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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劳动力转移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作用形式是通过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实现的。由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部门，因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正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部门转移，所以，在劳动力的部门转移过程中必然伴随生产率的提高。陕西省整体农业发展水平不高，正因为如此，农业部门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文中1978-2005年间的陕西省内劳动生产率分析印证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为加速这种劳动力的移动提出了一定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陕西省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8）06－0040－05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西方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做了相当多的论述。自1954年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发表后，费景汉和拉尼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对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和补充。他们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应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业剩余的增加为前提。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劳动力转移对经济结构转变的三段理论。运用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理论，我国经济理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上也产生诸多研究成果，国内从1983年开始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普遍认为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杜鹰等在《走出农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一书中指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快慢，从根本上取决于农业相对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1］邹农俭认为，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二是农村对劳动力的排斥力，但与西方国家相比，吸引力与排斥力具有严重不对等性，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农村偏低的收入、单调的生活方式、落后的生活环境对劳动力的排斥力。［2］这些观点多是从定性的角度论证劳动力转移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我国的经济学理论在对生产率提高进行定量研究的论证并不多见。
陕西省农业发展水平并不高，目前整体上仍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阶段。随着农村劳动力绝对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化过程中耕地面积不断下降，以及机械化规模化的农业经营模式的大力推广，这些因素使得陕西农村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迫使农业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流动，使劳动力由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提高生产率。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给陕西省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体是多少？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定量测量的模型对该问题进行了估算。
一、劳动力转移贡献的测算模型
劳动力转移效益即为劳动力再配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属于资源再配置效益或结构转换效益问题。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是以不同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不同为前提的，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势必提高劳动力的总体效率。因此测量具有不同边际生产率的部门之间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要比较生产率总增长率与生产率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劳动力再配置或转移效益。［3］
为了能够集中考察农业剩余劳动力从低效益农业部门向高效益工业与服务业部门转移所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我们将中国产业部门只划分为两个部门，即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于是社会总劳动生产率可分解为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和，权数为农业与非农业部门各自的就业比重。
显然，dy/y表示整体经济的增长率，dy1/y1表示农业部门生产率的增长率，dy2/y2表示非农业部门生产率的增长率。这样，整体经济的增长率就分解为两部分：第一个括号内的内容表示由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由于各个部门因自身的生产率增长对整体经济生产率带来的影响，并由它们的加权平均表示；而dr1、dr2分别表示的是随时间的变化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从业人员结构的变化，因此第二个括号内的部分表示的是生产率保持不变时从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带来的影响。
根据上面建立的模型可知，用整体经济的增长率减去第一部分，即由于各部门生产率变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就会得到由于不同部门从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就是由于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带来的影响。
二、陕西省总体经济状况
为研究陕西总体经济状况，须首先搜集陕西省不同年份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就业结构及产出结构情况。为此，收集了1978-2005之间不同年份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人数和不同年份农业及非农业的GDP值，并由此计算出农业人口比例、非农业人口比率以及不同部门所占的GDP比重，见表1。
人口数据表明，在改革开放后1978-1999年之间，农业人口和非农产业人口绝对量的增长上和总体人口规模趋于一致，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在结构比率上农业人口呈现稳步下降趋势，而非农产业人口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二者差距从1978年的70.6%下降到1999年的55.6%，差距缩小了15个百分点；而在1999-2005年间虽然总体人口规模在扩大，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也在增加，但是，农业人口绝对数规模却在缩减。因此，必然会出现农业人口比率下降而非农产业人口比率上升，二者之间差距从1999年的55.6%下降到2005年的49.3%，仅仅7年的时间就缩小了6.3个百分点。从GDP数据显示，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在逐渐下降，而二者差距扩大的速度越来越快，非农产业越来越成为国民生产总值构成的主体部分。
