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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苔丝和美国内战时期的艾米丽，身处不同时代，有着相似的贵族血统，在贵族性方面有着云泥之别：苔丝自由而高贵；艾米丽为人教条且心理畸形。迥异的贵族性却让二人殊途同归：二人均以悲剧终场。究其原因，这与二人所处的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有着莫大关系。不论女性精神性为何，只有大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女性的命运才有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苔丝；艾米丽贵族性；男性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贵族原指在封建社会里，通过世袭制不断享受俸禄和爵位的人。这些人衣食无忧，因而容易形成淡泊名利的心态和格调高雅的文化。后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贵族开始式微，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过，贵族精神仍为人们称颂，它包括超越性、自由性和高贵性等。[1]《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bberuilles，2007）和《献给艾米丽的玫瑰》（A Rose for Emily， 2014）是两部均涉及贵族背景的小说，略有不同的是，前者中，贵族阶层已踪迹难觅；后者中，贵族阶层正日薄西山。不过这种些微的不同并不影响我们对两位具贵族血统的女主人公身上所显现出的截然不同的贵族性进行比较。
一、苔丝：集自由、高贵精神于一身，缺少超越性
“德贝菲尔，你难道不知道你就是那古老高贵的德伯维尔家族直系的子孙吗？”[2]小说第一章，当地的牧师向苔丝的父亲告知了他家庭的贵族血统。这看似高贵的血统实则改变了苔丝一生的命运。透析苔丝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苔丝不仅有着血统论意义上的贵族身份，更有着精神意义的贵族性。虽然作为时代的弃儿，她历经劫难，命运悲戚，但在她身上却很好地体现了贵族性中的自由和高贵。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囿于她自身固有的自我奉献精神和当时的时代环境，她仍然无法超越世俗的自我。
苔丝，男权社会下渴望自由、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与同时代的其他女性相比，苔丝受过文化教育的熏陶，即使这相对超前、开放的思想无法帮助她走出经济窘迫的困境，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但这对苔丝追求自由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让她不像其他女子一般，只是封闭自我，将自己留在社会道德给予的框架中，不敢越“界”。她和克莱尔的相爱可以看作是她敢于越界的一次佐证。
此外，文中多次出现的意象“鸟”同苔丝紧密相关，它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苔丝的自由精神。鸟，尤其是逃出鸟笼的鸟，常被视为是自由的象征。小说中，哈代对鸟做过种种描写，这既是自然的鸟，更是苔丝对自由的期许。漫步时，欢快的鸟鸣声就像是鸟儿在自由地感慨，这与苔丝的默默隐忍对比鲜明。在德伯太太家工作时，德伯太太家的鸟儿可以自由自在地飞，没有鸟笼的束缚，这些鸟儿象征着希望与自由，让苔丝在惊讶之余多了份羡慕。在苔丝的心里，她也同样希望自己可以像这些鸟儿一样自由翱翔，只是社会现状将她实实地打压。现实生活纵然成为了苔丝的樊笼，但苔丝却可以如鸟儿般放声歌唱。辛苦劳作时，苔丝唱几首民歌借歌抒怀，以求适意自在，将她的欢乐通过一个带有艺术色彩的形式展现出来。裴多菲曾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显然，任何自由都是有代价的，就像鸟儿飞出囚笼，虽有着无限的自由却也有着无比的觅食危险。在追求自由的路上，苔丝也不得不献出宝贵的生命。然而，逮捕时，苔丝并没有恐慌感，更多的是一种解脱，或许死亡困住了她的肉体，但实际上，死亡却让她的精神自由了。
