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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0-4149（2020）01-0127-06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0.00.001
作者简介：宫倩楠，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阳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杨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刘志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研究以城市群为载体的人口发展问题意义重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城市群成为我國推动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形态。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和集聚越来越成为塑造我国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聚焦城市群人口空间问题、加强城市群人口发展研究成为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为了进一步推动该领域发展，“中国主要城市（群）人口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11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
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与经济》编辑部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共同举办。会议收到论文投稿近百篇，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全国45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单位160余名领导、专家、学者和学生出席会议，现按照不同主题将发言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城市群发展与演变
城市群是一个不断演化发展的城市集群系统，具有阶段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对其进行界定划分极为复杂，如何正确认识和识别城市群是研究城市群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杨开忠教授首先对“什么是城市群”进行了回答，认为城市群与非城市群组成我国中心—外围地域结构。作为中心区域，我国城市群建设可以追溯到1990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上报国务院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提出的国土综合开发重点区域类型之一，城市群具有密集性、中心性、多样性、完整性、主导性和相对可持续开发性的特点。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童玉芬教授基于详细的文献梳理指出在城市群识别上存在识别方法和指标差异较大、识别目的不同、城市群内包含的城市范围不一致等分歧，但主要城市群或者比较成熟的城市群识别目前大体趋于一致。
我国主要城市群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王桂新教授将城市群与城市圈进行区分，认为长江经济带中只有长三角地区和川渝地区的城市系统可以称得上是城市群，中游地区和云贵地区的城市系统均是以省会城市为中心、一城独大、相互间缺乏联系的多极分散型结构，难以称为城市群。
把握城市群的演变与发展趋势有助于指导城市群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群的发育程度与发展质量。杨开忠教授从总体上指出当前我国城市群已经进入以双力提升为核心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阶段，未来要强化城市群中心功能多样化和全球化，提升城市群地方品质，培育现代化都市圈，从而提升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王桂新教授从人口迁移角度考察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系统结构的演变，认为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地区、中游地区、川渝地区和云贵地区城市系统的集中度均呈上升趋势，但从竞争力和影响力来看，长三角地区城市系统呈增强趋势，中游地区、川渝地区和云贵地区城市系统则相反呈弱化趋势。中游地区、川渝地区和云贵地区城市系统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弱化主要是由于其区域人口的大规模外迁，长三角地区城市系统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增强则主要得益于外来人口的大规模集中迁入。未来长江经济带可以考虑规划发展全国性的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和区域性的川渝城市群，其他两个地区应当规划重点发展省域城市圈（群），四地区城市系统亦应考虑在省会城市以外重点规划发展一些条件较好的地级城市作为各城市系统的重要节点城市。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的王金营教授在分析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变趋势的基础上，指出为了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未来京津冀区域应发展若干个300万—1000万的Ⅰ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此外，雄安新区已初步形成新的人口经济聚集区，应当促进京津冀域内人口向石家庄、保定及雄安、唐山和邯郸进一步集聚，并增强对域外人口的吸引。而在经济层面，要打造京津冀城市群北部、中部和南部强有力的增长极，缩小区域内部经济差异，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二、城市（群）视角下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优化研究
