你们情人节快乐！”我祝福母亲的爱情。
2012年3月8日，我再次接到甄叔叔的电话，母亲的病情再度恶化了。挂了电话，我立刻去找老板请假，还没有开口已经泪流满面。
终于母亲再也不能给我开门，不能等我回家了。我见到她时，她的呼吸困难，已经完全依靠氧气瓶的供给。检查表明，癌细胞已经大面积侵入她的骨骼，母亲已经没法站立了。“你害怕吗？”母亲呆在密不透光的卧室里，幽幽地对我说。我突然觉得好怕失去她。
4月16日，甄叔叔来了，和母亲絮絮说了些闲话。看上去没有改变，然而母亲又在提安乐死了，她想不带痛苦地离开。甄叔叔说她做什么他都支持。
5月6日，母亲再次住院。这次她试图启发院长，接受她的安乐死模式。那时她的精神还很好，还打算把准备好的衣服带来，多住几天。
5月8日，深夜，我刚回到家，便接到了医院的电话，让我快点过去签字。我意识到了什么，开始打电话。甄叔叔说他马上就到，林木也说会乘最近一班飞机。还有许多人都在路上……
下午，母亲睁开眼睛，眸子清透地看了看周围，看到了甄叔叔、林木、舅舅等。“别走，你们别走。”她说。我看见她的眼角有一滴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母亲突然间就走了。漫长的煎熬结束了。七天后，我们将她火化，送下乡，按规矩安葬了她。
疲惫如鲜花般盛开，新的一天随之而来。从此我将独自迎接自己的生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