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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没有什么资本但头脑活络的打工者在运用令人耳目一新的模式来赚钱，有不少甚至还当起了“老板”。当然这些老板中，大部分属于“二手老板”，离真正意义上的老板尚有距离。但请相信，他们正在朝着老板“进化”。
下面提供几个真实案例，看看他们是以何种模式在创业生财的。这些典型的模式很有借鉴意义，值得推广。
A、打工者回乡组织生产做“二手老板”
陈进珍在中山市沙溪镇的一家制衣厂工作。制衣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经常招不够普工。许多老板对此忧心忡忡，却无多少应对办法。
去年过年前，陈进珍向老板刘凤提出：她回家乡广西藤县象棋镇组织人力生产加工，当总厂的“二手老板”。刘凤认为这不失为工厂的一条出路，同意让陈进珍尝试。
陈进珍回到老家，几天时间就招够了人，其中有好几个人以前外出打过工，听说在“家门口”工作，虽然工资少点，但大家都愿意干。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家门口”打工能够照顾到家中老小；另一方面是，虽然外出打工工薪高些，但城市消费水平高，再加上往返路费，实际收入跟在“家门口”打工差不多。
正月初十，陈进珍就开工了。陈进珍的阵地设在象棋镇象棋村委会的办公楼里，不用付租金，村里很支持她创业办厂。工人领了布料和样板回家利用自家的缝衣车加工，然后在规定的工期内把加工好的衣服送回陈进珍设在村委会的总部去验收。
陈进珍的小厂无法单独完成制衣的所有环节和工序，如牛仔布的洗水、轧骨、打枣等工序，这些工序相对复杂，需要使用的机器一台价值十几万元，她目前难以拿出这么多钱，因此，这部分环节的生产加工必须在刘凤的总厂完成。
陈进珍为刘凤加工一条裤子，扣除人工成本，可以获得五六角钱的利润。如果一个工人每天加工20条裤子，全部20个工人加工400条，陈进珍就有200多元利润。如订单充足，她每个月能赚五六千元，比在中山的厂里做指导工收入还高。她说，日后积累了资金，找个较大的场地，购置衣车等设备，“那么一个月赚上三万元也不稀奇”。到那时，她这个“二手老板”也就转变成真正的老板。
名词解析：“二手老板”大多是来自工厂的打工者，熟悉工厂的生产情况。他们的小厂一般无法独立完成整个生产工序，只是组织劳动力完成技术含量较低、对流程和质量控制不太严格的生产环节；“二手老板”不直接接订单，须靠总厂提供的订单和材料加工，做的是二手活，因此被称为“二手老板”。“二手老板”在缓解总厂缺工压力的同时，也使自己获得不低的收入。
“二手老板”的优势：“二手老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板”，他可以不需要注册成立法人单位，可以免去注册公司的手续；不用交纳营业税，他加工的是半成品，而不是成品，产品销售的税收统一由总厂以成品为单位缴纳，这并不算逃税；与劳动者仅是简单契约关系，因此无需承担劳动者的劳保问题；有利于解决农村闲置劳动力、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因此能够获得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直接在劳动力密集地区组织劳动力生产，招工容易，工薪成本低，人员管理简单；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租场地作为生产场所和仓库，费用十分低。
操作提醒：1 回乡当“二手老板”要注意当地交通是否便捷。运费一般由总厂支付，但如果运费过高，令总厂得不偿失，“二手老板”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2 注重生产加工的质量，以免达不到总厂要求而需要返工，不仅要额外支付运费，还延误了工期，给自己和总厂造成重大损失。3 当地要有丰富的相对廉价的劳动力。
可行性分析：如今交通发达，为生产力梯度转移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二手老板”使企业从城市走向农村，让工作岗位从沿海工厂走向打工者“家门口”，从集中劳作走向分散加工，既有效解决企业招工难问题，满足了企业的需求，又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得到合理利用。因此，这种创业经营模式值得大力推广。