城市（群）当前已经成为我国吸纳流动人口和集聚新增人口的主要区域，其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是在背后深刻的资源环境约束、经济产业引导、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影响下形成的，研究城市（群）人口空间格局、促进城市（群）人口空间格局优化是增强城市群人口承载能力、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童玉芬教授从整体上对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研究进行归纳，指出将城市群看作均质整体，基于全国层面分析城市群之间人口分布与流动集聚的研究相对较少，也较为简单。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城市群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或对不同城市群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进行比较研究，而涉及城市群人口空间优化的研究还不太多见。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姚永玲教授着眼于城市人口空间结构变动，认为中国城市人口空间结构正在向局部聚集发展，核心城市对人口的聚集力在增强，边缘城市不断向中心城市输出人口，以城市规模等级体系为核心的“大分散、小集中”的“分散式集中”格局正在形成。为了优化改善城市人口空间网络结构，需要在区域范围内有针对性地调整影响人口的要素空间分布，包括增加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供给、提高中小城市的工资收入、按照人口规模等级体系合理构建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形成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和工资收入梯度等。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建民教授则将中国城市人口分布格局置于国际背景下，通过城市人口分布格局的国际比较，把握未来中国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集聚和离散趋势，指出未来20年内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将超过75%，城市人口规模2040年将达到10.8亿人。大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仍具有拓展空间，我国城市人口将进一步向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聚集，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聚集力会进一步增强，未来中国城市人口布局的战略重点应该是发展大城市群和跨城市群。 城市（群）人口集聚与分散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研究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变迁意义重大。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张耀军教授基于城市群视角研究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指出相较于非城市群，我国城市群具有人口和城镇化率增长迅速、以中密度城市为主、高密度城市不断增加、空间自相关性较弱、局部人口集聚类型多样、内部不同城市群之间人口规模和城镇化率差异大等特点。未来要充分利用非城市群城市人稀地广的特点，践行“小而美”的高质量城市发展道路;加强城市群城市与非城市群城市之间的协调联动，在优化人口空间分布的同时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充分利用大数据来准确跟踪人口的流动趋势，并对超大城市群城市的人口流动集聚进行有效调控。
北京市委党校尹德挺教授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时空分布格局演变进行分析，指出70年间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保持相对稳定，但存在东西方向差异明显、区域经济—人口协调度“面上改善、点上欠佳”等问题。为实现“胡焕庸线”两侧区域人口数量与资源要素的相对性均衡，他提出首先要关注城市群的集聚，未来中国人口分布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带一路”建设西向拉力与东部城市群发展东向拉力的力量对比;其次要关注人地关系变化，未来中国人口布局的优化依赖于城市减量发展，而非城市增量扩张;最后要关注“胡焕庸线”两侧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姚永玲教授也强调了城市群对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影响，指出依托生产要素逐步形成的紧密联系的城市群，将导致我国人口在整个国土空间中呈现出“组团”状的空间分布格局，从而突破“胡焕庸线”。
三、人口流动迁移与城市（群）发展
人口的流动与迁移将较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城市（群）的人口集聚水平和人口空间集聚格局，同时也将影响我国城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城市（群）人口與发展研究离不开对人口流动迁移态势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段成荣教授从规模、结构和流向上总结了我国主要的人口流动特征，指出当前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依然较大，跨省流动占比较高，流动方向虽有分散化苗头，但向东部集中的趋势未改，除个别超大城市外，向大城市、中心城市和超大城市集中（极化）的势头仍在持续，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特征明显。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陈卫教授认为中国的迁移研究和死亡、生育研究存在很大不同，很少测量分析迁移率水平，多数研究往往考察迁移流动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变化，这与相关数据缺乏有很大关系。鉴于此，使用中国综合调查数据考察了1950—2015年中国人口迁移率，表明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后期上升速度加快，尤其是2000年以来迁移率激增，人口迁移转变过程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相吻合。此外，不同年龄、性别、迁移目的地、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下的人口迁移率存在差异，他进一步指出这种迁移率的测算是低估的，需要基于更为全面完整的迁移史调查来考察迁移转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贾静副教授则基于国际视角，从人口流动路径、迁移类型和人口社会学特征等方面对墨西哥的人口流动状况进行研究。除了分析人口流动迁移的特征和趋势外，还有学者进一步探究影响人口流动迁移的原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程广帅副教授认为城市集聚经济的多样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大于专业化。
