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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中组部于 1927 年随着中共中央机关迁到武汉。从 4 月中旬到 10 月上旬，中组部在武汉短短几个月里创下了三项历史上的“第一次”：第一次设立独立机构;第一次明确提出工作计划;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办公地点。
当年中组部在武汉先后有3处办公地点：一是汉口铭新街13号，是中组部机关所在地;二是汉口贯中里，这里离江汉关不远，是当年负责党员登记的地方;第三处地方有待考证。
中组部在武汉健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因为工作任务的特点，中组部晚于工农、妇女、宣传等部门建立。中共四大后，中组部名义上已经建立，但都是由党中央领导人兼管，人员也不稳定。
1926年9月至1927年春，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武汉成为革命的中心，党中央在上海的办事机构陆续迁来武汉。1927年4月中旬，总书记陈独秀及尚留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工作人员全部到达武汉，中组部也迁到武汉。
1927年上半年全国共产党员人数猛增到57967人，这时大量的组织工作摆上党中央的工作日程。中共五大后中央各工作机构很快建立健全起来，中组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得以健全的。
党的五届一中全会后，中央决定调李维汉任组织部部长，陈乔年任副部长（宋侃夫回忆陈是秘书长）;中组部设有秘书处、组织科、党员登记处等部门。
后因“马日事变”许克祥叛乱导致武汉至长沙铁路中断，李维汉不能及时到任。中央又任命张国焘为中组部部长，但这段时间张的其他公务较多，中组部工作实际上由陈乔年主持。
6月下旬，李维汉来到武汉，就任组织部部长，中央秘书长改为邓中夏，陈乔年仍然在组织部，协助李维汉工作。
7月12日，中共中央实行改组，陈独秀停职，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有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五人，被称为“五人临时中央”。这个机构只存在了25天，未明确分工，党的大事都是集体研究决定的。周恩来、张国焘、李维汉共同主持党的机关和党员的隐蔽、疏散撤离工作。
八七会议后，李维汉继续担任中组部部长，杨匏安任组织部秘书。8月19日至9月23日，中央又决定陈佑魁、叶文龙、庄文恭等人先后任中组部秘书。10月上旬以前，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回上海，中组部亦迁走，部长李维汉在处理完相关事宜后，最后一个离开武汉。
中组部到武汉后，建立了自己的办公机关，先后有3处：一是汉口贯中里，这里离江汉关不远。当年水路是主要交通途径，从全国各地乘船到武汉的党员沿江汉路很快能找到贯中里，洪扬生等人在此做党员登记工作;二是汉口铭新街13 号，这里是组织部机关所在地，6月下旬至7月中旬中组部和中宣部都设于此。这是一座带天井的二层楼房，中宣部在楼下，中组部在楼上。经常有些干部到组织部去，但人不住在那里。副部长（秘书长）陈乔年、组织科的罗严等工作人员在楼上办公和居住。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后，部长李维汉也常去，陈乔年的夫人也住在机关里。中组部和中宣部工作人员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三是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组部曾和中央秘书处一起办公，地方待考证。
上千党员来汉找组织
中共中央在武汉期间正是大革命由高潮转向失败的风云剧变时期。形势急剧变化，党的任务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中组部在复杂的形势下完成了党中央布置的重要工作任务。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对各地来武汉的党员进行登记核实，安排工作。
1927年初至8月，由于党中央在武汉，全国各地来这里寻找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党员、干部有上千人之多。他们到武汉后，需先接上组织关系，才能由组织部安排工作。
一般情况下，来武汉的党员先在旅馆或者同乡会住下，他们在这些地方落脚后，便去找中央组织部。经中组部与其原所在省份党组织联系，确定身份后再安排工作。
党组织关系在浙江省的宋侃夫就是这样被安排到新的工作岗位的。1927年3月，宋侃夫从上海来到武汉。他先在汉口宁波会馆住下，随后找到中组部，中组部的人说：“你等一下，我们还要问。”问过后，浙江党组织承认有这个人，中组部才正式介绍宋侃夫到中宣部去。据宋侃夫1981年10月回忆，中组部给他开具了盖有长方形图章的介绍信，内容是“宗祖之”介绍给“宗宣之”。他拿着这封介绍信与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尹宽接上头，尹宽带他去见中宣部部长蔡和森。后来宋侃夫被安排在中宣部鼓动科工作。