苔丝身上还闪耀着同世俗社会格格不入的高贵精神。苔丝出生在幽僻且独特的村庄，那里“直到现在它的大部分地区都还不曾有过旅游者或风景画家的足迹”。[3]远离喧嚣人群的地方使苔丝变得善良天真，也唯有这段时间她是真正的无忧无虑。在后来的日子里，她为了负担家计，前去拜访德伯太太。然而，她没有与她父母一样的虚荣心和侥幸心理，她对嫁给她所谓的表哥毫无兴趣。她只是希望她可以支撑起她的家庭，以弥补她对于自己害死了支撑家庭生计的老马“王子”的愧疚。对待爱情，她坦诚而忠诚。她对克莱尔的爱情，几乎没有一丝世俗的痕迹。正是因为她坦诚的信念，她丝毫不掩饰她想和克莱尔在一起的愿望，这同样导致了她在新婚之夜，向克莱尔坦白了她的过去。后来，父亲离世，母亲也疾病缠身，面对亚雷克的讨好和威胁，她牺牲了自己和亚雷克生活在一起。虽有钱的瓜葛，但她是为了家人而牺牲自己，因此，她仍是一个不贪富贵、不慕权势的高贵女子。
然而，苔絲终究是父权、男权社会的产物，她仍难以超脱她所处的那个时代。当苔丝的父母被告知他们或许有贵族血统的时候，她们便开始了对于贵族生活的一连串幻想，此时他们的女儿——苔丝成了他们获利的工具，他们渴望和家财万贯的亚雷克联姻，获得财富，开始他们想象中的贵族生活。苔丝因内疚顺从和她骨子里根深蒂固的要听命于父母是分不开的。同理，父权思想还影响了她和亚雷克的结合。苔丝因那匹名叫王子的马的去世深感内疚，只得同意前去德伯太太家工作的意见，而她的父亲看似不同意她前去投靠，而原因竟是觉得他家的身份无比尊贵，这让苔丝觉得荒谬，内疚促使苔丝不敢与父母做过多争执，语气中带着失望，这也导致了她后来失去贞洁。她对克莱尔的完全信任和迷恋，则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她的男尊女卑思想。在克莱尔抛弃她以后，她仍然等着他，盼着他，对克莱尔的抛弃没有怨言，也没有挣扎。可以说，正是因为父权、男权思想的根深蒂固，才把苔丝架到了献祭台上，她无法对自己正确地评价自我，也无法建立起同家庭和外界社会的健康的交往关系，这一切导致了她虽如天上云雀般自由高贵，却也不得不落入尘埃的悲惨命运。
二、艾米丽：集教条化和心理畸形于一身，缺乏高贵的灵魂
脱俗的文化，淡泊名利的心态，我们从艾米丽的身上找不到它们的踪影。相反，教条化倒是显得尤为突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先从她的职业切入。艾米丽一度教人画瓷器为生。瓷器，在英美文学中，常常与英国一度辉煌的君主制（贵族制）想系。[4]隐喻意义上，艾米丽试图维系的业已随风而逝的旧的存在。通过进一步解读艾米丽，我们可以发现，她所维系的旧的存在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形式上像个贵族，缺少真正的精神性。当象征着工业文明的汽车间和轧棉机进入镇子时，艾米丽依旧“坚守”在早已破败的房子里，而她本人正如她的房子一样，执拗不逊，装模作样；政府官员来向她缴税时“她没有请他们坐下来”[5]，只是“声调冷酷无情”[6]地说了句“我在杰斐逊无税可纳”[7]便将他们驱逐出去，不留情面；艾米丽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妇女们来拜望她，她也只是在门口接待。“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一排精细的水晶制品……”[8]这些原本名贵的物品成了最后彰显艾米丽贵族身份的标识。面对别人的非议时，她仍是“把头抬得高高——仿佛她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生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触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响的性格”。[9]她的人生不像是活给自己的，倒像是给别人看的，她把名声当作一切，对于什么是“美”，她没有一个清晰、高雅的认识。一个教条化的典型例子是她对原罪的理解。在艾米丽看来，“原罪就是来源于《圣经》，根据原罪的说法，人类是堕落的，人类的命运在生命伊始就被注定了，主宰一切的上帝早已安排好了每个人的命运，有人富有，有人贫穷，有人地位显赫，有人身份低微。”[10]显然，艾米丽的思想更多是深受了清教影响，而非美国建国后的启蒙思想影响。也正因为此，她因循着旧日的做派，滑稽地将她自己视为富有显赫的代名词。 一日一日的累积，艾米丽的心理逐渐畸形，直到僵化，杀死荷默实则是累积至极致后的爆发。来自北方的荷默见多识广，是新鲜事物的追求者，看重个人利益，淡化婚姻，不希望自己被婚姻束缚；来自南方的艾米丽渴望爱情，渴望婚姻，无论周围人的嘲笑亦或是亲戚的劝说，都无法动摇她对荷默的爱，也正是这坚定不移的爱在经历荷默将其抛弃之后成了艾米丽杀死荷默的助推器。买毒药时“一双黑眼冷酷高傲，脸上的肉在两边的太阳穴和眼窝处绷得很紧”，[12]严肃中带着冷漠，同时，她不愿作“全镇的羞辱和青年的坏榜样”13。一切的内心挣扎在被抛弃的事实面前，变成了沉重的包袱，压在了艾米丽的心里。她想要留住荷默，于是她采取了极其变态的做法——杀了荷默，并与尸体长伴。之后“她看起来象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死尸，肿胀发白。”[11]她用自己的一生留住她所谓的爱情，而她自己也在这过程中变得虽生犹死，将自己封闭在房子中，不与外人交流。她实际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胜利；相反，她永远失去了重新追求幸福的机会。