城镇化进程下人口的迁移流动推动城市群尤其是其中的特大城市流动人口快速增长和集聚，给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准确了解和把握流动人口状况是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前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齐明珠教授概括了
超大城市北京流动人口呈现的新特征新趋势，并指出要警惕针对流动人口可能出现的非政策预期后果。华南师范大学张华初教授关注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指出教育年限、技术身份、更长的居住年限等个体特征及国民经济增长、基础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提供会增强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而就业环境和产业结构优化则具有弱化影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远教授进一步对流动人口集聚下如何实现有序和有效的城市发展和治理进行研究，认为人口增长和高密度不是“城市病”的原因，恰恰是城市有效运行的结果，城市病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快速增长过程中城市管理和服务能力的滞后，因此应当提供精细化的人口管理服务，对城市流动人口集聚带来的突出问题进行积极的社会治理，并推动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改革。此外，还有学者重点对流动人口集聚带来的社会融合问题、子女随迁问题以及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中的居住证制度和“积分入户”政策进行了讨论。
四、城市人口增长与未来发展方向
城市人口增长主要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外来人口大量向北京、上海等少数几个特大城市流入带来城市人口总量快速增长，对特大城市人口进行规模调控成为近年来城市（群）人口研究的重要热点议题。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苏杨研究员指出当前北京人口规模进入负增长，人口高密度区域有所减少，常住外来人口作为疏解主体下降趋势明显，人口疏解取得初步成效，但严格的人口疏解是否会给北京带来严重的城市人口结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分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盛亦男副教授认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受到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双重影响。北京产业疏解政策实施后，传统行业就业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明显降低。为进一步引导人口流动方向，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另一方面，部分特大城市外来人口流入减少导致城市发展缺乏活力、难以带动经济增长，如何实现城市人口可持续增长引发学者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智勇研究员认为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互促进，均与城市规模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主导产业不同，城市最优人口规模存在差异。为了提高城市劳动生产率未来应尽可能扩大城市规模，重点建设大城市，并推动现代制造业发展。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陈卫民教授以天津市为例，指出城市人口的可持续增长有赖于城市就业由外生增长转向内生增长。要实现就业内生增长必须改善城市宜居环境，提高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扩大城市适度人口规模需要改进城市管理，提高城市效率的均衡水平，微观上要着力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关于未来我国城市发展的方向，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陈友华教授指出人口集聚下的城市快速发展导致了诸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为主要特征的“大城市病”，而受效率为先城市发展规律的驱使，技术上的不断突破，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等导致的空间利用形态的变化等，使得未来高密度人口空间聚集与再分布形成的“紧凑型城市”在后工业社会成为可能，同时也是中国大城市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未来城市发展中“收缩型城市”同样受到关注。2019年4月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重点建设任务》中首次提到了“收缩型城市”，并明确提出“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严控增量、盘活存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吴康副教授对收缩型城市进行了介绍，指出人口迁移流出、老龄化等因素引起的人口减少是城市收缩的第一识别特征，此外还包括经济衰退、城市空间衰败或品质下降等。他认为单纯依赖现有的人口统计数据还不足以科学地支撑收缩型城市及城市局部收缩的精确识别，但采用人口普查数据基于实体地域对比与行政区域互验的角度测算我国城市人口的增减变化对于甄别收缩性城市依然具有意义，未来希望在人口普查以及人口统计实践中能够解决统计口径不一致、城乡划分标准不衔接、人口属性数据与空间数据不匹配等问题，从而为收缩型城市的精准识别提供科学依据。
五、我国主要城市群的人口与发展问题探讨
处在不同发展水平和发育阶段的城市群面临的人口与发展问题存在差异，针对主要城市群展开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关于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较多，王金營教授强调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经济结构不均衡，虽然内部有北京、天津两个超大城市，但缺少500万—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大城市数量也较少;区域内部经济联系虽然逐渐增强，但大部分地区整体发展水平仍较低。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苏杨研究员指出北京人口疏解的效果已显，常住人口减少、人口高密度区域减少，但就像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减少人口数量的同时可能会带来人口年龄、性别结构问题一样，政策趋向过于单一的人口总量疏解政策也可能带来北京的人力资源结构问题，使诸多“高精尖”产业的就业人员缺少“性价比”高的服务业人员支撑，为长期发展埋下隐患，这需要构建新指标进行理论分析并长期监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肖周燕教授则关注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改善，指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出台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通过人口和经济的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有效促进了京津冀PM2.5排放向低水平收敛。
