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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荣姐的第一次见面，有点戏剧性。
那是2012年的春季，我已连续两个多月反复感冒发烧，成了单位附近一家社康中心的常客。那天正在上班的我又发烧了，头痛欲裂，整个人都软绵绵的，虽然单位距离社康中心大概只有一公里，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到达，但我觉得自己已没有力气能走到那里，于是打了辆的士。
到了社康门口，却发现忘记带钱包了。便对的士司机说：“不好意思，我忘记带钱包了，你能不能在这里等我一下？我马上叫同事送钱来。”见不能及时收到钱，的士司机立马拉长了脸说：“我要赶时间呢，你没带钱包，打什么的呀。”我也知道自己的要求有点过分，开的士的，时间就是金钱。我只好对司机说：“那我到里面向朋友借给你吧，很快的。”
其实我是骗他的，我没有朋友在社康中心，我是不想听他哕嗦和给他添麻烦。站在社康中心的收费窗口前，我茫然四顾，来来往往的人中，都是陌生的面孔。收费窗口里的中年妇女倒是经常见，昨天也是她在收费。我的医药费总共是165元，我给了她200元，她卻找给我45块，我边对她说“你多找我钱了”边把钱退给她。我硬着头皮走近收费窗口对中年妇女说：“大姐，我忘记带钱包了，你能借我20块钱先付的士费吗？我已打电话叫同事送钱来，等一下就还你。”
旁边几个排队等候交费的人都奇怪地看着我，一个中年男人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嘲笑说：“人家又不认识你，怎么可能借钱给你？真是好笑。”
我不理会他，接着对收费员说：“你放心，我不会不还你的，你昨天找多了钱给我，我还退给你了呢。”不知是不是我这句话打动了她，她把20元钱递到我手里。在我转身出门时，看到那中年男人一脸惊愕。
2
第二次见荣姐是在《观澜河》杂志举办的名家见面会上，已下决心不再写作的我，本来是不想参加的，但经不住《观澜河》杂志朱编辑的热情相邀，加上当初参与了这份杂志的创办，对她还是有着不能割舍的情分。
提前到达会场，看到朱编辑正在和一名中年妇女聊天，看到我，朱编辑与我打招呼后，对身边的中年妇女说：“这是阿梅，是《观澜河》杂志的第一代编辑。”中年妇女四十七八岁的样子，齐耳短发，大众化的鹅蛋脸上一双带着笑意的双眼散发着和善的光芒。我觉有点面熟，但不记得在哪见过了，便礼貌地与她说了句你好，就打算找个角落坐下。荣姐却热情地自我介绍：“你好，我叫郑荣，很喜欢《观澜河》杂志和写作，能把你电话号码给我吗？以后我要多向你学习。”荣姐记了我的电话号码后，主动把她的联系方式写在我的笔记本上。
见面会结束后，我没有参加晚宴就回家了，把笔记本往书房一扔，就再没有动过它。
几天后，我却接到了荣姐的电话，说约了几个文友聚餐，叫我一起来。我推搪说：“我身体、心情都不好，就不去了。”2012年，我正处在人生的谷底，刚刚经历了丧母之痛，一个自己给予了许多帮助的亲戚又与我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让我见识了人性最最丑恶的一面，也颠覆了我一直以为“好人会有好报”的认知。那时我经常夜半惊醒，然后流泪到天亮。我的QQ签名是这样写的：“我是笨笨的农夫，温暖了毒蛇，却撕碎了自己。”心灰意冷的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更不想与人有什么交集。
荣姐却在电话里说：“心情不好，更要出来聚聚，忘掉不开心的事情，你的身体自然就会好了，妹子，我是医生，你听我的没错。”怪不得那么面熟，原来她就是社康中心的那个收费员。因此，不再抗拒与荣姐交往。
荣姐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她的热情不单只是对我，而是对身边的每一个人，她就像热情的一把火，照亮和温暖身边的人。她建了个QQ群，只要遇到喜欢写作的人，她就拉进群，让大家可以相互交流、学习，促进了大家写作的热情。荣姐还经常组织文友聚会，每次聚会，她就像个开心呆，逗得大家笑声不断，有时为了活跃气氛，她自我调侃，甚至不顾形象地自黑，有时大家拿她开玩笑，她也不会生气。虽然有时会给人一种没心没肺的感觉，但大家没有因此而轻看她，反而觉得她的无心机、不做作、不计较很可爱，与她交往不会有压力。也让我明白真实地活着是件多么轻松与令人愉悦的事，于是，我撕下脸上的“假面具”，坦诚地面对朋友，果然也收获了许多真实的友情，我那颗曾经冰冷的心也慢慢地热乎起来。
3
荣姐的写作水平并不高，但她很努力，遇到什么事，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写出来。我有一本已发表文章的剪贴本，荣姐看到后，便说要采写我。我对她说“我就是发表了些豆腐块，没什么好写的。”但几天后荣姐却把一篇《阿梅与她的作品集》发给我，请我提修改意见。文章水平一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便回了一句，我真的没什么值得写的，然后就置之不理了。