在上述数据基础上可以得到陕西省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及不同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其中劳动生产率由该部门产值与该部门就业人数相比得到。为了比较两部门生产率的差异，在得出各部门生产率的基础上，同时将非农业部门生产率除以农业部门生产率，这个比值体现出各年份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动率差异度。［4］
显然，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一直在稳步提高，而且不管是农业部门还是非农业部门，其生产率水平都呈现稳定的增长趋势，这都是国家产业政策更加合理以及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的结果。从二者在1985年以后比值逐渐扩大的趋势可以看出，非农业部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速度。
三、劳动力转移对陕西经济影响估算
为了初步衡量不同时期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差异，同时为了便于不同时期的比较，取相同长度时间区间。为简便起见，分别取10年和5年的指标研究。
(一)劳动力转移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在表1的基础上可以得出全社会以及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同时，根据文中第一部分所建立的模型，可以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分解为两部分：由于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全社会整体生产率的提高；由于劳动力由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所带动的生产率增长，见表2。
（二）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影响
在前面所有数据的基础上，将GDP的增长进行分解：一方面由于总体劳动力规模的扩大所引起的部分增长；另一方面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也带来GDP的增长，而生产率的提高中有一部分是由于劳动力转移的结果。因而将这两步分析的结果综合起来就可以得到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所带来的贡献率，见表3。
1978年之后，农村的率先改革首先将大批隐性农业剩余劳动力变为显性，从而增大了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在此基础上，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带动了较大规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1980-1985年劳动力转移贡献百分比较为突出，在这期间，劳动力转移所带动的生产率增长率为15.4%，占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19.3%；GDP增长的大部分动因是生产率的提高，由劳动力增加所带来的GDP增长仅仅为6.7%，生产率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为88%，生产率增长中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贡献达到17%。
1985-1990年，农业就业人员比重继续下降，并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而非农产业进一步增长。但这一时期宏观环境有所恶化，既经历了中国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还受到中国首次市场“疲软”的影响。陕西省也难以避免地受到这种经济状况的影响，因此经济增长质量较差，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尤其是农业投入的减少使得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甚至有所下降，农业所带动农业生产率增长率与非农业生产率增长率之间差距前所未有之大。劳动力转移所带动的生产率增长仅为4.6%，占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4.5%；劳动生产力转移对GDP贡献仅为3.7%。
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到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契机。同时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尤其是1996年、1997年中国经济“软着陆”的成功，特别是1999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很多政策开始向西部倾斜，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总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提高。由于这一时期城市改革步伐加快，尤其是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非农产业的发展速度开始高于农业。1990-1995年间非农产业的生产增长率达到134.4%，农业的生产增长率也达到99%，到1995年非农产业生产率为1990年的2倍还多，而农业的生产率也达到1990年的近2倍；而劳动力转移对GDP贡献在1990-1995恢复正常水平、1995-2000有所增长，之后基本上保持着一个不变的水平。
四、陕西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对策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地转移出去已不仅仅是一个农民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经济、政治因素在内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同时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能否实现的必要条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区域上讲，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不在东部，而在中西部；从城乡上讲,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农民奔小康，收入是关键，农民的收入则来自就业问题的解决。因此，当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保证将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地转移出去，才有可能使西部地区的农村实现小康。陕西作为西部开发的重点地区，更应该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工作的重点。可以采取的相关对策有：
(一) 开发农业资源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部分还是靠农村自身增加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事实上，从长远看，陕西目前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远不能满足开发农业资源的需要，开发农业资源需要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相应的资金。在物质技术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和资金短缺的情况下，现有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超越了其对劳动力吸纳限度，也会产生相对剩余现象。［5］因此，政府要增加对农业投人，采取鼓励开发农业资源的政策，加快农业资源开发步伐。如：以优惠政策吸引农民开发荒山、草坡，改造沙漠、河滩，开垦荒地，利用农业资源；利用当地土地、气候等资源，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农副土特名优产品，为剩余劳动力开辟更多的就业门路，提高农业内部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6］
