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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张薰华（1921年—2021年2月1日），江西省九江人。194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系主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他专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特别是《资本论》研究。著有《〈资本论〉提要》（三册）、《〈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
2012年5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7届论坛在墨西哥都市自治大学举行。会上授予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教授（东京大学）、张薰华教授（复旦大学）第二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Marxian Economics Award），以獎励其为经济学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的卓越贡献。
古语云“仁者寿”，又曰“故大德……必得其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国宏特撰文，倾情讲述张薰华教授的百年求索之路。以下是文章节选内容：
生于忧患：从革命者到经济学者
复旦大学教授张薰华，1921年12月出生于江西九江庐山脚下的一个中医世家。幼年丧母，由执业中医的祖父抚养长大，并进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熟读《论语》、《孟子》、《左传》、《史记》、《古文观止》等名著篇章。
祖父去世后，他辗转到上海投靠外祖母和姨母，就读初中。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被迫举家逃回九江。不到一年，日军肆虐江南，只得携弟妹历尽千辛万苦重返上海，避难于租界外祖母和姨母家。1939年在上海就读苏州工业学校土木科，较早地学习了高等数学。外祖母去世后，他不得不带着弟妹再次离开上海，坐船经温州到丽水，投靠在浙江省邮局工作的堂兄。适值复旦大学农学院新办的农艺系茶叶专业在丽水和衡阳两地招生，他去报考，顺利被录取。复旦已迁至重庆北碚，新录取的学生在衡阳搭乘中国茶叶公司货车一路颠簸到重庆就学。
在重庆的复旦大学，他完成了两个转变：一是由茶叶专业的学生转变为经济专业的学生，二是由普通学生转变为革命者。前者是从希冀“有一技傍身”到追寻“经世济民”之道的进步，而后者则是目睹国破家亡后滋生的热血追求。他上高中时就曾是上海市学生抗日救亡协会的一员;在大学里，1944年又参加了中国学生导报社（中共外围组织）。1945年，作为毕业同学会主席，组织了挽留校长章益的运动，使得章益多次拒绝国民党“教育部”的迁台命令，避免了复旦迁台的命运。
抗战胜利后，复旦迁返上海，他也毕业留校成为复旦大学经济系的教师，并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作为复旦代表参加上海高校接管工作的党组，参与接管复旦工作。复校后，他被陈毅和粟裕委任为“校务委员并兼常务委员”。是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志让北上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任委员陈望道前往华东军政委员会任职，均无暇管理复旦校务，他作为主任秘书代行学校行政事务，躬身复校工作的诸多事宜。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经组织同意，他开始逐步退出行政工作，回到经济系任教。但仍长期担任校工会主席和经济系主任，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此后，作为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教。
学术轨迹：从《统计学》教学到《资本论》研究
张薰华的学术研究始自他1945年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留校任教。最初教的课程是《经济数学》和《统计学》，相应地，其研究领域也类似于今天的数理经济学。他最早的研究成果是1953年编写的《统计学原理》讲义，这部讲义1954年被中央高等教育部列为全国推荐教材。最早发表的论文是《论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指标》，发表于《复旦学报》1956年第2期。那是一篇与苏联统计学家卡拉谢夫争鸣的文章，发表后受到国家统计局的重视，以《论平均速度的计算方法》为题转发在其机关刊物《统计工作通讯》1956年第24期上。
不过，那时候他发表的最重要的一篇论文，可能还是1959年刊于《复旦学报》第9期的《高速度和按比例的关系》一文。该论文的写作缘起于当年的“中苏论战”，目的是与苏联统计学家论战速度和比例关系问题。该文发表后引起有关方面关注，他因而被选派到中央党校理论班脱产学习三年。
在中央党校，他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研究专家王学文教授，广泛涉猎文史哲，潜心钻研《资本论》。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学府苦读三年，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学习。张薰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训练，为日后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2年，他返回复旦大学经济系，开始系统讲授《资本论》，并把教学工作和研究、应用《资本论》结合在一起。“文革”前，他已编写出一套《<资本论>讲义》，力图顺乎原著逻辑，逐卷逐章逐节阐述要点。在这部讲义的基础上，1977 年至1982 年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资本论>提要》。
此后，他开始陆续发表沉潜20年的《资本论》研究心得，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应用于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审视其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从1979年发表“论扩大再生产平衡条件的基本公式”到2015年以95岁高龄发表“人口法制与依法治国”，36年间共发表近百篇论文，其学术研究轨迹大致因循三条路径演化：