本以为荣姐会因此而疏远我，但她没有，依然热情地对我，只要有什么文学活动，都会叫上我。还鼓励我参加龙华草根文学大赛。还沉浸在伤痛中的我，已不再相信文学，也不相信人间有真情。别说写东西，就连看书都无法集中。但荣姐不停地鼓励我，说我发表了那么多文章，一定行的。我不知怎样去推辞，只好拿出一篇自己之前写着玩的小说参赛。没想到获得了二等奖，荣姐很高兴地向我道喜，虽然那次比赛她只获得了优秀奖。荣姐的豁达与无私，让我很感动，在她的影响下，我渐渐找回了写作热情与信心，经常与荣姐去参加各种文学活动，眼界开阔了，生活充实了，人变得也越来越开朗了。
有一次，开车和荣姐去市里听一个文学讲座，回来的路上，荣姐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像是在向她诉说什么人对她不好，气得生病了。荣姐耐心地开解她，教她吃什么药，通话时间足足有十几分钟。挂了电话后，我问是你妈妈给你电话吗7荣姐说：“不是的，是我前婆婆，她和我前夫吵架了。”原来，荣姐四十岁时离婚了，她带着伤痛与女儿离开四川，来到了深圳。虽然如此，她依然待前婆婆如亲母，每次回四川都去看望她，她前婆婆有什么事也习惯了打电话给她，她也总是不吝余力地帮忙。听了荣姐的诉说，我不由自主从心里生出敬意，看她整天都乐呵呵的，怎么也想不到曾经历了这么多的不幸。原来，每个人都会遭遇风雨，难得的是历尽沧桑，依然保持着一颗善良、纯真和乐观向上的心，荣姐就是这样的人。在她身上，我学会了怎么去面对挫败。
如果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深圳文学圈是个不小的江湖，在形形式式的人群中，有的像东邪西毒，有的像黄蓉，也有的像灭绝师太，这些人在一起演绎着精彩纷呈的人生大戏。而荣姐就像是郭靖与老顽童的合体，表面看有点笨拙，但却真诚，憨直，可爱，虽然刚开始她没有高超的武功，但她有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认识她几年，已亲眼目睹她写作水平的进步，她的文章已从内刊走上了各大公开发行的报刊，在今年龙华区的“健康与生活”征文比赛中，她获得了一等奖，用她的话说：“拿了多年的优秀奖，终于获得一次大奖了。”荣姐的进步让我明白，才华的高低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有没有坚持的精神。相信在人生和文学的道路上，勤奋的荣姐会越走越宽广的。
与荣姐的第一次见面，有点戏剧性。
那是2012年的春季，我已连续两个多月反复感冒发烧，成了单位附近一家社康中心的常客。那天正在上班的我又发烧了，头痛欲裂，整个人都软绵绵的，虽然单位距离社康中心大概只有一公里，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到达，但我觉得自己已没有力气能走到那里，于是打了辆的士。
到了社康门口，却发现忘记带钱包了。便对的士司机说：“不好意思，我忘记带钱包了，你能不能在这里等我一下？我马上叫同事送钱来。”见不能及时收到钱，的士司机立马拉长了脸说：“我要赶时间呢，你没带钱包，打什么的呀。”我也知道自己的要求有点过分，开的士的，时间就是金钱。我只好对司机说：“那我到里面向朋友借给你吧，很快的。”
其实我是骗他的，我没有朋友在社康中心，我是不想听他哕嗦和给他添麻烦。站在社康中心的收费窗口前，我茫然四顾，来来往往的人中，都是陌生的面孔。收费窗口里的中年妇女倒是经常见，昨天也是她在收费。我的医药费总共是165元，我给了她200元，她卻找给我45块，我边对她说“你多找我钱了”边把钱退给她。我硬着头皮走近收费窗口对中年妇女说：“大姐，我忘记带钱包了，你能借我20块钱先付的士费吗？我已打电话叫同事送钱来，等一下就还你。”
旁边几个排队等候交费的人都奇怪地看着我，一个中年男人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嘲笑说：“人家又不认识你，怎么可能借钱给你？真是好笑。”
我不理会他，接着对收费员说：“你放心，我不会不还你的，你昨天找多了钱给我，我还退给你了呢。”不知是不是我这句话打动了她，她把20元钱递到我手里。在我转身出门时，看到那中年男人一脸惊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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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见荣姐是在《观澜河》杂志举办的名家见面会上，已下决心不再写作的我，本来是不想参加的，但经不住《观澜河》杂志朱编辑的热情相邀，加上当初参与了这份杂志的创办，对她还是有着不能割舍的情分。
提前到达会场，看到朱编辑正在和一名中年妇女聊天，看到我，朱编辑与我打招呼后，对身边的中年妇女说：“这是阿梅，是《观澜河》杂志的第一代编辑。”中年妇女四十七八岁的样子，齐耳短发，大众化的鹅蛋脸上一双带着笑意的双眼散发着和善的光芒。我觉有点面熟，但不记得在哪见过了，便礼貌地与她说了句你好，就打算找个角落坐下。荣姐却热情地自我介绍：“你好，我叫郑荣，很喜欢《观澜河》杂志和写作，能把你电话号码给我吗？以后我要多向你学习。”荣姐记了我的电话号码后，主动把她的联系方式写在我的笔记本上。
见面会结束后，我没有参加晚宴就回家了，把笔记本往书房一扔，就再没有动过它。