（二）发展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支柱之一，也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实践证明，资源型乡镇企业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能够经受住紧缩环境和市场疲软的考验。大力发展资源型乡镇企业，不仅可以避免农民大规模涌向城市，而且可以降低因环境变化而出现的劳力波动的幅度，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7］比如大力兴办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在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发展粮油食品、畜禽肉类产品、乳类产品、果汁罐头饮料、中药保健等加工系列，并逐步由初加工向深加工、精加工转化，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经济优势。
（三）加强技术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
现在农村剩余劳力转移不稳定，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素质较差，就业适应性过低，这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或从事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或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比传统农业高得多。［8］因此，陕西应搞好劳动力智力开发。应重视农村劳力的技术培训工作，如加强基础九年义务教育，减少农民文盲率；推动职业技术教育制度改革，增设资源开发课程，如采取以会代训、开设技术讲座、科技片放映等方式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四）建立城乡劳动力统管制度，发展劳务输出
劳动部门应当统筹管理城乡劳动力，把农村劳动力管理纳入其工作计划。有条件的乡镇可以劳动服务公司为基础，组建乡镇劳动管理服务机构，积极开展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调查、登记、培训、职业介绍、管理等，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将农村剩余劳力输送到城镇、企业和单位。劳动服务机构可以在中心区域建立劳务市场，及时向农民提供劳务市场信息，组织劳务输出，避免劳力盲流。［9］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也显得更加必要，逐步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使得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获得同一的社会身份，同时要做好城市用工制度和城市旧有福利体制的配套改革，真正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
参考文献：
［1］杜鹰，张红宇.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61-70.
［2］ 邹农俭.中外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5-19.
［3］ 夏耕.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9-125.
［4］ 李碧宏.重庆市剩余劳动力转移探析［J］.重庆师大学报,2005（4）:83-85.
［5］ 王小宝.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思路［J］.经济师,2005（9）:130-131.
［6］ 王国霞.我国农村问题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J］. 山西大学学报,2007（4）:19-24.
［7］ 国家统计局.农村剩余劳动力定量研究［J］.调研世界,2007（3）:18-21.
［8］ 张书林.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J］.当代经济科学,2006（2）:95-96.
［9］ 李仙娥,王春艳.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J］.中国农村经济,2004（5）:22-25.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陕西省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8）06－0040－05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西方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做了相当多的论述。自1954年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发表后，费景汉和拉尼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对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和补充。他们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应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业剩余的增加为前提。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劳动力转移对经济结构转变的三段理论。运用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理论，我国经济理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上也产生诸多研究成果，国内从1983年开始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普遍认为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杜鹰等在《走出农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一书中指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快慢，从根本上取决于农业相对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1］邹农俭认为，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二是农村对劳动力的排斥力，但与西方国家相比，吸引力与排斥力具有严重不对等性，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农村偏低的收入、单调的生活方式、落后的生活环境对劳动力的排斥力。［2］这些观点多是从定性的角度论证劳动力转移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我国的经济学理论在对生产率提高进行定量研究的论证并不多见。
陕西省农业发展水平并不高，目前整体上仍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阶段。随着农村劳动力绝对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化过程中耕地面积不断下降，以及机械化规模化的农业经营模式的大力推广，这些因素使得陕西农村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迫使农业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流动，使劳动力由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提高生产率。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给陕西省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体是多少？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定量测量的模型对该问题进行了估算。