想当老板而又资金、经验有限者，不妨从“二手老板”做起。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分析，生产力梯度转移将是一种新的产业趋势，这种经营模式将有可能成为主流。当下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沿海地区的企业用工已经失去了成本优势。农民工对打工的待遇要求越来越高，企业为了留住员工，除了提高工薪，还必需提高员工的福利。如报销回家往返车票，为员工提供夫妻房宿舍，建设员工娱乐设施等。这些成本投入巨大，但也无法再现过去那种“招3个工人却有250多个人竞争”的场面。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招工优势的逐步丧失和民工短缺时代的到来，生产加工地将逐渐从沿海地区转移到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企业应对“用工荒”的好办法就是将企业的用工地进行转移。“二手老板”的出现能够满足企业的这种弹性调配和转移的需要。
目前这种模式刚在起步阶段，操作的人还不多，有意做“二手老板”者要趁早进入，抢占先机。
B、巧创专业“炒更”队月薪千元的打工仔变身百万富翁
江西省永新县莲洲乡农民工曾东立在广东创立了一支专业的“炒更”队，为数百家制衣厂解决赶货缺劳力的燃眉之急，以精湛的技术保质、保量突击包揽订单业务。这种灵活的务工模式让他的农民工团队潇潇洒洒地年人均赚20万元，他自己也从一个月薪1000多元的农民工摇身变成拥有百万资产的“炒更”老板。
初中毕业后，曾东立在广东东莞市虎门镇一家制衣厂打工，一干就是十多年，成为服装制造业的熟练技术工人。但每月工资仍只有1000多元，令他十分郁闷。
为了赚更多的钱，曾东立常常利用周末、假期及厂内没订单的空隙去“炒更”。
曾东立在“炒更”过程中发现，“炒更”人员越来越抢手，便萌发了组建专业“炒更”队的念头。把零散的“炒更”人员组织起来，不仅能够完成工厂的大订单，还能获取更高的报酬。
曾东立组织了一支主要由老乡组成的专业队伍。然后，他比以往更加积极地打听哪家工厂需要“临工”赶订单。他找厂方谈好条件和要求，然后按订单的工期和数量联系一定数量的工友一起去“炒更”。他们经常通宵苦干突击完成订单，赚钱快且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后，曾东立认为条件成熟了，便着手组建正规的“炒更”队，取名为“雄鹰专业服务加工支援中心”。他建立了信息网络，通过媒体、人脉等各种渠道发布承接业务的信息。
曾东立谈下业务后，通过电话联系有空档的工友，约定时间、地点，一起上门去“炒更”。业务完成后，“炒更”队伍自行解散，工友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
为了务工费和中介费能顺利结算，不被拖欠，他坚持要工厂与其“炒更”工人签订《临时工雇用合同》。合同事项要包括劳动1小时或者制造1件衣服的薪酬，一天工作多少小时，工期多长，什么时候结算工资等，这样万一出现工伤意外、拖欠工资等情况，“炒更”工人能利用法律保护自己。该举措让“炒更”工人没有了后顾之忧，愿意加入到“炒更”队伍中的人越来越多。他择优录用。
2008年金融危机，广东不少企业倒闭，工人大量失 业，曾东立的“炒更”队也闲下来。他趁着这段空闲时期，把当地制衣厂失业的一些工人集中起来进行免费技能培训，还聘请专业人员授课，提高业务水平。曾东立还动员加入“炒更”队伍的人员，在失业时做点小生意，缓解经济压力。
金融危机并没有持续太久，经济迅速回升。2009年初，各工厂订单回升，工厂开足马力生产，但劳务市场务工人员奇缺，曾东立的“炒更”队的业务量一下子就进入高峰期。“炒更”队技术精，团体大，深受赶订单的老板欢迎，由于训练有素，他的队员个个都是“神刀手”。“炒更”团队每人一天一夜的工资能达到800元。
可行性分析：该操作模式无需资金、场地，容易操作效仿。操作者无需负责工人的吃住，也没有什么固定开支，几乎没有什么风险。但要求操作者有一定技术、组织能力强和有人际关系网。
操作提醒：“炒更”因为工期短，时间紧，对工人的技术和熟练度要求比较高；了解和记录每个“炒更”队员的日常工作时间、可参加“炒更”的时间段，以便在接厂方任务时，能够估计能召集的“炒更”人数和工期；要经常联络队员，使团队更具凝聚力；要与厂方签订劳务合同，以保障队员的利益，减少拖欠工薪的风险。
C、应需搞“培训”业务大受欢迎
李辉在深圳找工作时，看到服装厂、手袋厂和玩具厂有一个共同的需求——需要大量的车位工。他身边的许多打工者认为，这是个挑工作或是跳槽的好机会，他却认为，这是一个创业当老板的好机会。因为他发现，工厂招不到人是因为工人能力与工厂要求错位，如果他能把这错位给衔接上，那么能够实现“三赢”。
