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中国，外有巴黎和会“公理难敌强权”之耻，内有军阀割据混战之乱。外侮内乱，内外交困，这是历史最真实而残酷的一面。
　　“如果你活在1921年，你可能活得很迷茫，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抛出了一个假设，“但你也可能活得很值得，可以见证历史，见證新世界的浪潮。”
　　这一股浪潮，自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那么，这个新生的政党为什么会在1921年成立？它奉行的主义是如何在各种思潮中脱颖而出的？它所要改变的中国革命面貌、中华民族面貌、中国社会面貌，究竟是一派怎样的景象？

内乱与民生

　　1921年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军阀混战。
　　这场爆发于1920年7月14日的直皖战争，是民国时期第一次大规模军阀混战。直系吴佩孚、曹锟联合奉系张作霖用5天时间击溃皖系段祺瑞，共同成为北洋政府的新主人。但直奉的盟友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双方矛盾在1921年不断激化，转眼成为新一轮混战的对手。
　　军阀割据之乱，根源还是在袁世凯。
　　清末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建立北洋六镇，算是北洋军阀的孕育期。到了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北京为首都，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正式建立。
　　袁世凯从不是共和的真正拥护者。1915年5月9日，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其复辟的支持，袁世凯接受了等同卖国的“二十一条”。该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承认日本在满洲与内蒙的特殊地位;与日本合办钢铁产业;不将沿海地区租借、制让于第三国;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
　　“‘二十一条’表现出来的日本侵略野心之大，损害中国权益之甚，涉及范围之深广，是以往各次不平等条约所不及的。许多人把它称为‘亡国条约’，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抵制日货运动在全国广泛展开。这是民国成立后第一次出现的具有如此群众规模的爱国运动，不仅对稍后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先导。”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如此评论。
　　1916年，在上演了一出悍然复辟又戛然而止的闹剧后，袁世凯在焦虑中死去。此后，北洋军阀四分五裂，纷纷拥兵自重，出现了前述所说——1921年前后，直皖战争刚结束，直奉战争就登场的混战局面。
　　也是在1921年，于广州就职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已有北伐之意。
　　4年前，因段祺瑞另行选举出所谓“安福国会”，孙中山率部分旧国会议员南下广州护法，中华民国因法统争执而南北对峙。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不再对军阀抱有幻想，发出了那句著名的感叹：“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一丘之貉。”
　　此后，孙中山开始思考如何改组国民党、建立自己的军队等问题。1921年，他在桂林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两次长谈。尽管在他的革命思想里，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但他对苏俄革命的军事和经济经验很感兴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国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李志毓认为：“此时寻求新的革命势力、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是孙中山在历史关键节点上的必经之路，因此他后来会选择和苏联合作，和共产党合作。”
　　政局之外，民生也是构成史景的一部分。
　　1921年的新年，是在北洋政府的一则赈灾令中到来的。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1月1日，北洋政府下令拨银6万元援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旱灾。
　　1919—1921年，北方地区发生特大旱荒，可谓灾患连年。上述省份受灾县份共计340县，灾区面积约271.27万余方里，灾民3000余万人，饿死50余万人，蝗灾、瘟疫随之而来。买卖儿童、妇女现象普遍，在直隶省属各县，有的少妇、儿童卖价不到10元。政府发行赈灾公债募集400万元，但仍杯水车薪，且有大笔款项下落不明。1921年，赈务快结束时，广大受灾地区已疮痍满目，此时南方又发生水灾，民不聊生。
　　观察1921年的世道民生，还有另一个现场可以参照。
　　直皖战争后，北京高校出现讨薪高潮。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等八所高校参与其中。1921年3月14日起，八校教职员举行罢教。
　　6月3日，各校教师学生千余人到国务院请愿，遭到军警殴打。北大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打不了日本人的北洋政府已濒临破产。历史学家黄逸平在《北洋政府时期经济》一书中写道：“谁能弄到钱，谁就能当国务总理。”这是北洋政府财政拮据与政治动荡的真实写照。
　　由于军阀割据混战，军费支出庞杂，而财政收入的主要税源如田赋、盐税，或被地方军阀截留，或抵偿外债和赔款，结余所剩无几，导致财政极度枯竭，政府靠举债维系，比如段祺瑞任内与日本达成高达1.45亿日元的西原借款。1921年后，财政收入情况更加恶化。外债由于信用薄弱不能进行，内债也是强弩之末。
　　大厦将倾，民怨沸腾，北洋军阀的统治正在朝末路狂奔。