首先是对《资本论》的深化研究。在正式出版三卷本的《<资本论>提要》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资本论》相关问题的专题研究，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主要有三个专题：一是对《资本论》中计算问题的探讨，如《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等，后来形成专著《<资本论>中的数量分析》;二是对《资本论》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如《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途径——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理论的体会》等，这一专题的研究形成专著《<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三是参与关于如何发展《资本论》的讨论，如《用怎样的观点发展<资本论>——与熊映梧同志商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资本论>的理论》等。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如何坚持和发展《资本论》，发表了多篇论文。 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的创新探索。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依据这一点，他运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并以黑格尔的圆圈法，创造性地探索了生产力和经济规律体系。这一探索从1979年发表《科学技术优先发展的规律和自身发展的规律》一文开始，到1989年正式出版《生产力与经济规律》一书，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第三是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探讨。除了《资本论》和经济规律体系研究外，他也始终关注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并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应用于这些现实问题研究。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经济运行问题，另一是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相关的现实问题，诸如人口问题、土地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等。其中，关于土地问题的研究，形成2部著作，即《土地经济学》和《土地与市场》;关于交通问题的研究，形成著作《交通经济学》。
可见，张薰华的学术研究轨迹开始于其留校任教《统计学》课程的教学工作，进而除了编写教材还探讨统计学中的学术问题，发表了多篇论文，引起学术界关注，此为他学术研究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从中央党校学习至“文革”结束，是近20年的专注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时期，在编写《资本论》讲义和教学过程中，积累了深厚的研究功底。第三阶段，从“文革”结束到本世纪初年届80高龄，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厚积薄发时期，除了继续深化《资本论》研究，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和理论范式，并以其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出谋划策，贡献杰出。第四阶段，从本世纪初至今，依然笔耕不辍，多有总结性的研究成果面世。
目前，已届期颐之年的张薰华，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过半个世纪，是国内公认的《资本论》研究权威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上海《资本论》研究会会长，现为中国《资本论》研究会顾问、上海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上海《资本论》研究会顾问。因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在探索经济规律方面形成独到学术见解，提出‘土地批租’政策建议，对推动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荣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杰出贡献奖。此外，因其教书育人和环境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全国环境教育先进个人”等称号。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曾评价，张薰华的研究“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上都影响深远”。复旦教授尹伯成说：“时下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过时’问题上，我国学界存在着偏见。对于这些偏见，张薰华的学术研究成果也许正好是一个有力的回答。”著名《资本论》研究专家洪远朋指出：“张先生研究《资本论》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紧紧相连，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指出：“张薰华是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以于祖尧、刘国光、杨圣明、张薰华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支持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参与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应用
张薰华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凭借扎实的《资本论》研究，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脉络。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张薰华的研究兵分两路，“一路深入到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及其源泉（人口、资源、环境）;另一路则探索其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以至上层建筑）。”对于物质基础及其源泉的研究形成了他独特的社会生产力结构体系的范式，应用到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产生了他在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以及土地、交通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社会形式的探讨，则形成了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诸多领域独特的观点，包括被誉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八大创新”之一的土地批租论。
1.“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土地批租论