李辉曾在服装厂和手袋厂工作过多年，对用工要求和工作内容非常清楚。工厂对新招车位工人的要求并不特别高，会基本的操作就行。服装、玩具和手袋工厂各有不同的车工方法，新招进的车位工由工厂统一培训和指导后再正式上岗。而一些没接触过这一行业或是刚出来的找工者，因为连最基本的车位操作都不会，或是对工厂要求心里没底，缺乏勇气去应聘这些岗位。
经过一番筹划，李辉寻找了一位志同道合的、车工技术过硬的人合作。他负责联系招工工厂和找工者，合伙人负责培训。
一开始，他们的信誉度、知名度一切为零，在外面打出“负责培训和推荐工作”的旗号，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李辉只得回乡招人，毕竟乡亲们对他知根知底。他很容易就招到了一批人——大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姑娘。
李辉把家中的缝纫车改装一番，使性能接近工厂的电机车。合伙人先介绍了工厂的工作情况和要求等，然后再示范和讲解工厂电机车的操作。之后，他让她们轮流上车练习。培训几天后，她们就掌握了基础的车位操作，基本符合工厂的招工要求。
培训期间，李辉则回到深圳，把各个工厂对车位工需求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并了解了这些工厂的规模、经营情况、工薪报酬、住宿待遇、休假时间和工作时间等。他从这些工厂中挑选出几家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进行联系，正需人手的厂方把他当成贵宾接待。
第一批20多个小姑娘经过李辉他们的培训和推荐，全进了待遇令她们满意的工厂。李辉本来只从厂方收取介绍费，但这些小姑娘在领了第一个月薪水后都执意送来礼物和红包感谢他们。仅一个多月，李辉和合伙人就各获得几千元收入。
李辉的名声在乡里一下子传开了。他招人更加容易，甚至邻村的人都主动上门来找他，让他培训技术和推荐工作。见如此操作可行，李辉和合伙人放开手脚去干，继续一边招人和培训，一边联系工厂。他们又连续培训了几十个人，并推荐进了工厂。几乎90％以上的人经过他们的简单培训和推荐都能一次就顺利进入工厂工作，个别人因为种种原因第一次没被聘用，李辉再推荐到其它工厂也能被聘用。
后来，村里许多男青年找上李辉。他们都不愿干力气活，而想当有一定技术的车位工，工作比当搬运工、种庄稼轻松，收入也高。这些男青年没有一点缝纫基础，培训他们比培训小姑娘难，时间也长，李辉和合伙人适当提高了收费。
李辉说，其实他们搞的培训很简单，只是起到“推一把”的作用。在“用工荒”中工厂对用工要求一降再降，但许多没有经验和基础的人缺乏信心和勇气，不敢去应聘，因此导致工厂招不到人，工人找不到理想工作。经过李辉和合伙人的上岗培训和推荐，助推他们一把，使他们与用工单位衔接了起来。
可行性分析：复制以上这种操作模式并不难。要点一是选择自己熟悉的和用工需求较大的工作领域作为操作范围，把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找工经验传授给找工者，让他们达到工厂招工的最基本要求，建立找工的信心；要点二是能够得到找工者的信任，只要指导几个人成功进入理想的工厂，声名不胫而走，规范操作，就能慢慢做大。
“用工荒”往往“不是企业招不到人，而是招不到有合适能力、水平的人”。可以肯定地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用工市场的错位用工需求现象一直存在，中国的劳动力相对过剩，技术工人在市场上有大量需求。这种衔接用工和找工双方需求的“上岗培训指导+中介”模式在今后较长时期内还是能起到很大作用和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按劳动局去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培训市场依然庞大。因此不失为尝试方向。
但这种培训不算真正的培训，中介也不算真正的中介，操作者积累一定经验和资金后，要渐渐规范经营，使自己的事业真正做大做强，才能成为真正的老板。目前，集中的、以培训班形式专门针对各种企业用工需要的民营形式依然罕见，技工培训缺乏品牌机构。
操作提醒：操作者千万不能一味贪图钱利。收费不能过高，应与双方建立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在行业内建立起好的口碑。