关于长三角城市群，东北师范大学史桂芬教授团队指出人口流动通过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及促进居民消费推动了我国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增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封志明教授团队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流动人口的时空变化格局及结构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我国第四大城市群仍具备进一步集聚人口的现实基础，但需要解决流入人口居留意愿弱、区域内部环鄱阳湖经济带中心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比较优势不足、长株潭城市群吸纳流动人口能力偏低等问题。中央财经大学侯佳伟教授从人口规模结构、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迁移水平以及人才需求等多个方面介绍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发展状况，并倡议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发展问题的研究。延安大学米瑞华副教授在分析古丝绸之路沿线城市人口分布演变过程、现状特征、影响因素和人口区划的基础上，以灰色预测和格网密度法预测人口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城市点轴状聚集的趋势，为西北丝绸之路城市群的培育和发展提供空间人口学视角的建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刘厚莲副研究员基于比较视角，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的人口流动迁移特征，发现三大城市群流动人口规模呈现差异性趋势，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基本表现出等级越高，流动人口规模越大的特点。工作就业、随同流动和学习培训是影响三大城市群的人口流动迁移的主要原因，不同等级的流动人口稳定性也存在差异。还有学者考察了长江沿线三大城市群人口与经济的时空分布特征与空间联系强度。
总体来看，城市（群）人口与发展研究涉及人口学、城市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研究内容丰富，已经取得了不少突破和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未来应进一步寻求中国城市群发展中人口空间集聚和格局形成的特有理论与规律，从城市群人口分布与空间流动之间关系、国际视野下的城市群比较分析、未来城市群人口空间格局优化等方面继续深化相关研究。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0.00.001
作者简介：宫倩楠，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阳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杨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刘志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研究以城市群为载体的人口发展问题意义重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城市群成为我國推动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形态。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和集聚越来越成为塑造我国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聚焦城市群人口空间问题、加强城市群人口发展研究成为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为了进一步推动该领域发展，“中国主要城市（群）人口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11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
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与经济》编辑部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共同举办。会议收到论文投稿近百篇，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全国45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单位160余名领导、专家、学者和学生出席会议，现按照不同主题将发言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城市群发展与演变
城市群是一个不断演化发展的城市集群系统，具有阶段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对其进行界定划分极为复杂，如何正确认识和识别城市群是研究城市群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杨开忠教授首先对“什么是城市群”进行了回答，认为城市群与非城市群组成我国中心—外围地域结构。作为中心区域，我国城市群建设可以追溯到1990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上报国务院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提出的国土综合开发重点区域类型之一，城市群具有密集性、中心性、多样性、完整性、主导性和相对可持续开发性的特点。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童玉芬教授基于详细的文献梳理指出在城市群识别上存在识别方法和指标差异较大、识别目的不同、城市群内包含的城市范围不一致等分歧，但主要城市群或者比较成熟的城市群识别目前大体趋于一致。