张薰华是国内学术界第一个提出“土地批租”问题的学者。正是他关于“土地批租”的论文，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批租”政策，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1984年，在港澳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张薰华提交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文中指出，“土地的有偿使用关系到土地的合理使用和土地的公有权问题。级差地租应该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港澳的租地办法可以采用。”论文刊载于《中国房地产》1984年第8期。1985年初，由于中央对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视，上海市委研究室注意到这篇文章，约他再写一篇。随即，《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载于该研究室编的《内部資料》第6期。这篇文章又受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注意，嘱再补充，标题改为《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1985年4月10日刊载于该研究室编的内刊《调查与研究》第5期，发至全国各省市领导机关。
张薰华的这一研究，奠定了城市土地使用最重要的理论基础。1986年10月，上海市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土地使用管理办法》，对外商投资企业收取土地使用费，第一次对土地进行有偿使用。1987年，在深圳参加“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讨论会时，张薰华提交论文《论土地国有化与地租的归属问题》。后来，深圳市政府将该市农村土地全部收归国有。1987年9月，深圳市敲响了土地拍卖第一槌，以协商议标形式出让有偿使用的第一块国有土地。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后面，加上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此后，“土地批租”成为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普遍形式，也拉开了中国持续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帷幕。
值得关注的是，在那篇论文中，张薰华还提及上海土地使用中的相关建议。这些建议，也逐步得到采纳，成为现实。譬如，建议上海市政府迁出外滩，把外滩以高地租租给外资、外贸、金融等单位;又如，建议在浦东围海造地，另建大型国际机场;建议上海郊区土地不以种粮为主，种蔬菜、植水果、饲禽畜、养鱼虾，让农民迅速致富;建议以契约形式规定用地单位保证一定量的人均绿化面积，禁止企业超标排污，规定不得开采动用或破坏地下资源;等等。 2.“我国农业的一次思想革命”：林农牧渔副排序的生态意义
张薰华在所著《生产力与经济规律》（1989）一书中指出：过去将农业内部构成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副业按重要次序排列为：农、林、牧、副、渔。这种排列不够科学，由于农业应是生态农业才有发展前途，森林是生态系统的支柱，没有“林”，生态系统就会崩溃，就没有农、牧、渔的发展。“林”是人类生存问题，“农”是人们吃饭问题。农业搞不好会饿死一些人，森林砍光了会使整个人类难以生存下去。因此，“林”应放在首位。至于工副业非农业正业，应在末位。所以， 比较科学的次序应是：林、农、牧、渔、副。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石山研究员的高度认同，并被认为是“我国农业的一次思想革命”。他指出，上世纪80年代，我国山区建设的两条成功经验证明了张薰华“林字当头，搞好农业”的思路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张薰华关于林、农、牧、渔、副排序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992年，张薰华又以《林字当头与林农牧渔副为序》为题，系统论述了他的思想。论文发表后引起关注，《安徽农业》1997年第1期刊文认为，张薰华关于“林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的观点，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新观点”。
3.“抓住了《资本论》的生命力的本质”：“体制创新论”
著名经济学家卓炯认为，张薰华撰写的《<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一书“抓住了《资本论》的生命力的本质”。因为，作者深刻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商品的再生产和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只要撇开资本主义形式，《资本论》的许多基本原理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卓炯因此引申，凡是适用于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改革不适应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的生产关系。
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将商品所有制（市场经济）与生产要素资本主义所有制混为一谈，甚至将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立起来，这样也就陷于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张薰华用“黑格尔圆圈法”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逻辑关系展开为圆圈的圆圈，其中生产关系的圆圈又展开为两个圈层，即商品所有制（市场经济）和要素所有制（私有或公有），这样，就从理论上论证了市场经济也可以与公有制相结合，从而破解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难题。
关于如何进行体制创新，张薰华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逻辑体系。他认为，经济包涵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力）和这个内容所表现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由于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辩证关系，经济改革的范围不应限于经济制度的改革，更要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在他看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则表现为价格，表现为货币的运动。金融是融通货币资金的活动，它也就成为市场经济的龙头。所以，体制改革的源头在金融与地产改革。
4.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生产力源泉理论的视野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概念，最早出现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随着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显现，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反思以增长为目标的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张薰华也是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关注人口问题的，1979年就發表了“试论人口发展规律——兼论我国人口必须进一步控制”。和一般的研究不同，他把人口发展规律作为经济规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视野来分析人口问题。他从生产力的技术构成制约，分析了我国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然性。
