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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拟对VanDijk的“社会—认知”视角的主要理论进行梳理，并以美国总统Obama在本·拉登被击毙后的白宫讲话为例，对该视角的具体分析方法进行简单的探讨，以期挖掘文本背后的隐藏的意识形态属性、培养读者的批评性阅读能力，从而为开展批评性阅读教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 批评性话语分析；社会-认知；语篇
一、引言
70年代末，RogerFowle 和 GuntherKress 等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学家发展起来一种全新的语篇研究方法：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Analysis，以下简称CDA），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探究语言、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的关系，揭示隐含在语篇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批评性语篇分析是继批评语言学之后语言学领域语篇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而就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可谓是众说纷纭。批评语言学认为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是一种一对一的简单联系，而批评性语篇分析则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中介体”连接的。随着入世以来，国内一些英语届学者，如刘承宇、丁建新、廖益清、辛斌等逐渐意识到批评性阅读能力的培养，并就此展开了分析研究。然而对于如何具体地将批评性语篇分析工具应用于大学英语阅读课堂中，以培养学生的批评性阅读能力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研究和实践。
二、语篇和“社会—认知”
语篇是“表达社会机构的意义和价值观的系统化的观点陈述，对什么可能说，什么不可能说进行定义、描写和限制” [2]，因而体现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形式就是意义结构（社会结构的再现），这种意义与作为自身就是意义的一套实践是不可分的，于是，对话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全面阐述内嵌于话语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是隐形的、自然化的。而批评性话语阅读就是要揭露语篇背后的态度、情态以及认知等方面的意义。也即是说为了让隐形的、自然化的意识形态变得显性、非自然化。
Van Dijk把话语理解为交际事件，认为CDA应建立在一个合理的语境理论之上。同时，Van Dijk把认知和社会视为话语相关语境的两个方面，认为充分的话语分析要求同时对这两个方面都做出细致的分析，因此他的CDA理论通常被称做“话语—认知—社会”三角（The discourse-cognition-society triangle）[3]。其图示为：
认知通过该图示，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话语和认知、认知和社会之间都是用实线进行连接，表明二者之间具有直接的关系；然而，话语和社会之间却是使用虚线进行连接，表明二者之间不具有直接的关系。话语与社会需要通过“认知”这一中介进行连接。
Van Dijk 特别强调，“这里的‘认知’既包括社会认知又包括个人认知，即包括评价和情感又包括信念和目标，以及话语和交际所涉及的任何其他的心智和记忆结构、表征或过程” [4]。Van Dijk认为，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认知”范畴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知识、态度和意识形态。他进一步将“社会认知”定义为“社会行为者在社会语境中习得、使用或改变的心智结构和运算系统，这一系统为社会群体、组织和文化中所有成员所共享” [5]。Van Dijk坚持话语分析应该是“认知话语分析”（cognitive discourse analysis）。并且指出“对话语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的透彻分析必须考虑社会认知层面的作用”，人们对于社会事件、社会机构及权力关系等的认识和理解也建立在该群体共同社会认知的基础之上。可见，语篇的生产只有通过社会成员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公认才可实现，也就是说，语篇结构再现社会结构只有通过社会认知才能实现[6]。
从Van Dijk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语篇的理解离不开那些习以为常的社会认知，而这些社会认知是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认知是联结语篇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媒介。社会结构只有通过社会成员对社会结构的心理构建和解读才能与语篇结构联系起来。
三、“社会——认知”方法的分析框架