D、“民工司令”张全收专做“打包民工”生意
张全收是河南上蔡县朱里乡人，在深圳打工十多年，积攒了一笔资金，开了间玩具加工厂，但生意不稳定。有订单时工人忙得连觉都没得睡，没订单时大伙就闲着。他发现其它工厂也有同样的问题。一次，一个同行向张全收求助，“借”工人赶活。这让张全收受到了启发。
张全收结束了玩具厂，成立了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专业做“劳务租赁”。
打工经历和办玩具厂的用工经验，让张全收清楚地了解到农民工打工难：一是缺乏培训，没有熟练的技术，没有竞争力；二是缺乏组织，散兵游勇，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三是找工信息不灵通。同时，珠江三角洲企业也存在用工问题：不仅农民工的流动带有季节性，大部分企业的订单生产也具有季节性。如果把这两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用“劳务租赁”的新方式来对用工和生产进行弹性的调配，协调双方的问题，肯定能取得“三赢”的良好效果。
张全收将打工者组织起来形成“劳工团队”，根据打工者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对他们进行分组“打包”，然后分别派遗到不同的工厂去工作。当一个工厂进入生产淡季，不需要那么多工人，张全收便把工人团队转移输送到正处于生产旺季的行业中。如此一来，活多的时候，工厂能一下子招到足够多的工人；活少的时候，工厂不需 养着大量工人。但厂方若需要张全收的工人团队，则须为此支付工人工资之外的管理费。张全收赚的就是这种管理费，他平均一个月能从厂方收取一个工人两三百元的管理费。
张全收用“团队作战”的方式去与用工企业“集体谈判”，确保了打工者的合法权益，并在工资和劳动保护方面争取到更为优厚的待遇。他为员工们同用工单位签订包括工资待遇、生活标准、人身安全等十几项内容的协议。员工的合法权益如果受到侵害，由他负责出面协调，从而使打工者的合法权益和收入有了保障，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最根本难题，满足了他们的基本利益诉求。此外，如果没有企业找工人工作，张全收就负责工人吃住，发待工工资。
刚开始，只是一些在深圳打工不顺心的、或受到工厂不公平待遇的河南老乡加入张全收的公司。慢慢地，他的公司在打工者中名气越来越大，来自安徽、陕西、河北、山东等省的打工者也纷纷加入。公司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张全收对他们进行培训，使他们尽快融入打工生活，熟悉工作要求；聘请专职医生为他们体检看病；招聘厨师为他们做家乡饭菜；工作之余，他们还可以看电影、唱卡拉OK。中秋节、元旦等重大节日，公司还举行联欢会。张全收还向所有员工公布了手机号码，员工凡有不顺心的事，都可以直接拨打他的电话。打工者都称他为“贴心大哥”。
张全收对打工者实行收入保障制度和团队输出的模式，深受打工者的拥护，全顺公司俨然一个打工者之家。
同时，这种高度灵活、低成本、低风险的用工方式也深受企业欢迎。几年来，全顺公司的服务范围遍及外资、港资、台资及内地民营企业，跨越深圳、东莞、福州、厦门等地，涉及食品、玩具、电子等28个行业、合作企业近有百家。张全收的“全顺劳务派遣模式”，还为自己赚来上千万的资产，同时也赢得了社会各界高度评价。
在金融危机中企业大幅裁员，金融危机的影响渐小，企业订单多起来，珠三角企业对用工的需求重新活跃起来，张全收的生意又火爆起来，用工紧张迅速把他的业务推向黄金期。据张全收反映，珠三角很多工厂都排队在他门口要人，但他手头的农民工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他正在全力招兵买马。
可行性分析：张全收的做法，值得借鉴，如以“帮助和维护打工者利益”为出发点；营造一个亲情环境，让外出的打工者有“家”的归属；做打工者的知心大哥，而不是老板。操作者一开始宜从小规模操作起，最好选择自己最熟悉的地区和行业领域开拓。
操作提醒：了解和掌握某一地区的用工情况，以缺什么样的工人为主，有针对性的组织工人。如目前东莞企业缺的较多的是技术工人，如钳工、车工、模具工、扪工等；佛山家具行业对普工和技工的需求量仍非常大；惠州以电子、数码、五金机械等制造业普工类缺口最大；广州缺服务人员，主要集中在餐饮、住宿业、营业员；上海缺餐饮人员、车工、挡车工、包装工、机修工、清洁工、电工、保安、仓库员等。