披着贵族身份外衣的艾米丽有的终究只是个空壳，她的灵魂并不富有。在艾米丽的父亲死后，自由的希望终于有机会照进了艾米丽的心，当然，艾米丽也为追求幸福做了努力与尝试，她将头发剪短，她尝试着去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但最重要的是，她并不想彻底走出等级思想的牢笼，内心充满虚荣、蔑视，深受非人道道德和清教束缚。对于她的爱人荷默，艾米丽也始终将自己放到比荷默高一等级来看待，她不愿花时间去了解和理解荷默，她对荷默更多的是占有和控制。她的爱高高在上，不容背叛。并不是说原本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艾米丽与荷默无法结合，而是说缺少对彼此的尊重，爱情悲剧也就在所难免。
三、结语
苔丝处在新旧时代交替的过程中，即使她不能与整个时代作斗争，但她仍然愿意坦诚而勇敢地面对爱情，挣扎着追求自由，对整个家庭、每个家人负责，扛起家庭重担。反观艾米丽，我们在她的身上看不到人性的光芒，她的傲慢早已因她父亲对她的过度保护根深蒂固，她恪守贵族时代的种种规则，将自己置于黑暗的角落，瞧不起任何人。为了不被背叛，她选择摧毁自己；为了不被发现，她选择在记忆和过去的问题中隐藏和蜷缩。艾米丽始终保持着表面的高贵，却失去了精神的高尚。
遗憾的是，纵使苔丝和艾米丽在精神上有着云泥之别，二人最终都以悲剧终场，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女性的命运到底何去何从的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阐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夫一妻制关系看作是男性压迫的一种形式。一夫一妻制婚姻和现代核心家庭以及女性的从属地位都与私有财产和阶级不平等的出现与发展相对应。而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转变，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13]可怕的父权制及其同源的男权制酿造了艾米丽和苔丝的悲剧。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贵族的首要标准是看精神所达到的高度，而不是看他拥有多少物质财富。”[14]对于女性而言，倘若整个社会仍然让父权制和男权制大行其道，那么女性就无法真正追求自己的爱情、人生以及精神上的丰衣足食，女性的悲剧就无法避免。所以，每一个女性都必须积极地参与到大的改变社会的运动中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书写自己新的自由、高贵和超越的人生篇章。
参考文献：
[1]杨春时.贵族精神与现代性批判[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7.
[2]Hardy，Thomas.Tess of The D’Ubberuilles[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7：10.
[3] Hardy，Thomas.Tess of The D’Ubberuilles[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7.
[4]侯铁军.“属地”“向下”的馈赠——瓷器与十八世纪美利坚国家谱系建构的神话[J].外国文学评论，2018（1）：59-74.
[5]王守仁，刘玉红，赵宇.英美短篇小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45.
[6]王守仁，刘玉红，赵宇.英美短篇小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45.
[7]王守仁，刘玉红，赵宇.英美短篇小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45.
[8]王守仁，刘玉红，赵宇.英美短篇小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51.
[9]王守仁，刘玉红，赵宇.英美短篇小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48.
[10]周大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一朵凋零的玫瑰花[J].电影文学，2011（10）：95-96.
[11]王守仁，刘玉红，赵宇.英美短篇小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45.