在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众多分析框架中，Van Dijk主张将语义结构和形式结构相结合进行分析。笔者认为，Van Dijk主要从语境分析（context analysis）、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和语境模型三个大的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的。在语境分析环节中，主要分析事件发生的背景。在文本环节中，从词汇、修辞、句法三个小的方面进行分析。在语境模型环节中，主要是从语境运用的角度将语境分析和文本分析进行结合，从而将心理模型所构建的内容准确的通过具体的文本和文体形式表达出来。
下面我们以Obama 总统于2011年5月2日在本·拉登被击毙后的白宫讲话为例，对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社会—认知”方法这一分析框架进行进一步阐释。分析特定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是如何在其语篇中再现的，进而揭示这种话语上的操纵可能对受众社会认知产生的效果及影响。
（一） 语境分析（context analysis）
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句话，都是在一定的背景下产生的，都代表了一种视角，因此我们应该在更大的背景中去理解原文。2001年9月11日，数名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 4架民航客机，对以世贸大厦为代表的几个美国标志性建筑发动了恐怖袭击，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奥巴马当初以黑马之姿入主白宫，所依靠的正是对布什主义的反击。如今首个任期过半，奥巴马在内政方面并无出色答卷，国际问题上也成绩平平，尤其在全球反恐问题上进退两难，伊拉克、阿富汗一时难以脱身，也门、利比亚问题又一波三折，不论加大或减少投入力度，都会引来国内外诸多质疑，可谓进退两难，动辄得咎。本·拉登之死，便意味着在布什主义最强的一环，奥巴马取得了小布什寤寐以求、却长期求之不得的决定性成绩。
（二）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 （1）. 词汇选择（vocabulary choices）
分析词语的含义、词语的选择以及代词的使用。在进行这方面分析时，我们尤其要注意说话者对代词的使用，话语使用者一般通过代词的使用，如“我们”、“他们”等，来区分内群体（ingroups）和外群体（outgroups）。从认知角度来看，代词的使用使我们可以看出话语使用者对待某个群体归属的认知。话语使用者一般通过代词的使用，如“我们”、“他们”等，来区分内群体（ingroups）和外群体（outgroups）。从认知角度来看，代词的使用使我们可以看出话语使用者对待某个群体归属的认知。在该讲话中，Obama运用了大量的“we”，从上下文来看，“we”指代的是美国民众和美国政府。这样，Obama就从言语的角度拉近了政府与民众的距离，从而唤起民众的共鸣。
（2）. 修辞手段 （rhetorical figures）
修辞自古以来都被视为说服和论证的重要手段。从认知的角度来看，隐喻、明喻、反讽、夸张等修辞和论证策略能够操控受话人在脑中将多个心智模型进行对比和合并，从而影响对于事件意义的理解。Obama在讲话中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来表达本·拉登的种种暴行，如在句子“It was nearly 10 years ago that a bright September day was darkened by the worst attack on the American people in our history.”中，巧妙的运用了对比的修辞手法，从而把本·拉登的暴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除此之外，该讲话还运用了排比等修辞手法，从而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和气势，同时也将自己的反恐主张表达的充分而又彻底。
（3）. 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
在句法方面，话语使用者往往使用偶然信息删除（the deletion rule of accidental information）、可恢复信息删除（the deletion rule of inductively recoverable information）、概括规则（the generalization rule）和建构规则（the construction rule）等手段控制听话人的理解，影响听话人的心理模型的构建，使得特定的主题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我们可以从文本的标题、摘要、导言、段落的起始句或结论部分的句法结构中来分析说话人想要极力表达的真实主题。
（4）. 论证策略（argumentation）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论证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话语使用者操控受话者心智模型，说服受话者的过程。在所有的论证方法中（如引证权威、普遍化、循环论证、情感诉求等）。基于Ruth Wodak的理论，部目（topos）手段的使用最为基本和典型。“部目”是人们借助言语协调各方关系的一种手段，它建立在话语使用者与受众共同的价值观上，即共同的社会认知的基础之上。Obama在讲话中主要两个观点：“反恐战争尤其是击毙本·拉登的正义性；寻求民众对反恐这一劳民伤财的政策的支持”。为了论证第一个观点，Obama十分注重强调本·拉登的暴虐恐怖行径及对美国和世界的危害性，包括残害平民和发动恐怖袭击等，这样的论述主要是基于美国民众在社会认知对“人权至上”的价值观念的认同，从而使得民众都认为本·拉登的各种行径都必须得到最严厉的惩罚。为了论证第二个观点，Obama间接的引导民众去回想珍珠港事件给美国带来的危害，这样就巧妙的将911恐怖袭击和珍珠港事件的危害结合了起来，这两个惨案都可谓是美国民众心头上的永远的伤痛。通过以上论述方式，Obama试图从根本上激起美国民众所共有的认知模型和观念，从而很好的达到了较强的宣传效果。