风险提示：在用工淡季，或是找不到用工单位，操作者要负责工人的吃住和待工费，负担较重，需要承担风险。但在当前用工缺口大的形势下，只要操作得当，广开渠道，发展多些家厂，工人无工可开的情况较少或几乎不存在，可以把这方面的风险降到最小。
下面提供几个真实案例，看看他们是以何种模式在创业生财的。这些典型的模式很有借鉴意义，值得推广。
A、打工者回乡组织生产做“二手老板”
陈进珍在中山市沙溪镇的一家制衣厂工作。制衣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经常招不够普工。许多老板对此忧心忡忡，却无多少应对办法。
去年过年前，陈进珍向老板刘凤提出：她回家乡广西藤县象棋镇组织人力生产加工，当总厂的“二手老板”。刘凤认为这不失为工厂的一条出路，同意让陈进珍尝试。
陈进珍回到老家，几天时间就招够了人，其中有好几个人以前外出打过工，听说在“家门口”工作，虽然工资少点，但大家都愿意干。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家门口”打工能够照顾到家中老小；另一方面是，虽然外出打工工薪高些，但城市消费水平高，再加上往返路费，实际收入跟在“家门口”打工差不多。
正月初十，陈进珍就开工了。陈进珍的阵地设在象棋镇象棋村委会的办公楼里，不用付租金，村里很支持她创业办厂。工人领了布料和样板回家利用自家的缝衣车加工，然后在规定的工期内把加工好的衣服送回陈进珍设在村委会的总部去验收。
陈进珍的小厂无法单独完成制衣的所有环节和工序，如牛仔布的洗水、轧骨、打枣等工序，这些工序相对复杂，需要使用的机器一台价值十几万元，她目前难以拿出这么多钱，因此，这部分环节的生产加工必须在刘凤的总厂完成。
陈进珍为刘凤加工一条裤子，扣除人工成本，可以获得五六角钱的利润。如果一个工人每天加工20条裤子，全部20个工人加工400条，陈进珍就有200多元利润。如订单充足，她每个月能赚五六千元，比在中山的厂里做指导工收入还高。她说，日后积累了资金，找个较大的场地，购置衣车等设备，“那么一个月赚上三万元也不稀奇”。到那时，她这个“二手老板”也就转变成真正的老板。
名词解析：“二手老板”大多是来自工厂的打工者，熟悉工厂的生产情况。他们的小厂一般无法独立完成整个生产工序，只是组织劳动力完成技术含量较低、对流程和质量控制不太严格的生产环节；“二手老板”不直接接订单，须靠总厂提供的订单和材料加工，做的是二手活，因此被称为“二手老板”。“二手老板”在缓解总厂缺工压力的同时，也使自己获得不低的收入。
“二手老板”的优势：“二手老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板”，他可以不需要注册成立法人单位，可以免去注册公司的手续；不用交纳营业税，他加工的是半成品，而不是成品，产品销售的税收统一由总厂以成品为单位缴纳，这并不算逃税；与劳动者仅是简单契约关系，因此无需承担劳动者的劳保问题；有利于解决农村闲置劳动力、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因此能够获得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直接在劳动力密集地区组织劳动力生产，招工容易，工薪成本低，人员管理简单；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租场地作为生产场所和仓库，费用十分低。
操作提醒：1 回乡当“二手老板”要注意当地交通是否便捷。运费一般由总厂支付，但如果运费过高，令总厂得不偿失，“二手老板”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2 注重生产加工的质量，以免达不到总厂要求而需要返工，不仅要额外支付运费，还延误了工期，给自己和总厂造成重大损失。3 当地要有丰富的相对廉价的劳动力。
可行性分析：如今交通发达，为生产力梯度转移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二手老板”使企业从城市走向农村，让工作岗位从沿海工厂走向打工者“家门口”，从集中劳作走向分散加工，既有效解决企业招工难问题，满足了企业的需求，又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得到合理利用。因此，这种创业经营模式值得大力推广。