我国主要城市群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王桂新教授将城市群与城市圈进行区分，认为长江经济带中只有长三角地区和川渝地区的城市系统可以称得上是城市群，中游地区和云贵地区的城市系统均是以省会城市为中心、一城独大、相互间缺乏联系的多极分散型结构，难以称为城市群。
把握城市群的演变与发展趋势有助于指导城市群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群的发育程度与发展质量。杨开忠教授从总体上指出当前我国城市群已经进入以双力提升为核心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阶段，未来要强化城市群中心功能多样化和全球化，提升城市群地方品质，培育现代化都市圈，从而提升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王桂新教授从人口迁移角度考察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系统结构的演变，认为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地区、中游地区、川渝地区和云贵地区城市系统的集中度均呈上升趋势，但从竞争力和影响力来看，长三角地区城市系统呈增强趋势，中游地区、川渝地区和云贵地区城市系统则相反呈弱化趋势。中游地区、川渝地区和云贵地区城市系统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弱化主要是由于其区域人口的大规模外迁，长三角地区城市系统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增强则主要得益于外来人口的大规模集中迁入。未来长江经济带可以考虑规划发展全国性的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和区域性的川渝城市群，其他两个地区应当规划重点发展省域城市圈（群），四地区城市系统亦应考虑在省会城市以外重点规划发展一些条件较好的地级城市作为各城市系统的重要节点城市。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的王金营教授在分析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变趋势的基础上，指出为了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未来京津冀区域应发展若干个300万—1000万的Ⅰ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此外，雄安新区已初步形成新的人口经济聚集区，应当促进京津冀域内人口向石家庄、保定及雄安、唐山和邯郸进一步集聚，并增强对域外人口的吸引。而在经济层面，要打造京津冀城市群北部、中部和南部强有力的增长极，缩小区域内部经济差异，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二、城市（群）视角下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优化研究
城市（群）当前已经成为我国吸纳流动人口和集聚新增人口的主要区域，其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是在背后深刻的资源环境约束、经济产业引导、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影响下形成的，研究城市（群）人口空间格局、促进城市（群）人口空间格局优化是增强城市群人口承载能力、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童玉芬教授从整体上对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研究进行归纳，指出将城市群看作均质整体，基于全国层面分析城市群之间人口分布与流动集聚的研究相对较少，也较为简单。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城市群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或对不同城市群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进行比较研究，而涉及城市群人口空间优化的研究还不太多见。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姚永玲教授着眼于城市人口空间结构变动，认为中国城市人口空间结构正在向局部聚集发展，核心城市对人口的聚集力在增强，边缘城市不断向中心城市输出人口，以城市规模等级体系为核心的“大分散、小集中”的“分散式集中”格局正在形成。为了优化改善城市人口空间网络结构，需要在区域范围内有针对性地调整影响人口的要素空间分布，包括增加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供给、提高中小城市的工资收入、按照人口规模等级体系合理构建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形成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和工资收入梯度等。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建民教授则将中国城市人口分布格局置于国际背景下，通过城市人口分布格局的国际比较，把握未来中国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集聚和离散趋势，指出未来20年内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将超过75%，城市人口规模2040年将达到10.8亿人。大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仍具有拓展空间，我国城市人口将进一步向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聚集，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聚集力会进一步增强，未来中国城市人口布局的战略重点应该是发展大城市群和跨城市群。 城市（群）人口集聚与分散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研究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变迁意义重大。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张耀军教授基于城市群视角研究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指出相较于非城市群，我国城市群具有人口和城镇化率增长迅速、以中密度城市为主、高密度城市不断增加、空间自相关性较弱、局部人口集聚类型多样、内部不同城市群之间人口规模和城镇化率差异大等特点。未来要充分利用非城市群城市人稀地广的特点，践行“小而美”的高质量城市发展道路;加强城市群城市与非城市群城市之间的协调联动，在优化人口空间分布的同时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充分利用大数据来准确跟踪人口的流动趋势，并对超大城市群城市的人口流动集聚进行有效调控。