同样，深入到生产力的源泉来研究生产力和经济规律，张薰华很快就涉及资源和环境问题。他首先注意到土地资源问题，1986年发表“土地与生产力”一文，提出“保护城乡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要制止污染源，还要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形成生态农业和‘生态’工业，也就是形成无污染的工农业”。应该说，他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提出保护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观点的学者。1987年，他又发表了“试论环境经济规律”一文，系统分析了生产力视野的环境问题。
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不损害未来社会满足其发展要求的资源基础的前提下的发展”。在张薰华看来，这种发展包含“组成人类社会的人口，满足其发展的经济活动，人类社会发展要求的资源基础。归结起来，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环保的关系问题，核心问题则是人口问题”。这些是他近20年一直思考的问题，在近年发表的成果中，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已然上升为生态文明和人口资源环境的法律规范问题。
学问与人生：治学理念、治学方法和理论勇气
张薰华十分认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也把“贱尺璧而重寸阴”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以此教导学生和晚辈。如他所说，做人是与治学分不开的。对任何人来说，年寿有时而尽，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人间“潇洒走一回”，实是将自己沦为普通动物。做人应该为人类群体智力的进化，为人类无限美好的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方不虚此行。
也许正因为如此，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主动提出返回教学科研岗位，开始了他的学问人生之路。中央党校三年深造，让他和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结下了不解之缘，沉潜数十载，硕果累累，成就斐然，终成一代大师。作为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称号，实至名归。
如前所述，张薰华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学理论和唯物辩证法来指导他的研究的，又创造性地运用“黑格尔圆圈法”来解读《资本论》这个“艺术的整体”，还应用于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同样地，在如何对待学术研究问题上，他也服膺于马克思的治学理念和治学方法，并加以遵循和践行。
恩格斯在1895年3月11日致韦尔纳·桑巴特的信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张薰华并没有把《资本论》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能够用于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正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他形象地解读了《资本论》这个“茫茫森林体系”，而且梳理出适用于现代经济运行的规律体系;也正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他在剖析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时游刃有余，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自成其理，自成体系，终成富有创新性的一家之言。
当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创新性的一家之言，是需要理论勇气的。1980年校改《资本论》的某些计算问题时如此，1984年提出借鉴香港土地批租政策如此，1987年否定沿袭已久的农林牧副渔排序时还是如此。不过，这也正反映了他所崇尚马克思的科学精神。他曾指出：“科学按其本性来说只承认事实和规律，它不崇拜任何偶像，它使人们厌弃迷信和愚昧，勇于探索、开拓和创新。”“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应该具有科学态度，不做风派人物;应该具有理论的勇气，不做阿谀奉承之辈。”
他认为，科学的经济学应批判地吸收各家之长。“如果简单地全盘否定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它全是庸俗的，或者无知地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它早已过时了，则都是非科学态度。争鸣应实事求是地鸣其长避其短，荟萃人类精神劳动的成果。”他还认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应科学地对待自己。“作为一名经济理论工作者，不仅要依据科学理直气壮地与别人争鸣，而且要勇于自我批评。认识有一个过程，往往是由错误到正确、由片面认识到全面认识的过程，这是正常的。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为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任何的科学批判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在重庆的复旦大学，他完成了两个转变：一是由茶叶专业的学生转变为经济专业的学生，二是由普通学生转变为革命者。
从中央党校学习至“文革”结束，是近20年的专注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时期，在编写《资本论》讲义和教学过程中，积累了深厚的研究功底。
张薰华是国内学术界第一个提出“土地批租”问题的学者。正是他关于“土地批租”的论文，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批租”政策，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他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提出保护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观点的学者。1987年，他又发表了“试论环境经济规律”一文，系统分析了生产力视野的环境问题。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张薰华并没有把《资本论》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能够用于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