[12]王守仁，刘玉红，赵宇.英美短篇小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45.
[13][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4.
[14]冯梅，姬生雷.《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贵族精神和痞子气[J].前沿，2012（8）：153-155.
【关键词】苔丝；艾米丽贵族性；男性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贵族原指在封建社会里，通过世袭制不断享受俸禄和爵位的人。这些人衣食无忧，因而容易形成淡泊名利的心态和格调高雅的文化。后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贵族开始式微，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过，贵族精神仍为人们称颂，它包括超越性、自由性和高贵性等。[1]《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bberuilles，2007）和《献给艾米丽的玫瑰》（A Rose for Emily， 2014）是两部均涉及贵族背景的小说，略有不同的是，前者中，贵族阶层已踪迹难觅；后者中，贵族阶层正日薄西山。不过这种些微的不同并不影响我们对两位具贵族血统的女主人公身上所显现出的截然不同的贵族性进行比较。
一、苔丝：集自由、高贵精神于一身，缺少超越性
“德贝菲尔，你难道不知道你就是那古老高贵的德伯维尔家族直系的子孙吗？”[2]小说第一章，当地的牧师向苔丝的父亲告知了他家庭的贵族血统。这看似高贵的血统实则改变了苔丝一生的命运。透析苔丝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苔丝不仅有着血统论意义上的贵族身份，更有着精神意义的贵族性。虽然作为时代的弃儿，她历经劫难，命运悲戚，但在她身上却很好地体现了贵族性中的自由和高贵。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囿于她自身固有的自我奉献精神和当时的时代环境，她仍然无法超越世俗的自我。
苔丝，男权社会下渴望自由、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与同时代的其他女性相比，苔丝受过文化教育的熏陶，即使这相对超前、开放的思想无法帮助她走出经济窘迫的困境，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但这对苔丝追求自由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让她不像其他女子一般，只是封闭自我，将自己留在社会道德给予的框架中，不敢越“界”。她和克莱尔的相爱可以看作是她敢于越界的一次佐证。
此外，文中多次出现的意象“鸟”同苔丝紧密相关，它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苔丝的自由精神。鸟，尤其是逃出鸟笼的鸟，常被视为是自由的象征。小说中，哈代对鸟做过种种描写，这既是自然的鸟，更是苔丝对自由的期许。漫步时，欢快的鸟鸣声就像是鸟儿在自由地感慨，这与苔丝的默默隐忍对比鲜明。在德伯太太家工作时，德伯太太家的鸟儿可以自由自在地飞，没有鸟笼的束缚，这些鸟儿象征着希望与自由，让苔丝在惊讶之余多了份羡慕。在苔丝的心里，她也同样希望自己可以像这些鸟儿一样自由翱翔，只是社会现状将她实实地打压。现实生活纵然成为了苔丝的樊笼，但苔丝却可以如鸟儿般放声歌唱。辛苦劳作时，苔丝唱几首民歌借歌抒怀，以求适意自在，将她的欢乐通过一个带有艺术色彩的形式展现出来。裴多菲曾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显然，任何自由都是有代价的，就像鸟儿飞出囚笼，虽有着无限的自由却也有着无比的觅食危险。在追求自由的路上，苔丝也不得不献出宝贵的生命。然而，逮捕时，苔丝并没有恐慌感，更多的是一种解脱，或许死亡困住了她的肉体，但实际上，死亡却让她的精神自由了。
苔丝身上还闪耀着同世俗社会格格不入的高贵精神。苔丝出生在幽僻且独特的村庄，那里“直到现在它的大部分地区都还不曾有过旅游者或风景画家的足迹”。[3]远离喧嚣人群的地方使苔丝变得善良天真，也唯有这段时间她是真正的无忧无虑。在后来的日子里，她为了负担家计，前去拜访德伯太太。然而，她没有与她父母一样的虚荣心和侥幸心理，她对嫁给她所谓的表哥毫无兴趣。她只是希望她可以支撑起她的家庭，以弥补她对于自己害死了支撑家庭生计的老马“王子”的愧疚。对待爱情，她坦诚而忠诚。她对克莱尔的爱情，几乎没有一丝世俗的痕迹。正是因为她坦诚的信念，她丝毫不掩饰她想和克莱尔在一起的愿望，这同样导致了她在新婚之夜，向克莱尔坦白了她的过去。后来，父亲离世，母亲也疾病缠身，面对亚雷克的讨好和威胁，她牺牲了自己和亚雷克生活在一起。虽有钱的瓜葛，但她是为了家人而牺牲自己，因此，她仍是一个不贪富贵、不慕权势的高贵女子。