想当老板而又资金、经验有限者，不妨从“二手老板”做起。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分析，生产力梯度转移将是一种新的产业趋势，这种经营模式将有可能成为主流。当下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沿海地区的企业用工已经失去了成本优势。农民工对打工的待遇要求越来越高，企业为了留住员工，除了提高工薪，还必需提高员工的福利。如报销回家往返车票，为员工提供夫妻房宿舍，建设员工娱乐设施等。这些成本投入巨大，但也无法再现过去那种“招3个工人却有250多个人竞争”的场面。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招工优势的逐步丧失和民工短缺时代的到来，生产加工地将逐渐从沿海地区转移到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企业应对“用工荒”的好办法就是将企业的用工地进行转移。“二手老板”的出现能够满足企业的这种弹性调配和转移的需要。
目前这种模式刚在起步阶段，操作的人还不多，有意做“二手老板”者要趁早进入，抢占先机。
B、巧创专业“炒更”队月薪千元的打工仔变身百万富翁
江西省永新县莲洲乡农民工曾东立在广东创立了一支专业的“炒更”队，为数百家制衣厂解决赶货缺劳力的燃眉之急，以精湛的技术保质、保量突击包揽订单业务。这种灵活的务工模式让他的农民工团队潇潇洒洒地年人均赚20万元，他自己也从一个月薪1000多元的农民工摇身变成拥有百万资产的“炒更”老板。
初中毕业后，曾东立在广东东莞市虎门镇一家制衣厂打工，一干就是十多年，成为服装制造业的熟练技术工人。但每月工资仍只有1000多元，令他十分郁闷。
为了赚更多的钱，曾东立常常利用周末、假期及厂内没订单的空隙去“炒更”。
曾东立在“炒更”过程中发现，“炒更”人员越来越抢手，便萌发了组建专业“炒更”队的念头。把零散的“炒更”人员组织起来，不仅能够完成工厂的大订单，还能获取更高的报酬。
曾东立组织了一支主要由老乡组成的专业队伍。然后，他比以往更加积极地打听哪家工厂需要“临工”赶订单。他找厂方谈好条件和要求，然后按订单的工期和数量联系一定数量的工友一起去“炒更”。他们经常通宵苦干突击完成订单，赚钱快且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后，曾东立认为条件成熟了，便着手组建正规的“炒更”队，取名为“雄鹰专业服务加工支援中心”。他建立了信息网络，通过媒体、人脉等各种渠道发布承接业务的信息。
曾东立谈下业务后，通过电话联系有空档的工友，约定时间、地点，一起上门去“炒更”。业务完成后，“炒更”队伍自行解散，工友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
为了务工费和中介费能顺利结算，不被拖欠，他坚持要工厂与其“炒更”工人签订《临时工雇用合同》。合同事项要包括劳动1小时或者制造1件衣服的薪酬，一天工作多少小时，工期多长，什么时候结算工资等，这样万一出现工伤意外、拖欠工资等情况，“炒更”工人能利用法律保护自己。该举措让“炒更”工人没有了后顾之忧，愿意加入到“炒更”队伍中的人越来越多。他择优录用。
2008年金融危机，广东不少企业倒闭，工人大量失 业，曾东立的“炒更”队也闲下来。他趁着这段空闲时期，把当地制衣厂失业的一些工人集中起来进行免费技能培训，还聘请专业人员授课，提高业务水平。曾东立还动员加入“炒更”队伍的人员，在失业时做点小生意，缓解经济压力。
金融危机并没有持续太久，经济迅速回升。2009年初，各工厂订单回升，工厂开足马力生产，但劳务市场务工人员奇缺，曾东立的“炒更”队的业务量一下子就进入高峰期。“炒更”队技术精，团体大，深受赶订单的老板欢迎，由于训练有素，他的队员个个都是“神刀手”。“炒更”团队每人一天一夜的工资能达到800元。
可行性分析：该操作模式无需资金、场地，容易操作效仿。操作者无需负责工人的吃住，也没有什么固定开支，几乎没有什么风险。但要求操作者有一定技术、组织能力强和有人际关系网。
操作提醒：“炒更”因为工期短，时间紧，对工人的技术和熟练度要求比较高；了解和记录每个“炒更”队员的日常工作时间、可参加“炒更”的时间段，以便在接厂方任务时，能够估计能召集的“炒更”人数和工期；要经常联络队员，使团队更具凝聚力；要与厂方签订劳务合同，以保障队员的利益，减少拖欠工薪的风险。
C、应需搞“培训”业务大受欢迎
李辉在深圳找工作时，看到服装厂、手袋厂和玩具厂有一个共同的需求——需要大量的车位工。他身边的许多打工者认为，这是个挑工作或是跳槽的好机会，他却认为，这是一个创业当老板的好机会。因为他发现，工厂招不到人是因为工人能力与工厂要求错位，如果他能把这错位给衔接上，那么能够实现“三赢”。