张薰华（1921年—2021年2月1日），江西省九江人。194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系主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他专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特别是《资本论》研究。著有《〈资本论〉提要》（三册）、《〈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
2012年5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7届论坛在墨西哥都市自治大学举行。会上授予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教授（东京大学）、张薰华教授（复旦大学）第二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Marxian Economics Award），以獎励其为经济学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的卓越贡献。
古语云“仁者寿”，又曰“故大德……必得其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国宏特撰文，倾情讲述张薰华教授的百年求索之路。以下是文章节选内容：
生于忧患：从革命者到经济学者
复旦大学教授张薰华，1921年12月出生于江西九江庐山脚下的一个中医世家。幼年丧母，由执业中医的祖父抚养长大，并进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熟读《论语》、《孟子》、《左传》、《史记》、《古文观止》等名著篇章。
祖父去世后，他辗转到上海投靠外祖母和姨母，就读初中。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被迫举家逃回九江。不到一年，日军肆虐江南，只得携弟妹历尽千辛万苦重返上海，避难于租界外祖母和姨母家。1939年在上海就读苏州工业学校土木科，较早地学习了高等数学。外祖母去世后，他不得不带着弟妹再次离开上海，坐船经温州到丽水，投靠在浙江省邮局工作的堂兄。适值复旦大学农学院新办的农艺系茶叶专业在丽水和衡阳两地招生，他去报考，顺利被录取。复旦已迁至重庆北碚，新录取的学生在衡阳搭乘中国茶叶公司货车一路颠簸到重庆就学。
在重庆的复旦大学，他完成了两个转变：一是由茶叶专业的学生转变为经济专业的学生，二是由普通学生转变为革命者。前者是从希冀“有一技傍身”到追寻“经世济民”之道的进步，而后者则是目睹国破家亡后滋生的热血追求。他上高中时就曾是上海市学生抗日救亡协会的一员;在大学里，1944年又参加了中国学生导报社（中共外围组织）。1945年，作为毕业同学会主席，组织了挽留校长章益的运动，使得章益多次拒绝国民党“教育部”的迁台命令，避免了复旦迁台的命运。
抗战胜利后，复旦迁返上海，他也毕业留校成为复旦大学经济系的教师，并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作为复旦代表参加上海高校接管工作的党组，参与接管复旦工作。复校后，他被陈毅和粟裕委任为“校务委员并兼常务委员”。是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志让北上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任委员陈望道前往华东军政委员会任职，均无暇管理复旦校务，他作为主任秘书代行学校行政事务，躬身复校工作的诸多事宜。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经组织同意，他开始逐步退出行政工作，回到经济系任教。但仍长期担任校工会主席和经济系主任，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此后，作为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教。
学术轨迹：从《统计学》教学到《资本论》研究
张薰华的学术研究始自他1945年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留校任教。最初教的课程是《经济数学》和《统计学》，相应地，其研究领域也类似于今天的数理经济学。他最早的研究成果是1953年编写的《统计学原理》讲义，这部讲义1954年被中央高等教育部列为全国推荐教材。最早发表的论文是《论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指标》，发表于《复旦学报》1956年第2期。那是一篇与苏联统计学家卡拉谢夫争鸣的文章，发表后受到国家统计局的重视，以《论平均速度的计算方法》为题转发在其机关刊物《统计工作通讯》1956年第24期上。
不过，那时候他发表的最重要的一篇论文，可能还是1959年刊于《复旦学报》第9期的《高速度和按比例的关系》一文。该论文的写作缘起于当年的“中苏论战”，目的是与苏联统计学家论战速度和比例关系问题。该文发表后引起有关方面关注，他因而被选派到中央党校理论班脱产学习三年。
在中央党校，他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研究专家王学文教授，广泛涉猎文史哲，潜心钻研《资本论》。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学府苦读三年，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学习。张薰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训练，为日后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2年，他返回复旦大学经济系，开始系统讲授《资本论》，并把教学工作和研究、应用《资本论》结合在一起。“文革”前，他已编写出一套《<资本论>讲义》，力图顺乎原著逻辑，逐卷逐章逐节阐述要点。在这部讲义的基础上，1977 年至1982 年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资本论>提要》。
此后，他开始陆续发表沉潜20年的《资本论》研究心得，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应用于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审视其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从1979年发表“论扩大再生产平衡条件的基本公式”到2015年以95岁高龄发表“人口法制与依法治国”，36年间共发表近百篇论文，其学术研究轨迹大致因循三条路径演化：