1927年4月中旬，四川省来了一批党员，其中郑鼎勋、黄达全、张鸿次、刘荣简、赵世兰5名党员直接找到党中央。5月15日，中央决定先把他们交给组织部，查清后再决定派否。赵世兰在参加五大后，被中组部调任武昌市委妇委书记、湖北省委秘书。当时，各地来武汉的党员就是这样经中组部转移组织关系并安排到各个岗位的。为此，中组部做了大量的工作，还对全国党员进行统计汇总。
二是为各地党组织调动配备干部。
中共五大后，黨中央重视建立、健全各地各级党组织，中央常委会陆续决定了12个省委的组成人员，指定了省委书记和明确了部分分工。中央这些决定在会后均交由中组部，由他们落实相关事宜。
1927年5月中旬，中央常委会决定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会议通过了湖北省委成员名单，交组织部落实;
中共五大前后，各地党组织缺少干部，人手紧张，许多党组织向中央提出调派人员的请求。这些问题经中央研究决定后，都交给组织部进行协调调动。
中共五大后至6月底，两个月内48天，中共中央开过46次会议，几乎每一次会议都在研究人事干部问题，会后均由组织部逐一安排落实。这一时期，中组部按中央要求为各省调度配备了大量工作人员，充实完善了各级党组织机构，加强了地方党组织的力量，指导了各地的工作。
早期党的建设重要篇章
中组部在此期间第三项重要工作是在非党群团中建立、健全党团组织。 中共五大修改通过的《党章》规定：“在所有一切非党群众会议，及执行机关（国民党、国民政府、工会、农会等等）中，有党员3人以上，均须组织党团。”努力扩大党员数量，吸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到党的队伍中来，在工厂、铁路、码头等行业都有党的组织，加强从中央到基层党的建设是五大后党的重要工作任务。
四是疏散撤离干部。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白色恐怖严重，中共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组织部在临时中央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疏散撤离共产党员干部的工作。至10月上旬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之前，他们按照中央的规定对集中在武汉三镇的党员干部进行疏散。先由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同志尽量筹集到一些款项，然后依据被疏散同志的选择和工作需要一一进行分配，并为他们解决交通、经费等问题。分配的方法是：凡能秘密返回原籍工作的，派回原籍;不能返回原籍原地的，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分派到南昌参加起义;还有一部分人送到莫斯科学习。据宋侃夫和刘淑琴回忆，宋当时去浙江和刘去上海都是由罗严负责分配的。分配宋侃夫的工作时，李维汉还亲自找他谈话。
五是整顿恢复党组织。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一些地方党组织不能正常工作。1927年9月4日，河南省委写信给中央汇报工作：党的工作无形中停顿，党的组织非常薄弱，好多个县市缺书记，军事工作更是缺人。党中央在全党散乱之际和遭受严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进行了极其艰苦而又重要的组织工作，开始恢复、整顿或重建党的组织，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和工作机关，组织了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成立了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各局建立后，派人巡视各地，实际指导各地工作。在党组织内部，注意培养干部和从党员群众中提拔负责人，领导党员和群众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而英勇的斗争。
中组部在武汉期间，第一次明确提出组织部工作计划，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办公地。当时正值大革命由高潮向低潮的转变时期，斗争形势复杂多变，各项工作刚刚起步，开始步入正轨。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国共两党由合作变为敌对，革命遭受失败，共产党内部思想混乱，队伍不穩定。这时中组部的工作随着党中央总方针的转变而迅速转变。中组部应对了复杂局面，适应了转变并完成转移安排党员干部等一系列重要工作，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才干。