几天后，我却接到了荣姐的电话，说约了几个文友聚餐，叫我一起来。我推搪说：“我身体、心情都不好，就不去了。”2012年，我正处在人生的谷底，刚刚经历了丧母之痛，一个自己给予了许多帮助的亲戚又与我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让我见识了人性最最丑恶的一面，也颠覆了我一直以为“好人会有好报”的认知。那时我经常夜半惊醒，然后流泪到天亮。我的QQ签名是这样写的：“我是笨笨的农夫，温暖了毒蛇，却撕碎了自己。”心灰意冷的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更不想与人有什么交集。
荣姐却在电话里说：“心情不好，更要出来聚聚，忘掉不开心的事情，你的身体自然就会好了，妹子，我是医生，你听我的没错。”怪不得那么面熟，原来她就是社康中心的那个收费员。因此，不再抗拒与荣姐交往。
荣姐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她的热情不单只是对我，而是对身边的每一个人，她就像热情的一把火，照亮和温暖身边的人。她建了个QQ群，只要遇到喜欢写作的人，她就拉进群，让大家可以相互交流、学习，促进了大家写作的热情。荣姐还经常组织文友聚会，每次聚会，她就像个开心呆，逗得大家笑声不断，有时为了活跃气氛，她自我调侃，甚至不顾形象地自黑，有时大家拿她开玩笑，她也不会生气。虽然有时会给人一种没心没肺的感觉，但大家没有因此而轻看她，反而觉得她的无心机、不做作、不计较很可爱，与她交往不会有压力。也让我明白真实地活着是件多么轻松与令人愉悦的事，于是，我撕下脸上的“假面具”，坦诚地面对朋友，果然也收获了许多真实的友情，我那颗曾经冰冷的心也慢慢地热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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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姐的写作水平并不高，但她很努力，遇到什么事，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写出来。我有一本已发表文章的剪贴本，荣姐看到后，便说要采写我。我对她说“我就是发表了些豆腐块，没什么好写的。”但几天后荣姐却把一篇《阿梅与她的作品集》发给我，请我提修改意见。文章水平一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便回了一句，我真的没什么值得写的，然后就置之不理了。
本以为荣姐会因此而疏远我，但她没有，依然热情地对我，只要有什么文学活动，都会叫上我。还鼓励我参加龙华草根文学大赛。还沉浸在伤痛中的我，已不再相信文学，也不相信人间有真情。别说写东西，就连看书都无法集中。但荣姐不停地鼓励我，说我发表了那么多文章，一定行的。我不知怎样去推辞，只好拿出一篇自己之前写着玩的小说参赛。没想到获得了二等奖，荣姐很高兴地向我道喜，虽然那次比赛她只获得了优秀奖。荣姐的豁达与无私，让我很感动，在她的影响下，我渐渐找回了写作热情与信心，经常与荣姐去参加各种文学活动，眼界开阔了，生活充实了，人变得也越来越开朗了。
有一次，开车和荣姐去市里听一个文学讲座，回来的路上，荣姐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像是在向她诉说什么人对她不好，气得生病了。荣姐耐心地开解她，教她吃什么药，通话时间足足有十几分钟。挂了电话后，我问是你妈妈给你电话吗7荣姐说：“不是的，是我前婆婆，她和我前夫吵架了。”原来，荣姐四十岁时离婚了，她带着伤痛与女儿离开四川，来到了深圳。虽然如此，她依然待前婆婆如亲母，每次回四川都去看望她，她前婆婆有什么事也习惯了打电话给她，她也总是不吝余力地帮忙。听了荣姐的诉说，我不由自主从心里生出敬意，看她整天都乐呵呵的，怎么也想不到曾经历了这么多的不幸。原来，每个人都会遭遇风雨，难得的是历尽沧桑，依然保持着一颗善良、纯真和乐观向上的心，荣姐就是这样的人。在她身上，我学会了怎么去面对挫败。
如果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深圳文学圈是个不小的江湖，在形形式式的人群中，有的像东邪西毒，有的像黄蓉，也有的像灭绝师太，这些人在一起演绎着精彩纷呈的人生大戏。而荣姐就像是郭靖与老顽童的合体，表面看有点笨拙，但却真诚，憨直，可爱，虽然刚开始她没有高超的武功，但她有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认识她几年，已亲眼目睹她写作水平的进步，她的文章已从内刊走上了各大公开发行的报刊，在今年龙华区的“健康与生活”征文比赛中，她获得了一等奖，用她的话说：“拿了多年的优秀奖，终于获得一次大奖了。”荣姐的进步让我明白，才华的高低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有没有坚持的精神。相信在人生和文学的道路上，勤奋的荣姐会越走越宽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