（三）语境模型（context models）
传统社会语言学和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认为，社会结构和话语产生和理解的心理过程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针对这一观点，Van Dijk着重强调了社会与话语的关系是间接的，其中介是参与者构建并不断动态更新的，以社会为基础的对交际情景的主观定义。也就是说，话语与社会通过语境模型（context models）这一中介体进行连接。更进一步说就是Van Dijk注重从社会认知角度分析认知作为话语与社会的中介，强调社会认知在控制话语的产生与理解的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Van Dijk指出，语境模式由那些基本的范畴组成的相对简单的图式构成。其主要包括：背景（时间、地点）、参与者（身份、角色、社会关系、目标、知识和意识形态等）和交际及其他行为/事件。在我们这个文本中，语境对交际事件的限定特别明显。该文本被放在了全球反恐成果如此不显著的大背景下。该事件的局部背景是该文本或者讲话视频/音频发布在internet上。参与者的交际角色属于常规的演讲者/听话者。互动角色是Obama作为权威的信息发布者，大众听话者对该讲话的内容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从相关的关于大众在得到这一消息后集会庆祝的报道中我们可见一斑。当前的交际事件是在internet上我们公布了一篇讲话原稿或者是一段讲话视频，并通过CNN、BBC和VOA等世界级媒体进行了全球报道。从上述的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社会权力不仅体现在Obama对话语渠道的占有上，还更加体现在他对听话者理解话语的操纵上。通过对话语的语义结构及其在特定语境的运用的设计上，Obama有效的控制了听话者的社会认知的形成和发展，使得自己主张的反恐政策显得十分具有合理性。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Obama显然必须了解人们理解和表征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说，以社会环境在人们大脑中形成的既有的社会认知为基础，巧妙利用各种方式通过话语向听话者灌输新的认知图式，促使其大脑中形成新的认知模型。另外，Obama的讲话本身富含有大量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这些内容是当下美国政府和心保守主义者对当下事件的认知和理解。这些认知和理解已经构成了社会群体成员的日常经验（experience），它们在语境模型中都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信仰进行组织，并为社会成员所共享。也就是说，这些认知和理解都是以心智模型的形式深藏于Obama的认知及理解中。该讲话的内容和形式理所当然的深受该心智模型的影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话语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互动不仅是社会的，更是认知的。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Van Dijk“社会—认知”取向的阐释以及结合奥巴马此篇演讲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意识形态等与团体成员在他们的社会认知和话语中表述和再现他们社会地位和社会条件的方式联系起来。因此，我们在尝试培养学生的英语批评性阅读能力的时候，不妨引导学生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和理解语篇，以发现和了解话语隐含的意识形态，从而对语篇有更为客观的看法和解读。
主要参考文献：
[1] 田海龙，2006，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山东外语教学》第 2 期， 40-47 页。
[2] Kress， G. & R. 1996. Hodge Language and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 td.
[3] Van Dijk， T. A. 2009.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a sociocognitve approach”. In Wodak， R. and Meyer， M. （Eds.） 2001.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2nd edition） London： SAGE.
[4] Van Dijk， T. A. 2001. Multidisip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 .In Wodak， R. and Meyer， M. （Eds.） 2001.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5] Van Dijk， T. A. 2003. “The Discourse-Knowledge Interface”. In G. Weiss & R. Wodak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London： MacMillan.