北京市委党校尹德挺教授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时空分布格局演变进行分析，指出70年间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保持相对稳定，但存在东西方向差异明显、区域经济—人口协调度“面上改善、点上欠佳”等问题。为实现“胡焕庸线”两侧区域人口数量与资源要素的相对性均衡，他提出首先要关注城市群的集聚，未来中国人口分布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带一路”建设西向拉力与东部城市群发展东向拉力的力量对比;其次要关注人地关系变化，未来中国人口布局的优化依赖于城市减量发展，而非城市增量扩张;最后要关注“胡焕庸线”两侧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姚永玲教授也强调了城市群对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影响，指出依托生产要素逐步形成的紧密联系的城市群，将导致我国人口在整个国土空间中呈现出“组团”状的空间分布格局，从而突破“胡焕庸线”。
三、人口流动迁移与城市（群）发展
人口的流动与迁移将较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城市（群）的人口集聚水平和人口空间集聚格局，同时也将影响我国城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城市（群）人口與发展研究离不开对人口流动迁移态势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段成荣教授从规模、结构和流向上总结了我国主要的人口流动特征，指出当前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依然较大，跨省流动占比较高，流动方向虽有分散化苗头，但向东部集中的趋势未改，除个别超大城市外，向大城市、中心城市和超大城市集中（极化）的势头仍在持续，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特征明显。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陈卫教授认为中国的迁移研究和死亡、生育研究存在很大不同，很少测量分析迁移率水平，多数研究往往考察迁移流动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变化，这与相关数据缺乏有很大关系。鉴于此，使用中国综合调查数据考察了1950—2015年中国人口迁移率，表明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后期上升速度加快，尤其是2000年以来迁移率激增，人口迁移转变过程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相吻合。此外，不同年龄、性别、迁移目的地、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下的人口迁移率存在差异，他进一步指出这种迁移率的测算是低估的，需要基于更为全面完整的迁移史调查来考察迁移转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贾静副教授则基于国际视角，从人口流动路径、迁移类型和人口社会学特征等方面对墨西哥的人口流动状况进行研究。除了分析人口流动迁移的特征和趋势外，还有学者进一步探究影响人口流动迁移的原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程广帅副教授认为城市集聚经济的多样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大于专业化。
城镇化进程下人口的迁移流动推动城市群尤其是其中的特大城市流动人口快速增长和集聚，给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准确了解和把握流动人口状况是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前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齐明珠教授概括了
超大城市北京流动人口呈现的新特征新趋势，并指出要警惕针对流动人口可能出现的非政策预期后果。华南师范大学张华初教授关注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指出教育年限、技术身份、更长的居住年限等个体特征及国民经济增长、基础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提供会增强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而就业环境和产业结构优化则具有弱化影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远教授进一步对流动人口集聚下如何实现有序和有效的城市发展和治理进行研究，认为人口增长和高密度不是“城市病”的原因，恰恰是城市有效运行的结果，城市病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快速增长过程中城市管理和服务能力的滞后，因此应当提供精细化的人口管理服务，对城市流动人口集聚带来的突出问题进行积极的社会治理，并推动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改革。此外，还有学者重点对流动人口集聚带来的社会融合问题、子女随迁问题以及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中的居住证制度和“积分入户”政策进行了讨论。
四、城市人口增长与未来发展方向
城市人口增长主要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外来人口大量向北京、上海等少数几个特大城市流入带来城市人口总量快速增长，对特大城市人口进行规模调控成为近年来城市（群）人口研究的重要热点议题。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苏杨研究员指出当前北京人口规模进入负增长，人口高密度区域有所减少，常住外来人口作为疏解主体下降趋势明显，人口疏解取得初步成效，但严格的人口疏解是否会给北京带来严重的城市人口结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分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盛亦男副教授认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受到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双重影响。北京产业疏解政策实施后，传统行业就业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明显降低。为进一步引导人口流动方向，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另一方面，部分特大城市外来人口流入减少导致城市发展缺乏活力、难以带动经济增长，如何实现城市人口可持续增长引发学者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智勇研究员认为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互促进，均与城市规模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主导产业不同，城市最优人口规模存在差异。