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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6年初春，花满锦城。我却顾不得在成都停留赏景。在宽窄巷子的街边店要了一碗酸辣粉和一个锅盔解馋后，匆匆赶往飞北京的航班。这是一周内，第二次往返于北京与成都。
奔波与安定，人生总要在适当的时间做出抉择。现在想起来，坚定我从北京回到成都的两股力量，一股是四川人那种可能令外省人费解的自我文化的认同感，第二股力量是那一句“不媚俗邀宠，不粉饰太平”。这句话让我眼前一亮，对味儿！经过笔试和多轮面试，我成为了廉政瞭望的一员。其实，我与她的故事，还要从16年前讲起。
由于我妈当村干部的缘故，自打我记事起，家里的书架下面就摞着一捆一捆的村委会订的过期刊物。大概是在初中刚毕业之后，书架下面的杂志堆里，多了一本“新杂志”，叫《廉政瞭望》。
我已经忘记了在这本杂志上看过什么文章，只依稀记得，它有些“另类”。那时对“时政”的概念一无所知，觉得这本杂志在党政刊物中独树一帜——虽主流却不呆板，犀利而有人文情怀。
心理学上有“第一印象”的说法，指先听进去的话或先获得的印象，往往在头脑中占有主导地位。在恋爱中，第一印象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如果本来很优秀的男孩子，第一次约会不小心鼻毛外露，就有可能错失自己的真命天女。《廉政瞭望》就在那少年懵懂的时代，留给了我一个关于媒体与文字的最美好印象。
之后，我辗转江苏求学，继续迷恋着文字与其中的巨大力量。我并没有放弃私人的书写。王小波说：“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而我，把幼稚的思想倾泻在纸上，重复着古老的“游戏学”，发泄着席勒所说的“剩余精力”。到大三，我的第一本个人文集脱胎付梓，那个金秋，收获了赞赏，同样陷入了孤寂的失语之阵。
毕业之后，我义无反顾地来到北京。因为那里曾有一大群人，我从小视他们为精神偶像，追随着他们的思想足迹踽踽而行。可惜那时的文化生态正在悄无声息地变化着，不少曾经叱咤风云的记者、学者已经封笔或退休，他们的锐气逐渐在公共生活中消失。有人告诉我，找到自己，隐藏自己，但不要辜负自己的热爱，生产文字的时候，一定要生产思想。
我记住了他的话，辗转北京七八年，一直在媒体行业摸爬滚打，自始至终也没有跳离“生产文字”这个行当。
这是一个最好时代，互联网蓬勃发展，人们像永不疲惫的矿工挖掘着信息的最大价值;这也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信息流穿脑而过，甚至都留不下些许痕迹，满足感官享受的轻阅读甚嚣尘上。
眼看着新媒体的起起伏伏、生生死死，人来人往，时而繁华时而落寞，我突然意识到，在北京的“大观园”中，我一直是一个外人。我并没有找到当初为之坚守理想的寄托，疲惫不堪的身心只想回归。
2016年，与8年前初出社会时相比，我已经不再觊觎一个盛装理想的地方。理想是一个宏大得可怕的题目，分解之，慢慢拼凑，或许才是一个成熟的人对于理想的态度吧。
16年前美好的“第一印象”，终于开花结果。我来到了廉政瞭望，这里包容了理想，也对自己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反腐大势浩浩荡荡，在这里，我有幸见证在时代洪流中推动社会向前的人们，他们或许渺小，但并不孤单。从纪检干部、律师，到文化学者，正是他们的存在，形成了冲刺理想的合力。
还记得刚到杂志社不久，负责一个关于招投标腐败的策划选题。众所周知，招投标行业的“潜规则”历来被公众诟病，行业管理乱象丛生，却很少有人从点滴做起，以“苍蝇战大象”的魄力去改变这样的现状，而80后的徐律师便是领域中的“先行者”。
曾经有投标单位派人来“意思”一下，让徐律师透露标底，每次都遭到他严词拒绝;也有人用语言或暴力威胁，他从未屈服。“公平与正义从来不会从天而降”，初心和理想荡漾在他血液中，使他最终坚持下来，“总要有人从法律的角度，慢慢去纠正行业的沉疴痼疾”。
有的人“找到自己，隐藏自己”，而有的人“找到自己，点燃自己”。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何增科，便是后者。在一次廉政论坛上，我有幸采访到了他。在高校体制内能做到知行合一，保持独立人格并作出客观的观察和表达，并不是一件易事。