外侮与抗争

　　今时今日，追溯1921年的建党轨迹，五四运动是一个不能不回顾的历史现场。
　　这一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的冲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欧亚革命浪潮的高涨，都为新的人民革命兴起提供了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而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建立中国共产党，也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最终这种可能性转变成了必然性。 　　1919年1月，一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当时中国作为战胜国参会，国人热切期待可以一举收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攫取的特权。

　　但是“公理战胜强权”的盼望很快化作泡影。实际上，这是一次由世界五强，即英、法、美、日、意五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一切重大问题都由美、英、法、意四国首脑和外交部长以及日本两个特别代表组成的“十人会议”闭门商定。4月22日，美、英、法三国首脑约见中国代表团，由威尔逊向中国代表团谈了“十人会议”决定的方案：“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他说：“现在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它也许不能令中国满意，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已是所能寻求的最佳方案了。”
　　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要求由德国直接向中国归还夺去的权利。但争辩毫无效果，会议依然把“十人会议”的方案列入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参加中国代表团的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至于日本，则是如愿以偿。”
　　消息传回国内，一时之间，强烈的落差使人们的愤怒近于沸点。陈独秀在5月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也是在这一天，数千名学生走上北京街头，不顾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及警察的阻拦，到天安门前集会，大声疾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和“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北京政府三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很快，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随后，工人罢工的浪潮也迅速席卷全国 ，范围逐渐扩至20多个省、100 多个城市。而罢工规模如此之大的背后，是工人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的迅速发展，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从辛亥革命前的不足60万，发展为五四运动前的200万左右。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更强烈的改变现状要求，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中一股不停涌动的关键力量。
　　除此之外，更深层次的变化正在发生。历史学家徐中约曾评论这个时期的风向转变：“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失去了信任，并且发觉很难将西方同时看成为导师和压迫者。”旧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新的道路仍在探索。于是，各种思潮、论争愈发激荡起来。

思潮与变革

　　1920年，厌倦“翻桌子”政治并决意退出政界的梁启超从欧洲游历回国，发表《欧游心影录》，思想再次发生变化。他围观了一战之后西方社会所遭受的破坏，感叹西方“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产，提出中国未来要走中西结合之路，并认为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但是必须通过温和改良来获取。
　　1921年夏天，28岁的梁漱溟在济南开始了长达40天的讲演，主题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同年10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一度成为“东西文化”论争的焦点。“梁漱溟认为，世界的过去是印度文化，世界的现在是西洋文化，世界的未来是中国文化。对于中国文化，他比梁启超信心更足，观点也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这引发了胡适等人的批驳和反对。” 欧阳哲生说。
　　在各种论争中，最为人熟知的还是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一边是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一边是把“主义”当做工具、对于中国困境“必须寻求一个根本解决”。这是新文化派内部的一次分化，也是关于中国未来之路的一次初探。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建标用“裂变”形容1921前后这几年，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各方面都陷入了危急关头，“但是有裂缝的时代，恰恰也是思想激荡的时代”。

　　先掀起波澜的是1915年—1923年进行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李大钊随后发表《青春》一文，不仅强调青年之青，还强调一个“新”字，指从思想上有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分，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新青年》创刊时曾表示其宗旨不在“批评时政”，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不关心政治，而是要在和政治密切相关的思想文化领域做斗争。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就是对旧政治的声讨。
　　初期新文化运动主要是资本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中间五四运动爆发，对于如何改造中国，新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出现分化。
　　“当时思想界可以简单划分为：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一拨，以胡适为代表的北大新文化派一拨。”欧阳哲生说。此外，还有以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以及以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等派别。
　　在这中间，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为什么这种学说有如此特殊的吸引力？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有过分析：“五四时期，各种西方近代思想洪水般地被介绍进中国，其中马克思主义将其综合体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对于能理解它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而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则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在旧有的一切价值被否定、而新的替代机轴尚未出现，因而混沌达于极点的五四时期的思想状况，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总算得到了一条坐标轴，变得异常简明起来。”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及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的几次论争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思想逐渐走向确定。“既完成了自我净化，又进一步在各种思潮竞争中脱颖而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昭军说。
　　此时，已有不少先进分子开始考虑建党问题。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1920年8月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在湖北，1921年夏天，恽代英召集武昌利群书社社员开会，讨论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在四川，吴玉章、杨闇公等也成立过一个中国青年共产党。那时四川交通閉塞，他们还不知道外面已有了共产党组织。
　　至此，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已绝不只是少数几个人的想法，显然是大势所趋。而对于那个长久萦绕在国人心头的问号：未来谁将可能领导中国图存、自强并复兴？
　　1921年，历史终于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