[6] 田海龙，2009，《语篇研究：范畴、视角、方法》。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 河南 周口 466000）
基金项目：周口师范学院2013年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zksyqn201314A
关键词： 批评性话语分析；社会-认知；语篇
一、引言
70年代末，RogerFowle 和 GuntherKress 等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学家发展起来一种全新的语篇研究方法：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Analysis，以下简称CDA），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探究语言、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的关系，揭示隐含在语篇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批评性语篇分析是继批评语言学之后语言学领域语篇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而就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可谓是众说纷纭。批评语言学认为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是一种一对一的简单联系，而批评性语篇分析则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中介体”连接的。随着入世以来，国内一些英语届学者，如刘承宇、丁建新、廖益清、辛斌等逐渐意识到批评性阅读能力的培养，并就此展开了分析研究。然而对于如何具体地将批评性语篇分析工具应用于大学英语阅读课堂中，以培养学生的批评性阅读能力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研究和实践。
二、语篇和“社会—认知”
语篇是“表达社会机构的意义和价值观的系统化的观点陈述，对什么可能说，什么不可能说进行定义、描写和限制” [2]，因而体现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形式就是意义结构（社会结构的再现），这种意义与作为自身就是意义的一套实践是不可分的，于是，对话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全面阐述内嵌于话语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是隐形的、自然化的。而批评性话语阅读就是要揭露语篇背后的态度、情态以及认知等方面的意义。也即是说为了让隐形的、自然化的意识形态变得显性、非自然化。
Van Dijk把话语理解为交际事件，认为CDA应建立在一个合理的语境理论之上。同时，Van Dijk把认知和社会视为话语相关语境的两个方面，认为充分的话语分析要求同时对这两个方面都做出细致的分析，因此他的CDA理论通常被称做“话语—认知—社会”三角（The discourse-cognition-society triangle）[3]。其图示为：
认知通过该图示，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话语和认知、认知和社会之间都是用实线进行连接，表明二者之间具有直接的关系；然而，话语和社会之间却是使用虚线进行连接，表明二者之间不具有直接的关系。话语与社会需要通过“认知”这一中介进行连接。
Van Dijk 特别强调，“这里的‘认知’既包括社会认知又包括个人认知，即包括评价和情感又包括信念和目标，以及话语和交际所涉及的任何其他的心智和记忆结构、表征或过程” [4]。Van Dijk认为，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认知”范畴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知识、态度和意识形态。他进一步将“社会认知”定义为“社会行为者在社会语境中习得、使用或改变的心智结构和运算系统，这一系统为社会群体、组织和文化中所有成员所共享” [5]。Van Dijk坚持话语分析应该是“认知话语分析”（cognitive discourse analysis）。并且指出“对话语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的透彻分析必须考虑社会认知层面的作用”，人们对于社会事件、社会机构及权力关系等的认识和理解也建立在该群体共同社会认知的基础之上。可见，语篇的生产只有通过社会成员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公认才可实现，也就是说，语篇结构再现社会结构只有通过社会认知才能实现[6]。
从Van Dijk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语篇的理解离不开那些习以为常的社会认知，而这些社会认知是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认知是联结语篇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媒介。社会结构只有通过社会成员对社会结构的心理构建和解读才能与语篇结构联系起来。
三、“社会——认知”方法的分析框架
在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众多分析框架中，Van Dijk主张将语义结构和形式结构相结合进行分析。笔者认为，Van Dijk主要从语境分析（context analysis）、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和语境模型三个大的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的。在语境分析环节中，主要分析事件发生的背景。在文本环节中，从词汇、修辞、句法三个小的方面进行分析。在语境模型环节中，主要是从语境运用的角度将语境分析和文本分析进行结合，从而将心理模型所构建的内容准确的通过具体的文本和文体形式表达出来。