美国的联邦法官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一书中，将公共知识分子比喻成“社会的牛虻”。无论在什么社会，它都需要一些“牛虻”，来冲击麻木的思想，启发人们的思路，对僵硬的传统发起挑战。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反腐败，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很有可能陷入极端腐败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何增科并没有故作高调，语出惊人哗众取宠，而是充当着“牛虻”，理性地看到了我们社会的危机。他觉察到了反腐败运行机制之下尚有“人治”因素，由此形成了“选择性惩治”和“法纪软約束”。正是有如何增科这样的观察者与监督者，从微观到宏观分析着社会机制的利弊，并提出解决的策略，社会才会向着良性的轨道前行。
媒体应该站在什么角度解读社会？个人又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到廉政瞭望这3年来，我带着这些在北京没有参透的问题，到过山区的贫困村，与扶贫干部长谈;目睹了纪委监委的办案人员夜以继日地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见证了曾经腐败猖獗的地方，一步一步建设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这一切，都是个中的人发挥光和热的结果。他们让我认识到，理想不是虚空的口号，而是踏踏实实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工作。
尼采说：野兔有7层皮，人身上可以剥下7×70层皮，但他仍然不认识自己。鲁迅笔下的“过客”面临着相同的难题。老人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回答说：“我不知道。”老人再问他：“你到哪里去？”他依然回答：“我不知道。”
10年前，我大学毕业，一身热血。在苏北的干风中，搭上了开往北京的红皮火车，爆棚的理想掩盖了泡面和脚臭味，正如那名“过客”，“我是谁”的疑问挥之不去，我用了七八年来寻寻觅觅，最终没有找到答案。
如今，“我是谁”的问题已经不再困惑我——从每一次采访中，在每一篇完成的文章中，汲取那些人与事的能量，自我鞭策——我在廉政瞭望，见证并记录着这个时代的进步与美好。
奔波与安定，人生总要在适当的时间做出抉择。现在想起来，坚定我从北京回到成都的两股力量，一股是四川人那种可能令外省人费解的自我文化的认同感，第二股力量是那一句“不媚俗邀宠，不粉饰太平”。这句话让我眼前一亮，对味儿！经过笔试和多轮面试，我成为了廉政瞭望的一员。其实，我与她的故事，还要从16年前讲起。
生产文字，也生产思想
由于我妈当村干部的缘故，自打我记事起，家里的书架下面就摞着一捆一捆的村委会订的过期刊物。大概是在初中刚毕业之后，书架下面的杂志堆里，多了一本“新杂志”，叫《廉政瞭望》。
我已经忘记了在这本杂志上看过什么文章，只依稀记得，它有些“另类”。那时对“时政”的概念一无所知，觉得这本杂志在党政刊物中独树一帜——虽主流却不呆板，犀利而有人文情怀。
心理学上有“第一印象”的说法，指先听进去的话或先获得的印象，往往在头脑中占有主导地位。在恋爱中，第一印象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如果本来很优秀的男孩子，第一次约会不小心鼻毛外露，就有可能错失自己的真命天女。《廉政瞭望》就在那少年懵懂的时代，留给了我一个关于媒体与文字的最美好印象。
之后，我辗转江苏求学，继续迷恋着文字与其中的巨大力量。我并没有放弃私人的书写。王小波说：“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而我，把幼稚的思想倾泻在纸上，重复着古老的“游戏学”，发泄着席勒所说的“剩余精力”。到大三，我的第一本个人文集脱胎付梓，那个金秋，收获了赞赏，同样陷入了孤寂的失语之阵。
毕业之后，我义无反顾地来到北京。因为那里曾有一大群人，我从小视他们为精神偶像，追随着他们的思想足迹踽踽而行。可惜那时的文化生态正在悄无声息地变化着，不少曾经叱咤风云的记者、学者已经封笔或退休，他们的锐气逐渐在公共生活中消失。有人告诉我，找到自己，隐藏自己，但不要辜负自己的热爱，生产文字的时候，一定要生产思想。
我记住了他的话，辗转北京七八年，一直在媒体行业摸爬滚打，自始至终也没有跳离“生产文字”这个行当。
这是一个最好时代，互联网蓬勃发展，人们像永不疲惫的矿工挖掘着信息的最大价值;这也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信息流穿脑而过，甚至都留不下些许痕迹，满足感官享受的轻阅读甚嚣尘上。