首先是对《资本论》的深化研究。在正式出版三卷本的《<资本论>提要》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资本论》相关问题的专题研究，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主要有三个专题：一是对《资本论》中计算问题的探讨，如《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等，后来形成专著《<资本论>中的数量分析》;二是对《资本论》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如《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途径——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理论的体会》等，这一专题的研究形成专著《<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三是参与关于如何发展《资本论》的讨论，如《用怎样的观点发展<资本论>——与熊映梧同志商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资本论>的理论》等。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如何坚持和发展《资本论》，发表了多篇论文。 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的创新探索。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依据这一点，他运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并以黑格尔的圆圈法，创造性地探索了生产力和经济规律体系。这一探索从1979年发表《科学技术优先发展的规律和自身发展的规律》一文开始，到1989年正式出版《生产力与经济规律》一书，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第三是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探讨。除了《资本论》和经济规律体系研究外，他也始终关注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并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应用于这些现实问题研究。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经济运行问题，另一是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相关的现实问题，诸如人口问题、土地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等。其中，关于土地问题的研究，形成2部著作，即《土地经济学》和《土地与市场》;关于交通问题的研究，形成著作《交通经济学》。
可见，张薰华的学术研究轨迹开始于其留校任教《统计学》课程的教学工作，进而除了编写教材还探讨统计学中的学术问题，发表了多篇论文，引起学术界关注，此为他学术研究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从中央党校学习至“文革”结束，是近20年的专注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时期，在编写《资本论》讲义和教学过程中，积累了深厚的研究功底。第三阶段，从“文革”结束到本世纪初年届80高龄，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厚积薄发时期，除了继续深化《资本论》研究，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和理论范式，并以其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出谋划策，贡献杰出。第四阶段，从本世纪初至今，依然笔耕不辍，多有总结性的研究成果面世。
目前，已届期颐之年的张薰华，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过半个世纪，是国内公认的《资本论》研究权威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上海《资本论》研究会会长，现为中国《资本论》研究会顾问、上海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上海《资本论》研究会顾问。因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在探索经济规律方面形成独到学术见解，提出‘土地批租’政策建议，对推动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荣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杰出贡献奖。此外，因其教书育人和环境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全国环境教育先进个人”等称号。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曾评价，张薰华的研究“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上都影响深远”。复旦教授尹伯成说：“时下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过时’问题上，我国学界存在着偏见。对于这些偏见，张薰华的学术研究成果也许正好是一个有力的回答。”著名《资本论》研究专家洪远朋指出：“张先生研究《资本论》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紧紧相连，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指出：“张薰华是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以于祖尧、刘国光、杨圣明、张薰华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支持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参与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应用
张薰华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凭借扎实的《资本论》研究，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脉络。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张薰华的研究兵分两路，“一路深入到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及其源泉（人口、资源、环境）;另一路则探索其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以至上层建筑）。”对于物质基础及其源泉的研究形成了他独特的社会生产力结构体系的范式，应用到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产生了他在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以及土地、交通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社会形式的探讨，则形成了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诸多领域独特的观点，包括被誉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八大创新”之一的土地批租论。
1.“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土地批租论