李辉曾在服装厂和手袋厂工作过多年，对用工要求和工作内容非常清楚。工厂对新招车位工人的要求并不特别高，会基本的操作就行。服装、玩具和手袋工厂各有不同的车工方法，新招进的车位工由工厂统一培训和指导后再正式上岗。而一些没接触过这一行业或是刚出来的找工者，因为连最基本的车位操作都不会，或是对工厂要求心里没底，缺乏勇气去应聘这些岗位。
经过一番筹划，李辉寻找了一位志同道合的、车工技术过硬的人合作。他负责联系招工工厂和找工者，合伙人负责培训。
一开始，他们的信誉度、知名度一切为零，在外面打出“负责培训和推荐工作”的旗号，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李辉只得回乡招人，毕竟乡亲们对他知根知底。他很容易就招到了一批人——大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姑娘。
李辉把家中的缝纫车改装一番，使性能接近工厂的电机车。合伙人先介绍了工厂的工作情况和要求等，然后再示范和讲解工厂电机车的操作。之后，他让她们轮流上车练习。培训几天后，她们就掌握了基础的车位操作，基本符合工厂的招工要求。
培训期间，李辉则回到深圳，把各个工厂对车位工需求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并了解了这些工厂的规模、经营情况、工薪报酬、住宿待遇、休假时间和工作时间等。他从这些工厂中挑选出几家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进行联系，正需人手的厂方把他当成贵宾接待。
第一批20多个小姑娘经过李辉他们的培训和推荐，全进了待遇令她们满意的工厂。李辉本来只从厂方收取介绍费，但这些小姑娘在领了第一个月薪水后都执意送来礼物和红包感谢他们。仅一个多月，李辉和合伙人就各获得几千元收入。
李辉的名声在乡里一下子传开了。他招人更加容易，甚至邻村的人都主动上门来找他，让他培训技术和推荐工作。见如此操作可行，李辉和合伙人放开手脚去干，继续一边招人和培训，一边联系工厂。他们又连续培训了几十个人，并推荐进了工厂。几乎90％以上的人经过他们的简单培训和推荐都能一次就顺利进入工厂工作，个别人因为种种原因第一次没被聘用，李辉再推荐到其它工厂也能被聘用。
后来，村里许多男青年找上李辉。他们都不愿干力气活，而想当有一定技术的车位工，工作比当搬运工、种庄稼轻松，收入也高。这些男青年没有一点缝纫基础，培训他们比培训小姑娘难，时间也长，李辉和合伙人适当提高了收费。
李辉说，其实他们搞的培训很简单，只是起到“推一把”的作用。在“用工荒”中工厂对用工要求一降再降，但许多没有经验和基础的人缺乏信心和勇气，不敢去应聘，因此导致工厂招不到人，工人找不到理想工作。经过李辉和合伙人的上岗培训和推荐，助推他们一把，使他们与用工单位衔接了起来。
可行性分析：复制以上这种操作模式并不难。要点一是选择自己熟悉的和用工需求较大的工作领域作为操作范围，把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找工经验传授给找工者，让他们达到工厂招工的最基本要求，建立找工的信心；要点二是能够得到找工者的信任，只要指导几个人成功进入理想的工厂，声名不胫而走，规范操作，就能慢慢做大。
“用工荒”往往“不是企业招不到人，而是招不到有合适能力、水平的人”。可以肯定地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用工市场的错位用工需求现象一直存在，中国的劳动力相对过剩，技术工人在市场上有大量需求。这种衔接用工和找工双方需求的“上岗培训指导+中介”模式在今后较长时期内还是能起到很大作用和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按劳动局去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培训市场依然庞大。因此不失为尝试方向。
但这种培训不算真正的培训，中介也不算真正的中介，操作者积累一定经验和资金后，要渐渐规范经营，使自己的事业真正做大做强，才能成为真正的老板。目前，集中的、以培训班形式专门针对各种企业用工需要的民营形式依然罕见，技工培训缺乏品牌机构。
操作提醒：操作者千万不能一味贪图钱利。收费不能过高，应与双方建立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在行业内建立起好的口碑。
D、“民工司令”张全收专做“打包民工”生意
张全收是河南上蔡县朱里乡人，在深圳打工十多年，积攒了一笔资金，开了间玩具加工厂，但生意不稳定。有订单时工人忙得连觉都没得睡，没订单时大伙就闲着。他发现其它工厂也有同样的问题。一次，一个同行向张全收求助，“借”工人赶活。这让张全收受到了启发。