然而，苔絲终究是父权、男权社会的产物，她仍难以超脱她所处的那个时代。当苔丝的父母被告知他们或许有贵族血统的时候，她们便开始了对于贵族生活的一连串幻想，此时他们的女儿——苔丝成了他们获利的工具，他们渴望和家财万贯的亚雷克联姻，获得财富，开始他们想象中的贵族生活。苔丝因内疚顺从和她骨子里根深蒂固的要听命于父母是分不开的。同理，父权思想还影响了她和亚雷克的结合。苔丝因那匹名叫王子的马的去世深感内疚，只得同意前去德伯太太家工作的意见，而她的父亲看似不同意她前去投靠，而原因竟是觉得他家的身份无比尊贵，这让苔丝觉得荒谬，内疚促使苔丝不敢与父母做过多争执，语气中带着失望，这也导致了她后来失去贞洁。她对克莱尔的完全信任和迷恋，则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她的男尊女卑思想。在克莱尔抛弃她以后，她仍然等着他，盼着他，对克莱尔的抛弃没有怨言，也没有挣扎。可以说，正是因为父权、男权思想的根深蒂固，才把苔丝架到了献祭台上，她无法对自己正确地评价自我，也无法建立起同家庭和外界社会的健康的交往关系，这一切导致了她虽如天上云雀般自由高贵，却也不得不落入尘埃的悲惨命运。
二、艾米丽：集教条化和心理畸形于一身，缺乏高贵的灵魂
脱俗的文化，淡泊名利的心态，我们从艾米丽的身上找不到它们的踪影。相反，教条化倒是显得尤为突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先从她的职业切入。艾米丽一度教人画瓷器为生。瓷器，在英美文学中，常常与英国一度辉煌的君主制（贵族制）想系。[4]隐喻意义上，艾米丽试图维系的业已随风而逝的旧的存在。通过进一步解读艾米丽，我们可以发现，她所维系的旧的存在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形式上像个贵族，缺少真正的精神性。当象征着工业文明的汽车间和轧棉机进入镇子时，艾米丽依旧“坚守”在早已破败的房子里，而她本人正如她的房子一样，执拗不逊，装模作样；政府官员来向她缴税时“她没有请他们坐下来”[5]，只是“声调冷酷无情”[6]地说了句“我在杰斐逊无税可纳”[7]便将他们驱逐出去，不留情面；艾米丽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妇女们来拜望她，她也只是在门口接待。“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一排精细的水晶制品……”[8]这些原本名贵的物品成了最后彰显艾米丽贵族身份的标识。面对别人的非议时，她仍是“把头抬得高高——仿佛她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生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触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响的性格”。[9]她的人生不像是活给自己的，倒像是给别人看的，她把名声当作一切，对于什么是“美”，她没有一个清晰、高雅的认识。一个教条化的典型例子是她对原罪的理解。在艾米丽看来，“原罪就是来源于《圣经》，根据原罪的说法，人类是堕落的，人类的命运在生命伊始就被注定了，主宰一切的上帝早已安排好了每个人的命运，有人富有，有人贫穷，有人地位显赫，有人身份低微。”[10]显然，艾米丽的思想更多是深受了清教影响，而非美国建国后的启蒙思想影响。也正因为此，她因循着旧日的做派，滑稽地将她自己视为富有显赫的代名词。 一日一日的累积，艾米丽的心理逐渐畸形，直到僵化，杀死荷默实则是累积至极致后的爆发。来自北方的荷默见多识广，是新鲜事物的追求者，看重个人利益，淡化婚姻，不希望自己被婚姻束缚；来自南方的艾米丽渴望爱情，渴望婚姻，无论周围人的嘲笑亦或是亲戚的劝说，都无法动摇她对荷默的爱，也正是这坚定不移的爱在经历荷默将其抛弃之后成了艾米丽杀死荷默的助推器。买毒药时“一双黑眼冷酷高傲，脸上的肉在两边的太阳穴和眼窝处绷得很紧”，[12]严肃中带着冷漠，同时，她不愿作“全镇的羞辱和青年的坏榜样”13。一切的内心挣扎在被抛弃的事实面前，变成了沉重的包袱，压在了艾米丽的心里。她想要留住荷默，于是她采取了极其变态的做法——杀了荷默，并与尸体长伴。之后“她看起来象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死尸，肿胀发白。”[11]她用自己的一生留住她所谓的爱情，而她自己也在这过程中变得虽生犹死，将自己封闭在房子中，不与外人交流。她实际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胜利；相反，她永远失去了重新追求幸福的机会。