下面我们以Obama 总统于2011年5月2日在本·拉登被击毙后的白宫讲话为例，对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社会—认知”方法这一分析框架进行进一步阐释。分析特定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是如何在其语篇中再现的，进而揭示这种话语上的操纵可能对受众社会认知产生的效果及影响。
（一） 语境分析（context analysis）
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句话，都是在一定的背景下产生的，都代表了一种视角，因此我们应该在更大的背景中去理解原文。2001年9月11日，数名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 4架民航客机，对以世贸大厦为代表的几个美国标志性建筑发动了恐怖袭击，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奥巴马当初以黑马之姿入主白宫，所依靠的正是对布什主义的反击。如今首个任期过半，奥巴马在内政方面并无出色答卷，国际问题上也成绩平平，尤其在全球反恐问题上进退两难，伊拉克、阿富汗一时难以脱身，也门、利比亚问题又一波三折，不论加大或减少投入力度，都会引来国内外诸多质疑，可谓进退两难，动辄得咎。本·拉登之死，便意味着在布什主义最强的一环，奥巴马取得了小布什寤寐以求、却长期求之不得的决定性成绩。
（二）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 （1）. 词汇选择（vocabulary choices）
分析词语的含义、词语的选择以及代词的使用。在进行这方面分析时，我们尤其要注意说话者对代词的使用，话语使用者一般通过代词的使用，如“我们”、“他们”等，来区分内群体（ingroups）和外群体（outgroups）。从认知角度来看，代词的使用使我们可以看出话语使用者对待某个群体归属的认知。话语使用者一般通过代词的使用，如“我们”、“他们”等，来区分内群体（ingroups）和外群体（outgroups）。从认知角度来看，代词的使用使我们可以看出话语使用者对待某个群体归属的认知。在该讲话中，Obama运用了大量的“we”，从上下文来看，“we”指代的是美国民众和美国政府。这样，Obama就从言语的角度拉近了政府与民众的距离，从而唤起民众的共鸣。
（2）. 修辞手段 （rhetorical figures）
修辞自古以来都被视为说服和论证的重要手段。从认知的角度来看，隐喻、明喻、反讽、夸张等修辞和论证策略能够操控受话人在脑中将多个心智模型进行对比和合并，从而影响对于事件意义的理解。Obama在讲话中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来表达本·拉登的种种暴行，如在句子“It was nearly 10 years ago that a bright September day was darkened by the worst attack on the American people in our history.”中，巧妙的运用了对比的修辞手法，从而把本·拉登的暴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除此之外，该讲话还运用了排比等修辞手法，从而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和气势，同时也将自己的反恐主张表达的充分而又彻底。
（3）. 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
在句法方面，话语使用者往往使用偶然信息删除（the deletion rule of accidental information）、可恢复信息删除（the deletion rule of inductively recoverable information）、概括规则（the generalization rule）和建构规则（the construction rule）等手段控制听话人的理解，影响听话人的心理模型的构建，使得特定的主题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我们可以从文本的标题、摘要、导言、段落的起始句或结论部分的句法结构中来分析说话人想要极力表达的真实主题。
（4）. 论证策略（argumentation）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论证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话语使用者操控受话者心智模型，说服受话者的过程。在所有的论证方法中（如引证权威、普遍化、循环论证、情感诉求等）。基于Ruth Wodak的理论，部目（topos）手段的使用最为基本和典型。“部目”是人们借助言语协调各方关系的一种手段，它建立在话语使用者与受众共同的价值观上，即共同的社会认知的基础之上。Obama在讲话中主要两个观点：“反恐战争尤其是击毙本·拉登的正义性；寻求民众对反恐这一劳民伤财的政策的支持”。为了论证第一个观点，Obama十分注重强调本·拉登的暴虐恐怖行径及对美国和世界的危害性，包括残害平民和发动恐怖袭击等，这样的论述主要是基于美国民众在社会认知对“人权至上”的价值观念的认同，从而使得民众都认为本·拉登的各种行径都必须得到最严厉的惩罚。为了论证第二个观点，Obama间接的引导民众去回想珍珠港事件给美国带来的危害，这样就巧妙的将911恐怖袭击和珍珠港事件的危害结合了起来，这两个惨案都可谓是美国民众心头上的永远的伤痛。通过以上论述方式，Obama试图从根本上激起美国民众所共有的认知模型和观念，从而很好的达到了较强的宣传效果。
（三）语境模型（context models）