一、劳动力转移贡献的测算模型
劳动力转移效益即为劳动力再配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属于资源再配置效益或结构转换效益问题。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是以不同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不同为前提的，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势必提高劳动力的总体效率。因此测量具有不同边际生产率的部门之间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要比较生产率总增长率与生产率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劳动力再配置或转移效益。［3］
为了能够集中考察农业剩余劳动力从低效益农业部门向高效益工业与服务业部门转移所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我们将中国产业部门只划分为两个部门，即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于是社会总劳动生产率可分解为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和，权数为农业与非农业部门各自的就业比重。
显然，dy/y表示整体经济的增长率，dy1/y1表示农业部门生产率的增长率，dy2/y2表示非农业部门生产率的增长率。这样，整体经济的增长率就分解为两部分：第一个括号内的内容表示由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由于各个部门因自身的生产率增长对整体经济生产率带来的影响，并由它们的加权平均表示；而dr1、dr2分别表示的是随时间的变化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从业人员结构的变化，因此第二个括号内的部分表示的是生产率保持不变时从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带来的影响。
根据上面建立的模型可知，用整体经济的增长率减去第一部分，即由于各部门生产率变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就会得到由于不同部门从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就是由于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带来的影响。
二、陕西省总体经济状况
为研究陕西总体经济状况，须首先搜集陕西省不同年份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就业结构及产出结构情况。为此，收集了1978-2005之间不同年份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人数和不同年份农业及非农业的GDP值，并由此计算出农业人口比例、非农业人口比率以及不同部门所占的GDP比重，见表1。
人口数据表明，在改革开放后1978-1999年之间，农业人口和非农产业人口绝对量的增长上和总体人口规模趋于一致，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在结构比率上农业人口呈现稳步下降趋势，而非农产业人口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二者差距从1978年的70.6%下降到1999年的55.6%，差距缩小了15个百分点；而在1999-2005年间虽然总体人口规模在扩大，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也在增加，但是，农业人口绝对数规模却在缩减。因此，必然会出现农业人口比率下降而非农产业人口比率上升，二者之间差距从1999年的55.6%下降到2005年的49.3%，仅仅7年的时间就缩小了6.3个百分点。从GDP数据显示，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在逐渐下降，而二者差距扩大的速度越来越快，非农产业越来越成为国民生产总值构成的主体部分。
在上述数据基础上可以得到陕西省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及不同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其中劳动生产率由该部门产值与该部门就业人数相比得到。为了比较两部门生产率的差异，在得出各部门生产率的基础上，同时将非农业部门生产率除以农业部门生产率，这个比值体现出各年份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动率差异度。［4］
显然，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一直在稳步提高，而且不管是农业部门还是非农业部门，其生产率水平都呈现稳定的增长趋势，这都是国家产业政策更加合理以及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的结果。从二者在1985年以后比值逐渐扩大的趋势可以看出，非农业部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速度。
三、劳动力转移对陕西经济影响估算
为了初步衡量不同时期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差异，同时为了便于不同时期的比较，取相同长度时间区间。为简便起见，分别取10年和5年的指标研究。
(一)劳动力转移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在表1的基础上可以得出全社会以及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同时，根据文中第一部分所建立的模型，可以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分解为两部分：由于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全社会整体生产率的提高；由于劳动力由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所带动的生产率增长，见表2。
（二）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影响
在前面所有数据的基础上，将GDP的增长进行分解：一方面由于总体劳动力规模的扩大所引起的部分增长；另一方面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也带来GDP的增长，而生产率的提高中有一部分是由于劳动力转移的结果。因而将这两步分析的结果综合起来就可以得到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所带来的贡献率，见表3。
1978年之后，农村的率先改革首先将大批隐性农业剩余劳动力变为显性，从而增大了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在此基础上，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带动了较大规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1980-1985年劳动力转移贡献百分比较为突出，在这期间，劳动力转移所带动的生产率增长率为15.4%，占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19.3%；GDP增长的大部分动因是生产率的提高，由劳动力增加所带来的GDP增长仅仅为6.7%，生产率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为88%，生产率增长中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贡献达到17%。
1985-1990年，农业就业人员比重继续下降，并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而非农产业进一步增长。但这一时期宏观环境有所恶化，既经历了中国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还受到中国首次市场“疲软”的影响。陕西省也难以避免地受到这种经济状况的影响，因此经济增长质量较差，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尤其是农业投入的减少使得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甚至有所下降，农业所带动农业生产率增长率与非农业生产率增长率之间差距前所未有之大。劳动力转移所带动的生产率增长仅为4.6%，占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4.5%；劳动生产力转移对GDP贡献仅为3.7%。