披着贵族身份外衣的艾米丽有的终究只是个空壳，她的灵魂并不富有。在艾米丽的父亲死后，自由的希望终于有机会照进了艾米丽的心，当然，艾米丽也为追求幸福做了努力与尝试，她将头发剪短，她尝试着去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但最重要的是，她并不想彻底走出等级思想的牢笼，内心充满虚荣、蔑视，深受非人道道德和清教束缚。对于她的爱人荷默，艾米丽也始终将自己放到比荷默高一等级来看待，她不愿花时间去了解和理解荷默，她对荷默更多的是占有和控制。她的爱高高在上，不容背叛。并不是说原本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艾米丽与荷默无法结合，而是说缺少对彼此的尊重，爱情悲剧也就在所难免。
三、结语
苔丝处在新旧时代交替的过程中，即使她不能与整个时代作斗争，但她仍然愿意坦诚而勇敢地面对爱情，挣扎着追求自由，对整个家庭、每个家人负责，扛起家庭重担。反观艾米丽，我们在她的身上看不到人性的光芒，她的傲慢早已因她父亲对她的过度保护根深蒂固，她恪守贵族时代的种种规则，将自己置于黑暗的角落，瞧不起任何人。为了不被背叛，她选择摧毁自己；为了不被发现，她选择在记忆和过去的问题中隐藏和蜷缩。艾米丽始终保持着表面的高贵，却失去了精神的高尚。
遗憾的是，纵使苔丝和艾米丽在精神上有着云泥之别，二人最终都以悲剧终场，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女性的命运到底何去何从的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阐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夫一妻制关系看作是男性压迫的一种形式。一夫一妻制婚姻和现代核心家庭以及女性的从属地位都与私有财产和阶级不平等的出现与发展相对应。而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转变，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13]可怕的父权制及其同源的男权制酿造了艾米丽和苔丝的悲剧。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贵族的首要标准是看精神所达到的高度，而不是看他拥有多少物质财富。”[14]对于女性而言，倘若整个社会仍然让父权制和男权制大行其道，那么女性就无法真正追求自己的爱情、人生以及精神上的丰衣足食，女性的悲剧就无法避免。所以，每一个女性都必须积极地参与到大的改变社会的运动中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书写自己新的自由、高贵和超越的人生篇章。
参考文献：
[1]杨春时.贵族精神与现代性批判[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7.
[2]Hardy，Thomas.Tess of The D’Ubberuilles[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7：10.
[3] Hardy，Thomas.Tess of The D’Ubberuilles[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7.
[4]侯铁军.“属地”“向下”的馈赠——瓷器与十八世纪美利坚国家谱系建构的神话[J].外国文学评论，2018（1）：59-74.
[5]王守仁，刘玉红，赵宇.英美短篇小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45.
[6]王守仁，刘玉红，赵宇.英美短篇小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45.
[7]王守仁，刘玉红，赵宇.英美短篇小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45.
[8]王守仁，刘玉红，赵宇.英美短篇小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51.
[9]王守仁，刘玉红，赵宇.英美短篇小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48.
[10]周大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一朵凋零的玫瑰花[J].电影文学，2011（10）：95-96.
[11]王守仁，刘玉红，赵宇.英美短篇小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45.
[12]王守仁，刘玉红，赵宇.英美短篇小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45.
[13][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4.
[14]冯梅，姬生雷.《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贵族精神和痞子气[J].前沿，2012（8）：153-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