中共中央组织部在革命斗争中逐步发展成熟，在武汉创立了建党以来组织工作的辉煌业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和组织建设的重要篇章。
（作者系武汉革命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
当年中组部在武汉先后有3处办公地点：一是汉口铭新街13号，是中组部机关所在地;二是汉口贯中里，这里离江汉关不远，是当年负责党员登记的地方;第三处地方有待考证。
中组部在武汉健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因为工作任务的特点，中组部晚于工农、妇女、宣传等部门建立。中共四大后，中组部名义上已经建立，但都是由党中央领导人兼管，人员也不稳定。
1926年9月至1927年春，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武汉成为革命的中心，党中央在上海的办事机构陆续迁来武汉。1927年4月中旬，总书记陈独秀及尚留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工作人员全部到达武汉，中组部也迁到武汉。
1927年上半年全国共产党员人数猛增到57967人，这时大量的组织工作摆上党中央的工作日程。中共五大后中央各工作机构很快建立健全起来，中组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得以健全的。
党的五届一中全会后，中央决定调李维汉任组织部部长，陈乔年任副部长（宋侃夫回忆陈是秘书长）;中组部设有秘书处、组织科、党员登记处等部门。
后因“马日事变”许克祥叛乱导致武汉至长沙铁路中断，李维汉不能及时到任。中央又任命张国焘为中组部部长，但这段时间张的其他公务较多，中组部工作实际上由陈乔年主持。
6月下旬，李维汉来到武汉，就任组织部部长，中央秘书长改为邓中夏，陈乔年仍然在组织部，协助李维汉工作。
7月12日，中共中央实行改组，陈独秀停职，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有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五人，被称为“五人临时中央”。这个机构只存在了25天，未明确分工，党的大事都是集体研究决定的。周恩来、张国焘、李维汉共同主持党的机关和党员的隐蔽、疏散撤离工作。
八七会议后，李维汉继续担任中组部部长，杨匏安任组织部秘书。8月19日至9月23日，中央又决定陈佑魁、叶文龙、庄文恭等人先后任中组部秘书。10月上旬以前，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回上海，中组部亦迁走，部长李维汉在处理完相关事宜后，最后一个离开武汉。
中组部到武汉后，建立了自己的办公机关，先后有3处：一是汉口贯中里，这里离江汉关不远。当年水路是主要交通途径，从全国各地乘船到武汉的党员沿江汉路很快能找到贯中里，洪扬生等人在此做党员登记工作;二是汉口铭新街13 号，这里是组织部机关所在地，6月下旬至7月中旬中组部和中宣部都设于此。这是一座带天井的二层楼房，中宣部在楼下，中组部在楼上。经常有些干部到组织部去，但人不住在那里。副部长（秘书长）陈乔年、组织科的罗严等工作人员在楼上办公和居住。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后，部长李维汉也常去，陈乔年的夫人也住在机关里。中组部和中宣部工作人员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三是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组部曾和中央秘书处一起办公，地方待考证。
上千党员来汉找组织
中共中央在武汉期间正是大革命由高潮转向失败的风云剧变时期。形势急剧变化，党的任务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中组部在复杂的形势下完成了党中央布置的重要工作任务。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对各地来武汉的党员进行登记核实，安排工作。
1927年初至8月，由于党中央在武汉，全国各地来这里寻找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党员、干部有上千人之多。他们到武汉后，需先接上组织关系，才能由组织部安排工作。
一般情况下，来武汉的党员先在旅馆或者同乡会住下，他们在这些地方落脚后，便去找中央组织部。经中组部与其原所在省份党组织联系，确定身份后再安排工作。
党组织关系在浙江省的宋侃夫就是这样被安排到新的工作岗位的。1927年3月，宋侃夫从上海来到武汉。他先在汉口宁波会馆住下，随后找到中组部，中组部的人说：“你等一下，我们还要问。”问过后，浙江党组织承认有这个人，中组部才正式介绍宋侃夫到中宣部去。据宋侃夫1981年10月回忆，中组部给他开具了盖有长方形图章的介绍信，内容是“宗祖之”介绍给“宗宣之”。他拿着这封介绍信与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尹宽接上头，尹宽带他去见中宣部部长蔡和森。后来宋侃夫被安排在中宣部鼓动科工作。
