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加达，下飞机后，我被海关索贿了。被海关索贿早已不是第一次，但是头一次遇到华人帮着索贿，让我那点民族情感多少受到些打击。
　　海关官员索要小费时，我开始装作不懂英语，想蒙混过关，站在一旁的当地华人官员看到后，立刻走了过来帮忙翻译。“他说你没有返程机票，不能入境，当然他也可以帮助你，但你要表示一下感谢！”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印尼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但第一次的接触，就让我产生了距离感，也让我对这里华人的生活状态产生了几分好奇。在雅加达碰到的一位老华侨告诉我，泗水是印尼华人的主要聚居地，或者说，是还能够找到华人文化的地方，于是我临时改变自己的旅行计划，决定去这里看一看。
　　泗水与雅加达之间有火车相连，是印尼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印尼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35℃的高温，在这里算是正常天气。走在路边，多是矮小稀疏的树木，很难找到可以遮阳的地方，只有不期而遇的各式冷饮摊，才会让你感受到东南亚的清凉。此时正值雨季，虽然天空蓝得有些不太真实，但随时可能邂逅一场小雨。
　　市区内的高楼大厦不如雅加达那样集中，多是低矮的楼房，路上跑的几乎都是日本车，车速飞快，行人想要过马路，除非有红绿灯，否则根本不要妄想有车停下来为你礼让。密集的汽车及乱窜的摩托车，让人每次过马路都有种生死时速的感觉。
　　整条唐人街几乎看不到什么中文标牌，林立的商铺也鲜有中国味，除了街口显眼的牌楼和上面的一对雕龙，与其他街巷并无多少区别。唐人街很不唐人。
　　路边一位三轮车夫向我打招呼：“你好！”“空尼奇瓦！”“哈嘍！”于是我坐上了这辆三轮车，请这位只会说一句中文的车夫带我逛一逛附近的街道。
　　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内敛低调的佛教寺庙、依旧气势恢宏的荷兰式建筑、五颜六色但略显破旧的低矮房屋……列于街道两边。走了三四条街，路边一处悬山式屋顶的中式建筑吸引住了我的目光，这应该是一处华人的祠堂。
　　祠堂是一座两进的院子，正厅里坐着一位戴眼镜的老人，手里拿着一份中文报纸在看，一旁的香炉里青烟袅袅。见我进来，老人站起身，用带着闽南语口音的普通话和我打招呼。老人曾经当过海员，退休后在祠堂里帮忙。他指给我看大门上的一块百年牌匾，告诉我，排华期间，华文被禁，上面的汉字被覆盖上印尼文才得以保存下来。
　　早在公元15世纪，就有很多福建人、广东人前往印尼泗水谋生并定居，到了公元17世纪，又有很多福建漳州人因为战乱而移居泗水。至今，闽南话、客家话和粤语依旧是这里老人们的常用语。
　　“年轻的时候，政府不让学校教中文，我父亲就在家偷偷地教我，还把我送到福建学习过。”老人告诉我，他的孩子现在30多岁，只能听懂部分汉语，但是已经不会说了，在家里的交流只能用印尼语。“现在孩子想学了，也学不会了！”他手里的报纸，是当地华人社团出版的一份日报。
　　在排华期间，很多印尼华人隐藏了自己的华人身份，有的改了名字，有的改变了宗教信仰。久而久之，他们的后代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华人了。老人说，如果你经历过那段残酷的岁月，就会理解他们的选择了，还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事情呢？
　　傍晚，我去了位于市中心一家商场顶层的华语补习学校参观。校长姓杨，七十多岁，对我很是欢迎。他告诉我，自己年轻时曾主修中文，当了老师，华文被禁后转了行，退休后被聘为这所学校的校长。
　　闲聊间，一名进来的男老师用印尼语跟我打招呼，杨校长略带责备地说：“你看不出他是中国人吗？”“他长得这么黑，怎么看得出来！”“是前几天在海边晒的。”我笑着解释。
　　的确，区分本地人与华人最简便的办法就是看肤色，当地人普遍偏黑，华人则要白得多，除了种族的原因外，也与职业有关，这里的华人多从事脑力劳动或管理工作，不必经受风吹日晒。
　　我告诉杨校长，下一站打算去临近的布罗莫火山，感受一下那里的世界奇观。他顿了一下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就像生活在火山口的人，整个社会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第一个受冲击的就是我们华人。”
　　现在法律上对华人已无歧视性政策，步入政坛的华人也越来越多，有的甚至当上了省长，但种族隔阂依旧难以掩饰，当地人攻击竞选对手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证明其有华人血统。
　　在离开泗水去往布罗莫火山的大巴上，同座的是一位当地的女大学生。因为我是外国人，车上售票时本来要多收我的钱，她替我据理力争，才没有多收。闲聊中，我用中文唱起了家里长辈们最爱哼唱的印尼民歌《美丽的梭罗河》，她立刻用印尼语跟着唱了起来：“旱季来临，你轻轻流淌，雨季时波涛滚滚，你流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