张薰华是国内学术界第一个提出“土地批租”问题的学者。正是他关于“土地批租”的论文，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批租”政策，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1984年，在港澳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张薰华提交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文中指出，“土地的有偿使用关系到土地的合理使用和土地的公有权问题。级差地租应该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港澳的租地办法可以采用。”论文刊载于《中国房地产》1984年第8期。1985年初，由于中央对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视，上海市委研究室注意到这篇文章，约他再写一篇。随即，《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载于该研究室编的《内部資料》第6期。这篇文章又受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注意，嘱再补充，标题改为《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1985年4月10日刊载于该研究室编的内刊《调查与研究》第5期，发至全国各省市领导机关。
张薰华的这一研究，奠定了城市土地使用最重要的理论基础。1986年10月，上海市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土地使用管理办法》，对外商投资企业收取土地使用费，第一次对土地进行有偿使用。1987年，在深圳参加“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讨论会时，张薰华提交论文《论土地国有化与地租的归属问题》。后来，深圳市政府将该市农村土地全部收归国有。1987年9月，深圳市敲响了土地拍卖第一槌，以协商议标形式出让有偿使用的第一块国有土地。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后面，加上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此后，“土地批租”成为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普遍形式，也拉开了中国持续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帷幕。
值得关注的是，在那篇论文中，张薰华还提及上海土地使用中的相关建议。这些建议，也逐步得到采纳，成为现实。譬如，建议上海市政府迁出外滩，把外滩以高地租租给外资、外贸、金融等单位;又如，建议在浦东围海造地，另建大型国际机场;建议上海郊区土地不以种粮为主，种蔬菜、植水果、饲禽畜、养鱼虾，让农民迅速致富;建议以契约形式规定用地单位保证一定量的人均绿化面积，禁止企业超标排污，规定不得开采动用或破坏地下资源;等等。 2.“我国农业的一次思想革命”：林农牧渔副排序的生态意义
张薰华在所著《生产力与经济规律》（1989）一书中指出：过去将农业内部构成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副业按重要次序排列为：农、林、牧、副、渔。这种排列不够科学，由于农业应是生态农业才有发展前途，森林是生态系统的支柱，没有“林”，生态系统就会崩溃，就没有农、牧、渔的发展。“林”是人类生存问题，“农”是人们吃饭问题。农业搞不好会饿死一些人，森林砍光了会使整个人类难以生存下去。因此，“林”应放在首位。至于工副业非农业正业，应在末位。所以， 比较科学的次序应是：林、农、牧、渔、副。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石山研究员的高度认同，并被认为是“我国农业的一次思想革命”。他指出，上世纪80年代，我国山区建设的两条成功经验证明了张薰华“林字当头，搞好农业”的思路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张薰华关于林、农、牧、渔、副排序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992年，张薰华又以《林字当头与林农牧渔副为序》为题，系统论述了他的思想。论文发表后引起关注，《安徽农业》1997年第1期刊文认为，张薰华关于“林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的观点，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新观点”。
3.“抓住了《资本论》的生命力的本质”：“体制创新论”
著名经济学家卓炯认为，张薰华撰写的《<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一书“抓住了《资本论》的生命力的本质”。因为，作者深刻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商品的再生产和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只要撇开资本主义形式，《资本论》的许多基本原理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卓炯因此引申，凡是适用于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改革不适应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的生产关系。
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将商品所有制（市场经济）与生产要素资本主义所有制混为一谈，甚至将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立起来，这样也就陷于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张薰华用“黑格尔圆圈法”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逻辑关系展开为圆圈的圆圈，其中生产关系的圆圈又展开为两个圈层，即商品所有制（市场经济）和要素所有制（私有或公有），这样，就从理论上论证了市场经济也可以与公有制相结合，从而破解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难题。
关于如何进行体制创新，张薰华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逻辑体系。他认为，经济包涵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力）和这个内容所表现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由于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辩证关系，经济改革的范围不应限于经济制度的改革，更要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在他看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则表现为价格，表现为货币的运动。金融是融通货币资金的活动，它也就成为市场经济的龙头。所以，体制改革的源头在金融与地产改革。
4.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生产力源泉理论的视野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概念，最早出现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随着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显现，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反思以增长为目标的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张薰华也是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关注人口问题的，1979年就發表了“试论人口发展规律——兼论我国人口必须进一步控制”。和一般的研究不同，他把人口发展规律作为经济规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视野来分析人口问题。他从生产力的技术构成制约，分析了我国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然性。