传统社会语言学和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认为，社会结构和话语产生和理解的心理过程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针对这一观点，Van Dijk着重强调了社会与话语的关系是间接的，其中介是参与者构建并不断动态更新的，以社会为基础的对交际情景的主观定义。也就是说，话语与社会通过语境模型（context models）这一中介体进行连接。更进一步说就是Van Dijk注重从社会认知角度分析认知作为话语与社会的中介，强调社会认知在控制话语的产生与理解的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Van Dijk指出，语境模式由那些基本的范畴组成的相对简单的图式构成。其主要包括：背景（时间、地点）、参与者（身份、角色、社会关系、目标、知识和意识形态等）和交际及其他行为/事件。在我们这个文本中，语境对交际事件的限定特别明显。该文本被放在了全球反恐成果如此不显著的大背景下。该事件的局部背景是该文本或者讲话视频/音频发布在internet上。参与者的交际角色属于常规的演讲者/听话者。互动角色是Obama作为权威的信息发布者，大众听话者对该讲话的内容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从相关的关于大众在得到这一消息后集会庆祝的报道中我们可见一斑。当前的交际事件是在internet上我们公布了一篇讲话原稿或者是一段讲话视频，并通过CNN、BBC和VOA等世界级媒体进行了全球报道。从上述的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社会权力不仅体现在Obama对话语渠道的占有上，还更加体现在他对听话者理解话语的操纵上。通过对话语的语义结构及其在特定语境的运用的设计上，Obama有效的控制了听话者的社会认知的形成和发展，使得自己主张的反恐政策显得十分具有合理性。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Obama显然必须了解人们理解和表征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说，以社会环境在人们大脑中形成的既有的社会认知为基础，巧妙利用各种方式通过话语向听话者灌输新的认知图式，促使其大脑中形成新的认知模型。另外，Obama的讲话本身富含有大量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这些内容是当下美国政府和心保守主义者对当下事件的认知和理解。这些认知和理解已经构成了社会群体成员的日常经验（experience），它们在语境模型中都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信仰进行组织，并为社会成员所共享。也就是说，这些认知和理解都是以心智模型的形式深藏于Obama的认知及理解中。该讲话的内容和形式理所当然的深受该心智模型的影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话语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互动不仅是社会的，更是认知的。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Van Dijk“社会—认知”取向的阐释以及结合奥巴马此篇演讲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意识形态等与团体成员在他们的社会认知和话语中表述和再现他们社会地位和社会条件的方式联系起来。因此，我们在尝试培养学生的英语批评性阅读能力的时候，不妨引导学生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和理解语篇，以发现和了解话语隐含的意识形态，从而对语篇有更为客观的看法和解读。
主要参考文献：
[1] 田海龙，2006，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山东外语教学》第 2 期， 40-47 页。
[2] Kress， G. & R. 1996. Hodge Language and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 td.
[3] Van Dijk， T. A. 2009.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a sociocognitve approach”. In Wodak， R. and Meyer， M. （Eds.） 2001.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2nd edition） London： SAGE.
[4] Van Dijk， T. A. 2001. Multidisip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 .In Wodak， R. and Meyer， M. （Eds.） 2001.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5] Van Dijk， T. A. 2003. “The Discourse-Knowledge Interface”. In G. Weiss & R. Wodak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London： MacMillan.
[6] 田海龙，2009，《语篇研究：范畴、视角、方法》。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 河南 周口 466000）
基金项目：周口师范学院2013年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zksyqn20131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