眼看着新媒体的起起伏伏、生生死死，人来人往，时而繁华时而落寞，我突然意识到，在北京的“大观园”中，我一直是一个外人。我并没有找到当初为之坚守理想的寄托，疲惫不堪的身心只想回归。
拼凑理想，也认识自己
2016年，与8年前初出社会时相比，我已经不再觊觎一个盛装理想的地方。理想是一个宏大得可怕的题目，分解之，慢慢拼凑，或许才是一个成熟的人对于理想的态度吧。
反腐大势浩浩荡荡，在这里，我有幸见证在时代洪流中推动社会向前的人们，他们或许渺小，但并不孤单。
16年前美好的“第一印象”，终于开花结果。我来到了廉政瞭望，这里包容了理想，也对自己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反腐大势浩浩荡荡，在这里，我有幸见证在时代洪流中推动社会向前的人们，他们或许渺小，但并不孤单。从纪检干部、律师，到文化学者，正是他们的存在，形成了冲刺理想的合力。
还记得刚到杂志社不久，负责一个关于招投标腐败的策划选题。众所周知，招投标行业的“潜规则”历来被公众诟病，行业管理乱象丛生，却很少有人从点滴做起，以“苍蝇战大象”的魄力去改变这样的现状，而80后的徐律师便是领域中的“先行者”。
曾经有投标单位派人来“意思”一下，让徐律师透露标底，每次都遭到他严词拒绝;也有人用语言或暴力威胁，他从未屈服。“公平与正义从来不会从天而降”，初心和理想荡漾在他血液中，使他最终坚持下来，“总要有人从法律的角度，慢慢去纠正行业的沉疴痼疾”。
有的人“找到自己，隐藏自己”，而有的人“找到自己，点燃自己”。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何增科，便是后者。在一次廉政论坛上，我有幸采访到了他。在高校体制内能做到知行合一，保持独立人格并作出客观的观察和表达，并不是一件易事。
美国的联邦法官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一书中，将公共知识分子比喻成“社会的牛虻”。无论在什么社会，它都需要一些“牛虻”，来冲击麻木的思想，启发人们的思路，对僵硬的传统发起挑战。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反腐败，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很有可能陷入极端腐败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何增科并没有故作高调，语出惊人哗众取宠，而是充当着“牛虻”，理性地看到了我们社会的危机。他觉察到了反腐败运行机制之下尚有“人治”因素，由此形成了“选择性惩治”和“法纪软約束”。正是有如何增科这样的观察者与监督者，从微观到宏观分析着社会机制的利弊，并提出解决的策略，社会才会向着良性的轨道前行。
媒体应该站在什么角度解读社会？个人又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到廉政瞭望这3年来，我带着这些在北京没有参透的问题，到过山区的贫困村，与扶贫干部长谈;目睹了纪委监委的办案人员夜以继日地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见证了曾经腐败猖獗的地方，一步一步建设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这一切，都是个中的人发挥光和热的结果。他们让我认识到，理想不是虚空的口号，而是踏踏实实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工作。
尼采说：野兔有7层皮，人身上可以剥下7×70层皮，但他仍然不认识自己。鲁迅笔下的“过客”面临着相同的难题。老人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回答说：“我不知道。”老人再问他：“你到哪里去？”他依然回答：“我不知道。”
10年前，我大学毕业，一身热血。在苏北的干风中，搭上了开往北京的红皮火车，爆棚的理想掩盖了泡面和脚臭味，正如那名“过客”，“我是谁”的疑问挥之不去，我用了七八年来寻寻觅觅，最终没有找到答案。
如今，“我是谁”的问题已经不再困惑我——从每一次采访中，在每一篇完成的文章中，汲取那些人与事的能量，自我鞭策——我在廉政瞭望，见证并记录着这个时代的进步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