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到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契机。同时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尤其是1996年、1997年中国经济“软着陆”的成功，特别是1999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很多政策开始向西部倾斜，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总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提高。由于这一时期城市改革步伐加快，尤其是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非农产业的发展速度开始高于农业。1990-1995年间非农产业的生产增长率达到134.4%，农业的生产增长率也达到99%，到1995年非农产业生产率为1990年的2倍还多，而农业的生产率也达到1990年的近2倍；而劳动力转移对GDP贡献在1990-1995恢复正常水平、1995-2000有所增长，之后基本上保持着一个不变的水平。
四、陕西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对策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地转移出去已不仅仅是一个农民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经济、政治因素在内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同时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能否实现的必要条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区域上讲，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不在东部，而在中西部；从城乡上讲,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农民奔小康，收入是关键，农民的收入则来自就业问题的解决。因此，当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保证将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地转移出去，才有可能使西部地区的农村实现小康。陕西作为西部开发的重点地区，更应该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工作的重点。可以采取的相关对策有：
(一) 开发农业资源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部分还是靠农村自身增加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事实上，从长远看，陕西目前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远不能满足开发农业资源的需要，开发农业资源需要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相应的资金。在物质技术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和资金短缺的情况下，现有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超越了其对劳动力吸纳限度，也会产生相对剩余现象。［5］因此，政府要增加对农业投人，采取鼓励开发农业资源的政策，加快农业资源开发步伐。如：以优惠政策吸引农民开发荒山、草坡，改造沙漠、河滩，开垦荒地，利用农业资源；利用当地土地、气候等资源，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农副土特名优产品，为剩余劳动力开辟更多的就业门路，提高农业内部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6］
（二）发展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支柱之一，也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实践证明，资源型乡镇企业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能够经受住紧缩环境和市场疲软的考验。大力发展资源型乡镇企业，不仅可以避免农民大规模涌向城市，而且可以降低因环境变化而出现的劳力波动的幅度，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7］比如大力兴办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在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发展粮油食品、畜禽肉类产品、乳类产品、果汁罐头饮料、中药保健等加工系列，并逐步由初加工向深加工、精加工转化，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经济优势。
（三）加强技术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
现在农村剩余劳力转移不稳定，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素质较差，就业适应性过低，这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或从事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或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比传统农业高得多。［8］因此，陕西应搞好劳动力智力开发。应重视农村劳力的技术培训工作，如加强基础九年义务教育，减少农民文盲率；推动职业技术教育制度改革，增设资源开发课程，如采取以会代训、开设技术讲座、科技片放映等方式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四）建立城乡劳动力统管制度，发展劳务输出
劳动部门应当统筹管理城乡劳动力，把农村劳动力管理纳入其工作计划。有条件的乡镇可以劳动服务公司为基础，组建乡镇劳动管理服务机构，积极开展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调查、登记、培训、职业介绍、管理等，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将农村剩余劳力输送到城镇、企业和单位。劳动服务机构可以在中心区域建立劳务市场，及时向农民提供劳务市场信息，组织劳务输出，避免劳力盲流。［9］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也显得更加必要，逐步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使得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获得同一的社会身份，同时要做好城市用工制度和城市旧有福利体制的配套改革，真正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
参考文献：
［1］杜鹰，张红宇.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61-70.
［2］ 邹农俭.中外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5-19.
［3］ 夏耕.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9-125.
［4］ 李碧宏.重庆市剩余劳动力转移探析［J］.重庆师大学报,2005（4）:83-85.
［5］ 王小宝.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思路［J］.经济师,2005（9）:130-131.
［6］ 王国霞.我国农村问题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J］. 山西大学学报,2007（4）:19-24.
［7］ 国家统计局.农村剩余劳动力定量研究［J］.调研世界,2007（3）:18-21.
［8］ 张书林.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J］.当代经济科学,2006（2）:95-96.
［9］ 李仙娥,王春艳.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J］.中国农村经济,2004（5）:22-25.