同样，深入到生产力的源泉来研究生产力和经济规律，张薰华很快就涉及资源和环境问题。他首先注意到土地资源问题，1986年发表“土地与生产力”一文，提出“保护城乡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要制止污染源，还要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形成生态农业和‘生态’工业，也就是形成无污染的工农业”。应该说，他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提出保护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观点的学者。1987年，他又发表了“试论环境经济规律”一文，系统分析了生产力视野的环境问题。
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不损害未来社会满足其发展要求的资源基础的前提下的发展”。在张薰华看来，这种发展包含“组成人类社会的人口，满足其发展的经济活动，人类社会发展要求的资源基础。归结起来，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环保的关系问题，核心问题则是人口问题”。这些是他近20年一直思考的问题，在近年发表的成果中，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已然上升为生态文明和人口资源环境的法律规范问题。
学问与人生：治学理念、治学方法和理论勇气
张薰华十分认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也把“贱尺璧而重寸阴”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以此教导学生和晚辈。如他所说，做人是与治学分不开的。对任何人来说，年寿有时而尽，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人间“潇洒走一回”，实是将自己沦为普通动物。做人应该为人类群体智力的进化，为人类无限美好的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方不虚此行。
也许正因为如此，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主动提出返回教学科研岗位，开始了他的学问人生之路。中央党校三年深造，让他和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结下了不解之缘，沉潜数十载，硕果累累，成就斐然，终成一代大师。作为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称号，实至名归。
如前所述，张薰华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学理论和唯物辩证法来指导他的研究的，又创造性地运用“黑格尔圆圈法”来解读《资本论》这个“艺术的整体”，还应用于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同样地，在如何对待学术研究问题上，他也服膺于马克思的治学理念和治学方法，并加以遵循和践行。
恩格斯在1895年3月11日致韦尔纳·桑巴特的信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张薰华并没有把《资本论》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能够用于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正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他形象地解读了《资本论》这个“茫茫森林体系”，而且梳理出适用于现代经济运行的规律体系;也正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他在剖析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时游刃有余，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自成其理，自成体系，终成富有创新性的一家之言。
当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创新性的一家之言，是需要理论勇气的。1980年校改《资本论》的某些计算问题时如此，1984年提出借鉴香港土地批租政策如此，1987年否定沿袭已久的农林牧副渔排序时还是如此。不过，这也正反映了他所崇尚马克思的科学精神。他曾指出：“科学按其本性来说只承认事实和规律，它不崇拜任何偶像，它使人们厌弃迷信和愚昧，勇于探索、开拓和创新。”“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应该具有科学态度，不做风派人物;应该具有理论的勇气，不做阿谀奉承之辈。”
他认为，科学的经济学应批判地吸收各家之长。“如果简单地全盘否定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它全是庸俗的，或者无知地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它早已过时了，则都是非科学态度。争鸣应实事求是地鸣其长避其短，荟萃人类精神劳动的成果。”他还认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应科学地对待自己。“作为一名经济理论工作者，不仅要依据科学理直气壮地与别人争鸣，而且要勇于自我批评。认识有一个过程，往往是由错误到正确、由片面认识到全面认识的过程，这是正常的。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为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任何的科学批判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在重庆的复旦大学，他完成了两个转变：一是由茶叶专业的学生转变为经济专业的学生，二是由普通学生转变为革命者。
从中央党校学习至“文革”结束，是近20年的专注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时期，在编写《资本论》讲义和教学过程中，积累了深厚的研究功底。
张薰华是国内学术界第一个提出“土地批租”问题的学者。正是他关于“土地批租”的论文，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批租”政策，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他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提出保护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观点的学者。1987年，他又发表了“试论环境经济规律”一文，系统分析了生产力视野的环境问题。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张薰华并没有把《资本论》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能够用于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