为了提高城市劳动生产率未来应尽可能扩大城市规模，重点建设大城市，并推动现代制造业发展。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陈卫民教授以天津市为例，指出城市人口的可持续增长有赖于城市就业由外生增长转向内生增长。要实现就业内生增长必须改善城市宜居环境，提高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扩大城市适度人口规模需要改进城市管理，提高城市效率的均衡水平，微观上要着力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关于未来我国城市发展的方向，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陈友华教授指出人口集聚下的城市快速发展导致了诸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为主要特征的“大城市病”，而受效率为先城市发展规律的驱使，技术上的不断突破，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等导致的空间利用形态的变化等，使得未来高密度人口空间聚集与再分布形成的“紧凑型城市”在后工业社会成为可能，同时也是中国大城市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未来城市发展中“收缩型城市”同样受到关注。2019年4月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重点建设任务》中首次提到了“收缩型城市”，并明确提出“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严控增量、盘活存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吴康副教授对收缩型城市进行了介绍，指出人口迁移流出、老龄化等因素引起的人口减少是城市收缩的第一识别特征，此外还包括经济衰退、城市空间衰败或品质下降等。他认为单纯依赖现有的人口统计数据还不足以科学地支撑收缩型城市及城市局部收缩的精确识别，但采用人口普查数据基于实体地域对比与行政区域互验的角度测算我国城市人口的增减变化对于甄别收缩性城市依然具有意义，未来希望在人口普查以及人口统计实践中能够解决统计口径不一致、城乡划分标准不衔接、人口属性数据与空间数据不匹配等问题，从而为收缩型城市的精准识别提供科学依据。
五、我国主要城市群的人口与发展问题探讨
处在不同发展水平和发育阶段的城市群面临的人口与发展问题存在差异，针对主要城市群展开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关于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较多，王金營教授强调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经济结构不均衡，虽然内部有北京、天津两个超大城市，但缺少500万—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大城市数量也较少;区域内部经济联系虽然逐渐增强，但大部分地区整体发展水平仍较低。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苏杨研究员指出北京人口疏解的效果已显，常住人口减少、人口高密度区域减少，但就像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减少人口数量的同时可能会带来人口年龄、性别结构问题一样，政策趋向过于单一的人口总量疏解政策也可能带来北京的人力资源结构问题，使诸多“高精尖”产业的就业人员缺少“性价比”高的服务业人员支撑，为长期发展埋下隐患，这需要构建新指标进行理论分析并长期监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肖周燕教授则关注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改善，指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出台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通过人口和经济的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有效促进了京津冀PM2.5排放向低水平收敛。
关于长三角城市群，东北师范大学史桂芬教授团队指出人口流动通过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及促进居民消费推动了我国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增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封志明教授团队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流动人口的时空变化格局及结构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我国第四大城市群仍具备进一步集聚人口的现实基础，但需要解决流入人口居留意愿弱、区域内部环鄱阳湖经济带中心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比较优势不足、长株潭城市群吸纳流动人口能力偏低等问题。中央财经大学侯佳伟教授从人口规模结构、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迁移水平以及人才需求等多个方面介绍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发展状况，并倡议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发展问题的研究。延安大学米瑞华副教授在分析古丝绸之路沿线城市人口分布演变过程、现状特征、影响因素和人口区划的基础上，以灰色预测和格网密度法预测人口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城市点轴状聚集的趋势，为西北丝绸之路城市群的培育和发展提供空间人口学视角的建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刘厚莲副研究员基于比较视角，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的人口流动迁移特征，发现三大城市群流动人口规模呈现差异性趋势，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基本表现出等级越高，流动人口规模越大的特点。工作就业、随同流动和学习培训是影响三大城市群的人口流动迁移的主要原因，不同等级的流动人口稳定性也存在差异。还有学者考察了长江沿线三大城市群人口与经济的时空分布特征与空间联系强度。
总体来看，城市（群）人口与发展研究涉及人口学、城市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研究内容丰富，已经取得了不少突破和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未来应进一步寻求中国城市群发展中人口空间集聚和格局形成的特有理论与规律，从城市群人口分布与空间流动之间关系、国际视野下的城市群比较分析、未来城市群人口空间格局优化等方面继续深化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