1927年4月中旬，四川省来了一批党员，其中郑鼎勋、黄达全、张鸿次、刘荣简、赵世兰5名党员直接找到党中央。5月15日，中央决定先把他们交给组织部，查清后再决定派否。赵世兰在参加五大后，被中组部调任武昌市委妇委书记、湖北省委秘书。当时，各地来武汉的党员就是这样经中组部转移组织关系并安排到各个岗位的。为此，中组部做了大量的工作，还对全国党员进行统计汇总。
二是为各地党组织调动配备干部。
中共五大后，黨中央重视建立、健全各地各级党组织，中央常委会陆续决定了12个省委的组成人员，指定了省委书记和明确了部分分工。中央这些决定在会后均交由中组部，由他们落实相关事宜。
1927年5月中旬，中央常委会决定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会议通过了湖北省委成员名单，交组织部落实;
中共五大前后，各地党组织缺少干部，人手紧张，许多党组织向中央提出调派人员的请求。这些问题经中央研究决定后，都交给组织部进行协调调动。
中共五大后至6月底，两个月内48天，中共中央开过46次会议，几乎每一次会议都在研究人事干部问题，会后均由组织部逐一安排落实。这一时期，中组部按中央要求为各省调度配备了大量工作人员，充实完善了各级党组织机构，加强了地方党组织的力量，指导了各地的工作。
早期党的建设重要篇章
中组部在此期间第三项重要工作是在非党群团中建立、健全党团组织。 中共五大修改通过的《党章》规定：“在所有一切非党群众会议，及执行机关（国民党、国民政府、工会、农会等等）中，有党员3人以上，均须组织党团。”努力扩大党员数量，吸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到党的队伍中来，在工厂、铁路、码头等行业都有党的组织，加强从中央到基层党的建设是五大后党的重要工作任务。
四是疏散撤离干部。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白色恐怖严重，中共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组织部在临时中央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疏散撤离共产党员干部的工作。至10月上旬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之前，他们按照中央的规定对集中在武汉三镇的党员干部进行疏散。先由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同志尽量筹集到一些款项，然后依据被疏散同志的选择和工作需要一一进行分配，并为他们解决交通、经费等问题。分配的方法是：凡能秘密返回原籍工作的，派回原籍;不能返回原籍原地的，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分派到南昌参加起义;还有一部分人送到莫斯科学习。据宋侃夫和刘淑琴回忆，宋当时去浙江和刘去上海都是由罗严负责分配的。分配宋侃夫的工作时，李维汉还亲自找他谈话。
五是整顿恢复党组织。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一些地方党组织不能正常工作。1927年9月4日，河南省委写信给中央汇报工作：党的工作无形中停顿，党的组织非常薄弱，好多个县市缺书记，军事工作更是缺人。党中央在全党散乱之际和遭受严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进行了极其艰苦而又重要的组织工作，开始恢复、整顿或重建党的组织，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和工作机关，组织了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成立了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各局建立后，派人巡视各地，实际指导各地工作。在党组织内部，注意培养干部和从党员群众中提拔负责人，领导党员和群众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而英勇的斗争。
中组部在武汉期间，第一次明确提出组织部工作计划，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办公地。当时正值大革命由高潮向低潮的转变时期，斗争形势复杂多变，各项工作刚刚起步，开始步入正轨。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国共两党由合作变为敌对，革命遭受失败，共产党内部思想混乱，队伍不穩定。这时中组部的工作随着党中央总方针的转变而迅速转变。中组部应对了复杂局面，适应了转变并完成转移安排党员干部等一系列重要工作，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才干。
中共中央组织部在革命斗争中逐步发展成熟，在武汉创立了建党以来组织工作的辉煌业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和组织建设的重要篇章。
（作者系武汉革命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