张全收结束了玩具厂，成立了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专业做“劳务租赁”。
打工经历和办玩具厂的用工经验，让张全收清楚地了解到农民工打工难：一是缺乏培训，没有熟练的技术，没有竞争力；二是缺乏组织，散兵游勇，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三是找工信息不灵通。同时，珠江三角洲企业也存在用工问题：不仅农民工的流动带有季节性，大部分企业的订单生产也具有季节性。如果把这两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用“劳务租赁”的新方式来对用工和生产进行弹性的调配，协调双方的问题，肯定能取得“三赢”的良好效果。
张全收将打工者组织起来形成“劳工团队”，根据打工者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对他们进行分组“打包”，然后分别派遗到不同的工厂去工作。当一个工厂进入生产淡季，不需要那么多工人，张全收便把工人团队转移输送到正处于生产旺季的行业中。如此一来，活多的时候，工厂能一下子招到足够多的工人；活少的时候，工厂不需 养着大量工人。但厂方若需要张全收的工人团队，则须为此支付工人工资之外的管理费。张全收赚的就是这种管理费，他平均一个月能从厂方收取一个工人两三百元的管理费。
张全收用“团队作战”的方式去与用工企业“集体谈判”，确保了打工者的合法权益，并在工资和劳动保护方面争取到更为优厚的待遇。他为员工们同用工单位签订包括工资待遇、生活标准、人身安全等十几项内容的协议。员工的合法权益如果受到侵害，由他负责出面协调，从而使打工者的合法权益和收入有了保障，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最根本难题，满足了他们的基本利益诉求。此外，如果没有企业找工人工作，张全收就负责工人吃住，发待工工资。
刚开始，只是一些在深圳打工不顺心的、或受到工厂不公平待遇的河南老乡加入张全收的公司。慢慢地，他的公司在打工者中名气越来越大，来自安徽、陕西、河北、山东等省的打工者也纷纷加入。公司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张全收对他们进行培训，使他们尽快融入打工生活，熟悉工作要求；聘请专职医生为他们体检看病；招聘厨师为他们做家乡饭菜；工作之余，他们还可以看电影、唱卡拉OK。中秋节、元旦等重大节日，公司还举行联欢会。张全收还向所有员工公布了手机号码，员工凡有不顺心的事，都可以直接拨打他的电话。打工者都称他为“贴心大哥”。
张全收对打工者实行收入保障制度和团队输出的模式，深受打工者的拥护，全顺公司俨然一个打工者之家。
同时，这种高度灵活、低成本、低风险的用工方式也深受企业欢迎。几年来，全顺公司的服务范围遍及外资、港资、台资及内地民营企业，跨越深圳、东莞、福州、厦门等地，涉及食品、玩具、电子等28个行业、合作企业近有百家。张全收的“全顺劳务派遣模式”，还为自己赚来上千万的资产，同时也赢得了社会各界高度评价。
在金融危机中企业大幅裁员，金融危机的影响渐小，企业订单多起来，珠三角企业对用工的需求重新活跃起来，张全收的生意又火爆起来，用工紧张迅速把他的业务推向黄金期。据张全收反映，珠三角很多工厂都排队在他门口要人，但他手头的农民工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他正在全力招兵买马。
可行性分析：张全收的做法，值得借鉴，如以“帮助和维护打工者利益”为出发点；营造一个亲情环境，让外出的打工者有“家”的归属；做打工者的知心大哥，而不是老板。操作者一开始宜从小规模操作起，最好选择自己最熟悉的地区和行业领域开拓。
操作提醒：了解和掌握某一地区的用工情况，以缺什么样的工人为主，有针对性的组织工人。如目前东莞企业缺的较多的是技术工人，如钳工、车工、模具工、扪工等；佛山家具行业对普工和技工的需求量仍非常大；惠州以电子、数码、五金机械等制造业普工类缺口最大；广州缺服务人员，主要集中在餐饮、住宿业、营业员；上海缺餐饮人员、车工、挡车工、包装工、机修工、清洁工、电工、保安、仓库员等。
风险提示：在用工淡季，或是找不到用工单位，操作者要负责工人的吃住和待工费，负担较重，需要承担风险。但在当前用工缺口大的形势下，只要操作得当，广开渠道，发展多些家厂，工人无工可开的情况较少或几乎不存在，可以把这方面的风险降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